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

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家小按摩房里，两个女人哭着抱在一团。就在几分钟前，这家按摩店的女主人唐小雁认了她的一位员工做“干闺女”。等自己的“女儿”跪下磕过头、喊了一声干妈，唐小雁立刻抱起她，抚着眼泪，述说起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辛酸的人生经历…… 这是纪录片导演徐童《算命》当中的一段真实的故事。16岁高中还没毕业，唐小雁就跟几个姐们儿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离开东北老家外出闯荡，她倒过建材，开过歌厅，还搞过传销。在拍摄《算命》之前，唐小雁在北京通州区开了两年的按摩房，店里最多时有十几个姑娘，“跟小姐五五分账，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进几千块钱”。 不久，按摩店让仇人告发，警车一来，人统统抓进了局子。“干闺女”年纪小没经验，在审询室里说了实话，交代唐小雁就是老板娘。唐小雁受警方隔离，不了解详细情况，但她得知“干闺女”已经给判了六个月徒刑，自己又是老板，搞不好得判个三四年。此时她想起了徐童的手机号——因为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她拜托在拘留所认识的一个姐们儿出去之后给徐童打电话，那时候她跟徐童认识了才两个月。 拘留到第十三天，离提审还差最后一天，她被放出来了。据说，导演徐童为了把她弄出来，抵押了自己的车。 这部小范围放映的纪录片《算命》以及其续篇《老唐头》，可能所知者不多，我很希望人们读了这篇文章后找来这两部片子看看。它们的镜头语言很真实，让你不得不在现实中直面发廊小姐们的生活状态，而不仅仅是在电视台扫黄的新闻中不假思索地谴责所谓“社会丑恶现象”。对于你我这样的升斗小民来说，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惩治堕入风尘的小姐们，而是更应追问她们出卖肉体的原因，好好一个女人，为何偏偏要堕入风尘？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法国汉学家安克强写的《上海妓女》，长了些见识。记得里边写民国时期上海的小姐，生活处境和今天不无相似，此书也消除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误会——我以为中华民国并不禁娼，其实国民政府一直都反对卖淫。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禁娼呼声就已高涨，特别是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禁娼的政策就执行得更严。这催生了一个结果，当妓院被政府宣布为违法时，几乎所有的妓院都换上了“按摩院”的招牌，妓女全都摇身一变，成了身穿制服的发廊妹、按摩师——这和今天是多么相像。 安克强还详细记录了这些“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按摩院的消费方式：“客户被带到一间与浴室相连的房间，由女按摩师为他洗澡。然后，他躺在一张工作台上接受按摩。按摩院有一种独特的吃喝交际方式：客户可以喝茶或叫点心。在接受按摩之后，客户可以就此离去，不接受任何‘额外服务’。不过，即使顾客没有主动要求，女按摩师也会让他知道，她可以为他提供其他服务。”我们完全可以阴暗地据此揣度，唐小雁的按摩房里每天都在发生什么。 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这片灰色地带，民国时代按摩房里的小姐们从事着暧昧的营生，据安克强统计，她们原来可能是纺织工人、被抛弃的妻妾、在逃的婢女、女佣、学生、难民等等，这些女人没有过人的本领，苟活于乱世，为延续自己的贱命，好容易寻找到了一个能快速致富的方法。托时代的福，今天我们得知这个国家已从乱世变为了盛世，但未曾变化的，依然是城市里晦暗潮湿的那些按摩房。唐小雁们的身世，依然如过去那般不尽相同，却似乎也依然如故，重复着枯燥的、满足男人肉体欲望的手工活——像唐小雁这样的女性今天还有多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的调查，中国性工作者数量超过600万。 对于这个数字，我实在也不知该说多了还是少了。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不断增加的中国性从业者中，大部分人不仅仅为了金钱，更是为了获得那种相对轻松的工作方式，行话叫“脚底不沾土”，省力地快速赚到一笔钱，为将来不做小姐积淀一点经济资本。就像唐小雁在纪录片里说的，她们干这一行，主要是因为没钱读书没文化，没文化没学历就进不了好的公司工作，但做最下等廉价的工作，她们又不甘心——家里还有父母要养，自己也不想忙了一辈子穷忙活。因此，最便捷的办就是“走偏门”。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统计说，单个性工者平均年收入金额为32万。对这个数据我还是很怀疑，小姐的圈子其实也分上中下阶层的。从小明星、京城外围表、野模，到发廊妹、站街女，她们之间的收入鸿沟怕是比国企CEO与搬砖民工的收入差距更大。这个32万，也不知是谁被谁平均了？ 在纪录片里，唐小雁的按摩房给公安干警查抄了，她动身回东北老家，准备用这些年混江湖赚来的钱搞搞私人煤矿，顺便放点贷。这个小姐在我看来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该管她叫小姐，这个不光彩的职业不过是她人生丰富经历的一站罢了，用她的话来说，如今已经翻篇了。一时做小姐，难道一生是小姐？别傻了，小姐都是“临时工”，当初下海干这份工作，必有或这或那、或难言或不难言之隐。和你我一样，大家不过是操持着一份难以确定前景的营生，活在主流话语边缘。在和谐社会讨生活，都不容易，谁也别装孙子。不妨改陶渊明那句诗：误落风尘中，一去好些年。

　　 “韩复榘简历”中的关键词 　　 韩复榘是令我疑惑的一位历史人物，一些颇具笑点的笑话和不战而退的污点让其“臭名昭著”，但是在民国乱世，这样一个形象的将领怎能坐拥一方，崛起于江湖之上？ 　　 2011年4月27日，我揣着好奇和不解在北京见到了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先生（1923～2013）。此时，他虽已88岁高龄，但依然坐立挺直，面含微笑，声音洪亮，对与乃父的人生交集侃侃而谈，记忆犹新。作为唯一健在的韩复榘之子，他虽然只与父亲相处至15周岁，但生活细节和人物交集居然经历颇多。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聚集至此，这天他们举行仪式为韩复榘墓换上了新的墓碑。我也受邀来到现场，吸引我目光的是墓旁的“韩复榘简历”，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州人。7岁入塾读书，20岁投笔从戎。在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滦州新军起义，此后历经讨袁（世凯）、驱张（勋）、倒曹（锟）诸役。北伐战争时期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连战连捷，首占北京，始有“飞将军”之誉。38岁任河南省主席，40岁调任山东省主席，41岁授二级上将衔。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鲁省英勇抗击日寇，所部伤亡过半。1938年1月，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蒋介石谋杀于武汉，享年47岁。 　　 “投笔从戎”、“飞将军”、“英勇抗击日寇”、“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谋杀”……在这个韩复榘后人达成集体共识的简历里，这些关键词足以激发非议，但其后人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这些内容。 　　 这是为什么？ 　　 “用治军的办法执政” 　　 1930年9月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称吏治要“务使人各清勤，事无拖沓”、清乡要“除暴安良”、禁毒要“密查严搜，有犯必获，依法惩治，期速肃清，以挽政风，而救民命”等。（《韩复榘公布治鲁纲领》，《中央日报》1930年9月19日） 　　 在主鲁期间，韩复榘对教育颇为重视。他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大部分经费由山东省库支付。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该校的创办。他还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同时，韩大力支持并推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他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3月1日） 　　 “父亲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漱溟所提建议，父亲大多采纳。”起初，韩复榘划出邹平、菏泽、济宁3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菏泽、济宁两个专区共19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时人称其为“第二省政府”。但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起到主观支持但客观破坏的作用，梁由韩延请到济南工作，但韩抗战期间在撤退正规军的同时，也下令正在抵抗的民兵进入河南。“看到自己的子弟和武装都被夺走，而这些正规军在日本面前不战而退，农民们感到自己被乡建工作者欺骗了。在一些地区，愤怒的百姓杀掉了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并烧毁了学校”。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暗杀过梁漱溟留下来的信徒”。〔（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有人在电视上说，我父亲刮地皮，金条装了一火车。这怎么可能呢？金条装了一火车，那是多少钱呢？”在韩子华的记忆里，“我们小时候穿新裤子，膝盖部位要预先打上补丁，以防磨破；布鞋前面，全部都是皮包头。”事实上，韩复榘还是在极力营造自己的清廉形象，如不准亲属在山东任职。“我二伯伯曾经担任过青岛市牛照局长。这是青岛市长沈鸿烈看我父亲的面子私下让他当的。父亲知道这事情后，立刻让他辞了。” 　　 “军人出身的父亲用治军的办法执政，以带兵的手段管理公务员。父亲整肃吏治，首先从改变公务员形象开始，要求山东公务员的服装必须像军人一样简约朴素，整齐划一。 　　 为严肃公务员风纪，山东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等。但是， 实际上山东同其他国统区并无本质区别，官员贪腐成风。在军队里， 他的师长、旅长等大小军阀竞相营私舞弊。韩复榘无奈地表示：“无奇不有，百恶具备；贪污、苟且……骄奢淫逸， 充满了整个社会。”（《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49 期，1935年8 月25日）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复榘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榘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小道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复榘，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复榘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不过，1936年，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慰农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予以否认。（参见韩宗《韩复榘与西北军》，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也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妇女，已被判处枪决，她5岁的儿子抱住韩复榘的双腿大哭大闹，韩复榘只好将这名妇女释放了。（王慰农《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对父亲的“人治”审案不乏草菅人命，韩子华没有否认。“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判案判得最重的两种人，就是土匪和吸毒贩毒的人。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仅限于盗匪一类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县视察，经常亲自接案问案。他审理案件一般先听军法官念案由，然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如以“打一百棍，罚苦刑两月”定案。这终究是一言堂的人治，难免主观武断。国民政府司法部出面干涉，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的韩复榘从此不审了。 　　 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当时山东土匪猖獗，匪患为全国之最，经韩复榘的严刑峻法，山东治安大好。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张守仁是韩复榘夫人高艺珍的干儿子，曾担任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长，但此人在家里私立公堂，专门审问有关毒品的案件，罚钱私没，没收了毒品不向总局呈缴。后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复榘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坚决命令枪决张守仁。（闫润田《一个便衣外卫的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韩复榘办案速审速决，他对案子的处理，一是枪决，二是释放，判刑的很少。既没有判词，也不大重视人证物证，一经判决，马上执行。 　　 韩宗喆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韩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韩做决定怎么判。韩跟冯玉祥的时候，西北军里有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先去看监狱，发现监狱非常黑暗，如同人间地狱，韩对此印象非常深，就想将来做地方官时，一定好好解决监狱及司法问题。那个时候官员没有法治观念，全靠人治。地方官审案在当时也非常普遍，地方官审案甚至还被认为是亲民的表现。韩很热衷这件事情。” 　　 韩复榘断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现代法治角度看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冤假错案肯定会有。韩子华说：“愿以韩复榘后人的身份，向韩复榘主鲁期间受到不公正处置、受到伤害的人及其后裔，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犯上”、不贪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韩子华说： 　　 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胆敢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 　　 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难怪西北军人都说：韩复榘有“犯上”的毛病。 　　 傅瑞瑗于19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父亲的座右铭是“不怕死，不爱钱”，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父亲的个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何思源（担任过山东省政府主席，一直位居山东省最高权力中心。他不是前西北军人，不是父亲的亲信，而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人）说，他对韩复榘在军费方面的收入不了解，但韩复榘多次说过：“我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在省款方面，何思源是知道的：韩复榘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0000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不置房产、地产，这在当时的军政官员中也算是另类。那个时代的人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置地。父亲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父亲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父亲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794.html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给学术界人权研究大有提振士气之作用。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人权理论的研究和普及，其意义自不待言。我国学术理论界对于人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学者的人权理论与学说中寻求思想理论资源的。这给人以中国本土学者似乎从未提出过比较系统的人权理论与人权学说的强烈印象。其实，这是不确的。民国期间，罗隆基人权理论就是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系统提出的人权理论。他的人权理论虽然是代表“人权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但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历史原因否定其价值。罗氏在当时阐发这些人权理论，对我们今天力求实现依法治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走近罗隆基 　　 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在拙编的罗隆基政论集《人权法治民主》（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序言中说：“不能因人废言，也不应该因言废人”。回望现代中国近八十年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罗隆基以 “人权论战”的主将身份，通过系统构建其人权理论体系来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独裁的本质。站在中国人权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座丰碑。他的人权理论与观点不仅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积极介入政治活动的动力来源，深刻地影响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实践。 2解读罗隆基需要分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他留学回国后参加“人权论战”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罗隆基是专注于理论探索的学者；第二阶段则从抗战胜利后到20世纪40年代末，此期间罗隆基属于从政阶段，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家。对于第一阶段，毫无疑问，罗隆基扮演的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书生论政的角色，其人权理论主要反映在“人权论战”期间他所写的文章上。在第二阶段，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为实现其人权理论四处奔波，纵横捭阖于国共两党之间，表现得非常活跃，这也是罗隆基最受非议的时期，甚至被人误解是一个“政客”。笔者以为，罗隆基在前期是以论政为主，后期以从政为主，在论政中有从政的意识，在从政中也有论政的成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的论政是成功的，参政却是失败的。罗隆基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性人物，的确值得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深思和研究。只有系统地研究罗隆基的人权理论，才有助于走近罗隆基、认识罗隆基和基本客观评价罗隆基，他的失败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退一步来讲，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在实践中的失败就断言其人权理论也是错误的。 　　 二、什么是人权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名义上是遵循孙中山遗教进入训政制度阶段，其实质是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人民人权毫无保障的境地。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针对这种背景而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论战”。这些文章是罗氏作为“人权论战”主将写下的战斗檄文。“人权论战”，是以罗隆基为主将的“人权派”在当时与中国国民党（当权派）、学术界（理论派）、中国共产党（在野派）三个方面势力进行的一场“人权运动”。在“人权论战”过程中，罗隆基在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同时，并就学界不同意他的观点进行辩正，从而构建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就罗隆基的人权学术贡献而言，他创造性使用了“功用”原则来诠释其人权理论，并提出了人权概念的“条件说”。 3用罗隆基的话来说：“人权的意义，完全以功用二字为根据。凡对于下列之点有必要的功用的，都是做人的必要条件，都是人权：（1）维持生命；（2）发展个性，培养人格；（3）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 4也就是说罗隆基的人权概念是用功用原则来界定的。就人权与国家关系来看，罗隆基认为，“国家的存在在于其功用，其功用失掉了，那么它存在的理由就同时失掉了。国家的功用就在于保障人权，就在于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他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 5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法律不能产生人权，相反，人权是法律产生的来源和根据，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于保障人权。 6所以，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是必然的逻辑。罗隆基把法律分为宪法和宪法以外的普通法两种，前者为人民统治政府的法，后者为政府统治人民的法。“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的地位，非有宪法不可”。 7罗隆基仿效法国《人权宣言》，在《论人权》一文后提出了中国人当时具体所要“35”条应有的“必争的人权”， 8这是中国式“人权宣言”，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人权理论，旨在揭露国民党一党专制与人民无权的状况，主张以法治反对“党治”来保障人权。他的观点代表了“人权派”对人权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三、什么是法治 　　 罗隆基针对当时国民党训政下的中国，认为，法治作用是在于保障人权，主 　　 张法治必须要反对“党治”。罗隆基指出，国民党在“建国”、“救国”的策略和方法上走上了与国家的性质及目的相反的道路，这就是“党高于国”、“党在国上”，结果必然是“党治”代替了法治，党规乱了国法。 9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一点人权都没有，用胡适的话来说，这就是“无法无天”的政治。1930年11月初，罗隆基遭到国民党的拘捕，亲身经历了国民党无法无天的厉害和“党治”的罪恶。 　　 罗隆基认为，人权要靠法治来保障，法治以执政者的守法为最高诉求。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法治，首先就是要制订宪法，实施宪政。没有宪法，人权无法保障。宪法如未能制订，至少也要制订一部所谓训政府时期的约法。在他看来，宪法（或约法）不仅保障最基本的人权，而且是确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走向的基础，十分重要。 　　 那么，什么是法治？罗隆基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含有三层意思：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要注重“法定的手续”。第三，在法治的国家，一切罪案，要法律上有详确的定义，肯定的范围。 10也就是说，法治就是以法治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事，依法治罪。他认为，法治是治国的唯一方法，这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他说，对待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问制度不问人的一条路”。只要制度上了轨道，中国的政治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中国的政治舞台才会“编几段新曲子”，“换几幕新布景”。政治制度上先决的问题自然是对国家的态度，也就是国家组织。罗隆基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某种共同目的的工具”，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因此国家对国民负有保护、培养和发展的责任。建国、救国的策略和方法都不能与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违背和冲突。法治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罗隆基强调，法治不仅是保障人权的必要，也是民主政治的需要；法治的内容不仅局限在政治思想领域，而且也包括国家的财政经济。财政上的法治，就是国家应该建立预算制度，人民有国家的财政管理权。他说：预算制不是指国家财政上预先的统计或款项上预先的支配的一种计划，而是“国民直接或间接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种制度”。罗隆基提出国家财政实行真正的预算制，在法律上必须具备以下三条基本的原则：第一，不得人民同意，政府不得强行征收任何赋税，公债，乐输。第二，不经人民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分配并开支国家的收入。第三，国家的款项不得移作私人团体的用款。 11罗隆基这种把财政的预算提到法治高度来看待，的确眼光超拔和前瞻。 　　 四、民主的意义 　　 1933年福建事变之后，蒋廷黻、丁文江与胡适、陈之迈、吴景超等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在中国学界发生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蒋廷黻认为西方意义的革命与政治独裁有内在联系，专制与独裁是建国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现在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 12蒋廷黻的潜台词是认为蒋介石独裁是建国的重要保证。针对蒋廷黻的观点，胡适认为，中国的建国要走民主宪政的路；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 13罗隆基旗帜鲜 　　 明支持胡适等民主派观点，反对独裁。他在《我对中国独裁政治的意见》一文中提出：“我绝对不隐讳，我是反对独裁政治的。我反对今日中国个人的独裁政治，我同时亦反对党的独裁政治。把这种反对独裁政治的意见公开出来，是我做国民的权利，更是我做国民的责任。” 14罗隆基接着论证了民主的意义，他认为，“民主是人类一种生活的方法。民主，亦可以说，是人类一种做人的道理。民主，用比较更高深一点的名词来说，是人类的一种人生哲学。民主的人生哲学，第一个并且最根本的一个大原则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他并认为：“政治不过是人类整个生活的某一方面。民主政治其不过是人类达到整个民主生活目的的手段，并且是许多手段中的一种手段。宪政，法治，选举，议会，执政者向人民负责；政府是民有，民享，民治，最后所谓的民权，所谓的主权在民等等，这是民主政治的一切条件。这是民主在政治上实施的许多方案。实际这只是手段，达到民主生活的目的的手段，民主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民主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民主政治。”因此，罗隆基主张：“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手段不能与目的相违背。所以不民主的政治，不民主的经济，不民主的任何制度，凡不能让大众做人的任何制度，凡拿人不当人看待的任何制度，都应该推翻打倒铲除。假使这种行为是革命，这种革命是民主信徒应有的决心，应有的责任。” 15罗氏这些思想，切中政治民主的要旨。正如储安平所认为“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事，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16诚哉斯言，是为精当之论，对当下制度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在1940年代，罗隆基不仅要求政治改革以促进民主自由政体的产生，并且希望由政治的改革，促进经济的自由与平等。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一文，希望 “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17他幻想在英美式的民主政体中可以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在加入社会主义的“平均财富，消减贫富阶级” 18促进经济的平等，并且使民主由少数人的自由、平等，达到全民在政治、经济上的自由与平等。这就是罗隆基所说的“第三条路线”。由英美的政治民主融合苏联的经济民主所构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及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罗隆基希望一方面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人民公意支持下的政府权力能介入调和，促使缩小人民社会经济阶级的差距。罗隆基这种民主政治混合计划经济的思想，反对经济的放任产生经济上的不平等，由此所导致政治上假的自由与平等，而凭借政府力量的干预与管制，以调控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分配平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98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凇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 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颜惠庆、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份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 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达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那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政之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5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