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新年献辞事件

几天前，一向特立独行而屡遭官方整治的《南方周末》出版了2003年新年特刊。每年的这一期特刊，该报都要发表一篇代表该报鲜明立场和态度的“新年贺词”。 今年的这一篇贺词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直接干涉。 在编辑签订版面后，宣传部长亲自动刀，把“贺词”砍杀得面目全非，把特刊标题、版面设计、内文的选稿强行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事件被曝光后，《南方周末》采编 人员发严厉声明轰新闻审查，并通过拒绝在版面署名等方式要求彻底调查，此举得到了众多媒体同行的声援，网上更是对庹震呛声一片。 此外，中共改革派老人创办的《炎黄春秋》网络版1月4日也以未完成备案而被注销。日前该刊曾刊载《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的新年献词，内文警告政治改革之亟不可待以及宪法权力被“虚置”，呼吁树立宪法的权威。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1937年元旦，如果现任中宣部长姓戈，名叫戈培尔，那也就算了。 但今年是2013年。 在这个世界上，随着纳粹法西斯的覆灭和共产主义制度的销声匿迹，政府和政党对媒体的钳制早已成为过去，宣传部这种流氓国家的恶棍机构早已成了古迹。唯独在中国，中宣部仍然是政府的一个冠冕堂皇的核心机构。 从中央到地方，中宣部把握着全中国的所有报刊杂志和出版物的生杀予夺大权，控制着全国人民的嘴巴和脑瓜。 面临着国内外的质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在回应有关南周事件时，胸有成竹地说：“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 “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这话说得太对了！ 中国确实不存在新闻审查，因为自打1949年10月1日那天起，中国就不再存在“新闻”这种东西了，媒体不过只是官方发布消息和政治宣传的机器，所以根本就没有审查的必要！例如，这次广东省的宣传部长亲自修改《南周》的新年贺词，这就比审查更加厉害！ 历史上有哪一位新闻检察官这样做过？ 即便纳粹党，当年也不过是责令报纸删除某些文章，并不干捉刀代笔这种事情。 如果中国曾经存在过新闻审查的话，那也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 毕竟，那个时候，国民党固然霸道，但还能容忍《新民报》、《首都晚报》、《民生报》那样的独立媒体的大量存在，甚至还允许《大公报》、《文汇报》等共产党暗地操纵的左翼报纸的流通。 国民党的中宣部对那些独立媒体不放心，所以就对那些媒体的文章内容进行过审查，勒令删除他们不喜欢的内容。新中国的成立后，这种新闻审查确实结束了，但这是因为一夜之间全国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党委直接领导所有的报纸。 再延续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就是多此一举了。 虽然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了，但不知为什么，几个月前，中国的“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等几十个网站在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这应该不叫审查，而叫关闭。 所以，中国只存在对媒体的直接钳制，而不存在所谓的新闻审查，尽管被钳制的新闻内容可能也包括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吹捧。 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 海外所有的主流新闻网站均被中国的防火墙阻挡在外，甚至就连海外华人创办的主流中文网站都被中国的防火墙死死地挡住。这哪里叫审查嘛，这叫防火。 连进都进不来，怎么个审查法？ 在我党眼里，真相比洪水猛兽更可恶，言论自由比火山爆发还凶猛，新闻简直就是万恶之源。 所以，要从源头上堵住。 真相和言论自由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应该算是什么奢侈的东西。 但中国人就不配得到它！ 自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中国人民的人性、自由、独立性就一直被剥夺着，思想和言论一直在被蹂躏着，强奸着。 过去六十多年来，尽管深恶痛绝，但大部分中国人早已经将这种被强奸之视为常态。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个名叫“中宣部”的机器。 中宣部的功能，就是变着法子让人们把对这种强奸的深恶痛绝变成某种快感，进而对这种伟大的强奸感恩戴德。 有人说，南方周末是中华民族难得的良心和勇气，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是蒙昧中的一束探照灯光，但我并不如此认为。 南周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媒体，说起来也还是体制内的宣传机器。而那个《炎黄春秋》，其实本身就是一群不愿意参与强奸民意的老共产党员骂娘的刊物。他们只不过做错了一件事，这是有了那么一点自己的思想，多了那么一点业者的良心，这就使其成为党内的一个异数。 就跟纳粹党内也产生了辛德勒那样的良心党员一样，南周和炎黄春秋居然胆敢站出来，祈求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个恶匪、那个强奸犯不要再那么粗鲁和野蛮了，告诉百姓：被强奸其实并不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弱弱地问了那个强奸犯一句：你是不是该歇会儿了？他们只不过提醒了一下那个强奸犯：中国原来还存在着宪法这种东东。 就这样，南周和炎黄春秋这两家刊物均惨遭毒手。 这还要老百姓活下去吗？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乃是既得利益统治党的腐败和官员们的目无法纪，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所谓的法律，所谓的宪法，不过是那些党棍们可以任意欺凌和侮辱的一个小妾。 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早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赤裸裸的既得利益，只有疯狂的敛财。 那些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武警打手或城管流氓固然十恶不赦，但那些人至少不隐瞒自己的丑恶面目。比那些打手更坏的，乃是那些逼着老百姓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干部们和鱼肉乡民的恶霸们感恩戴德的政治干部。这些文痞自打从政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阉割了。 这些阉人可以为了利益出卖一切。 而那些阉人的大本营，就叫中宣部。 那个庹震，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他在谎言中度日。 但说谎可以让他飞黄腾达，颠倒黑白、掩盖真相可以给他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他干了连戈培尔都不屑干的事情。 所以，五年前我就说过：“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就一日不得安宁，就要提心吊胆地捂住嘴巴过日子。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没有任何公道可言。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不能告别封建旧时代。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民就一日没有被解放，…… 。中宣部是中国的自由派、左派、右派，还有其他各个政治派别面临的共同敌人。 中国所有的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社、电影公司、网站如果不想继续当奴才了，要挺直腰杆做人，说真话吐真言，也只有联合起来，顶住中宣部的压力，抗住中宣部的淫威，反戈一击，铲除那个迂腐、独断、霸道的中宣部！ 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不折不扣的执政党，也必须立即解散中宣部，奉还宪法和党章赋予人民和党员的基本权利，开放党内外民主，解除党禁报禁。民主是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你们可以推迟民主的到来，但却无法避免民主的到来。民主在中国大陆到来的越晚，对共产党将越不利。 就连国民党中宣部第一任代理部长毛泽东都说过，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毛的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另半句话是，不让人民说话，天是一定要塌的！ ” 1945年3月31日在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 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 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把上面这段话归纳一下，这就是：一个需要靠宣传部维持的政权必定是法西斯政权。 中宣部可以休矣！

“新年献词”何以成为公共事件 2013年01月06日11:54    华商网-华商报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1-06/115425966362.shtml 曹旭刚                                   文章截屏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随着网络广泛传播以及环球时报等媒体的相关评论，此事无疑已成为2013年度的第一公共事件。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已久有传统。虽则只是一家媒体在新一年里，基于价值立场和情怀的言说，但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公共言说平台。从1998年新年献词中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2006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都重”，以及2012年的”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种带着诗意和悲悯情怀的言说，曾伴随着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年华，进入到很多人的心里。 　　平心而论，这些献词延续的是一种中国文人的议政传统，表达的是对国家建言、关切民众福祉的一种情怀。也因此成为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的一个独特现象。或许正因如此，所以2013年其包含新闻献词的版面，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主管者篡改，并发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伤，会引起该报人士及读者的大范围批评。 　　正如环球时报1月4日的评论所言：”《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今日之中国，媒体接受宣传部门的管理与指导，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现实，但也能看到，其实这种管理并非没有相关的规范。《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条就规定，”报纸出版单位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等报纸出版活动。报纸出版单位合法的出版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报纸的出版”。 　　近年来，由于转型时代的到来，利益纠葛的复杂多元，宣传主管部门在管理媒体问题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可是，情况越是复杂，越是需要管理部门开动脑筋，积极探索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因为只有管理尊重科学，尊重传媒规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履行好管理指导职能，才能让媒体为社会进步承担应有的责任。 　　胡锦涛、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经不止一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善待媒体，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中央领导同志为何不断强调如何管理媒体？就是因为，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媒体管理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深具挑战的重要命题。甚或可以说，如何对待媒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专家，尤其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中，尤需时刻保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尤需一种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得失的态度。到底该如何对待媒体？面对这个宏大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现成答案的，所以，在没有把握管好的情况下，务必要有所节制。 　　无疑，舆论与广东相关主管部门的冲突，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我们的媒体管理思维，已到了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正如1月5日新华时评中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刻意回避问题也恰恰是改革攻坚期我们所遇到的一大难题。比鸵鸟更甚之的是，将头埋进沙子后还用公权力恫吓和压制私权利，造成问题扩大化。改革就要直面问题，改革就是解决问题。”南方周末献词事件的发生，也正说明我们已无法回避真正的改革。 　　还需要重申的是，媒体不是洪水猛兽，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或许有时候所说所言，对某些领导干部而言，会有些刺耳，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批评权，这个国家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媒体富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有鉴于此，无论如何艰难，相关管理部门，都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媒体管理道路，都必须用”海纳百川”的心态，来对待媒体的工作。 　　希望此番”献词”风波，能让包括主管部门、媒体在内的全社会，都有所启迪。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和一个包容开放的舆论氛围，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中国梦”的践行道路上，行走的更加稳健。 　　曹旭刚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对微博新媒体更是高度防范，随时封号噤声，剥夺公民的言论权。这些制度和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在目前的执政格局和司法环境中，执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敌人，至少不会有公开反对它的敌人。那些从外地涌到北京来的上访者，在他们被截访者强行送回他们家乡之前，他们都是抱着对执政党最高机关的充分信任来寻求他们在地方上难以寻求到的公道，正是基于这种持之不悔的信任，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奔波在家乡和北京的往返途中。知识阶层一样，在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无数次希望的破灭之后，他们依旧固执地相信新的希望就在新的领导人那里。最近，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都是围绕着对“新政”的期待而展开，从官媒上已经公开披露出来的改革信息中重新汲取信心。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被以往的历史曾经多次证明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过程，但是，知识阶层宁愿选择相信，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和执政党的合作，服从它制定的规则，才是生存的前提，也是改革的前提。 正是社会各界，从农民到市民到访民到大学教授到新闻记者到企业老板，都普遍认识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现在还不可动摇，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来清理它自身的腐败，恢复社会的起码公道，保持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信任是何等难得？早在1958年，彭德怀就由衷地感慨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太好了，要不早就上街了。正是因为有了人民这样的信任，执政党稳定执政六十余年，即使酿出文革动乱，人民依然无怨无悔，将国家继续交予它来治理。历代历朝在前，列祖列宗在上，历史上何曾有过这么听话的人民？这是执政党之幸？是民族之福？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财富大幅膨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老二，全民本应普天同庆，为何反而不听话了？到处都是“刁民”和访民，群体性事件不断，维权抗争不惜流血牺牲，民间怨声载道，物议汹涌，善良忠厚的中国人民看起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谁都清楚，执政党内部腐败严重，滥用公权，不讲信用，破坏法治，权钱交易，分配不公，肆意消耗人民信任。如果真有人民选举制度，执政党还能继续执政？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党才能避免已经觉察到的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执政党的关键时刻，社会各界依旧保持着最大的善意和理性，他们没有采取和执政党为敌的立场，充分认识到在现阶段必须依靠执政党的领导，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弊端，最后在宪政民主的轨道中完成中国政治转型，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和富强的中国。为此，知识界积极配合执政党十八大精神的贯彻和落实，通过各种方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设身处地地站在执政党的立场来思考改革路径，推动社会和解和共识。例如，许多学者提出了贪官有条件赦免、官员财产有限公开、历史的真相与和解、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实现司法独立、进一步开放言论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充分考虑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它现阶段能够改革的约束条件，愿意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积极稳步推进改革。应当说，这是“新政”得以实现的良好社会条件，执政党理应珍惜。 然而，在执政党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有人却在蓄意为执政党制造敌人，刻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培养对立情绪，不惜扩大事端，激化原有的矛盾冲突，肆意破坏十八大闭幕以来所形成的祥和气氛，迫使政治迅速进入“摊牌”状态。此次“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可谓典型案例，值得剖析，应当警惕。 （…此处有删节…）一篇新年献词，出现重大历史知识错误，并非不可原谅，不可原谅的是，这个部长甫一到任，即以超常手段围追堵截媒体，把他以前做死经济日报的经验均用到南周类这样的报刊，其所作所为，完全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以“警察手段”来对待报刊，动辄以撤职、撤版、开除、停用等不正当手段相威胁。这回看起来是越俎代庖、越级越线、直接操刀干预报纸具体写作和出版，实质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新闻自由的底线，让新闻人忍无可忍，惟有辞职不干。而你不干，正中他的下怀，他就是明目张胆地依靠这种恶性手段，强行打造劣币驱逐良币机制，最后形成万马齐喑局面，让全社会只能发出一个声音。 其次，部长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改革前沿广东对一直秉于讲真话的南周痛下杀手，是携这些年来极左思潮泛滥之勇，尽显张春桥姚文元等文痞之本色，以日丹诺夫式的意识形态管制为宗本，罔顾时代变迁和人类思想进步，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此处有删节…）在现行的新闻制度下，党管新闻，党管报纸，已成惯例，但是，管到部长这样的程度，不说全国，至少在广东前所未有。广东办报，素有传统，几届党委均有默契，非放任不管，在大政方针下，总是要给报纸一点权力、一许空间、一些自由；哪怕稍有出格，无碍大局，睁眼闭眼；实在不行，事后交份检讨也就了事。这对维持改革大局，维护地方开放，显示领导开明，均是好事，何乐不为？而现在这个部长，全然不顾广东新闻传统和政治生态，不给媒体任何空间和权力，只能做传声筒，这不是在做官逼民反的蠢事吗？是不是要把广东的所有报纸都办成经济日报才罢休？ 第三，在新任总书记刚刚完成新的南巡之后，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有良好预期，全国各类媒体均有新的气象，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不时发表鼓吹改革的言论，这是明智之举。有些改革的举措现在暂时做不了，但不妨先说起来，先把劲鼓起来，先营造出改革的舆论环境，为下一步实际行动创造条件。南周原准备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题目好，内容更好，讲的都是十八大讲过的话，也是新的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时讲过的话。这些话，何错之有？为什么要被替换？难道党的宣传部长就是如此畏惧宪法实施？有人评论说，这不是献词之争，是改革之争。我看是说出了这个事件的要害所在。社会各界之所以千夫所指，同仇敌忾，一致谴责部长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部长代表的是反改革反宪法的路线。这是一条真正的邪路，任何有良知有正义的人，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它。 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是执政党的光荣传统，根据这个传统，执政党历来强调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何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却把这个传统丢的一干二净？现在不是化敌为友，而是化友为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制造敌人。对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一律视为敌对势力或异己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对人民群众合法正当的要求，不是正确对待合理处置，而是用各种维稳方式强制打压。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对微博新媒体更是高度防范，随时封号噤声，剥夺公民的言论权。这些制度和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像薄熙来、王立军这些曾经的执政党高官和现在广东的这个部长，他们在台上的每一天，都在为执政党制造出它的敌人，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他们是执政党所奠定的制度的真正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