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茉莉花革命联盟: 政法委秘书长提公民社会陷阱遭轰专家解析
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政法委它从理论上、从原则上对 公民社会 、对公民意识的觉醒、对 维权 活动、对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表现出很明显的敌对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会引起网友那么强烈的反弹。它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份东西，说明中共高层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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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社论］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社论］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2011-05-20） 早报导读 ［外地社论摘刊］走出李光耀的影子 淡马锡控股：积累储备金都获保护 马宝山：住房政策政治代价大 愿负责任 颜金勇：面对医疗和老年课题新挑战 杨莉明：改善交通问题是首要任务 最近，广州市建设委员会拟投资人民币1亿5000万元提升光亮工程项目，引发市民不满。先是有市民在微博上号召千名广州市民剃光头抗议，接着又有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征集千枚大拇指”行动，目的都是促请当局公开与工程有关的信息详情，充分征求市民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征集光头”与“征集大拇指”之类反映了公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市民行动，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境内，并非新兴事物。近些年来，广州市已经发生过好几起市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事件，例如2009年的番禺区居民群起反对政府兴建番禺垃圾发电厂事件，2010年亚运会前夕发生的“撑粤语”千人街头运动等等。 互联网技术发达造就的“网络民主”，固然是广州市民得以针对个别市政项目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关键因素。从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广州市民抗议行动，最终都没有演变成中国其他地区常见的“群体性事件”，足见广州市党政机关乃至更高一级的广东省，在处理这类事件上表现出了相当克制，愿意与民间妥协的开明政风。 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广州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一座“得风气之先”的先进城市。在省会城市带头影响下，广东省也就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得风气之先”的省份，其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定点试验经济特区的四大特区，除厦门以外，深圳、珠海、汕头都在广东。而对中国当代史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讲话内容也是从广东经验开始谈起的。 近年来，广州在社会管理方面又迈出了“摸着石子过河”的步伐，那就是积极探讨公民社会并从深圳市开始进行试验。2007年9月，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民应邀到广州出席“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为题发表公开演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这场学术演讲的主办单位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更早之前的2002年，深圳市福田区景洲大厦的业主以直选方式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这个被视为公民社会先河之举，2010年终于获准在市建设局备案，确立了法律地位。2008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把公民社会建设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总共有将近59万名志愿者投入服务，人数远远超过往届亚运会。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总动员，为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团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广为当地媒体报道的“赵广军志愿服务工作室”就是一例。 不过，尝试以公民社会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广东模式”，并不像以“唱红打黑”为社会管理主轴的“重庆模式”那样深受中共高层青睐。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最新一期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更是以空前强烈的语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称之为西方国家为中国人设计的“陷阱”。 无论周本顺所言是否个人观点，其党内身份和发表文章的刊物特点，已经足以令人产生诸多联想。譬如否定公民社会是否代表中共的官方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争？又或者说，中共内部在社会管理问题上，是否已经出现了以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和颇具左倾色彩的“重庆模式”的两条路线之争？ 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共每逢换届，尤其是涉及领导人代际更换之际，都会出现一些激烈的斗争。不过，无论中共最终选择何种社会管理模式，都会在明年的十八大之后尘埃落定。而中共最终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法广：艾未未事件的深层含义
原文：http://goo.gl/BsvA4 作者 雅尼克 中国艺术家、维权人士艾未未于4月三日在北京机场“被”失踪之后，引起全球舆论的极大关注。不仅欧美各国政府反应迅速，相继发表正式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欧洲议会、国际人权团体，文化与艺术团体，包括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均参与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艾未未的行动。艾未未的失踪，在中国国内、港澳台也激起了强大反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艾未未的遭遇以及声援艾未未的全球性动员程度超过了对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被判刑所激起的反响。 之所以讲艾未未被失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就艾未未的去向给出正式的说明。这也正是自阿拉伯世界掀起茉莉花革命浪潮以来，滕彪、唐吉田、江天勇等几十名律师的命运。不过，官方媒体抹黑艾未未的宣传攻势实际上已经承认艾未未的失踪乃是政府所为。 艾未未是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艾未未被抓之后世界的强烈反应就是明证。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艾未未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知道仍然采取行动，显然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艾未未是中国公民社会结出的灿烂果实 艾未未被抓当然不是由于其艺术活动，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艾未未以其著名艺术家之身，以艺术与语言为表达手段，为弱小者伸张正义，为受害者争取权益，为公民社会扩展空间。相对于由于起草08宪章而被判十一年监禁的刘晓波，艾未未的定位只能是一位有良心、敢真言的艺术家。他没有系统的政治论述，也非政治异议人士。他是一位嫉恶如仇，敢于呼喊、敢于实践公民权利的当代豪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抓捕艾未未，因为艾未未代表的至多是中国成长艰难的公民社会，而非在政治权力领域里同政府较量。 那么，中国政府又为何要对这样一位艺术家下手呢？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一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俨然君临中国大地，这即是政府给民众打开经济发展的空间，经商创业的路敞开着，但是政治空间则是党的独霸天下。于是，任何人，只要在政治领域挑战权力，无一例外均会遭到镇压。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似乎也大致遵循这一默契。众多的民运人士包括刘晓波的被捕，都可以用这一逻辑来加以解释。在这一新的社会契约的隙缝中，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会。二十年来，中国律师阶层的成长，媒体人独立意识的确立，以互联网为言论阵地的公民社会的觉醒等因素，也间接得益于这一社会默契。从某种意义上，艾未未本人未尝不是这一公民社会发展所结出的灿烂果实。在此前，律师、记者等各类维权人士，虽然被重重打压，但相对于政治异议人士来说，界线仍然是分明的。即使是如高智晟律师被失踪事件，也可以从他本人直接介入法轮功事件，从而越过了共产党的红线来加以解释。 向公民社会宣战 然而，艾未未事件却打破了这一社会与官方的契约。艾未未事件标志着一种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官方越过政治的红线，将政治的禁区向公民社会领域扩展。而这一转折的背景既是今年初起于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也是官方对封禁互联网破功的自觉意识。茉莉花革命给中国当局的警示是：仅仅防范公开的政治异议人士不足以防止丢掉政权，在公民社会喷薄欲出的今天的中国，公民、法制、律师、网络等均是专制政权的大敌。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被抓的虽是艺术大师艾未未，但目标则是整个公民社会、网络空间的活跃分子，是对公民社会的某种宣战。这也解释了为何艾未未事件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只要你自觉是公民社会的一份子，有捍卫公民权利，争取言论自由之心，有匡扶社会正义，维护弱小之志，你就会从艾未未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艾未未的遭遇感同身受。
阅读更多公民社会是陷阱，官僚社会是不是陷阱?
“历史上有过‘公民社会陷阱’这一说么?如果公民社会是一个陷阱，那么，官僚社会是不是一个陷阱，并且是一个更可怕的陷阱呢?”
阅读更多德国之声 | 压制公民社会：北京一锤定音？
Shared by Max贝立《GFW，我们不高兴！》Say NO！to GFW墙外新闻评论转播，点击此处看所有转贴 “我们”是共党，次序当然是 党 的利益第一，“国家”其次，最后才轮到“人民”。 公民社会：西方国家陷阱？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要警惕公民社会。文章指出：”创新社会管理，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 ” 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国政法系统人士首次将以全面否定的语气提及公民社会。在此之前，广东的媒体都已收到禁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谈及和讨论公民社会；深圳市原计划于今年展开公民社会的试验，但上报中宣部后却被否定。因此，整个广东省今年上半年的社会管理计划也因此而泡汤。但中国政法系统人士以如此严厉到底口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并将其与西方国家，亦即北京左派人士眼中的海外敌对势力相联系，这却还是第一次。 周本顺的文章还写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过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而是要确保党委和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到位；不是过多强调按照人口比例发展社会组织，而是要加快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改革，完善职能；不是过多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而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将其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确保其健康有序发展，真正成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补充。” 他还写道：”当前，一些人对国外社会管理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小政府、大社'”，似乎大量的社会管理应该由社会负责。实际上，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二是社会组织属于’第三部门’，似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实际上，国外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国，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 全面左转：策略还是战略？ 这篇文章显然是中国政法系统对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社会管理的一个最后注解。胡锦涛不久前提出社会管理的课题，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甚至开始威胁到中共执政党的地位。然而，到底什么是社会管理，显然在中国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社会管理应着眼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亦即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通过社会自治来解决问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其手段必须是严厉的，以防止出现任何可能产生社会骚动的苗子。 两种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关于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争实际上却涉及到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正如本栏之前的文章所分析，中国发展至今，实际上已经出现”一个病人，两种药方”的局面，而所谓社会管理之争则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本源，既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阶段，也来源于中国在这过程中未来处理好政府职能的转型，因而未来建立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的政府体系，从而导致政府大量介入市场，并继而导致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 面对这一局面，比较理性的做法是继续深化改革，并以继续改革，尤其是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政府元素来完成这一转型。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恰恰出现了以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趋势，其集中代表就是”重庆模式”。而作为”重庆模式”对立面的”广东模式”，亦即注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并积极探索公民社会进程的做法，却受到了严重压制。 这一左转的趋势从理论上是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北京高层在十八大前的策略之举，还是预示着其未来的长远战略？若是前者，人们也许还能尝试忍受；若是后者，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堪忧了。 作者：李崇光（香港中国问题分析员）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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