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4周年

自由時報 | 六四紀念活動 中國封鎖打壓

六四紀念活動 中國封鎖打壓 〔編譯魏國金/綜合北京四日外電報導〕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二十四週年當天,北京埋葬部分六四死難者的萬安公墓警戒嚴密,這只是北京當局打壓該事件紀念活動的一個手段,其他還包括軟禁六四有關人士、扣查採訪的香港記者證件、捉捕北京上訪民眾、派駐大批公安戒備及封鎖網路相關消息。 劊子手陳希同 傳出死訊 四日也傳出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之一、當時擔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因為癌症病逝的消息。據博訊新聞網報導,八十三歲的陳希同幾天前於北京過世,因為時機敏感,中共不准報導死訊,且趕在六四前火化,打算把死訊拖延至六四後一星期才公布。陳希同火化時,被填寫的職業是攝影師,以隱藏其真實身分。陳希同在六四事件中,與李鵬等人領導對學生的鎮壓,但他曾說,自己只是六四事件的傀儡,鄧小平才是掌舵者。 爭取平反六四的「天安門母親」成員四日在公安安排下,前往北京近郊的萬安公墓祭拜。超過十二名公安駐守在萬安公墓石門外,在六四痛失十九歲愛子的張先玲告訴法新社,她與另外十多人被護送進入公墓內祭拜至親,便衣警察就站在附近拍攝祭拜者。 張先玲說,今年監控比往年嚴密,一日起就有兩人在她家站崗,且寸步不離跟著她。多年來,她首次獲准可在公墓內與其他受難家屬說話,「我們一年只碰一次面,防止我們交談真的非常殘酷。」 至於「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不僅家中電話、網路遭斷線,也不准她與丈夫外出前往木樨地,祭拜在該處附近罹難的兒子。她與丈夫發表抗議信,直陳「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普世人權沒有絲毫進步,反而是大踏步的倒退了。」 香港電台報導,三日晚間木樨地周邊街道戒備森嚴,除大批公安站崗、巡邏警車密佈外,還有大批便衣巡邏,路旁放著滅火器。報導說,北京長安街、王府井與西單等地,都有公安駐守,每隔幾十米便有一部警車,賣紀念品的攤販被警告不得與遊客亂說話。 法新社報導,安全人員也在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故宅外巡邏,趙因反對鎮壓學生後失勢,並被軟禁在家。報導說,便衣警察試圖阻擋法新社記者拍攝該區域,同時有一名男子被帶離。 軟禁相關人士 阻撓採訪 多名香港記者四日要到天安門廣場採訪時,遭公安查扣證件近一小時,不讓他們進入廣場觀看升旗儀式,也不准他們離開,還要求他們刪除手機內的影片,同時仔細搜查採訪車,等升旗結束後,才發還查扣的證件。 三日晚間目睹大批公安在北京南站捉捕上訪民眾的阮積忠說,該區處處是警察、警車,許多訪民被驅趕或抓走,被褥等物品則被甩得到處都是。 新唐人電視台報導,迄今仍有許多六四相關人士遭軟禁,包括趙紫陽前秘書鮑彤、學者高瑜、人權律師浦志強、學運領袖李海、江棋生與六四傷殘人士齊士勇等。 異議人士呼籲人們穿黑衣或點蠟燭紀念六四。不過在新浪微博,「天安門」、「蠟燭」等關鍵字都遭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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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kuso坦克人 網友突破封鎖追悼六四

kuso坦克人 網友突破封鎖追悼六四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四日屆滿二十四週年,中國政府雖然嚴格監控異議人士,管制北京天安門廣場周邊及各地的實體抗議行動,卻擋不住網路上各式各樣的「創意」紀念活動,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一張「滿城盡帶黃金鴨」的kuso照片。這張照片的場景是六四屠殺過後,被稱為「坦克人」的王維林在長安街上隻身攔下一排解放軍坦克,但坦克已被換成最近爆紅的黃色小鴨(Rubber Duck)。然而,照片上傳後隨即遭刪除,其相關連結、甚至連臉書分享都被封鎖,引發網友嘲諷,中共號稱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但就是對鴨子沒自信」,「就這麼怕禽流感嗎?」除黃色小鴨外,漫畫家「蟹農場」也根據Rovio公司熱門遊戲「憤怒鳥」(Angry Birds)創作出另一個坦克人版本。此外,中國入口網站「網易」日前推出六一兒童節專題圖輯,也出現一名男子勇擋坦克的樂高積木照片。(國際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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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敏:广场上的白头巾

原文地址: 广场上的白头巾 作者: 筱敏 三十年过去了。她们还活着。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掳走,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三十年,她们还在这里。   诗人巴列霍曾经唱道:         人生有一些打击,         太沉重了……         我不知道!         它们像上帝的仇恨;         似乎面对这些打击,         人生的所有苦水         都倒流进心里……         我不知道!   这些母亲的心里已经满溢苦水,她们的生活也是漂泊在苦水中的生活。苦水在大地上形成湖泊,她们变成水中的生物,互相搀扶着,互相救援,学会了在水深中呼吸。   起初她们是十四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玫瑰色石头和白色石头。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么,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么,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即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青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习他热爱的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青,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名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降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我辞了职,去往我能知晓的任何地方寻找,却始终没有她任何消息。多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 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担心屠杀就要开始了,但我们照常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滋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不断地去往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我抬头一看,这墓园多像一座花园啊,我站立不住,紧抱住一棵树放声尖叫,倾尽全身力气号啕大哭。我的意识开始迷糊,我看见枪在喷火,一辆燃着大火的车向我冲来,一切都在燃烧,但我看不见我的儿子。……整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一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她们的生命,孩子生下了她们。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她们抗议屠杀,抗议恐怖,抗议掩盖和推诿,抗议镇压和监禁母亲,抗议人的失踪之后记忆的失踪,抗议统治者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时用爱国热情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正如他们在1978年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喧哗欢腾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母亲们唱连祷歌,母亲们行走,母亲们的白头巾连接成白色的横幛,母亲们的心写满失踪孩子的名字,她们现在要求当局交出杀人犯和帮凶者的名单,母亲们绝不宽恕,当有人念到一个罪恶的名字,母亲们就齐声高唱——主啊,别宽恕他们!   三十年,广场都长出花来了,繁华的喷泉,太平的鸽子,变幻着颜色的难以言说的天空。母亲们还在这里。母亲们的白头巾还在波涌的圆环里飘动。   母亲们活着,母亲们行走。   于是,这石头的广场,还有比广场宽阔的大地,不得不记住她们的孩子,连同记住那血写的历史,记住生命。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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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六四敏感期“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病逝”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封面 据博讯网报道,1989年六四发生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病逝,并在昌平火化,因为时机敏感,他的死讯仍被掩盖。 报道说,因为陈希同身份特殊而需要保密,火化时填写的职业是“摄影师”(又说“诗人”),目前不知道火化时填写的名字是否是原名。 但博讯网怀疑陈希同可能在周日前就已病逝,北京赶在“六四”周年前将他火化,猜测当局计划将他的死讯拖过“六四”后才公开。 陈希同死于癌症,享年84岁,曾被指,是镇压学生运动及戒严的总指挥,但陈希同其后否认。 据中国官方在香港的机构中通社报道,陈希同于6月2日上午9时54分在北京去世。 美联社和法新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都引述中通社的报道,不过美联社在报道时还引述成都作家何三畏的说法。多年来,何三畏一直是陈希同家的朋友。 何三畏说,他从陈希同的亲戚那里听说了这一消息。 但是中国官方媒体没有证实陈希同的死讯。 据中通社介绍,陈希同1930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室任干事。 1983年4月担任北京市市长,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1995年4月因王宝森案件引咎辞职。 199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纪委决定开除陈希同党籍。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陈希同犯贪污、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中通社并引据羊城晚报之前的消息指出,陈希同2004年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要求“保外就医”。 2006年8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据香港商业电台报道,1989年“六四”事件时,陈希同担任北京市长,曾经和参与民运的学生对话;他也曾被指,是镇压学生运动及戒严的总指挥,但陈希同其后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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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美国国会举办纪念中国“六四事件”听证会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视频:美国会举办纪念“六四事件”听证会(记者何平拍摄)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属分会周一举办纪念中国六四事件的听证会。与会人权组织代表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促进中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中国“天安门母亲”群体还致信美国政府,呼吁奥巴马总统在本周“奥习会”期间,公开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6月3日的听证会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举行,这几乎是24四年前中国军队在北京实施武力镇压的同一时刻。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非洲、全球健康、人权和国际组织”事务的分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24年前的今天,全世界为所目睹到的六四事件而震惊。但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在继续使用否认、混淆是非甚至威胁的手段掩盖屠杀真相,以至中国已成为全球的政治迫害中心。史密斯议员强调,奥巴马总统在近期会晤习近平主席期间,必须严肃提出中国的人权迫害问题。 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在作证时指出,随着六四事件过去24年,这场屠杀对中国政局和人们观念的影响都在发生变化。 他说:“目前人们广泛的、有代表性的看法和二十多年前不同。二十多年前最广泛的看法是要求为六四大屠杀平反,现在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六四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追究罪责,要求共产党认罪。这种态度的转变,说明人们对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幻想。” 魏京生认为,中国人对六四屠杀的看法发生改变,显示中共当局已失去了其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如何处理六四问题,也成为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政治负担: “每年在接近六月四日的纪念日之前,中国政府都非常紧张,为防止人民上街游行派出大量警察并且对异议人士进行监视和软禁。这对中共来说造成了很多的压力。在这个负担给他们的外交和内政都造成困扰的前提下,如何卸下这个负担、减少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就成为新的领导集团所必须考虑到问题。” 但魏京生指出,由于中共认为对历史问题仍然可以使用压制的方法使其消除,在当局面对经济和外交等更为紧迫的压力之下,追究六四屠杀的罪责和赔偿很可能要等到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 以民间组织“女童之声”负责人身份出席听证会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柴玲表示,六四事件的血腥结局只是中共无视人权的一个缩影。她在证词中要求中国当局对人类的生命权予以尊重。柴玲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每天,在过去24年里我们都没有办法忘记六四那天。6月3日早上的北京,整个的天安门广场充满了希望-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但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梦想和希望都被压碎了。这是在过去24年里,我23年都生活在美国,也对美国有些了解。我现在对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过去的寻找和反省中找到了六四悲剧的根源。悲剧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不爱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是中国在真正改革开放的时候需要有个奠基的基石。” 柴玲强调,中国政府在反省六四血腥镇压的同时,也必须停止强制计划生育等无视人权的政策。 当天的听证会上,“中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利宣读了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群体致美国政府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丁子霖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本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会谈中,表达对六四难属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杨建利向本台记者表示:“六四的问题不解决,恐怕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能正常化。我在作证的时候有丁子霖的一封信,她讲在过去的24年来,她们写了36封公开信给中国政府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六四屠杀不是一次性的,它是延续到今天。面对这样的政权国际社会应当做什么?我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必须发出声音。奥巴马如果不讲,只会鼓励(中共)在人权迫害上越做越多、越做越严重。” 杨建利在证词中还呼吁国际社会在今年底联合国表决中国能否连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国问题上,审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表达反对意见。 参加听证会的还包括1989年六四期间,任职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大卫•艾克曼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等。与会者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加大关注人权问题的比重,以此促进中国公民在言论、出版和自由集会等权利方面的保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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