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陽光時務】 香港《成報》的自我審查，尤其是在內地新聞方面，對於不把工作簡單視為「一份工」的新聞工作者來說，早已達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下就是一段筆者「被審查」的親歷記。 2012年3月22日，也就是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舉行前的三天，這天日後將注定載入香港報業的黑色史冊。 事緣在今年5月將迎來73周年報慶的《成報》，竟然完全不顧作者的原意，把一篇評論特首選戰的專欄評論文章大肆竄改。總編輯還一度辯稱，這只是為了配合新聞版面而「潤飾」文章。事件不但嚴重損害《成報》的公信力，更是一次對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等港人珍視核心價值的蔑視。 《成報》把劉銳紹該篇原來題為「唐（英年）梁（振英）都不值得幫」的文章，擅自改成「兩人中揀，願揀梁振英」，內文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文章被竄改見報後，劉銳紹發表公開信，稱對事件感到「痛心難當和十分遺憾……因為我已隱隱感到一隻無形之手」，而隨著北京「挺梁」訊號一出，「一些傳媒馬上歸邊，面對『上意難違』的態勢，「自我審查到了令人驚慄的地步」。短短三個星期後，《成報》即以「版面改革」為由，突然中止了劉銳紹的專欄。 一名署名為「陳牛」的網民說：「這些年，我們都看到香港傳媒的底線一直在退，但至少還穿著一條內褲，而這次《成報》連內褲也脫下來了。」電台節目主持人潘小濤更在他的節目中說，這次事件令他「嬲到喊」（憤怒得要哭）。筆者作為《成報》前職員，同樣悲憤莫明，也對劉銳紹所指的「無形之手」伸向傳媒，身同感受。 筆者以往在《成報》的歲月，曾經歷過形形式式的自我審查，新聞報道的文稿被「潤飾」如同家常便飯，一度成為管理層眼中密切監控和備受打壓的「異見人士」。可以說，《成報》的自我審查，尤其是在內地新聞方面，對於不把工作簡單視為「一份工」的新聞工作者來說，早已達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下所寫的，就是一段活生生的「被審查」血淚史。 「六四」不能提 在上世紀80年代曾是香港第二大暢銷報章的《成報》，近十年銷量不斷下跌，並曾數度易主，立場也逐漸倒向北京。2008年9月，香港商人楊家誠入主《成報》後，當時管理層曾向員工稱，《成報》將以「中立」立場辦報，做到不偏不倚。管理層並提醒當時剛接手中國新聞編採工作的筆者，以後還可以繼續做有關中國人權、民主的新聞，前題是「可以做，但不能做大」，兼要注意報道的角度。此外，由西方傳媒報道的中國消息，若沒有中國官方的回應，都要小心處理，甚至不宜引用。 筆者在《成報》首次因為審查問題而收到的「口頭警告」，是在2009年3月的全國兩會。當時筆者從北京發回香港的報道提到，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發表的工作報告，罕有地強調中國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和兩院制，或與當年為「六四事件」20周年，以及早前有異見人士發起「08憲章」運動的時空背景有關。文稿發回報社後不久，筆者即收到上級的長途電話，質問為何要在報道中提及「六四」。 「文中提及『六四』和『08憲章』，只是想交代吳邦國今年特別提出反對多黨制的背景，而且這也是我和某行家討論後得出的想法，行家的報道也會這樣寫呀！」筆者在電話筒中這樣解釋，但上級並不接受，認為當時屬「敏感時期」，反指筆者只需要平鋪直叙報道領導人講話便可以，不應添加「自己的想法」，最後更直接了當地說：「總之，以後不能提到『六四』！」報道最後當然被「潤飾」，被刪去「六四事件」20周年的背景。 那位上級「以後不能提『六四』」的訓令，事後證明是她一時氣憤所說的話，因為畢竟《成報》現在并沒有去到不能出現「六四」兩字的地步。然而，究竟是一種什麼心態，會令這位中層主管，一看到筆者的文章出現這兩個字，就要馬上崩起緊張的神經？ 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客觀，筆者承認自己較珍視關乎民主、人權、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新聞，更認為在內地舉辦北京奧運會後，當局肆無忌憚地抓捕異見和維權人士，人權狀況全面倒退的情況下，仍然享有新聞自由的香港傳媒，實在有責任以專業判斷，為讀者呈現內地比較全面的真實狀況。然而，上級除了緊張「敏感詞」以外，還對筆者每天挑選的中國新聞題材愈來愈不滿意，並曾多次施壓要求筆者改變。 「你要調整國家觀念」 「經常看到中國新聞版，都是什麼維權、騷亂（內地稱為群體性事件）的消息，很沉悶呀！讀者喜歡看貼近民生的新聞，以後應該多做才是！」「我們做的中國新聞，不應該被西方國家的觀念牽著鼻子走。」「你要調整一下自己對國家的觀念，為什麼總愛以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呢？」「今天選的新聞，怎麼整版也是負面的？」這些都是筆者在《成報》工作以來，經常面對的上級批評。這些批評當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因素，但筆者後來愈來愈感受到，它們是來源自報社更高層甚至是報社以外的壓力。 2009月12月1日，多年來關注「賣血」傳播愛滋病問題的河南退休醫生高耀潔，在「世界愛滋病日」舉行記者會，控訴當局隱瞞疫情，講述她長年備受河南當局打壓的情況，更稱自己這次出走美國「明知是埋骨異地」，目的只為繼續完成其揭露中國「血禍」的著作。翌日，除了三份傳統親北京報章對此隻字不提外，全港所有報章均有報道這位出走良心醫生的記者會。部分傳媒以較大篇幅報道，較小篇幅的也有數百字。可是，《成報》當天竟然缺席，一個字也沒有。 筆者在正好休假，對此感到非常納悶，於是向同事探究情況。當日負責中國新聞的同事說：「我也有注意這個新聞，但是以前我選用這類維權新聞的時候，上級也不大喜歡。有時候選新聞，也要知道老闆是什麼人呀！」原來噤聲不提高耀潔，不是因為上級的施壓，而是基層同事揣摩上意後，先行代上級把一宗無論是根據香港讀者興趣或者核心價值，都甚有意義的新聞篩選掉。 老闆是什麼人？老闆有否就編綵方計直接向《成報》管理層施壓，或者下達「應報什麼，不應報什麼」的指示，筆者並非高層，無法確切得知。然而，當年的老闆楊家誠，與內地關係千絲萬縷卻是事實。2009年5月，身兼《成報》榮譽主席的楊家誠捐款1000萬元人民幣(約合159萬美元)，「用於支持西藏自治區政協事業建設」，並在北京與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錢運錄見面，獲頒發紀念狀。他旗下的香港上巿公司伯明翰環球，在內蒙古、遼寧和重慶等地皆有房地產投資項目。 後來，上級又下達要求，要多留意國家領導人考察工作、出訪外國以至中共高層會議等新聞，並認為筆者過往「太少關注」領導人動態。然而，並非每位政治局常委的考察出訪，每一個政治局會議或學習會，都會有新聞價值，對普通讀者來說都是有意思的新聞。對於一些內容沉悶，官方公告內並無實質內容、性質務虛的中共高層會議，香港主流媒體除非作出自己的解讀，否則對於報道消息的新華社通稿本身，頂多只會刊出一條百多字的簡訊，甚至不作報道。 不過，《成報》卻是甘於做一份傳統「左報」，甘於把一篇有關中共高層會議的新華社通稿，幾乎一字不漏全文畢錄刊登。當一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是全港銷量第二高的報章，如今可以不顧讀者趣味和觀感，把中國新聞版的頭條，變成中共高層的例會通訊，不能不說是香港傳媒的悲哀。 「你會把報社搞死」 雖然主管上級處處下達「禁區」，筆者也曾經無數次，就中國新聞報道的題材、取向，與上層有重大意見分岐，但畢竟《成報》仍然有別於傳統「左報」，於是筆者還努力在縫隙中「打擦邊球」，盡量爭取所謂的「敏感」新聞能夠以較大篇幅見報。為了堅持把不平和不義事情突顯出來，筆者多次冒著頂撞上層的風險。筆者清楚記得，「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在2010年11月10日被北京巿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囚兩年半時，當日此宗新聞理所當然成為香港各大傳媒的焦點。筆者當日決定以四則稿、接近一個版面報道事件，主管看到稿單後，即問：「能否把篇幅壓縮？」在筆者堅持說「不」下，四則稿才避免被「河蟹」刪減的厄運。 「打擦邊球」雖然也有勝利的時候，但更多時候卻是失敗收場。久而久之，由於理念的鴻溝實在過於巨大，上級愈來愈傾向把「政治敏感」的稿件，例如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等，自己親自處理。至於由筆者處理的「敏感」稿件，則被列入重點監察之列，不少文章皆會要求強調中國官方的回應和觀點。例如，在報道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於2010年底改選新主席時，只會提及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要求堅決反對「境外勢力滲透干預宗教」，相反教廷指摘中國官方「非法祝聖」主教的觀點，最後見報時卻被刪除。 有一次，筆者與主管又因為新聞取向發生爭論時，對方當時拋下一句：「這份報紙不是你的！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你這樣處理中國新聞，十分危險，會把報社搞死！」把報社「搞死」，是否就是指報社可能會因為沒有「緊跟中央路線」，就會被撤走內地招商和房地產的廣告？有一天，主管終於把問題說得清楚明白了：「坦白說，下達這些干預的，是來自編輯部以外的力量！」 筆者實在不願意屈從於過度的審查而「行屍走肉」，離開《成報》是遲早的事。此後，《成報》再在去年8月易手，由具軍方背景的廣東房地產企業利海集團入主。集團董事長謝海榆，成為《成報》母公司星美出版集團主席。從最近的劉銳紹事件可見，《成報》內部的自我審查，肯定較楊家誠年代更為嚴重。如果說，與傳統「左報」相比，《成報》在這次事件發生前仍然相對較「客觀持平」的話，現在它的公信力已經「一鋪清袋」（香港俗語，意為一次輸光）。 有人說，《成報》銷量不高，在香港的輿論影響力不大，而且把作者專欄竄改，此等絀劣行為也絕非「正常」新聞機構會做，事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殺傷力有限。然而，劉銳紹並非泛泛之輩，是在香港有一定名氣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他本人也與《成報》編輯部高層關係深厚，卻依然獲得這等「禮遇」。試想，一般的前線記者，如果撰寫任何有關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或者個別財團的負面報道，是否也會被指與當天的主要新聞版面或者廣告「不配合」，而又要被高層「潤飾」？ 新聞自由就是要令公眾更好地獲知資訊，並提高社會對公共事務的認知。劉銳紹事件反映個別傳媒，在「無形之手」愈來愈長的情況下，甘願自毀新聞專業和言論自由的長城，情況絕對值得同行警惕。

【 明報專訊 】教育局日前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簡稱《指引》），再一次惹起爭論。贊成者認為，九七年後的香港，有必要加強德育及國民身分認同，反對者則擔心，這是政治「洗腦」工程，只許「唱好」國內發展，不容討論「六四」、維權，甚至可能會重蹈日本、德國法西斯的舊路，「禍延數代、後患無窮」。 面對質疑，除了創造出一個「開展期」，讓學校可實質上延後3年推行此科外，教育局還花費5億，一次過補貼每間學校53萬元，以銀彈為課程開路。 儘管教育局建議教師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內容時，必須中立、抽離，不過，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仍然願意清楚表明反對設立這一科目的立場，理由如下：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無關的科目 首先澄清一點，筆者並不反對認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只是無法相信，在香港目前的教育脈絡下，加設這樣一個科目，真的能夠有效孕育《指引》所羅列的各種正面道德價值，更遑論促進國民身分認同。相反，如果我們真的嘗試推行《指引》的建議，要求學校設科、師生教習，將很可能會產生很多不經意的負面效果。 暫不論它是否一項政治任務，差不多可以確定的是，本科的推出，大概與教育理念並無多少關係。正如教育學院前院長莫禮時（Paul Morris）教授指出，香港的課程發展，基本上是一種象徵性的政策（symbolic policy），也就是並不認真地訂定、釐清和貫徹官方的教育目標，只求避免批評、準時交差、完成任務。Paul Morris與Bob Adamson（2010）舉例指出，過去教育當局製作的關於道德、公民和環保教育的各式課程指引，由於與公開考試成績無關，大都被學校和教師漠視，只間中虛應故事。換句話說，在製作課程時，教育當局所關注的，更多是能否準時「交功課」，而非課程目標、內容、教學法和考評之間的連貫一致。於是，出現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一樣「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指引（見許承恩：〈如何嚴守「中立」又教好正面價值？〉，《明報》，2012年5月4日），自然並不奇怪。 新高中通識科的檢討 不幸的是，這些「模稜兩可」、「面面俱圓」的課程指引，卻往往產生了不少負面的不經意後果，包括與課程目標剛好相反的教育成效。例如，以孕育學生正面價值觀為目標的課程，卻打造出「講一套、做一套」的玩假心態；又例如，以培養批判思考和多角度視野為旨的科目，則產出了正反各打五十、贊成反對各列3點的考試套路。 筆者正與一些教育團體合作，進行一項檢討新高中通識科課程的問卷調查，當中的一些初步結果，或許有助我們理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可能產生的問題。 去年底至今年初，我們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向全港新高中通識科教師和部分中六學生派發問卷，調查他們對課程內容的評價。今年3月，收回的問卷分別是643份（教師）和2884份（學生），調查報告仍在撰寫中，並將會於稍後的時間發表。這裏先引用一些有趣的初步觀察，以作為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參考。 我們的調查發現，受訪的600多位通識科教師，超過一半同意他們「花了很多教學時間於訓練學生的應試技巧」，只有約一成明確地表示「教育當局對新高中通識科的課程目標有清晰的指引」和「從教育當局得到足夠新高中通識科教學的支援」，但不同意的則有四成多。問卷邀請受訪同學用1至20字來形容他們經歷的通識科及專題研習學習過程，出現頻率最多的詞句是：「不明白╱不明所以╱不知所謂╱唔知做乜」、「困難╱辛苦」、「悶╱煩」和「浪費時間」等負面描述，「不錯╱好╱有趣╱正╱有用」等正面評價，則相對少得多。 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較為相關的，是新高中通識科官方文件中羅列的其中一項教育目標——令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對於這項目標的檢討，受訪師生的評分是通識科各項目標中最低的，只有稍多於一成的教師和兩成的同學同意通識科能促進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盡責認真的公民」，卻有超過四成的師生不同意；此外，約四成師生認為，通識科的專題研習孕育了學生的馬虎交差心態，另三成師生甚至認為，專題研習培養了學生弄虛作假的風氣。這些不經意的教育效果，間接印證了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的學校環境中，嘗試利用一個科目去孕育公民道德價值的虛妄。 不完全對焦的評論 如果當代香港的教育脈絡維持不變，依據《指引》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將很可能如上述的通識科經驗一樣，產生與官方宣稱的價值教育目標無關甚至相反的效果。在象徵性政策和考試主導下，學校師生大概不會太認真地教授和研讀課程內容，吸收當中蘊含的政治信息，就正如國內推行多時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沒有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國民移居歐美、澳紐、港日等地的興致，亦難以消除網民大眾對官僚腐敗、貧富懸殊的不滿。因此，批評者所擔心的那種政治「洗腦」效果，或許不至於大規模出現。相反，評論的焦點，或許應放在象徵性課程的不經意效果，包括推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另類「洗腦」，例如鼓勵師生習慣於「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又或因循於各打五十的「中立抽離」，以至窒礙思考的程式化考試套路。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配合當日教育局公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新聞，一些報章效法新高中通識科的試題樣式，向讀者提問：「多大程度同意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必修課程」？並同時提供作答「貼士」，建議同學表述正、反觀點，並在支持科目能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培育國民身分認同感」，或反對「學科將成為政治任務，變成洗腦科」這兩種立場中，選擇自己的立場。這種千篇一律的提問方式和作答建議，顯然無法鼓勵同學因應香港社會和教育制度的具體狀况，認真的思考。剩下的，只是同學自己也不太相信，但卻能滿足考試（或制度）要求的「中立抽離」答案和處事習慣。 需要稍為澄清的是，筆者並非認為「只談成就」、「避談六四」的課程設計沒有問題，一個開放、沒有政治審查的課程內容，自然是十分重要的。這裏想補充的，是我們必須把課程置放在具體的學校環境和社會脈絡中，才能分析它可能產生的實質影響。 事實上，在傳媒和互聯網發達的世代，香港學生在電視、報章、網上接觸到有關「六四」、「維權」等資訊及評論，往往遠多於從學校獲得；此外，沉悶的學校教學，也難敵傳媒和互聯網多姿多采的呈現和發放形式。因此，如果官方想成功政治「洗腦」，恐怕必須更全面地監控大眾傳媒和網上活動。倘若政府最近提出的影響記者採訪自由的《纏擾法》和被稱為「網絡23條」的《版權修訂條例》獲得通過，其政治「洗腦」的效果，恐怕絕不比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低。循此思路，要有效對抗政治「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在反對《指引》中政治偏頗的內容之餘，教育工作者還需要同時向損害新聞和網上資訊流通自由的《纏擾法》和「網絡23條」說不；而如果我們想減少象徵性課程所引起的另類「洗腦」效果，恐怕得「推倒重來」、「循序漸進」，徹底改革課程發展的制度和過程，放棄玩假的象徵性政策，依據民主和透明的原則，以專業的知識和認真的態度，尊重學校、師生置身的環境和面對的局限，重新訂定各項課程，包括通識和德育及國民教育。

支联会已故主席司徒华在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前首次在立法会提出「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运」动议，其后除1998年外，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支联会常委均于5、6月间在会上提出动议，但都因建制派反对而未能获得通过，而在辩论时，政府官员均不会出现，建制派议员则不发言或只派一、两名代表发言了事，今年将是第十五年在立法议会上辩论，原已排期在5月2日会议上辩论，但因「人民力量」议员以「拉布」方式提出一千多项修订来阻碍议席替补的条例通过，排在议案后的动议亦因而至今未能展开讨论。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向本台表示，由现时至6月4日尚有三次会期，相信毋忘六四动议可在六四纪念日前在立法会内辩论，一旦情况不妙，会考虑在立法会外搞另类辩论，反正政府官员不会发言。 另外，他今天下午会率领支联会成员到葵青区议会抗议，表达对区议会封杀六四信息的不满，认为这会扼杀葵青居民认识六四屠杀的机会。 为加深市民对六四事件的了解，支联会常委今年首次在负责地区事务的区议会提出「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运」议案，但遭葵青区议会主席、政府委任议员方平以「六四事件」不属地区事务、区议会不讨论中国事务为由，口头拒绝申请。 动议人之一的梁锦威，质疑方平拒绝讨论动议的理由牵强，他指出，区议会曾讨论香港铁路加价及政制发展等非地区议题，是次拒绝其动议申请，明显是有政治考虑。他会在今天的会议上要求在「其他议程」中加入讨论六四动议，期望其他葵青区议员声援。支联会亦呼吁全体葵青区议员「本着公义和良心」，反对方平的裁决，支持议案，并敦促中国政府为「六四」事件正名，平反八九民运。

彭濤 德國 近來，在網絡上盛傳溫家寶向曾中共政治局提出過他的一個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據稱，溫家寶的這個政改方案包括開放黨禁、實行政黨公開競爭競選、建立司法獨立（如解除政法委干預司法的權力等）和實現政治透明等內容，並提及一些具體的民主選舉方式：如全國人大代表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總理由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政改初期民選從直接選舉鄉鎮長和縣市長開始，等等。 對溫家寶這個提案的結局，網媒上至今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它被政治局通過了，一種說它被否決了。而被否定的原因是，政治局裏多數成員不願因政改而失去自己已經獲得的特權和利益，等等。這兩種說法到底哪一種屬實或兩種都不事實，卻未有定論。 但是，這個傳聞卻相當符合溫家寶這個人的政治追求和性格。溫家寶一直持有推行政改的信念和抱負，也在各種場合多次提出過政改要求，並在行動上也有所表示。這就是說，溫家寶在薄王事件之後向政治局提出上述政改方案是完全可能的，因為薄熙來等新左派人物的倒台為政改帶來了新的契機。對此，人們就會自然地提出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如果真有此事，溫家寶的這個政改提案到底在理論（或理性推理）上會有多大的可行性？或者說，這個方案在中共體制內的實行需要具備哪些起碼的條件或動因? 免遭清算，保全利益 要讓中共高層領導人（或領導集體）自動和心甘情願地按照溫家寶的提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他們得為自已解除一些後顧之憂，如：改革後不受人民和新政權的清算，其所得的各種利益不被剝奪，等等。其次，他們手裏沒有大的血債（如在六四等問題上），沒有重大的經濟和刑事犯罪行為，由此就不會在民主化後被人民法辦和懲處。如果中共高層核心領導人物（如政治局及其常委成員等）中大多數都沒有上述的後顧之憂和重大劣跡的話，那麼他們接受和實行溫家寶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就完全是有可能的，中國的政體制改革就有可能得到推行。 有利可圖，功德並取 另外一個可能的條件或動因是，中共高層領導人（一定）要有把握，他們在政治民主化後不僅不會被人民清算，而且還可以通過政治上的自由化來保住或擴大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比如：在政黨競爭和競選中以其在財力物力和人力上的巨大優勢來維持自己的強勢和提高其獲勝的機率（如台灣的國民黨），從而得以繼續執政參政或干政，並使自己的權力產生更加合法化。還有，社會對他們順應民意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業績，也得給予充分的肯定和承認，也得給他們一個成為歷史功臣的機會。 平穩過渡，朝野和解 再一個重要條件是，從專制到憲政民主的轉變必須能以和平的方式實現。而要滿足政治制度和平過渡的條件，就得最終達成朝野上下的和解與妥協。也就是說，在中共專制政府對自己造成的歷史血案和冤假錯案徹底平反和真誠地向人民道歉謝罪並推行憲政民主之後，人民則應該對其進行寬恕和諒解，從而促成政治制度的和平過渡和社會形態的平穩轉變。這也可以台灣當年蔣經國先生「以專制結束專制」的政治經驗作為借鑒。 現實複雜，前景不明 然而從現實來看，中共現在或未來的高層領導人（不只是政治局成員，而且是所有實權人物）未必都能解除上述的後顧之憂，未必手上都很清白，未必對政改和民主化後自己的前途都充滿信心。而大陸政治民主化後，民眾和各相互競爭的政黨是否會放過或寬容這些中共領導人，也是一個未知數（大陸畢竟不是台灣）。所以，中共政治局和高層現在是否能夠通過或接受溫家寶的民主憲政改革方案，就是一個很難揣度和回答的問題了。因為，中共高層在近期啟動政治改革的前景並不很明朗，而且目前中國大陸政局的變數增加，隨時都有出現各種突變和異動的可能。 或許，中共高層會因為保權守利遲遲不啟動政改，而大陸民眾和中共黨內年輕的自由派則有可能聯手借助某個突發事件而發起一場從下到上與裏應外合的政治革命（就像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一樣）。這樣，一個真正的民主變革浪潮便將洶湧而至且勢不可擋了，中共領導層中那些阻擾政改的人就真要成為民主革命的眾矢之的和甕中之鱉了，他們的一切權力和名利就真要喪失殆盡和付諸東流了。 BBC中文網

中国当局并未因陈光诚逃馆事件引起的国内外高度关注而停止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近日，陈光诚的一名支持者游明磊被以煽动颠覆罪拘押。维权律师江天勇被殴打后被迫离京。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总部位于的美国的组织”中国人权”的消息，江西南昌的银行职员游明磊近日被南昌警方拘押，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德新社10日在报道中说，游明磊的父亲周四表示，警方通知他周四晚些时候与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会面，并告知他将在会面时向他出具正式的刑拘通知书。 网名为”屠夫”的活动人士吴淦在周四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他去探望了游明磊的家人，家人很担心。游明磊的父母今天接到电话，告知刑拘通知书已到，并将找其谈话。吴淦说，晚上他会跟他父母见面，沟通一下，了解给游明磊定的究竟是何种罪名。 江西独立参选人刘萍和李思华告诉中国人权，4月27日，游明磊在江西师范大学散发传单，上面写有 “爱国反共，恢复中华，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字样，还附有今年2月被判刑7年的浙江异议人士朱虞夫的诗 《中国人，是时候了》。这首诗被中国当局作为对朱虞夫定罪的罪证之一。 游明磊是一名退役军人，热心公益，关注艾滋病患者权益，长期呼吁政治改革。2011年曾因在墙上涂写”平反六四”被行政拘留一周。他还曾在南昌街头散发支持陈光诚，呼吁人们关注陈光诚的传单。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奇迹般逃脱软禁并逃入美国驻华使馆的事件震惊了海内外。陈光诚离开使馆住院后，维权律师江天勇在前往医院探望时被国保强行带离并遭到毒打，导致耳膜穿孔，右耳听力下降。次日被释放回家后，江天勇想到医院就医，又遭到住所外10余名便衣阻截。据希望之声等媒体报道，5月8日，江天勇离开北京去唐山办案，以换取国保从他家门口撤人。江天勇在推文中说，跟国保谈好的5点包括在可控情况下看病；不擅自去看陈光诚；近期不接受外媒面访；近期离京和国保从他家门口撤走人。 陈光诚进入朝阳医院至今，他的朋友中没有一个获准与他见面。维权人士胡佳和妻子曾金燕目前都在当局的压力下离京。 作者：乐然 责编：李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