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今年3月出版的《新加坡发展之路》，是中国近年少有的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优势进行系统化分析，同时借鉴新加坡经验，针对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提出具体建议的带官方色彩刊物。《联合早报》上个月 20日独家报道了此书的出版，这里进一步深入探讨书中提出关于政治和法治两个最重要领域的具体建议。《新加坡发展之路》由国防大学课题组撰写，课题组组长由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亲自担任。经过两年的酝酿，课题报告在2013年之前完成，正好赶上为刚上台的中共领导层献策的时间点。报告被提交到中共高层进行内部流传。时隔三年，今年3月，《新加坡发展之路》获出版成书。受访学者表示，这释放出两个信号：一、这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推行的改革是有方向的；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取得比上一届2011年大选多约10%的得票率，重燃了中国对行动党长期执政之道的兴趣。还有一种解读是，这可见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依然对中国有借鉴的价值。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年3月23日去世，当时有舆论讨论，这位观点受中国历代领导人尊敬的新加坡政治家走后，新中关系会否退化？借鉴新加坡模式的新书隔年问世，意味着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制度和价值观，依然被重视。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新加坡参加第三届新中社会治理高层论坛。这是两国每两年轮流举行一次，供两国官员交流治理经验的论坛。新中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也自今年1月正式启动与推进。新加坡最有借鉴价值的是什么呢？受访新加坡学者认为，是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政治体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中共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共统治地位，为此它可以用强权的手法，通过控制打压反对者，但在目前社会越来越复杂、多样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使用强权手腕的效率有限，对中国国际名声的破坏却很大。郭良平认为，执政党确保长期执政的另一做法，是把执政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执政党的执政，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行动党就是做到了这点，所以在每次选举中都可以是老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受访时也同意，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最具参考意义的是政治体制。陈抗也是学院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项目主任，负责为中国官员安排短期培训。虽然出身为经济学者，他经常与中国学员讨论的却不是经济课题，因为“中国发展的瓶颈，主要在政治体制和结构上”。他举一个新加坡政治体制可供中国参考的例子：新加坡由于地方小，只有一级政府，上下委托代理的关系很简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少。也因为地方小，所以新加坡领导人的利益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辈子为国家的发展而打拼，没有在一个地方当了市长后被调到另一个地方当省长的机会，这使到他们往往用长远的眼光，专注地为他们所耕耘的新加坡思考，而不会只做短期打算或表面功夫。学者：中国可尝试进行分权并建立奖惩机制陈抗建议，中国可以尝试进行分权，让与新加坡规模类似的中国城市的政府，掌握地方发展的主要权力；然后建立奖惩机制，使市主要领导人的自身利益与地方的长期利益挂钩，同时避免频繁的干部调动，杜绝“流寇”思想；最后在市一级引进公正的民主选举，对主要领导人进行有效的约束，把“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新加坡发展之路》的主调是推进民主政治。作者在书中不只一处引述邓小平1987年在香港的谈话——“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作者写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未来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应考虑推动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并且实行人大代表常任制和全国人大会期制度，换言之，人大更重复地发挥国会的作用，不再是一年只开会十来天。作者指出，行动党很好地做到了在国会保留优势政治地位的同时推进民主。“汲取其经验，总结自己的得失，我们就能够推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能够在21世纪中叶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民主普选的伟大目标。”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受访时说，不用等到50年后，中国现在可以做的，是在目前行政村选举的基础上，先让乡镇、县两级也进行选举。新加坡被誉为新“优质民主”国家《新加坡发展之路》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评价是：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治体制，良性发展的党政、党群关系，日益成熟的议会民主竞选制度，为国家的持续发展、持久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新加坡因此被誉为是新的“优质民主”的国家。作者判断，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并非来源于反殖民地斗争的历史功劳，而是来源于每五年一次议会选举的人民授权，人民对该党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执政能力的不断肯定”。在中国，抗日剧、国共战争剧泛滥。有舆论批评，中共过于依赖建国前后的革命和抗日的功绩，来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以弥补其他方面执政能力的不足。《新加坡发展之路》也介绍了行动党如何对政治制度进行巧妙设计，以确保政治优势。执政党实质上掌控选举制度的制定权，例如能以对执政党有利的方式进行选区划分。另一例子是，新加坡唯一的全国性基层组织、人民协会虽然名义上不参与党政，但由于资金来自政府拨款，人协主席由总理担任，地方基层领袖由执政党的当选议员或败选候选人领导，因此人协实质上并不独立于执政党，也对执政党的持续执政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不过，随着新加坡年轻选民对民主政治意识和公平政治竞争的要求更加强烈，行动党开始对政治制度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利于执政党政治优势的调整。例如，允许落选但得票率居前的反对党候选人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也让来自社会不同特定群体的专业人士以官委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参与政策辩论。这些调整虽然稍微降低了执政党议员在国会里的比例，但却因为满足了部分选民对政治多元的渴望，降低了选民把票投给反对党的动力，以致执政党能长期掌握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席。综合该书对于新加坡民主政治的主要看法，作者认为，行动党的长期执政靠的是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的组合拳。新加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让选民在竞争性民主选举中，心甘情愿把票投给行动党。新加坡政府“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把经济发展所得的财政收入，用来协助人民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在一个中产阶级占比七成、最富有阶层占比一成，下层民众占比两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民众利益与政府政策一致，民众的政治诉求也因此相对合理。中国正在推行的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常强调的“获得感”，反映中共明白让百姓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好处的重要性。中国应加大犯罪惩戒力度《新加坡发展之路》全书229页厚，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发展、法治建设、执政党执政、廉政建设、社会主流价值培育、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建设、族群治理，以及社区建设这10方面的经验与对中国的启示，做了详尽的分析。书中多处反复强调法治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此书提供参考资料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告诉《联合早报》：“执政党自身必须一丝不苟地实行法治，并要认识到，法治和司法独立对它是有好处的，不妨碍一党执政。”该书作者写到，行动党守法的好处是，提高党和政府的规范水平，使经济活动在法律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也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作者也提出，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才可实现“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不必要的思想禁锢。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只要主导了制定法律的过程，使得法律根据执政党的意志来制定，就没有理由不通过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来执行这些法律。作者建议，中国应做到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都严格守法；中国应降低犯罪门槛并加大惩戒力度，应使腐败的成本高于腐败收益。作者也建议通过“民告官”典型案例的宣传，鼓励民众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与此同时，疏通政府与民众沟通与联系的渠道，让民众在动用法律之前能充分反映意见和问题；还有就是先通过立法规定媒体不许与政府对抗的底线，然后放开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年）提出依法治国的目标，之后有关“依法治国”的政策和指导原则频频推出，不过违反法治的事故也还是频频发生。《新加坡发展之路》作者写道：“假如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恰当方式，假以时日，在中国完全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王江雨评价中国法治精神建设时说：“表面上似乎做得很多，但骨子里，我相信中国的领导层还没有改变党大于法、人大于法的观念。”新加坡政治体制给中国的重要启示：●不要前苏联的剧烈政治变革，要新加坡在平稳中推行的民主●加强党集中统一政治权力●推动专业行政权力下放和司法权力有限独立●扩大党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塑造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七八成的社会结构●党和领导人应在法治上以身作则●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设立法律顾问●在司法不脱离党的领导前提下，给予司法机构有限的独立—军方出书讨论政治，很讽刺新加坡是非常恶劣的制度。打算父传子？干脆学朝鲜多好？ 这都军人干政了还好意思说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李家坡15到30年内会有大变 你们可以看看人口结构 自然有答案。你国军部暴走指日可待看到最后还是君君臣臣那套军人居然干预政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军队献计恢复鞭刑，谁不顺眼直接两鞭子，也不用拘留所了这么个学法，直接学秦始皇多好，反正民主自由的邪路肯定不学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啊。做大型软件开发的要借鉴独立作坊软件开发者的成功经验？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