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

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面孔。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她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呼风唤雨，从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控文化部门时，江青下令“破四旧”，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被其迫害致死者就多达50万人。 “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江青在法庭受审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这句为自己辩护的惊世名言，也被《时代》摄入，作为她死不认错的证据。此后，直到1991年自杀，江青在被监禁的10年中，对所有指控都拒不认罪。 1991年5月14日凌晨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在北京酒仙桥寓所，用手帕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的上方，终年77岁。据说，临死前，她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留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 美国《时代》周刊在半个月后率先报道了江青的死讯，据来自北京某匿名人士的消息，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 10年后的2003年7月，旅美青年作曲家盛宗亮根据江青生平改编的歌剧《江青》（Madame Mao），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露天歌剧院首演。 “是的，我就是她，被你们这些男人虐待、背叛，你们教会我仇恨！”江青对着屋顶上来回晃动的自己的尸体独白，拉开了这部两幕歌剧的序幕。盛宗亮将江青定位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在党内斗争的绞肉机里被腐化了的人物。从上海滩的名利场，到延安的窑洞，再到北京中南海，江青77年的一生被盛宗亮浓缩成三个小时—她不断被男人引诱、利用、抛弃、压迫，痛苦而压抑，在“文革”掌权后，终于爆发为向男性社会的疯狂复仇，江青也在这场毁灭与被毁的游戏中走完她的悲剧人生。 歌剧《江青》轰动西方，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过去25年来产生的最为重要最有勇气的歌剧之一”。 而在中国大陆，江青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公众形象被官方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她生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则大部分封存在档案里。 图：1977年3月21日，时年63岁的江青第一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你写我，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关于江青最权威的报道介绍，来自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有幸能近距离接触江青、并采访她长达60小时的人。 1972年夏，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做“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维特克，在主动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达到中国采访的要求后，得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出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辗转到达北京。 维特克接触到一大堆只有“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的被采访者后，提出要“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她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以便更好地展现中国妇女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维特克很快如愿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经周恩来安排，8月12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意外地被江青接见。 维特克这样记录成为“第一夫人”后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里的江青：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束腰上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丝衬衣，下着珠灰色裤子，白色的塑料凉鞋，配一个白色手提包。在维特克看来，这身打扮完全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 江青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像。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维特克估算江青身高应不超过5英尺5英寸，但在中国人已算高个，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轻柔端庄。 江青对维特克显然很满意，她们漫谈历史和文学，持续了3个小时。江青设晚宴，用北京烤鸭款待维特克，还请她到天桥剧院观看《红灯记》。这是江青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改编的第一部样板戏。 分手时，她们谈到了斯诺。这可能是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目的—请她为自己树碑立传。当年毛泽东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蜚声中外，江青也想借维特克的笔来延续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她盯着维特克说，“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自己过去的外国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朋友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江青认真地对维特克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8月25日，维特克乘专机秘密飞赴广州，在广州远郊的一栋别墅里采访江青。采访持续到31日，连续7天，她们每天晚上9时开始谈话，往往要谈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中间仅吃一次宵夜。 在总长约达60个小时谈话过程中，维特克不停地做笔记。江青对她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做记录了。你注意听就是了。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9月1日，维特克结束了她的访华旅行。江青在送别时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维特克回到美国后，一直没有等到江青承诺她的录音带和中英文整理稿，而且，她与江青的中间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不断提示，她可以出版她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传记”。 1974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首次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谈话，获知消息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向维特克索取原始采访资料，但为维特克拒绝。 图：1945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这是江青与毛泽东度过的相对浪漫、美好的时光。 悲情童年与活泼淘气的青年 江青在西方视野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著名的医生白求恩。1938年8月2日，他在加拿大报纸撰文歌颂延安抗大时，提到“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江青：“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 文章最后问道，“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淘气”。这时的江青，刚到延安不久，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 1946年2月11日《时代》在《毛的一家》中对江青有更细致的描述： 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 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名叫蓝苹。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期《时代》还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左手夹烟，侧身注视江青，脸色平和，微带笑意。江青身着臃肿的棉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咧嘴微笑，轻松而快意，甜蜜而开朗。 由于江青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江青再次现身《时代》。在1977年3月21日《时代》的封面上，江青作为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演员到女皇》。 这篇封面故事正是出自维特克之手。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脱稿的《江青同志》亦随后出版，在美国、加拿大同时发行。 图：1936年，22岁的江青与她母亲（左）   维特克笔下的江青，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 《时代》报道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江青还有很多哥哥姐姐，最小的一个都比她大12岁。她父亲是专门制作车轮的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中国虽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但在上世纪初，砍头示众等野蛮行为仍很普遍。江青小时候就曾被鲜血淋漓的断头吓倒，病了很长时间，“即使蒙上眼睛，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维特克写道： 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脚步声所吸引。她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鲜血淋漓。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家后，她的书散落了一地，她本人扑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 童年记忆刻骨铭心，在人的一生中很难磨灭。透过“文革”中种种非人道的、司空见惯的武斗场面，依稀可见江青早年记忆中的血腥和暴力。 由于受不了家庭暴力，江青很小时，母亲就带着她离家出走，靠给大户人家佣工谋生。晚上，母亲经常把江青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维特克用很精细的描写向读者暗示，她的母亲这时可能已沦为暗娼，以此来维系她们两人的生活。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待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棂，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 为了在深夜找到母亲，这时年仅五六岁的江青，就试图克服走夜路的恐惧。她害怕恶狗，还曾经被恶狗咬过。维特克在她的传记作品《江青同志》里提到，江青曾撩起裤角，让维特克看她的脚踝上部，仍可以看出恶狗咬过的疤痕。 演员时期的江青登上《中华》杂志封面。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1929年，江青入读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那时我只有15岁。”江青对维特克说，“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女生太少的缘故。” 在这里，江青发现了自己的演艺才能。尽管在校只有一年，但她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包括钢琴。 此后，江青与该校师生赴北京演出。江青对维特克说：“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家里最好的棉被带来了，仍冷得发抖……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年初春，江青来到青岛，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巡回演出时，还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她上过闻一多的课，听他讲唐诗、小说和戏剧，也经常听沈从文讲授小说。她的大学生活很清苦，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因为两条腿骨瘦如柴，又细又长，朋友们给她起绰号，叫她“麻杆”。 1933年江青在青岛加入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开始其演艺生涯。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而一炮走红，其后又出演过不少左翼电影。期间，她还因涉嫌参加进步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抗战爆发，江青辗转由上海抵达延安。在这里，她遇到了毛泽东，两人很快同居并正式结婚。 江青知道国际上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各种流言蜚语。因而，她有话要说。维特克写道：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在苏联疗养。“谁该对离婚负责？是贺子珍，而不是主席。”江青尖锐地指出。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她对维特克说： 长征期间贺子珍几次负伤，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照顾孩子，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毛对她的行为也无法忍受。贺自作主张去了西安，没有人能劝她回来。 1939年，贺子珍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很粗略的治疗，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由于绝望，她开始打孩子，最后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贺子珍被送回上海，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定期接受电疗。 一些国外媒体称江青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维特克就此向江青求证，江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说，她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图：1967年4月21日，出席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从左至右：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 样板戏是“真正的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在中南海这座从前的皇家大院里都分到了一套住宅。 但是，这些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并没有给江青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她经常怀疑暗中有人在谋害她。1969年，已经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被称为密谋抢班夺权，刺杀毛泽东。对这场震惊中外、至今仍迷雾重重的权力斗争，《时代》披露了很多细节，都是江青向维特克说的： “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死我们。”江青说，1969年，林彪还准备给主席和她的食物里下毒。江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直到最近才渐渐康复。 《时代》还用很大篇幅报道了江青的“样板戏”革命，从中可以看出江青在京剧改革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孤独无助。 当她在60年代初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时，世界上几乎没有用芭蕾舞来表现军事行动的先例，而且几乎也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意图。为了在领导人中寻求支持，她邀请周总理观看早期排练，周总理去了，指出很多缺点，她们都一一改正了。 为了用军队的方式教育她的舞蹈演员，江青决定把她们下放到部队里生活几个月。就在她刚刚发出指示时，周扬就从文化部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派这些芭蕾演员到香港表演《天鹅湖》！ 图：1967年5月，北京街头的红卫兵。此时的江青已经登上了她权力的顶峰。” 不顾周扬的反对，江青继续与芭蕾舞团一起到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后，她特意为周总理安排了一次演出。周总理说这是“真正的革命”。显然，来自总理的支持，帮助江青克服了文化部门的阻力。而江青本人在指导样板戏时，要求也非常苛刻，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不放过。维特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 一位演员记得，当小常宝唱一段戏，叙述她母亲被土匪杀害了时，她坐下来，用双手遮住脸，让眼泪在手指间流淌。江青说：“无产阶级不这样哭。”江青挺直了身体，让她面对想象中的观众，让泪水流下来。“工人阶级哭的时候不是坐下或把头低下来，他们站着哭。”江青说。 江青把京剧改革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电影界。她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代之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和维特克谈话时，江青从不掩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电影的喜爱，她不止一次提到美国著名影星嘉宝，“我非常喜欢嘉宝。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问维特克：“她还好吗？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采访中，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这么喜爱嘉宝的电影，为什么不公开放映，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江青回答：“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电影在小范围内放映。如果公开放映，人们对这些影片会展开政治上的尖锐批评，这对嘉宝显得太不公平了。” 在这次采访后仅仅4年，江青就从她人生的巅峰迅速跌落。《时代》在全文的结尾提到，毛泽东在辞世前，写了一首诗给江青，提醒她在此后的政治较量中，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江青把它当作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在她的支持者中广泛传阅— 图：1980年11月20日，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了公开审判，12月24日上上午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大喊：“我怕过谁，我就是无法无天。” “你被冤枉了。”毛告诉江青，“我老了，就要死了。今后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高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毛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江青被逮捕隔离，从权力的巅峰跌下无底深渊。但在《时代》眼里，她仍是20世纪最有权势的华人女性。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2.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年5期  作者：熊剑锋  赵季文 近三十年的“严打”历史，不断重复的运动、突击，不仅让司法人员疲于奔命，同时也催生了司法人员或逃避或寻租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次“严打”风暴、近三十年的“严打”经历，尽管官方层面对“严打”褒奖有加，但是民间对其社会效益的分歧，日益加大。 决策的革命因子 “严打”自诞生起，其决策的科学性便受到学界的质疑。最大的异议是，社会治安不好是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相当漫长的社会现象，这种规律不会因为割韭菜式“严打”而消除。 首次祭起“严打”的背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癫狂之后，960万平方公里滋生着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留存公安部档案的数据统计：“严打”前的1980、1981和1982年的立案数量分别为75万、89万和74万多起。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刘复之回忆，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同他谈话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邓小平要求：“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痛不痒，不得人心。” 1983年8月份开始“严打”之后，在短期内立案数量确实开始下滑，1983年到1985年的立案数量分别为61万、51万和54万起。但是仅仅在短短三年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一下子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这一上升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严打的199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认为，作为对“文革”特殊后遗症的清理，1983年的“严打”是有必要的，但1996年之后的“严打”就没有必要。 美国犯罪学家路易丝·谢利的研究表明：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主要的代价之一。 刘仁文表示，1996年后随着社会整个开放度的加大，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社会治安恶化是必然的代价，“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可以看出来，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的上升是一个比较明显和相当漫长的现象，客观规律不可能通过一两次‘严打’来扭转这个问题。” 结果，1996年“严打”之后犯罪率再次上升，证明了刘仁文当初大胆的预言——社会治安还会恶化。 “严打”陷入怪圈，除未能透视社会体制基因外，也在于政策出台的本身充满了经验主义的色彩。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曲新久认为，“严打”属于公共政策，一般来说，要严厉打击某种犯罪，政府制定决策时要科学分析判断当时的犯罪情况，考虑如何去做、配备多少人力物力、采取何种方法，如美国“9.11”事件之后打击恐怖主义，对于投入多少情报力量、军队甚至移民政策要做出什么变化，事先都要经过充分科学的讨论和论证。 而1983年“严打”政策的决策过程十分简单，“它是中央特别是个别领导感性认识的结果。彭真说：‘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曲新久说。 刘仁文也认为，“严打”决策非常神秘化，其他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发展纲要制定的时候，都会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严打”决策没有科学性，要遵循犯罪的自身规律， 1996年和2001年的“严打”决策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刘仁文看来，1996年的“严打”和李沛瑶被害有很大关系、而2001年的“严打”和当年的石家庄爆炸案等案件直接相关。 刘仁文认为，李沛瑶被害是特殊事件，从1996年到2001年的社会治安来看，没有非常显著的证据证明社会治安比以前有很大的恶化。 民众的态度也成为“严打”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之一，复旦大学教授汪明亮指出，民心所向是“严打”政策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出现多抓一批多杀一批等情况时候，民众大都拍手称快或者为之欢呼。 也有学者从政权权威的角度来解释“严打”的决策机制。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皇风认为，每次“严打”的出台都意味着严重刑事犯罪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而社会秩序的存在和维系是政治权威的基础。 根据彼时国家体改委的抽样调查，全国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1993年只有14.5%，1994年为18.3％，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执政党与政府权威的认同。 唐皇风认为，每次“严打”的打击对象都是在当时非常普遍且直接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类型，每次“严打”都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执政党与政府的权威形象，强化了国家机器的象征性资本。每一次“严打”斗争就是一次巩固与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仪式与操练，“严打”斗争就成为中国国家权力重要的认同化机制之一。 这种从政治出发、又落实于政治的战役模型、精神昂扬之中，反而疏漏了科学的长远性和社会转型的协同性。 “依法”之虚 “严打”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缩略语，其全称反倒不为人所知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严打”，有一个至今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亮点”，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 但是，“严打”让人印象更深刻的则是，行动中，“从重从快”之水，溢过了公安机关的抓捕，蔓延到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的量刑领域，形成“严打”的扩大化风潮。 为了配合“严打”从重从快的要求，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严惩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以下简称“迅速审判决定”）。 这两个决定分别从“从快”和“从重”两个维度对当时的刑事法律体系做出了修改，“严打”从此取得了法律依据。 “迅速审判决定”称：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这类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同时禁止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这些司法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原来的规定和立法意图大相径庭，更与1982年通过的宪法有关规定显得极不协调。 而“严惩决定”将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六种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这被认为是对1979年《刑法》第43条“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重大误读。 1983年通过的还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该《决定》，原定1983年底就收回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被彻底下放到地方。这一放，就是24年，直到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才予以收回。 对于“从重从快”对法制的扭曲，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有着切身的体会。 1983年“严打”开始时，陈兴良还是一个研究生，正好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实习，因为人手不足，被委任为助理审判员，亲身经历了此次“严打”。 陈兴良在其《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一书中回忆，实习结束，他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参加了“严打”刑事案件的辩护，记得当时担任辩护人的一个盗窃案，收到判决书，第一被告被判15年，第二被告被判处10年。 “没过两天，‘严打’一来，我在法院门口赫然看到布告，第一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被告被判处死缓，也就是说我收到的这份判决书一夜之间就失效了。”陈兴良写道。 陈兴良认为，尽管在理论上对“依法严打”一再加以强调,但“严打”疾风骤雨席卷而来的时候，其能动性冲破了“依法”的被动性。 当时某知名法学家联合10名法学家给中央写公开信，认为“严打”会伤及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对多用死刑提出异议。后来这10名学者被通报批评。 1983年的“严打”留下了后遗症，此后对“严打”案件的申诉一直层出不穷。法院系统从1986年开始陆续进行了一些纠正，同时也引发了体制内反思。 2000年中央决定“严打”后，最高院曾专门开会部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各地也开了类似的会议，防止‘严打’在执行中出现变形。”一位知情人士介绍。 最高院前副院长刘家琛回忆，2001年发动“严打”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做了一次报告。最高院本来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但让人意外的是，报告中没有法院“打击不力”的话。 “这是几次‘严打’斗争中的一个例外。”刘家琛说，不但如此，江泽民还特意提出“从重从快是方针，稳准狠也是方针”。 不过，这个让最高院非常赞赏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是出现了偏差。不到两个月，“严打”又重新形成运动，“又是五花大绑，有些省一天就抓一千个。” 这让最高院非常紧张，连忙给中央和各省高院院长写信，内容是“不能这样干”。因为“这样在第二年的国际人权会上我们将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之后，最高院又由高层带队派出检查组到多个地方进行检查，强调在“严打”中要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既要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又要确保办案质量。 在2001年的“严打”中，延续的另外一个制度安排是“公检法”联合办案。 一位退休检察官回忆，当时“每抓到一个罪犯不是像现在这样先是公安审，然后检察查，最后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一次定刑”。 共同审完以后，各单位出各自的案卷，共同研究一个罪名，定出判多少年。“当时的审判效率达到了中国法制历史上的高效之巅。”该检察官说。 尽管一些法院保持克制，并四处灭火，公、检、法联合办案，还是导致冤假错案频频出现。去年引起社会轰动的赵作海冤案即是当年“严打”过于粗放的典型案例。 真相大白后，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对媒体隐晦表示：“哪个环节，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有错，有一个环节把握住了，就不会出现错案。” “从这次‘严打’部署看，决策层对上述问题、教训有一定认识，并做出了有针对性的部署和要求。”最高院一位法官审视2010年的“严打”过程后说，“严打”也不再是党委、政府直接主导下的公检法“大合唱”。 此次“严打”，检察院、法院虽然得以抽身，但对公安“严打”行为的制约依旧很有限，“尤其是在公安厅长、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地方。一些地方政法委‘确定’的黑社会头目，即使是被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或者存在着刑讯逼供，也不大可能摘掉‘黑社会’帽子。”一位刑辩律师说。 “严打”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侵犯也相当严重。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冯卫国认为，在“严打”的浩大声势中，人权保障，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被忽视甚至有意损害。他们把“严打”简单理解为“严厉打击”，为了达到严厉打击的目标，不惜损害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享有的各种合法权利。 在一些地方，“严打”期间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施强制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现象或隐或现，但为了服务于“严打”的中心任务，有关的领导及监督机构却抱着相当宽容的态度。 例如，有的地方变相剥夺被告人的合法辩护权，律师提前介入几乎成为空谈；为集中破案，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往往放松逮捕、拘留的条件，把一些不该抓的人先抓起来，发现没有问题再一放了之；为制造声势，强化威慑效应，一些地方热衷于开各种公捕、公判大会，一些事后证明是无罪的人也被拉去陪绑，国家早已禁止的拉死刑犯游街示众的做法，至今仍在一些地区的“严打”期间可见。 “严打”期间的量刑从重从快，暗合了平凡社会传统上的复仇心理，通过对犯罪者施以与他的罪行相比更为严厉的惩罚，使世俗社会得到快感的同时，却毒害着法治社会的基石所在——信任。每一次“严打”过后，总留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违背的些许伤痕。 效益递减 “严打”作为一项形势政策的效益在不断地衰减。 云南省原公安厅厅长江普生在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上发文反思：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周期性、过度性地采取‘严打’，造成是一项政治任务的错觉。也让一些老练的违法、犯罪人员学会了避风头。”江普生说。 此外，除了网络犯罪等新现象外，黑恶势力犯罪、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和流动人口治安的沉疴，过多借助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求解，也显示出了成本高、收效低的轨迹。 近三十年的“严打”历史，不断重复的运动斗争，不仅让司法人员疲于奔命，同时也催生了司法人员不少机会主义的行为。 “严打”通常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造势现象，为世人瞩目，令司法人员感到一种特别的刺激和成就感，同时，“严打”所特有的遏制犯罪的暂时威慑作用，能满足人们在治理犯罪时急于求成心理，因而也获得较高决策层的青睐。 相应地，作为回报和激励，司法机关能由此获取较之平时更为丰富的物质待遇和更为良好的办公设备，“中央领导在‘严打’行动的讲话中往往都允诺给予司法机关充分的资源配备。”前述检察官说。 相对于“严打”，日常的基础性治安工作就成了“灰姑娘”，尽管理论上都承认它非常重要，但限于其特性，这方面的工作都是默默无闻中展开的，且不易见效，不容易下手，无从抓起，司法人员一般也难以据此提新升职，更难立功。 腐败行为由此大量滋生，把执法司法方面的服务商品化，甚至蓄水养鱼，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放到一边养起来，等到“严打”之后在集中抓捕，既省力气，又见政绩。 更有些地方的司法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严打”指标或虚报政绩，扩大“严打”对象，或者借“严打”之名打击报复触犯自己利益或者和自己过不去的人。 “严打”中，在凸显大快人心的民意效果背后，不少被“严打”者怀有不公平的感受。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统计，当时在接受改造的违法犯罪者当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不服，认为轻罪重判，对法律的公正性表示质疑和失望，以至于重新犯罪率比较高。据1986年司法部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的调查，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为24.54%，少管所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为13.53%，另据司法部的统计，1982年全国判处两次以上的罪犯占在押犯的7.345%,1989年该比例上升到8.35%，累犯的绝对数上升了1.06倍。 2001年石家庄爆破案件就是1983年“严打”时发送到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劳改农场长期羁押的囚犯跑出来干的事情。 有学者提出，1983年“严打”后社会治安好了几年，但是1996年“严打”后社会治安很快就变坏了，一个原因是群众的积极性不高了，由于犯罪分子前脚进后脚出，举报者有被打击报复的危险。 此外，随着刑罚不断地超量投放，每一单位刑罚所产生的效用越来越少，以至于犯罪形势进一步恶化时，需要投入更多的刑罚量，甚至可能出现罪与刑恶性攀比，交替上升，以至刑罚自身贬值或者无能。 “严打”方向还存在内在的不平等性，加深被“严打”对象与社会的心理冲突和对立。纵观四次“严打”，不难发现，如果从犯罪类型来看，“严打”对象主要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和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一般不包括职务犯罪，从犯罪主体而言，“严打”对象基本上属于劣势群体和社会边缘者等。 “职务犯罪即便不是最应当严厉打击的对象，也至少应该给予与严重的治安犯罪同等的重视和打击。”一位学者向记者解释，因为较之于治安犯罪，职务犯罪的危害更大，它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和权威性，激发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成为治安犯罪社会动荡的诱因。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2/18.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Related posts OMM：媒体速览：2月上 (0) 凤凰周刊：中国版“飞越疯人院” (0) 凤凰周刊：大陆地下同志网络电台 (0) OMM：媒体速览：1月上 (0) 凤凰周刊：对话毛新宇：我并非一帆风顺 社会是复杂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