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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鄙视乌有之乡，那我们就要警惕在言行上向他们这种人靠拢，警惕成为他们这种想让异己彻底闭嘴的人。我们与乌有之乡众人的差别不应停留在政治立场右与左的差别，而应该是自由与奴役的差别，应该是宽容与狭隘的差别。对于每一个自由的追求者，都应该深知自由于己于人的重要性，远离敌人意识与斗争意识，切莫在它们的蛊惑下走向另一个自由的乌有之乡。     切莫走向自由的乌有之乡   文/令霸贤（北京邮电大学）     有时候现实总是很幽默，当然黑色幽默居多，这几天又让我看到了两场黑色幽默。 乌有之乡这个网站聚集了很多奇葩，这帮毛时代的余孽一直以来都在反自由、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政治，他们天天打着红太阳的大旗去号召抓谁、审谁、“和谐”谁。结果他们想“干掉”的人一个都还没出事，他们自己却被西红市的政治斗争牵连，率先被和谐了。此为黑色幽默之一，看着这帮人摔进自己挖的坑里，确实值得没心没肺地开怀大笑一番。 笑归笑，可某些人真的开始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对乌有之乡的封禁，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还曾经为言论自由呐喊疾呼，曾经强烈反对与谴责政府对舆论的钳制，这着实让人目瞪口呆。此为黑色幽默之二，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一个人的立场如何，也不管其观点是对是错，更不管其主张是否符合“政治正确”，他都拥有表达的自由。都说要追求言论自由，可如果我能自由地说话而你却不能，这依旧不能称为言论自由。就如肯尼迪在柏林墙边所说的那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如果你支持封禁乌有之乡，你还敢拍着胸脯说你在追求言论自由吗？ 当然会有人说乌有之乡上的部分用户的言论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也的确如此，但这依旧不是封禁乌有之乡的理由。如果乌有之乡上哪个用户的发言侵犯到了某人的名誉权（比如扣各种乱七八糟的帽子），那受害者完全可以去法院起诉该发言者，要求道歉和赔偿；如果哪个用户的发言包含指向明确的人身威胁以及“明确且现时的危险”，那完全可以报警，让司法机关可将其送进监狱。谁的言论“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就让法律去制裁他即可，但将作为这一群人发言平台的乌有之乡封掉，这算什么？这就是带有浓厚连坐色彩的野蛮政治迫害，这种“反左”和当年的“反右”甚似。 如果一个人对与其观点相左者被噤声而表示支持，则即使其满口都是言论自由，我也绝不会相信他追求的是言论自由，因为他的思维里还充斥着大量东风西风相互压倒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而与异己不共戴天的敌人意识和斗争意识，这不正是毛时代的遗毒吗？乌有之乡众变成这副丑态也不正是因此吗？在这点上某些“自由派”反而和他们的“敌人”殊途同归了。敌人意识与斗争意识是公民社会的毒瘤，它不会将这个国家推进自由之门，它只会将自由的追求者带到自由的乌有之乡。历史上这种教训数不胜数。     伴随敌人意识与斗争意识的，则是愚昧与丧失理智，所以乌有之乡众的智商也一直成为大家调侃的对象。但支持封禁乌有之乡的那些人也已经落入这个怪圈，在敌人意识与斗争意识的蒙蔽下，他们忘了没有人应该成为政治的陪葬品，忘了成为政治陪葬品的命运曾经且随时会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忘了帮他们“反左”的这台国家机器当年干过更残暴的“反右”，他们也忘了这台国家机器对他们的噤声更加严厉，忘了删过贴、封过号、喝过茶、抓过人的还是同一台不受约束的国家机器，他们更忘了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那必将流传千古的碑文。同为野蛮制度的鱼肉，却为对方成为权力刀俎的受害者而庆贺，这实为天大的愚蠢。 如果我们鄙视乌有之乡，那我们就要警惕在言行上向他们这种人靠拢，警惕成为他们这种想让异己彻底闭嘴的人。我们与乌有之乡众人的差别不应停留在政治立场右与左的差别，而应该是自由与奴役的差别，应该是宽容与狭隘的差别。对于每一个自由的追求者，都应该深知自由于己于人的重要性，远离敌人意识与斗争意识，切莫在它们的蛊惑下走向另一个自由的乌有之乡。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自由的代价：走向虚无 ＜摇光＞不自由恐惧症 ＜天璇＞自由感 ＜摇光＞以自由的名义 肩负自由的疲惫 无觅

茅于轼：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 作者：茅于轼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9 11:17:12 阅读量：1361次 　　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肯定当时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的潮流，其次他认为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如果逆势而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想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感到他的远见卓识。至今，还有许多人看不见这个世界潮流，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认为中国特殊。事实上这个潮流不但没有消退，它正在以更浩荡的气势席卷全球。现在有了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看问题更为清楚了。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多年。这世界潮流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呢？顺应这个潮流和逆对这个潮流表现在哪里呢？潮流的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因为这将指明全世界变化的方向，也能警告我们不要看错了路，逆潮流而动，被潮流所抛弃。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过去五千年中，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时间里，虽然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商品交换和个别的人员来往，但是并没有形成世界潮流。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开启了一个世界潮流，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那以后的二百多年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二百年中的增量超过了过去几万年的积累；平均寿命也从26岁增加到68岁。西欧首先走上富裕之路，接着美洲和澳洲跟进，成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成果通过商业化造福于人类。市场机制还能做到优化资源配置，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三十年内财富的生产增长了16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中国完全改变了面貌，经济总量列居世界第二。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 　　人类社会找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个世纪初，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大潮应该是共产主义。全世界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道路。经过七八十年的试探，以牺牲无数人口的生命为代价，终于放弃了这条路。以如此的代价试探一条错误的道路，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实在太珍贵了。但是人类社会能不能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选择正确的道路，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当今世界上最重大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按照什么道路发展的问题。中国应该说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觉悟却是最含糊不清的。 　　市场经济制度还对人类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贡献，即消灭了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 　　在此以前，资源多通过战争获得。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它为了自己的发展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那里有煤，有铁，有粮食。后来又为了石油和橡胶侵占了东南亚。但现在日本虽仍然是资源穷国，却是经济强国。 　　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费一兵一卒，可以获得全世界各地的资源。中国、美国、日本等都要进口资源有限的石油，但是因为有市场分配，从来没听说这些石油进口国会因争夺石油而发生战争。当然，确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不懂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违反潮流而动，这就非常危险，很可能导致战争。甚至一些大国的领导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做出禁止进口或禁止出口的决定，以为是做了好事。在粮食安全方面强调自给自足，认为这样更安全，这是又一个例子。 　　市场经济的大潮势如破竹。最典型的例子是原社会主义阵营试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七八十年，以失败告终，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其中有的更成功一些，有的不那么顺利。中国是最成功的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不很容易。亚洲、拉美、非洲都有许多转型不成功的例子。中国能不能最终转型成功也还有待观察。转型成功的只是极个别的，像亚洲的“五小龙”。最近古巴下了很大的决心，准备放弃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 　　但是，一百年前孙中山所说的潮流应该是他的理想——三民主义。为实现它，他提出宪治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就是讲过渡到宪政的政治准备。 　　孙中山依照林肯所提的“民有、民治、民享”，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当前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市场经济搞得半半拉拉、进退维谷的国家，都是在宪政上遇到了困难。或者更直白地说，当权者不愿意放弃特权，把政权回归人民，于是发生市场和特权的冲突。市场的原则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如果有了特权，既无公平，又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市场必定会和特权发生冲突，社会动荡不安。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写照。 　　世界大潮将收敛于民主。法治、宪政，配以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大潮虽然势不可挡，但是其进行也十分曲折。世界大潮和各国的固有文化和历史传统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在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实质就是五千年皇权传统和普世价值的冲突。可以预料，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逐渐消退，让位于世界大潮。 　　在别的国家也是传统文化和世界大潮的冲突。例如有的文化歧视女性，禁止女孩上学，禁止妇女开车。这显然和世界大潮的平等自由相冲突。我们可以预期，大潮最终将冲破这些反潮流的观念，实现男女平等。 　　更普遍的问题是特权与人权的冲突。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里，传统的国家治理是靠特权者的管理。碰到好的统治者，百姓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但是更经常的是残暴的统治者，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最近发生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别的国家里，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人权和特权的冲突。特权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目的，压迫奋起反抗的人，形成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争。也有由于民族隔阂，民粹主义得以流行，导致民族冲突；或者宗教不同，互相看不惯，处处有摩擦，发展成为武力对抗。这些矛盾都能够在普世价值的概念下得到解决。平等，彼此尊重；自由，互不干涉；信仰不同仍能平安相处。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化、求同存异、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它给出一个未来社会结构的解决方案。 　　与此相反的各种想法，例如排斥不同的文化，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干涉别人的想法，企图实施霸权，这些都不是普世价值，都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性的大问题。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政治家（也包括不少百姓）却不是这样想的，都想指挥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错了。当今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战争还在打着，都是想法不同，都想强加于人，造成的冲突。大陆和台湾的冲突可说是一个典型。这里没有争夺资源的问题，有的是统一和独立的对立。 　　尽管全世界矛盾多多，冲突不断，但是解决方案是存在的。我深信，全球一定能够走上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大同世界。

陈有西：为何冤案平反难 作者：陈有西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日期：2012-3-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9 11:10:19 阅读量：1371次 　　这次全国两会修订了《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写进了这一重要法律。很多条款的修订，都同人权进一步保障相关。而恰在两会期间，河北聂树斌疑似错杀案再度引起关注。 　　2005年，河北曝出一个惊天冤案。在押犯罪嫌疑人王书金交代，他11年前曾强奸杀人。然而警方调查时却发现这起案件早已结案，强奸杀人的罪犯聂树斌10年前已被执行死刑。这两人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这一问题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河北省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由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组成的调查组对这起案件进行详细调查。最高法院也指令河北高院复查。现在，离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已经18年，离王书金自供杀人聂错杀冤案曝光也已经7年。对这样一个错杀基本可证、社会一直关注、政法委和最高法院都指令调查的案件，过了7年还没有实质性启动复查平反。 　　早年发现的湖北京山的佘祥林杀妻案，佘坐了十几年牢，被杀的妻子居然回来了。于是全国媒体大哗，一时成了典型冤案。赵作海案、杜培武案等冤案的发现，莫不如此。 　　为什么这类案件，都要到真正的凶手抓获、死者出现，才能够平反昭雪？甚至到了聂树斌案这样的铁证都出现了，仍然 7年无法平反？假如没有这些如山的证据出现，这些冤案能否被复查平反？能否被发现？ 　　刑事案件其实还是法院审判质量最好的一个领域。因为这个审判马虎不得。它的好多证据都是物证，像血液，像指纹，像尸体，像凶器，很难伪造，也很难任意解释。因此，刑事法官不好当。出现一个硬证据，你再掩盖也掩盖不了。正因为如此，法院对刑事案件都是高度重视的。像湖北佘祥林案，高级法院实际上把好了死刑关，才没有把这个“杀妻犯”判死刑。但高级法院这样认识，为什么县法院和中级法院仍要判他15年？除了“死者”家属大闹法院、公安的压力外，“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口供定案”都是主要原因。 　　当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总结佘祥林案教训时向新闻界说：从审判机关的角度来看，有关司法理念需要调整和变更。第一，对刑法的功能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要全面认识。除了惩罚和打击犯罪，还有更重要的功能，或者是同等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保护无辜和维护人权。第二，要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人权、保护无辜，那么就要有一个选择，出现疑罪的时候是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第三，如果出现疑罪，或者疑罪比较多的情况下，事实有很多疑问的情况下，我们到底是从民意还是从事实？不管将来有关观念的改变或者更新发生到什么程度，审判机关必须要严守，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其他案件，审判机关作为一个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严把事实关，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最高法院这样的认识，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那一次，大声说出来了。 　　在原先的阶级斗争思维下，一个人一旦抓起来，他就是阶级敌人，就是专政对象，就是罪犯。保护这样的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实际上，姑息刑讯逼供，重视口供定案，搞疑罪从轻甚至疑罪从有，在我国几十年的法院刑事审判中，长期存在。只是其他的冤案，没有死人复活、真凶出来这样的铁证，根本不可能让错案如此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媒体这样穷追猛打，让专家这样评头品足。 　　冤案为什么平反难？因为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没有的事实变成了有口供，唯一的方式只有刑讯，屈打成招。也就是说，这样的案件一旦暴露，第一道公权力环节恰恰是罪魁祸首。而这些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旦盖了大印，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这个机关的事。办案的人、审批的人、参加的人、签字的人，都要一起担责任。到了检察院，他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他没有把好关诉过去了，他也有责任，而且不是一个人责任，公诉人、批捕处长、起诉处长、检察长也有责任。到了法院，主审人有责任、合议庭有责任、庭长有责任、审判委员有责任、院长有责任。再到二审，法院、检察院都有同样一群人有责任。这个案件如果是政法委讨论过同意过的，他们也有责任。因此，平反一个冤案，涉及的机关不下十个，涉及的有司法权的实权人士，不下几十个。集体负责能够防止错案，而错案一旦形成，则难以平反。因为后果影响面太大了。还有公权力的威信问题。为一个被告要损害这样一大片机关和有权人士的声誉，一般干脆不提起复查。牺牲一个，保护大家。有时复查了，为了掩盖前面的错案，不惜再制造新的错案。一错到底，大家安全。这就是围绕冤案的一种博弈，往往以在押人的失败告终。 　　刑事案件这样，民事、商事、行政案件的错案也有类似问题，因为这类案件的证据，大多数都可以有多种理解，法官解释起来得心应手。法院对理解不同的错误判决，不会认为是错案。这类案件的错案社会上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谁说你的理解观点就是对的？凭什么法院一定要接受你的观点？有的全国权威的民法专家论证过的案件，年轻的法官偏就要判他输。甚至还得意地说：“专家有什么了不起？他的论证我看也不会看，我照样把它当废纸！”根本不可以有刑事证据这样的确定性，不可能有死人回家这样的没有歧义的铁证。因此，这一块的错案，纠正起来比刑事案件还要难。 　　最高法院万副院长为佘祥林案曾对记者说：错案是无法避免的，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为此，司法队伍的素质要提高，目前的司法制度要改革，要努力使司法公正得到实现。我们期望中国的司法改革从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更快的突破。这次两会修订了《刑诉法》，我们下一步要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改革我们的司法制度和互相独立制约，加强合议庭第一线的权力，减少行政化司法的现象。司法体制不改革，我们的纠错机制不可能真正有效运转，群众的不满、上访，就不可能减少。司法的人民性和公正性就无法保障。

　　一 　　历史将永远记住—— 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天上还飘过小雪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悍然开枪，共杀死请愿的学生、民众47人，伤200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当天的《国务院通电》说请愿学生、群众是“暴徒”，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三一八”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枪响之后，鲁迅先生停止了手头的写作，愤然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4—9节)，发表于3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72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声音：“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污之曰‘暴徒’!”“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这些文字毫不隐晦曲折，直截了当点名批评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惨剧发生后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开发表。 　　3月25日，鲁迅写下《死地》，发表于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 　　3月26日，鲁迅写下《可惨与可笑》，发表于3月28日的《京报副刊》; 　　4月1日，鲁迅写下了传世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发表在4月12日的《语丝》周刊74期。 　　这篇文章因为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广为人知，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忘不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充分见证了中国女性的勇毅和临难的从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些文字传诵了将近80年，感动了一代代的青年。我有时候常想如果不是鲁迅他们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写下的文字，后世的人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刘和珍其人，这个年仅22岁就被杀害的女孩。 　　4月2日，鲁迅先生写了《空谈》，发表在4月1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 　　那些深刻的一针见血的议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4月6日，他写了《如此“讨赤”》，发表于4月10日的《京报副刊》; 　　5月6日，他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三》，发表于17日的《语丝》周刊79期。 　　在“三一八”枪响后的一个多月中，鲁迅先生接连不断，连珠炮似地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般的文字，并且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今天已经没有鲁迅，也没有《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和《语丝》。一个杀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鲁迅，有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便还有希望。杀人固然可恶，但一个没有鲁迅的民族更加可怕，一个民族的整体堕落以此为甚。 　　二 　　“三?一八”的枪声一直回荡在鲁迅的耳边，烈士殷红的血迹一直晃动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才会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一再提起这件事。但是如果说当时除了鲁迅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谴责屠杀了，那不是对历史的篡改就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是让我们抹去岁月的灰尘，读一读1926年3月18日枪响之后那些发黄的报刊吧。 和鲁迅走了一条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这个以苦茶隐士自我解嘲、写小品文的作家，他的忧愤虽然没有他的哥哥来得深重，但对于“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他同样的感到悲痛。 　　“三一八”第二天，周作人就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不仅指名道姓、愤怒地谴责段祺瑞等杀人者，对无动于衷、至少袖手旁观的国民军也毫不客气。他连续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等文，为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对“不知哀矜”男女感到可怕。 　　“三一八”第五天，他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72期)，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 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 4月5日《语丝》73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与《纪念刘和珍君》一样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女子”。 5月24日他还在《语丝》80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唯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刻也没有沉默，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追悼会，并送去哀愤的挽联。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还在《语丝》81期发表《死法》一文，6月28日他又写下“百日”祭文(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无所顾忌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底线、人道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重读那些遗忘已久的文字，简直不敢相信出于周作人的手笔。 “三一八”的枪声，青年殷红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当国民党“狂热地讨赤”，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将他保存的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交给《语丝》发表。20年后，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不无苍凉地写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著尸体，身上盖著一层薄雪……”甚至40年后，他还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记里写着：“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悲凉之气笼罩了他的整个生命，他也在随后到来的民族浩劫中丧生。可以说“三一八”的噩梦缠绕了这位知识分子整整一生。 　　三 　　温文尔雅、以《荷塘月色》等美文传世的朱自清先生，时为清华学校老师，他也参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会游行，亲身经历了从死尸堆里爬出的血腥一幕。作为屠杀的见证人，1926年3月23日，他在屠杀后五天内就愤怒地写完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他要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因此他详尽地记下了那骇人听闻的公开杀戮，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闻。枪响之时，他还以为是空枪，直到鲜红的热血滴在他的手背上、他的马褂上，他才清楚屠杀发生了。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那近在耳旁的伤者的“呻吟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清楚地记下了光天化日下的兽行，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贵记录—— 　　“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袴为止”。 　　他还记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事： 　　“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在那场惨剧中，他的学生韦杰三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挨不到三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48)他的微笑就永远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泪写出《哀韦杰三君》(发表于4月9日的《清华周刊》)。他反复地说——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反复地说起韦杰三的微笑。他说“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门下电车时还见过韦杰三的最后一面，“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无论多少年后，凡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又有谁能忘得了韦杰三永远的“微笑”呢? 　　四 　　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刘和珍的英文老师林语堂，在刘和珍她们被难的第三天就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发表在《语丝》72期)，他说自己经过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他说刘和珍她们“是代表我们死的”。 “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刚动过手术的梁启超先生也在医院对记者表示自己“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 　　1926 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推出“纪念三一八”专号，青年诗人闻一多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歌唱为自由、正义而血洒铁狮子胡同的死难志士，称“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甚至连“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徐志摩也写下《梅雪争春》一诗：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雪! 　　同时，他在《自剖》一文中谴责了这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无辜”的行为——“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 　　五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 ……” 　　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作曲后传唱全城，悲怆、低沉、反复的旋律飘荡在20世纪音乐史的上空。两个文弱书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学者”的羽毛，不惮铁血和子弹，唱出了一个民族无比悲愤的心声，成为衰亡民族不屈从于强权、暴力的见证。 　　六 　　《现代评论》周刊主编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惨剧》、主要撰稿人之一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击记》，都一致抨击了军阀政府的杀人暴行。身为北大法学教授的王世杰还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这个问题。 其他主要撰稿人许士廉、高一涵、陶孟和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政府，杨振声和凌叔华则以“三一八”为背景发表小说《阿兰的母亲》、《等》。即便是陈西滢的“闲话”也是谴责杀人者的。翻开当年的《现代评论》，那个温和的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知识群体针对“三一八”惨案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 　　七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邵飘萍办的《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新闻和评论，广泛深入地报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报》第二版刊出题为《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的长篇报道，副标题是“死三十余人伤二百人死伤确数容再详细调查”(其时，比如韦杰三就还辗转呻吟于医院中，并未断气)，率先公开报道了“国务院门前之屠杀”，“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并刊登了70多位伤亡者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伤势等详细情况。以血写的事实把段祺瑞政府钉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了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月20日，《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 　　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报》发表评论《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杀案要点》，在杀人政权的眼皮底下，一个普通报人、一张民办报纸居然毫不含糊地提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这样要命的问题。 　　3月22日，《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47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月31日，《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30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12天里，《京报》就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10多篇，最多的一天达18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等撰写的有关文章103篇。 　　4月26日，邵飘萍惨遭军阀张作霖的杀害，他手创的独立报纸《京报》也被封杀，离“三一八”枪响仅一个月零八天。 　　八 　　这是1926年3月18日，军阀杀害了47人之后，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们的群体反映。军阀虽有杀人的武器，却也奈何不了知识分子们手中的笔，在青年男女们淋漓的鲜血面前，他们用自己的良知写下了一个个大写的“人”字。 　　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军阀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英人物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良心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师长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正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有了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举国上下社会舆论的一致抗议，尽管那个年代依旧黑暗，当时的花瓶国会还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多少“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周作人语);因此才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段祺瑞才被迫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段祺瑞政府也在1926年4月倒台了，这一切离大屠杀发生还不足一个月。 　　那些死伤的青年学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见，但他(她)们都一样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那些老师辈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编辑，政见也许五花八门，对社会的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有些根本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屠杀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谴责杀人政权，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面貌。他们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笔，行使了天经地义的抗议权。那些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还有《晨报》(曾公布“三一八”伤亡者名单)，更不用说鲁迅等创办的《语丝》周刊，甚至《现代评论》等，在“三一八”枪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写下了值得后人永远追忆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