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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昨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乌坎事件、郭美美风波、温州动车事件位列前三位，其中乌坎事件更是在最终评选中，以45票全票通过而位列榜首。 公共事件今年首次入选 据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介绍，从2009年起，中心每年都组织专家评选年度中国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今年，在推选提名和初步评选的基础上，高校学者、社会组织领导、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媒体资深人士共同参与了最终评选。 今年当选的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包括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包括公共灾难）、公民事件（包括公民灾难）和公共政策四大类。其中，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各占30%。公民事件占10%。而2010年当选的十大事件中，四大类型中缺少了公共事件，公益慈善则都是正面事件。相比之下，今年入选的事件更为均衡。 十大事件说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评审团专家指出，2011年的十大公民社会事件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地参与社会建设。在一些方面相当强化，特别是公益慈善方面。参与的方式是以个人的身份和个体的权利来参与，这样的参与度大大增强，说明了公民权利意识的一种觉醒。政府面对频发的公共事件紧急应对正在成为常态，这也加大了公共政策出台的强度和速度。 “如果说2008年被历史标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启动元年，那么2011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元年。” 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1 乌坎事件：彰显基层治理困境，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 专家点评：在矛盾激化后，由于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了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了行政力简单化处置的倾向。该事件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影响，也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冲突管理提供了成功样本。 2 郭美美风波：拷问红会，引发慈善大讨论 专家点评：“郭美美”的个人际遇触动公益进化论之大命题，推动慈善公益从边缘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预示着社会的成长。 3 温州动车事件 专家点评：温州动车事件中的民间表现，既显示出社会对于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更彰显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借助网络平台传达理性诉求，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4 免费午餐：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 专家点评：免费午餐的价值不仅在于利用网络为动员和行动的工具，开启社会公益新模式；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在公共议程长期由政府全面主导的历史传统下，公共议程首次由民间引导，社会发酵而得到政府的良性互动实属罕见。 5 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公民行动争取环境权 专家点评：大众相互动员，不迷信权威，焦点始终执着于修订法规以接纳民意。同时，政府修正立场，承认大众立场的合法性，在修法中及时响应，权利主张与权力协调诚实配套。 6 小悦悦事件：叩问公民道德困境 专家点评：2011年，对道德沦丧的批判及对社会良知的呼唤再不会比这更强烈了，但当普遍性的反思都在谴责社会而不求诸己心时，“公民”又何在？唯一介草民陈贤妹的朴素一抱，成就了中国良心的最后救赎。 7 广东省出台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方案：民间组织发展迎春盼夏 专家点评：社会稳定，要靠培育和管理两条腿走路。广东省此举为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反思政府职能定位带来契机。 8 甘肃校车悲剧：影响公共决策，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布 专家点评：校车悲剧及引发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公众焦虑。从事故追责、体制问责到公民捐献校车争议的多个方面，公众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发言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 9 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中国NGO国际化争议，民间辩论展现社会转型内外压力 专家点评：公益的目的之一在于，尽最大力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公共利益，此一宗旨无分国族内外。但现实中的公益运作，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职能规范化有待解决。 10 “社会管理”进入国家话语：社会创新管理进程全面启动 专家点评：从“治安”到“管理”，两个字的改变，显示了国家层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也意味着中央直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情况，是中共治理思维的创新。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干兴艳 （维权网信息员刘洪报道） 2 月 8 日上午 ，四川成都市双流县各独立候选人胡金琼、李昭秀、干兴艳、辛文荣、辛国慧、周文明、赵先琼、杨芳、庄富英、李维国、王慧等人到各自的选区索取“初步候选人登记表”，被选举工作人员要求：必须要推荐人带身份证和户口簿，到社区办公室来，当着选举工作人员的面来填写，拒绝给推荐表，公民的提名权被非法剥夺。 胡金琼等人认为选举工作人员的行为是非法的，因此，与成都其他选区的独立候选人纷纷到成都市政府信访，要求切实保护公民的被选举权，被市政府信访办转到各自区人大去接访。下午，他们各自去了各自的区、县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但均被推诿。 双流县的十多名独立候选人，一直在双流人大办公室内等待人大领导答复，谁知答复没等到，却被当地维稳人员 50 多人赶来试图驱赶他们离开。期间，双流县东升镇芦篙社区干部林忠红（ 13568955993 ）对独立参候选人干兴艳毒打，脚踩头部，并踢打干兴艳致其受伤昏倒在地。 截止晚上 20 点 20 分，笔者联系到正在医院看望干兴艳的另一双流独立候选人，据这位候选人表述：干兴艳现在还在呕吐，伤势十分严重，现在截止晚上 21 点，医生正在给干兴艳进行各项检查，家属正联系将伤者转到成都市条件稍好的医院接受治疗。 伤者干兴艳电话： 13330986670

核心提示：为什么2012对中国的异议者来说会非常艰难——以及美国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原文： The Forbidden Citizen 作者：Sophie Richardson 发表：2012年2月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台北的 艾未未 “缺席”展，以空椅子拼出的”艾未未”。】 2012年刚刚过了一个月，对中国那些和平的批评者来说，他们若想在国内有立锥之地，前景看起来十分晦暗。一月，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家法院判处作家李铁10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杭州的检察机关对诗人朱虞夫以煽动颠覆罪起诉，因为他写了一首关于政治改革的诗。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余杰一月逃离了中国，在华盛顿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北京警察如何长达几个小时地殴打他，用香烟烫他。12月下旬，四川法院判处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陈伟九年徒刑，罪名也是颠覆罪；几天后，贵州一家法院对批评政府的陈西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 这些人仅仅因为行使由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就被处以重刑，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发出的明确的警告——闭嘴。 在过去几年，执政党中共一直以铁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去年，因为担心阿拉伯之春将”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国，当局对批评者的策略从拘押调整为让他们消失，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在4月3日被逮捕，随后被拘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直到6月22日。2009年，中国判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之一刘晓波11年徒刑。当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恐吓、逮捕、拘留签署人的行动，并毫无法律依据地软禁刘的妻子刘霞。2009年，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动乱的 回应也是严酷镇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声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恰恰相反，奥运会带来的后续效应很快就让位给了警察国家，大量的监视和审查都被用来平息任何出现抗议的迹象——而这些抗议到今天还是有增无减。 但在2012年，情况可能会更糟。今年，中共正式开始其精心策划的权力过渡，胡锦涛的权力可能会交接给习近平，这将使得维持”和谐社会”的表象会比平时更加重要。 同时，它面对的是 来自于各个地区和社会经济各阶层前所未见的的动荡及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由于中共仍然深刻敌视言论自由，并拒绝放松对司法体系的控制，它所寻求的所谓的”社会管理”战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还会点燃更大的愤怒。 早在2011年12月，乌坎村的村民受够了当地官员在征地上的滥权和含糊不清的违法行为，他们开始了抗议。官员们逃离了，乌坎人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自治，这是极不寻常的角色互换。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想要火中取栗，在国内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后，当地政府派出协调员，承诺进行调查，并会把一些土地返还给村民，还任命了抗议活动的领头人林祖銮担任党支书。 但自那时以来，征地纠纷的解决停滞不前。更麻烦的是，对抗议领导者之一，薛锦波可疑的死亡调查毫无进展。虽然乌坎有一些成功，包括举行了一场选举，但这些可能不够彻底，也可能在事后被逆转；此外，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没有显示出它愿意进行系统的反思讨论的迹象。 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看起来解释和捍卫样样不缺，但现实是，法院、法官、和律师都要受中共驱使。中国不断增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例，以及对现政权并不存在有武装、有组织的威胁，这两大现实合并起来，有助于了解政府所理解的”威胁”。诗人朱虞夫在诗作中写到（ 他就是为此被判颠覆罪而要入狱十年。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中国现在手握前所未见的财富和权力，政府却认为这些话如此地具有威胁性，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意味深长。 少数试图想让法制成真的中国律师已经因为想要 代理辩护言论自由案件就成为靶子。2011年，至少有6人失踪后被释放。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来改善其法制，现在却采取措施要将失踪合法化。如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获得通过，警方将有权在他们选择的地点扣留有涉嫌”恐怖主义”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犯长达6个月——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含糊其辞的罪名经常被用于指称和平的政府批评者。（译注：新公布的刑诉法修正案已经取消了这一条款。） 许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囊中充裕、信心满满，应当无惧批评。和北京进行定期的人权对话的十几个政府都发表了关注声明、与异议人士会面，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政府明显讨厌这些对话，多数时候，它已经学会如何处理，并为之前发生的滥刑无需付出代价。 事实上，西方政府很少对中国政府施加处罚。相反，他们希望能在全球外交、防卫和环境问题上与之加深合作，更不要说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了——而对公开促进中国的人权则小心谨慎。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说了一些强硬言论，但它并没有公开阐明或让北京为滥刑付出代价，也不协调政府各部门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人权。自由流动的信息、独立的充分运行的司法体系，能以和平方式表达批评者，这些不仅仅是人权团体要关心的对象——他们也是巩固经济和安全纽带的现实基础，甚至美国内阁的每位成员都可以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人权问题，但几乎没人这么做——除了司法部长艾瑞克· 霍尔德（ Eric Holder）。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美国 和其他国家应该告诉中国政府，它不能决定其领导人将和谁见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在二月份白宫欢迎准中国主席习近平之前，与余杰或维吾尔领袖热比娅这样的活动家见面，以强调言论自由和有责任心的异议者是何等重要。这种姿态才能把美国对人权的夸夸其谈落到实处。 各国政府必须持续地寻找到为人权呼吁的发声管道，并加以利用。至少有两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在杭州诗人朱虞夫被判有罪时正路过那儿。他们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 于是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体现这些国家对人权的承诺。也许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在所有公开的和私下的与中国官员讨论时都将言论自由当作一项避不开的话题。这样做将有助于为那些单枪匹马的个体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并展示出让北京无法忽视的严肃性。 在许多国家，权力交接都会带来政策创新、激烈辩论，并会在选举中争相赢得大众支持。这显然​​不是今年中国将会发生的事，一些人仅仅是指出这一现实就遭受了可怕的虐待。西方国家政府不应羞于指出这一点。那些每天都在努力让中国政府履行其对法制的承诺，并践行他们的权利如果不能获得认可，只会让北京觉得更肆无忌惮、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今年已经显得如漫漫长夜，而现在才不过一个月而已。我们要行动起来，不让他们在这一年难上加难。 作者是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主任，负责该组织在中国的工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法广： 这次台湾的总统选举，海内外评价很高，这是不是意味着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已经全面完成？ 张伦： 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可以说基本上比较完美地完成了。从政治学来讲，政党完成第二次轮替，也就是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那已经是台湾民主化进入平稳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鉴于陈水扁八年执政绩效不彰，加之其本人的贪腐案，零八年那次选举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反弹，而且当时仍掺和着相当强的统独意识。那么，国民党能不能最终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也许要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来最后确认。那么，这次选举，显示台湾的民主化圆满完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广： 如何看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对对岸的影响。这次中国大陆的民众破天荒有了一个观看台湾直播大选投票的机会，从网上的反应看，大部分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反应，好像有一种向往？ 张伦： 至于这次选举对大陆的影响，肯定是很深刻的。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看，两岸相互的影响几十年来一直是互动的。比如大陆七十年代底八十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事实上对当时台湾启动民主化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当时如果台湾在政治上再没有独特的东西话，如何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何应对台湾内部的需求，都是问题，因此有了八七年的开放党禁等等。反过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对大陆的影响自不待言，比如大陆开设特区等许多经济模式都有从台湾借鉴的这样一个过程。政治上，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民主转型跟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密切关联。大陆因素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在发达国家，朝野能不能有效地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比如某人选举成功，对方会不会真正地接受，这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台湾，由于有大陆这么一个威胁，双方就达成这样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就是双方都比较接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台湾能够保证和平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当然，这一点其实是大陆领导人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的。 现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现在两岸开放旅游后，许多到过台湾的人，谈起对台湾的感触，都对忠孝礼仪仁智信这些传统价值在台湾有很好的保留，有很浓的人情味产生很深印象。当然大陆人最重要的感受就是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大陆今天社会公正不彰，贪污腐败，政治合法性面临巨大危机，许多大陆民众渴望有这么一个自由民主法制彰明的一个社会。而对岸的台湾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展示了这么一个社会。这并不是一个西方社会，是华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所以它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何况，鉴于这次大选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大陆当局当然希望马英九能够连任，在这一背景下，大陆很多媒体和网站事实上进行了直播。一月14号那天，大陆成千上万的民众是跟着台湾的整个脉动起动的，在关注着台湾发生的一切，大陆人当时就有直接的感受，从蔡英文的落选感言到马英九的当选，都在大陆民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引起很多的赞叹，当然很多民众也感到很多沮丧。面对大陆自己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沮丧，这种渴望，可能很快转换成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迫使北京当局最后做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程序如何，需要的时间还有多长，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要往这方面走，中国大陆的民众到底有没有权利享受自由，享受自己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是北京未来的领导人不能不给出回答的一个课题。 法广： 很有意思，中国大陆当权者本来希望马英九连选连任，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大陆的民众得以看到了台湾选举的实况。结果如你所说，看了以后有兴奋也有沮丧。那么这次选举对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有什么启发呢，对大陆人民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 张伦： 直接的影响还是人民到底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人民有没有权利知道这个领导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执政的？大陆当局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现在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即使历史选择了，也不可能世代沿袭，人民也不可能永远要选择你。你做得不好，我能不能不选择你？你凭什么执政，凭什么决定中国人的命运，你凭什么以不透明的方式花千千万万纳税人的钱？那么，人民有没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力，有没有监督的权力，有没有基本的法制，有没有基本的正义秩序？有没有享受完整信息的自由？这正是中国民众现在非常渴望的东西，也正是台湾现在已经实现的东西，所以它对大陆影响很大。 法广： 那么换一个角度看，中国大陆现在本身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被迫、或者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转型的时候？中国内部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或者中国周边有一种力量，要推动中国朝这个方向走，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张伦： 我想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百多年来中国走过的现代历程决定了外面的影响当然非常重要，但中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中国民众自己的选择，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观察，要说条件成熟不成熟，我觉得早已成熟。很难说什么时候绝对地成熟，什么时候绝对地不成熟。全世界无一例外，所有的专断者永远说自己的国家离不开自己，需要一个开明君主来管理。卡扎菲也是这样说的。那么，你看，中国社会现在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市阶层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资讯的发达都到了一定程度，而整个社会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需要。什么意思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它是一个机制，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机制，是民众通过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以代议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来参与国家的事务，让政策符合民众的利益。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各种利益没有合法的表达机制，矛盾积聚，从环境污染到社会不公等等问题，客观上就需要有这样一种机制来调节，这种机制不出现，中国的问题就会持续地积累下去。所以说中国民主化的条件是相当地成熟了，关键就看中国的社会力量和主政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达成一个默契，使得中国像台湾那样，走出一个平稳的转型过程。 法广： 好多人在讲，如果是民进党的蔡英文赢得了这次大选，对中国大陆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中国民主化的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可能要比马英九要小，这是有人担心弄不好中国大陆会陷入一种民族主义势力崛起局面？ 张伦： 其实，鉴于两岸经贸往来及现实的格局，即使蔡英文当选也不会有太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会有某种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激起大陆的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也会导致产生某些疑虑。可能有人会说：看，民主就是分裂吧。就大陆当局而言，大陆对台湾一直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马英九，希望蓝营继续执政，能够稳定两岸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的民主对大陆有过深的影响。大陆当局对民进党这方面也是如此，一方面担心他们上台，另一方他们如果上台，假如有什么事情，可能又给大陆他们找到了一个动员民族主义势力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总的来说，民进党上台，可能会增加一些两岸互动方面的不明确的因素，民进党这次败选的原因也恰恰在此。恰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民进党假如上台，对大陆发展民主的影响究竟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就不如现在这么清晰，现在基本上说全都是正面的东西。如果民进党上台，可能会有其它的杂音出来。 法广： 中国海内外的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海外的一些民运力量，都对马英九有相当的批评，比如说他亲北京，说他同大陆走得太近，对中国大陆不够强硬等等。对这样的看法，你如何反应？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马英九表现出的这种所谓靠近北京的立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助益嘛？ 张伦： 其实很难说马英九亲北京，马英九对中共政权一直持有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尤其在六四的事情上。说他亲北京我想是一个误解。 但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是台湾两千多万人的代表，你说他不跟大陆进行经贸往来，不跟大陆维护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关系，这是不现实的。政治家是有现实利益考量的。 有时跟个人意识形态和原则有关，有时跟他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关。不管谁在台上，即使现在民进党在台上，跟大陆的互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大家希望马英九对大陆不尊重人权的事实能够表示其基本的立场，这是应该的。不过，马英九个人的对大陆的一时性的批评，甚至说表示一下对中国大陆的民运的支持，这些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的影响都是局部的，真正对大陆发生原子弹般的巨大影响的是台湾民主的健康的发展。只要台湾民主健康地发展下去，它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民族政治现代性的塑造的影响都是巨大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