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

这里是陕西省的一个乡村，杨秀巧在焚尸人老劳的带领下慢慢地走近凄冷的停尸房，她这几周一直在寻找她的外出漂泊打工却从没回家的姐姐。老劳打开门，杨秀巧看到尸体的脸如遭电击。她跌倒在地，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她没能流下一滴眼泪。 这段场景来自一个名为《焚尸人》的独立电影，它源自中国的“吃苦”观念，意指直面极端的痛苦。在2011年，时年21岁的杨思佳在电影中的两个角色中做选择——一个自杀的女农民工，或她留下来处理后事的妹妹，杨思佳犹豫不决。为了真实描绘陕西的农村生活，导演找了当地的非专业演员。如果说思佳平静的痛苦演绎是令人信服的，那是因为她所经历的痛苦远超所演绎角色的。 一个发表于2002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报告显示，在1995年到1999年间，有自杀倾向的中国女性达到了25%，这一比例高过男性——这与全世界的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农村自杀事件数量是城市的三倍。这个报告震惊了这个国度，引来了无数媒体报道。到了报告发表十几年后的今天，自杀的比例直线下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的自杀预防中心主任Michael Phillips和他在2002年发表的那个报告发现，男女自杀比例现如今已经接近，而农村的自杀事件数量降为城市的两倍。另外，从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景军的研究发现，在2006年，农村女性的自杀比例已经低于男性，平均每十万人有9人自杀，比1987年的33人少。 但是专家们认为城市化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离家在外打工的农民比例从1987年的7%疯涨至今天的30%。在这些农民工中，有超过1/3是女性。景军认为通过在城市工作，女性逐渐从从属地位和家庭纠纷中解脱出来——而这恰是农村妇女自杀的最主要诱因。另外，规避了农药——这一高风险致死物品——也是重要的原因。 但是降低的数据可能掩盖了许多问题的本质，而这仍然在折磨着无论是仍处乡村还是分散到城市了的农村妇女。 思佳1990年出生于陕西的一个千人小农村，正是中国成长于颠沛流离的环境中的第一代。孩童时代，她便频繁地与自己的农民工父母一起换地方，这种经历让她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外人。由于身处孤立的社会环境，因此她醉心于学习中，并且成绩很好。她的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但在初中升高中的那个暑假，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思佳说。 思佳的父亲暑假带她去自己工作的高尔夫俱乐部做兼职厨师，而这本来只会雇佣男的。一天晚上，俱乐部临街的一个商店女老板请思佳照看下店铺，因为她有事要离开。那个妇女告诉思佳，在她不在的时候，甚至可以在后院洗个澡。思佳同意了，进了后院，在她脱光衣服准备洗澡的时候，她父亲的老板突然闯入。 “那时我与父亲之间只隔着一堵墙，”思佳说，“我痛哭，但是他是我父亲的老板。我很害怕，不敢发出声。” 当时她才16岁。 这个经历改变了思佳的未来。尽管她仍然坚持着好学的禀性，并且考入西安的一所电影学院，这对于她所出生的背景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而这对她父母那代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她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在大学期间，她在当地做兼职工作来维持学业，无论是在街边卖衣服还是刷盘子。有一次她与一个同学在一个高档的宾馆中做前台工作，但几个月过后，她的老板告知她要裁员，两个小姑娘只能留一个。“如果你愿意被我包养，我就让你留下来。”他对思佳说。思佳决定离开。 从高中到大学，思佳有时会割伤自己，甚至有四次想上吊自杀。但每次，在悲剧到来之前都失去勇气。在这期间，她开始拜访一个佛教高僧——在早前一次考试前，她母亲带她去寺庙祈祷时认识的，从此慢慢让她从心灵伤痛中恢复过来。在当代中国，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让许多人渐感迷失，对宗教感兴趣的人也日渐增多。 “佛家教你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思佳说，“在前世，我欠了一些人的债，因此我需要赎罪。我曾经想报复那个男的（高尔夫俱乐部的那个），不过我现在能平静对待这件事。” 在2011年夏天，思佳的命运又一次改变了，她被介绍给筹拍《焚尸人》的导演。读过剧本后，她对导演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像电影中的秀巧一角（在剧中后来是妓女），她可以很容易就进入角色中。 当电影在陕西的农村开拍时，思佳发现自己身边几乎都是男人。山西省男女出生比例达到130：100（全国男女比例是118：100），在农村，这种比例失调甚至更显著。 农村男女的这种不平衡所带来的对女性的需求甚至延伸到阴间，从而催生了“阴婚”的习俗。单身汉与无名女尸结婚并且埋在一起，从而避免在阴间孤身一人的命运。性别比例失调为阴婚创造了一个黑市，正是《焚尸人》所描述的情形。 电影一开始，一具年轻女尸被人从河中捞起，送到太平间。有人想把这具尸体卖给阴婚的一方，但老劳，一个身患绝症的焚尸人，想把这具女尸留作自己的阴间新娘。 思佳的角色秀巧来自陕西的另一个地方，她到这寻找自己失踪的姐姐——曾经在这里为农民工做饭。老劳不想失去自己在阴间的妻子，把秀巧骗开，说这里没看到什么年轻姑娘。秀巧仍然坚持寻找，在找人花光了钱之后不得不卖淫。 最后，老劳深感愧疚，并且把她姐姐的尸体还给了她。 在拍摄过程中由于再也找不到别的年轻女人，思佳不得不继续出演年轻女尸。她所演的角色需要被装在袋子里，送到太平间，并被关进棺材里。思佳很生气，但完全隔离的处境和死亡的感受给了她新的体会。 “在我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外面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思佳说，“我唯一想到的是，我要活出生命的价值。” 从大部分的指标来看，自从Michael Phillips的报告震动了这个国度，许多农村妇女的地位在这十年中有了显著的提高。再加上下滑的自杀人数，女大学生数量的破纪录，农村医疗也有了极大的改善，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线。 但是农村地区的发展并没有跟上城市的发展，女性的发展也没赶上男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从2000年的2,253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而城市人口的同期收入差不多翻了两番，从6,280 到 23,979。在2010年，女性只能赚到她们男同行的56%，比1990年低了79%。这种金钱和力量上的差距让农村妇女地位脆弱。 尽管暂时还没有一个关于中国性侵犯的值得信赖的数据出现，但罗顺英，一位来自台北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教授，估计中国只报道了不到1/10的性侵犯案。“这种重男轻女的文化事实上给女性受害者带来了性暴力，”她说，“许多性侵犯受害者为此感到羞耻，就算她们自己不感到耻辱，她们的家庭也会确保他们感到羞耻。” 罗认为这种不平等深深影响着农村妇女，她们不知道怎么获得相关信息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农村妇女逐渐被时代抛弃。”她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日渐加剧的男女比例失调仍然会影响着农村妇女，或好或坏，农村妇女的缺乏使得她们可以挑选自己要嫁的对象，并使自己嫁给一个经济上更好的人。 然而，性侵犯、贩卖人口、卖淫等的例子却增多。一个2009年的报告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性别比例偏差每增多1%，则性暴力和性侵犯的例子则会增加3.7%。每年中国大概有100万没能结婚的适龄男青年，一些受挫的男性在寻找伴侣上就变得越来越具侵略性。去年暑假，思佳所在的家乡附近，一个38人的团伙被捣毁，他们涉嫌强奸和贩卖妇女。 客观地衡量农村妇女是在过去更为受苦还是在未来更为受苦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和日益恶化的社会形势。然而这个群体的发声有限。 思佳仍然在跑着龙套，偶尔演戏。在真正意义上的“吃苦”风尚下，她不认可自己的经历能反应更广的趋势，因为她认为自己只是不幸，而不是对这个社会的控诉。总之，她看好自己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 “我觉得人要一直怀有希望，”她说，“我的佛教导师曾经告诉我，心态决定环境，好人有好报。” 来源：http://www.niubo.cc/article-1162-4.html

2012年11月30日 凤凰视频闾丘露薇《走读大中华 脊背上的学校》之 自带课桌上学，新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农村的孩子，目前上学的状况如何？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j-Z8UfG-ws]...

核心提示：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导致中国农民越来越穷，而且不愿加大土地投资力度，不愿尽可能提高作物产量。最终的后果就是：减缓农村发展速度，加剧中国业已严重、可能引发动荡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产量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潜能。 原文： China: One fire may be out, but tensions over rural land rights are still smoldering 发表：2012年2月6日 作者：Yu Gao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1日，在中国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选举工作人员在一所学校计算一个投票站的选票，计票前，他们焚毁了未用选票。这个动荡的华南村庄周三进行了一次选举，标志着在暴力对抗当局侵占土地之后，草根权力的逐渐恢复。摄影：路透社/Bobby Yip】 中国一个名叫乌坎的小村庄在经历数月抗议与骚乱之后，正在回归正常的生活。随着路障被移走，日常生活重现骚乱前的节奏，我们便很容易觉得一场危机已经被避免了。 然而，失而复得的平静不应掩盖这样的事实：导致乌坎事件爆发的火药桶（征用农民土地但不给予合理补偿）同样存在于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使中国农村土地保有权问题及其对食品安全和国家稳定的影响，成为牵扯到国内外利益的重大问题。 虽然乌坎事件的发展轨迹不同寻常，但是其背后的问题则是普遍的：去年年底，村民和当地政府闹僵了。村民们抗议地方官员征用农田，转手卖给开发商，月没有给村民足够补偿。随着抗议和大规模民权运动，更高层政府介入，承诺调查该土地征用事件，并允许自由和公平的村级选举。 想想看，全国各地每年大约有400万户农村家庭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人脉畅通的开发商夺走——而且常常不进行补偿，不征求意见，就像乌坎一样。 这就进一步拉大了中国的城乡差距。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已经导致中国七亿农民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困苦，每天生活成本不足两美元，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指标上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 这些希望破灭、一贫如洗的农民在中国各地成为强大的不稳定力量。据中国研究人员统计，仅在2010年，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示威或骚乱）——其中65%的事件与土地纠纷有关。 而且，从一份针对17个省1791位农民的新调查来看，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土地被侵占的速度正在稳步加快。几乎半数受访村庄表示经历过土地被占事件。在超过五分之一的占用事件中，农民尚未拿到任何补偿。而且即使农民拿到了用以弥补土地损失的补偿款，补偿金额通常也只是土地真实价值的一个零头。 就连中国许多地方的新”城市化方案”也未能奏效。城市化方案的目的是通过引导农民进城、推平其农村住宅、把宅基地重新投入农业生产等方式来增加耕地面积。面对中国炙手可热的土地市场，这些方案于是变成了开放商的工具和良机。事实上，在超过半数此类案例中，有农民表示他们在搬迁过程中其实同时丧失了土地和住宅。 不仅如此，在这些”被城市化”的农民之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他们既没有得到城市地位，也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城市福利，虽然这些福利是他们在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易时原本希望能够得到的。 土地保有权的不稳定性导致中国农民越来越穷，而且不愿加大土地投资力度，不愿尽可能提高作物产量。最终的后果就是：减缓农村发展速度，加剧中国业已严重、可能引发动荡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农业产量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潜能。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认识到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性——因为这一问题影响到长期稳定、农村发展与粮食安全。他在去年12月发表的一次讲话是笔者记忆中政府高官就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一事发表过的措辞最为强硬的讲话之一。 温家宝说，虽然中国各地的土地从技术上讲归村里集体所有，但农民对于其耕作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权利。温家宝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如果想要在史上迄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显然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国家发展战略，转变城乡发展思维，转变地方政府的财政模式，转变土地立法及政策。这种转变在未来一年变得尤为棘手，因为中国将会过渡到新的领导集体。 但这件事很重要。 土地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支撑点。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其国内的稳定状况同样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正如温家宝近期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实施的方案之一是开展土地登记试点计划，保证每位农民的土地保有权都登记在案。这一试点计划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督，并加快实施。如果能在实施中保证公平性与参与性，这项试点就有助于推动农村的发展与稳定。 还可以采取其他更多措施，包括：改革有关占用土地的法律，完善补偿制度与合法程序，要求地方官员至少向农民提供规定标准的补偿款，并在拆迁之前出示法院的指令。必须坚决、有效地落实改革措施，任何新方案都应当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而且，所有这些方案和制度都必须适合在地方上实行。 虽然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便更有希望重塑和谐，创造出具有广泛性与可持续性的繁荣局面——这才是实现真正大跃进的诀窍。这会使中国受益，也同样会令全世界受益。 作者Yu Gao是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Landesa )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机构，致力于与政府合作，保护穷人的土地权利。Twitter账户@Landesa_Global。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