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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与红会弥补“裂痕” 　　李连杰真诚向红会道歉，而红会方则表示，没听说壹基金要关闭。 　　难道沸沸扬扬的“壹基金中断”风波，真系媒体误读? 　　李连杰(图片来源：资料图) 　　9月21日，李连杰身着有红十字标志的马甲和帽子出现在位于北京东单的新闻大厦，这里将举办《世界灾害报告2010》发行新闻发布会。 　　记者发现，偌大的会议室只坐了一半人，来参加发布会的媒体多来自境外，国内媒体只有寥寥几家。看到李连杰入场，摄像记者对准他连按快门。 　　在发布会上，李连杰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签约并担任形象大使。李连杰精神抖擞，目光犀利，嘴唇紧抿。作为第一个演讲的嘉宾，他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壹基金，“希望壹基金的经验能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会”)分享给全世界的红十字会。” 　　在记者问答环节，几乎所有媒体的问题都是针对李连杰而来，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李连杰显得游刃有余，成竹在胸，表示问题都“很简单。”他对所有的问题的回答都是一气呵成，甚至忘了给翻译留时间，直接自己翻译。 　　对近期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壹基金与红会出现“裂痕”一事，李连杰也作了积极回应。“这件事完全被媒体误读。”李连杰说，“我前天去中国红十字会与秘书长开会讨论问题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向红会道歉，非常感谢红会，不然我怎么做红会的大使?” 　　“我怎么把恩人踩了?” 　　王汝鹏说，目前，壹基金的账户不是独立的，但财务科目是独立的。针对公众关心的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期已经到期，壹基金是否存在关闭的问题，王汝鹏表示，“我还没有听说红会壹基金将要关闭的消息。” 　　在发布会现场，本报记者请李连杰对过去三年与红会的合作做个评价，李连杰表示，“如果今天全世界的人认识了壹基金，全世界的人了解壹基金，那么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是不可能的事情。”李连杰说，“最近的新闻报道说到红会，好像觉得和壹基金出了什么问题，我前天去红会和秘书长一起开会探讨问题之前，我第一件事情是向红会道歉，我怎么把恩人踩了?这是错误的报道，是不清晰的，我非常感谢红会，不然我怎么做红会的大使?” 　　9月20日，记者在采访期间遇到红会负责人，寻问红会与壹基金的合作出了什么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红会与壹基金的合作一直都不错，希望媒体不要再炒作。而就在9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针对媒体的采访做了统一回应，他表示，红会与李连杰的合作总体上是好的，“李连杰的苦恼在于他想成立壹基金公募基金会，获得独立法人地位，有自己的公章和单独的银行账户，而这些涉及现行的政策法规，应当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王汝鹏说，目前，壹基金的账户不是独立的，但财务科目是独立的。针对公众关心的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期已经到期，壹基金是否存在关闭的问题，王汝鹏表示，“我还没有听说红会壹基金将要关闭的消息。”王汝鹏表示，作为设立在红会的一个专项公益基金，只要壹基金账户上的钱没有用完，它应该不存在关闭的问题，除非壹基金账上没钱归零了。目前红会壹基金在账上的结余资金还有6700多万元。 　　按照壹基金与红会签订的合作协议，到今年的2月5日，壹基金与红会的合约到期。“李连杰发起壹基金计划的时候，是与红会签订了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之时若双方无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则本协议将自动续展’。”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表示。 　　而李连杰在现场的回答更是与王汝鹏的回应不谋而合。“2月5日合约到期后，我没有收到红会书面的终止通知，我也没有向红会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因此实际上我们双方的合作已经根据协议约定又自动延续了，第二个为期三年的合作自动延续。” 　　红会表态：手机短信募捐可用红会平台 　　王汝鹏表示，红会有一个号码为10699993的手机短信捐款平台，红会壹基金计划完全可以使用该平台开展手机短信募捐。 　　壹基金计划是与红会合作的一个专项基金，但是，壹基金还在上海成立了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那么壹基金计划与上海壹基金是何种关系? 　　李连杰对记者表示，壹基金计划与上海的非公募基金会二者是合作关系。上海非公募基金会是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在发生大的灾难时，也请求红会壹基金计划执行项目，“彼此是合作的关系。” 　　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进行专项的汇报与结算，并接受年度审计。 　　李连杰曾在媒体公开表示，由于没有一个“合法身份”，壹基金在向公众募款时只能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而正因为如此，壹基金潜力巨大的手机捐款平台在操作上存在严重的不便，远远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理念。 　　对此，王汝鹏表示，红会有一个号码为10699993的手机短信捐款平台，红会壹基金计划完全可以使用该平台开展手机短信募捐。 　 　腾出时间参加“巴比”晚宴 　　“美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了百年，有完备的慈善制度和体系有效回馈社会。而中国的慈善事业起步是近十年的时间，对于‘裸捐’我个人是有个问号的。” 　　此次李连杰担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亲善大使，是该国际组织的第一个亲善大使，“我很荣幸，但是背负的责任也非常重，明年一年我将去很多地方，希望帮到各地红十字会的发展。”李连杰表示，公益事业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反而电影成了业余爱好，“有空了就去爱好一下。” 　　在现场，李连杰还针对“巴比”慈善晚宴与“裸捐”等一系列公众关注的话题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李连杰表示，他也收到了盖茨的邀请，他将去参加这次慈善晚宴。 　　“两年前，在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时候，我和盖茨面对面交流了四十分钟，关于未来的东西方的对于公益慈善怎么帮助人类的探讨。”李连杰说，他第一次接到邀请时，他向盖茨表示拍电影很忙，可能去不了。“三天前又接到盖茨的EMAIL邀请，真的希望我腾出时间能去参加晚宴，共同探讨人类面对的未来。”李连杰说的很慢但是很有力，“我会去。” 　　李连杰表示，“我一直认为我和盖茨在做同一件事，盖茨在推动富裕起来的人怎么花钱，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而我推动每个公民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社会。你如果没有一块钱，那么你一定有一个小时可以帮助这个社会。” 　　针对目前一些慈善家倡导的“裸捐”行为，李连杰也表达了他自己不同的想法。“美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了百年，有完备的慈善制度和体系有效回馈社会。而中国的慈善事业起步是近十年的时间，对于‘裸捐’我个人是有个问号的。”他用手势在空中画了一个问号。 　　李连杰表示，他非常认同和鼓励盖茨提出的让富人捐出一半的身家，但是，“让一个百岁的人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吃同样的药，那么孩子肯定会生病的。”李连杰很怀疑，一个社会要清楚自己发展的年龄段，“如果富人都把钱捐了，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希望大家能理性的去思考。”

　　人数细节高度保密 　　离29日下午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开席只有不到40小时了，昨日，国内有门户网站还特意推出 “巴菲特慈善晚宴”倒计时专题。不过，不仅赴宴的富豪不愿透露过多的具体细节，活动的举办方也以“我们有保密规定”为由，拒绝了各路媒体的多方探访。 　　“巴比”慈善晚宴的一切细节都要过了当晚才能知道。 　　 第二天再公布晚宴细节 　　晚宴举办方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位于东三环使馆区附近繁华地带的高档写字楼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一进19楼，立即就看到中英文的“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标识。基金会前台，装饰着摆放精致的紫色蝴蝶兰。昨日，这里更是聚集了大批记者。 　　“对不起，所有的负责人都不在。”昨日，每见到一位实地来访或者电话采访的记者，基金会有关人士均拒绝得礼貌而坚决。他们说，关于晚宴的一切信息都不能透露。 　　盖茨基金会的张璟告诉记者，晚宴结束后，盖茨和巴菲特将在30日早上在京召开4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公布晚宴的有关情况。据悉，目前，已经有近200名国内外记者要求报名参加记者招待会。记者还了解到，晚宴结束后，盖茨和巴菲特还将接受几家中央媒体的采访，巴菲特还将录制一期央视《对话》栏目。 　　“巴比”中国行异常神秘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来中国次数已经不下10次，每次都会引起高度关注，所到之处媒体也一路追随。然而，比尔·盖茨从25日开始的这次中国之行却十分低调，至今未在媒体面前公开露面。前日，当比尔·盖茨出现在位于北京西格玛大厦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时，部分高层也感到十分突然，此前，他们对他的到访均一无所知。比尔·盖茨仅呆了一个小时便离去，微软亚洲研究院方面推测，他的行踪神秘与此次慈善晚宴关系密切。“他在北京的行程是他的私人事情，我们不便透露。”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这样对晨报记者表示。 　　昨日下午，应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邀请，“股神”巴菲特抵达深圳，将开始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来自比亚迪的消息称，昨日，比尔·盖茨也从北京飞到深圳，与巴菲特一起考察比亚迪。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国之行巴菲特等人的保镖几乎寸步不离，入住的深圳华侨城洲际酒店虽然仍在正常营业，但盖茨和巴菲特所在的楼层已经实行封闭。对于两人入住的房间号码、级别、备餐以及安保，酒店称都要保密。 　　深圳行程结束后，盖茨和巴菲特将飞往北京，慈善晚宴过后，将在9月30日前往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长沙。 　　多少富豪赴宴仍是谜 　　尽管“巴比”之行吊足公众胃口，晨报记者还是从北京一位已经确定要出席晚宴的富豪处了解到，29日上午，盖茨他们将与他在内的部分富豪进行“六人会谈”。随后，参加“六人会谈”的富豪们也会和“巴比”一起共进晚餐。 　　此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曾说，巴菲特和盖茨邀请50位中国“友人”共进晚宴，“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以及与那些对慈善活动感兴趣的人分享经验”。尽管有“鸿门宴”和“被慈善”的诸多争议，但随着夜宴即将隆重揭开序幕，哪些富豪将慨然赴约，哪些富豪又选择回避，也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 　　据公开报道，目前公开表示要赴宴的富豪仅10余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万科董事长王石、SOHO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潘石屹夫妇、中国“首善”陈光标、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也有些富豪决定赴宴后选择了沉默和低调。究竟有多少富豪将赴宴与“巴比”见面，这个数字至今是谜。 　　不过，也有些“重量级”的富豪谢绝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亲自邀请。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称，“要参加福布斯CEO大会，时间正好冲突了”;被称为“百年慈善第一人”的北京富豪李春平也声明，将不会参加盖茨与巴菲特的私人晚宴。“我相信我如果真正去赴宴，也只是给他们捧场而已。”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说，“我知道晚宴上没有劝捐，但是客观上有人利用晚宴炒作慈善、给企业做广告，这是厚颜无耻!”

　　“把巴比慈善晚宴赋予中国慈善事业的里程碑这样有点过高，只能说引起了中国人民关注慈善的热情。”9月26日，在“慈善中国”学术沙龙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如此阐释她眼中的巴比中国慈善行。 　　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慈善研究中心撰写的《Giving USA》(《美国慈善捐赠报告》)的研究，2008年美国慈善捐款为3140.7亿美元，2009年美国慈善捐赠为3033.75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1%。 　　而中国2007年的慈善捐赠总额为309亿元人民币，因汶川地震，2008年的慈善捐赠总额是2007年的3.5倍，达到1070亿元人民币，也只占到GDP的0.356%。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追本溯源，关注巴比来华的意义更在于跳出巴比盛宴本身，审视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态势。 　　巴比“慈善地球”难比中国“天下观” 　　在中国，慈善可以回溯到千年之前，包括原来种族社会下的互助均可以纳入到慈善界限里面。狭义的慈善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济贫救困，救助弱势群体等活动;而事实上我们要理解的当代慈善，应当把政策倡导、社区发展、科学研究也要包括进来，因为慈善本身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后者的意义甚至要超过前者。 　　事实上，提倡“裸捐精神”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盖茨和巴菲特从西到东一直倡导的“裸捐”精神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主任汪大海教授介绍，中国传统慈善观念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裸捐精神”，其次是“扶危济困”的“济世精神”，最后才是因于各种观念的“功德捐”。 　　“道学、佛学大凡都提倡某种‘裸捐精神’，《道德经》中讲‘功遂身退，天之道’，所谓‘功遂’，就是精进;所谓‘身退’就是鼓励人们要积极地‘裸捐’;中国许多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心经》告诫人们，只有秉着一颗‘无所得’的心，才会最终达到那至上的‘涅槃境界’。” 　　然而，与美国发展了200多年的慈善史相比，中国的当代慈善仅仅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当前社会对慈善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究竟应该如何来做慈善。 　　“一部分人认为捐点钱就是做慈善;另外一部分是认为做慈善表达爱心就好，至于钱用到什么地方、用的怎么样，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不是很关心。”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说。 　　很多人认为慈善表达爱心，不要讲究效率，否则做慈善就太累了。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企业或者富人做慈善呈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零散式的捐赠;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慈善是输血性的慈善而不是造血性的慈善。捐赠者不太关心机构的公开透明度怎么样，资金使用效果怎么样，所以使用的效率也比较低。 　　赚钱难，散好财更难，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地球”理念则带来了新的启示。“慈善地球”坚持财富社会化、慈善资本化和慈善国际化，即提倡富人的财富回归社会，主张慈善事业也可以营利，但营利的目的在于保障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倡导慈善无国界，慈善的范围应当是所有的弱势群体。 　　“很多慈善家不知道应该如何做慈善，我们国家的慈善要走向国际化，一定要提升慈善专业化的程度，提升慈善的效率，通过做慈善真正推动社会的创新与社会的进步。”邓国胜说。 　 　国内慈善面临五大准备不足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以救灾捐赠为标志的慈善行动成绩斐然，5.12汶川地震和4.14玉树地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慈善激情。据最新统计，2009年国内公益慈善资金规模约986亿，其中全年接受国内外捐赠款物573亿元，彩票公益金413亿。 　　然而，成绩并不能掩饰弱点，五大准备不足仍然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掣肘，即政府准备不足、慈善机构准备不足、捐赠者准备不足、媒体准备不足和理论界准备不足。 　　政府在征税和依法收费以外，是否还要充当接收社会捐赠的主体，捐赠该不该纳入财政体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认为，捐赠是国家社会保障的补充，主体社会保障属于福利部分是国家的。“我们慈善总会和民政部、红十字会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民众的钱就是由民众委托一个可信的机构掌控，而不能混到国家、政府的帐户里面去。” 　　像在灾后重建问题上，仍然存在政府的宏观规划、调控、引导明显滞后的问题，玉树的重建方案到现在仍然很难拿出。政府准备不足还包括对捐赠进行审计的时间、时效和功能还需要参与的政府各部门进一步协调和磨合。 　　目前中国的慈善组织质量参差不齐，执行力、公信力总体上还比较弱，很多慈善机构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募款能力差的困境。人力资源、机构设置、物资保障，与国外的基金会相比相差甚远。“以慈善总会的系统为例，有的省级慈善总会募集能力一年也就几百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人也就三五个，就是几个挂名的主席、秘书长，而且多半不是专业人才。”刘国林介绍说。 　　“中国的捐赠者仍然存在很多误区，很多民营企业家误把民间的慈善组织当做是政府的，主观地认为慈善组织只要是挂牌了就是政府的，我捐你干事;第二不知道慈善有成本，在汶川地震时，甚至有人从大兴拉来了一车西瓜，让慈善组织给运到汶川去，根本不考虑火车皮谁来找或者中途坏掉怎么办的问题，上演了一出闹剧。” 　　媒体准备不足则表现在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和积累不够，慈善不是新闻，换句话说不要把慈善当新闻，只有慈善中的某些事件和个案可以成为新闻。有些媒体过于炒作新闻而忽视深层的舆论引导、深层的剖析和深层的国民教育。 　　中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大政府小社会，实现政府支持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需要一个过程。慈善理论建设需要充分认识、理解慈善的全面性，捐赠是慈善主要内容和功能而不是全部，过于强化捐赠行为而忽视慈善既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重属性。慈善不是纯粹的经济和经营活动，但慈善实物的运作中需要甚至必须引入市场机制的有效、科学的管理办法和方法，可借用一些概念和模式为我所用。 　　国际慈善波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国际化掀起了新一轮的全球慈善竞赛，这种竞赛不仅仅是慈善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国与国之间企业家、慈善家、慈善环境、慈善文化、慈善制度、慈善专业化之间的竞争。 　　长期以来，中国最广泛的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捐赠，甚至一度成为“行善”的代名词。其特点是捐赠人将善款交付给慈善机构(在一些情形下，受赠主体也可能是政府部门)，但没有指明善款具体用途和受益人，而是由慈善机构根据组织宗旨和实际需要对善款进行处置，慈善组织主要是半官方机构。由于具体受益对象不明确，而是采用“哪里有需要，就把钱投哪里”的策略，这种参与慈善方式即为“泛捐赠”。 　　“泛捐赠”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方便，捐赠人只要把钱交给慈善机构，后续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因而成为那些想奉献爱心但时间精力有限的富豪们“最便捷”的选择。但是泛捐赠运作成功依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慈善机构有公信力，捐赠人对慈善机构充分信任。二是慈善机构运作有高效力，能够高效率使用好所募集的善款。 　　目前中国慈善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居全球产业链条低端，目前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完善，中国的资本积累还不够坚实，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也是当今中国慈善的重要基础和方式。 　　面对国际慈善冲击波来袭，中国慈善要跳出倡导美国富人捐50%以上财产或倡导中国富人捐多少财产甚至裸捐的“盖茨巴菲特慈善思维”模式，开拓本土化慈善模式，寻求中国式慈善整体解决策略。 　　中国式慈善必须解决制度化和专业化的问题，要把慈善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虚心倾听盖茨巴菲特所倡导的慈善理念和慈善精神，认真分享和学习盖茨巴菲特的慈善经验和慈善模式;另一方面，不要盲目追寻盖茨巴菲特所倡导的慈善模式和慈善道路，一味地张扬‘裸捐’，绝对化地推崇捐赠式慈善，以致于陷入‘慈善中心主义’，要站在中国的土壤上选择符合国情的慈善发展道路和模式。        【相关阅读】：           比钱更重要的是爱–写给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信          巴菲特来错了时间 也找错了对象   

　　在第三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许多的第二部戏剧作品《城市的村庄》开始上演。还是那班演员，还是反映打工人群生活的题材，而演员们的演技则更加娴熟专业，整部戏剧则更多地融入了艺术处理和形体表演的元素。 　　9月11日，“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唱出劳动者的尊严！——第三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在这里展示了自己业余时间创作的民众戏剧、民谣、诗歌、独立影像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围绕打工生活展开。 　　早在2009年新年期间，还是这些工友们，在自己搭建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许多的第一部反映打工人群生活现状的戏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尽管当时几位打工青年的表演十分业余，但那些真实感人的内容却让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许多是这两部打工戏剧的编剧和导演，他卖过唱、做过流动儿童学校的音乐教师、发过小广告，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许多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戏剧导演，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劳动者”。 　　【打工文化大本营在城乡结合部】 　　皮村位于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属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有原住村民1400余人，外来人口却已近1万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打工者聚居区。由于皮村就在飞机航线的正下方，每隔几分钟就会听到飞机轰鸣着经过。2005年8月，一支由打工者自发创办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来到这里建立了打工者的艺术基地。发起者孙恒和许多、王德志等同伴们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社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者二手服装店、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都在村里。后来，在市文化局和朝阳区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下，这里又陆续增添了工友影院、工友图书馆、新工人剧场等文化设施。 　　【新工人需要新概念的文化】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2.26亿，中国的打工潮无疑是涌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逐步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新工人。近年来，讨薪、医保、子女教育、维权等基本权益问题已经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他们的业余生活和情感表现还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 　　“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最光荣！这些世人皆知简单而富有真理的词语曾经是多么以豪迈的声音而响彻全世界。而今，我们却很少再能够听到。”一位打工诗人曾经颇无奈地说道。 　　艺术节总统筹、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说:“艺术节是希望以文化艺术活动为交流平台营造打工者社区文化，通过倡导劳动价值尊重和促进新工人群体的发声，真正推动我们的和谐社会发展。” 　　作为时代进步的同龄人，新一代的务工青年谱曲唱歌、写诗朗诵、编排话剧演出、……绽放着旺盛的艺术创造生命力。他们在寻找尽可能多的表达渠道，其精神需求和文化表现已经成为城市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元素，可以说，新工人需要新概念下的文化。 　　【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许多当初离家到城市，几乎是一个摇滚青年，现在则认同自己的身份是个“劳动者”。他觉得这种认同使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旁观者的身份带给他的是愤怒和迷茫。认同“劳动者”之后，他的表达“有了根基，有了力量，有了向上的感觉”。他认为，打工艺术，首先要表达，要讲自己的生活。 　　举办“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则是对“打工”这一称谓的概念内涵重新诠释，赋予时代价值，随着新一代具有技术专长、新观念新思想的打工者参与到这个行列里来，“打工”已经不再是通过简单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开始新的自我发展的过程。打工者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有感情需要宣泄，有理想需要表达。 　　孙恒告诉记者，工友的演出水平并不专业，演唱时可能还会跑调，但大家积极性非常高。晚上下班后从6点到10点几乎每天都要排练。其实不管是诗歌、戏剧还是电影，是希望观众看到自己的现实处境，能积极改善现实生活，主动和其他社会阶层沟通、交流。 　 　【充分实现劳动者的文化权利】 　　在这次文化节的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打工者写、打工者歌、打工者画的文化艺术形式，比如‘新工人词典工作坊’、‘劳动文化论坛’等。作为“打工者写、打工者读”的文学，打工文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形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认为打工文学是偏于草根文学或民间文学的一种形态。她认为中国的底层文学遇到了相当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跟它表现的是底层人的生活，而它的作者和读者都不是出自底层有着直接的关系，打工作家的出现就解决了打工者或底层群体的代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北京工友之家顾问卜卫认为:在(新)工人文化艺术节里，有几个关键词特别值得关注。一是“资本”及其对资本控制的文化产品的批判；二是“主流”及其对主流文化的分析；三是“文化主体性”。在这里，工人不是一个被动的群体，等待着被赐予符合他们需求的文化，而是正在自下而上地行动起来，创造和发展工人文化。   　　中央党校文史部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这样写到，当前，我国文化生产在满足底层人群的文化需求方面，存在供需不相适应的地方，甚至是空白点。打工文化正是填补着这一方面的空白，同时彰显着明确的价值立场，即：以底层打工者的立场，创造文化、记录自身的历史，呼吁全社会关注打工者，维护打工者的权益。进而通过文化创造实现自我肯定、自我成长，以文化重造改变打工者形象。 　　 【打工文化走向何方】 　　卜卫建议，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予新工人文化更多的支持，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也包括促进实现大众媒介的使用权，为工人艺术团在大众媒介上提供更多的文化发展空间。工人文化艺术节就是要重新提出劳动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因为所有人都享有创造文化艺术的权利，都享有利用媒介表达声音的权利。 　　打工者是占我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中的“精英”，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先行者，他们进城之后，处于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巨大差异的断层。对此，有关部门应该为2亿多打工者建立反映诉求、表达意愿的有效渠道，加强与他们的广泛、多样的沟通，使这一社会群体真正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应有的全部权益。只有到了那一天，中国的城市化才算是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打工文化”将回归它的本质属性。

　　捐款是追求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行为。目前层层“派捐”的方式就丧失了募捐给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满足,而且,这样的做法的后果则是钱的去向并不明朗,也让捐款人不放心。 　　我国的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不清晰的地方,就是其定位,也就是说慈善事业到底是民间事业还是政府管理的事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共识。 　　一方面是民间慈善力量遭受冷遇,另一方面是善款是否合理使用的监管缺位——有业内人士指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给慈善事业的成长带来了极大制约,打破慈善事业垄断的关键仍在于立法 　　今年9月29日,一场在北京某酒店举办的私人聚会,将成为民众猜想、质疑与期待的焦点。这场被中国民众戏称为中国富豪“超级鸿门宴”的聚会,是由来自美国的两位顶级富豪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发起的。 　　自今年9月初传出巴菲特和盖茨要来中国的消息以来,国内媒体就开始热切关注其动向,他们此行来华是否“劝捐”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中国富豪们反应不一的表现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国富人做慈善的热烈讨论。 　　另一方面,影星李连杰首次对外坦言,他所创立的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消息传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民间慈善所遭遇的尴尬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中国慈善事业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制度问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整体看,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亟待制度的完善。 　　“裸捐”背后的制度考验 　　今年6月中旬,盖茨和巴菲特率先在美国发出“捐赠承诺”；8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共获得近40位资产超过10亿美元富豪的公开承诺。而在今年年初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盖茨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想来中国游说富人热衷慈善的意愿。而9月29日的“慈善晚宴”,将成为盖茨和巴菲特今年中国之行的第一个高潮。然而,这给中国的富豪们带来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 　　据了解,面对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人“慈善晚宴”的邀请,众多中国富豪选择了避让,当然,也有人积极响应,其中最抢眼的当数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他曾公开表示,将在与“巴比”见面的当晚主动向两人做出“裸捐”承诺,并当场送上捐款“承诺书”信件。 　　陈光标在公开的“承诺书”中写道:“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此外,爱国者总裁冯军也在公开表态:“自愿在活着的时候,将个人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 　　著名影星周润发也表示,死后将捐出99%财产回馈社会,周润发说:“我什么都不想带走。” 　　陈光标更是在其微博中透露,目前已经有近百名企业家通过来信、来电、传真的方式响应“裸捐”的号召。 　　对于这种慷慨的“裸捐”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向《法制日报》记者评价道:“我觉得很好。不过他们这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值得倡导,但很难说一定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慈善是一种全然的个人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我们也不用借此造成一种社会逼捐的气氛。” 　　在一种浓郁的个人英雄主义慈善氛围背后,是近一段时间来层出不穷的“诈捐”事件,章子怡、余秋雨、成龙等有影响力的名人纷纷身陷“诈捐门”。 　　唐钧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还处在一种粗放、原始的阶段,商业力量、财富阶层虽然在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种主体中显得分外耀眼,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他们所起的作用实则有限,而他们自发性的慈善行为也体现出比较强的随意性。现在大多数人的捐款情况都是“感性募捐”,而感性的捐款方式由于后续工作不到位就会带来一些麻烦,因此对于各种“诈捐”风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些明星可能在一些场合和气氛下头脑一热或者出于炒作轻易立下承诺,将来却难以落实,这样反而不好。另外社会上喜欢比较谁捐得多捐得少,这种逼捐的氛围不利于真正的慈善。社会总是一点点走向理性和制度化,社会捐款不是越多越好,募捐得太多却用不完也是个浪费。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是‘理性募捐’。”唐钧说。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地震、雪灾、泥石泥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重大灾情同样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人们在一次次慷慨解囊的同时,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爱心是否用对了地方。 　　东南亚华侨施乃康在玉树地震之后不顾身体和年龄,亲自驾车48小时前往玉树。他曾公开向媒体表示:“我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我就是想亲眼看着捐出去的钱能变成一所学校立起来。” 　　“捐款是追求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行为,幸福感一般有3个层次,第一个是物质层次上的满足,叫满意度；第二个是精神方面的,这个层次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两个一无所有的恋人在热恋中也会感到幸福；第三种叫利他主义,就是通过帮助他人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幸福感,这是幸福感的最高层次,募捐就是满足这个层次的。捐款人最关心的是自己捐出去的钱给谁了,起了什么作用。像陈光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精神我很赞成,但方式我不是很赞同,因为效果不一定好。”唐钧说。 　　唐钧认为,目前层层“派捐”的方式就丧失了募捐给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满足。但是,这样的做法的后果则是钱的去向并不明朗,也让捐款人不放心。“从国际经验来看,募款究竟用在哪,给谁了,是用在建房子还是看病,这些很细致的方面都是要做到的,这样下次大家才会愿意再捐。现在我们的募捐方式太粗糙,大家只知道钱给玉树了,但到底怎么用的根本不知道。政府的工作做不到太细,他们差不多把捐款和财政拨款同等看待了。所以民间力量的介入很重要,他们能够把这个事做细”。 　　一位知名慈善人士曾归纳了灾后捐款“四不见”:一是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二是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三是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四是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这“四不见”或许不具有代表性,但却反映了人们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能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