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广州、深圳 广东是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省份，本刊记者走访多家移民中介，探求现在哪些中国人在寻求移民，他们的彼岸之梦因何产生，又将走向何处，以及那些与移民有关的众生相 温哥华庆祝中国春节的巡游中，一个打扮成财神的华人手拿加拿大国旗 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移民签证处的门口，每天都有排队等待签证的人群（麦启烜） 一个华人在纽约地铁站里演奏着扬琴            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 2011年年末，我收到一条两年未见的朋友发来的私信，他已经成功移民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私信里他问我：“你还在做记者吗？”我说对，同时问他考虑回国发展吗。他回复我：“国内社会很多东西太不干净了,你很有勇气选择直视并放大给别人看,现阶段我只有逃避。” 他的母亲是一家中型公司的所有者，而父亲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选择在他上大学时将他送去澳大利亚，在那里读书、就业，最终获得绿卡并入籍。 回国的日子里，他每个晚上都会去酒吧、KTV或是干脆在街上闲逛以“感受人味儿”，并且一再抱怨，和灯红酒绿的国内比起来，“阿德莱德简直是个农村”，但他要移民的决心却从未转变。 和他一样的人并非少数，“80后和70后来咨询移民的人这几年明显增多了。”广州一家大型移民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80后通常是父母做主。70后更急迫，人也更多。为了孩子、为了生意、为了更安全的食品，原因太多了。他们渐渐取代了原来是主流的60后。50后也有许多人出去养老。想要移民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和你们媒体也有关系，连篇累牍的报道让大家都有了一种错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移民，我不移就来不及了。”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 在微博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就此总结，财富正在迅速从这个国家撤离，富人对这里失去了信心——第三波移民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份报告并不准确。”这位总经理对此做出评价。“没那么多人移民成功。不是说很多人不想移民，但移民从来不是一个你想就行的事情。它像谈恋爱，你有兴趣，对方也得接受才行。”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千万也可以算是富翁吗？你在这里有两套房子，一部车，你就有1000万了。”另一家移民公司的咨询顾问则说，“拥有1000万是你想办理投资移民、能移民，还能在当地过得舒服点的一个基本值，但也只是基本。你总不能卖了房子凑够400万刚好达标，到那边白手起家吧。现在移民的人不会那么傻了，资本主义也不是天堂。” 1949年以来，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波是在19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时；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许多人在这两次移民潮中以劳工身份出国，还有一些人则以出国留学的方式留在了外国。 一位从事移民中介行业接近二十年的老板认为这次是“伪移民潮”：“这是一个管子，一头粗，一头细。很多人想要移民，他们蜂拥而入，但管子另一头只有这么细，每年可以通过的人就这么多。发达国家的人不笨，他们不会让移民潮的事情发生。如果真的有非常多人想移民，他们就会不断提高标准。去年9月到12月，有2500多个申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人，其中有95%都是中国人，相当于过去两三年的总和。新加坡立刻就涨价了，还拒签很多人。历史上只有一种真正的移民潮，就是‘难民潮’，只有难民才能像蝗虫一样涌入别的国家而不受驱逐。” 尽管那些国家以严苛的条件和限量的配额来迎接他们，但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移民？孩子的教育！ 谢炎武是个看上去挺和蔼的中年男人，他是澳德华——一家深圳老牌移民公司的老板。脸剃得很干净，西装也很合身。他是广东本地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波“移民潮”中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籍，之后他选择了回国，开创他的移民生意。 谢炎武很为他的公司骄傲，称一些竞争对手公司是“非法”的，和他们“不公平竞争”。在中国，移民中介公司因为牵扯对外业务，需要在当地的公安局进行资质审核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但有一些移民中介钻了漏洞，他们只拥有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还有一些移民中介公司则在A地注册，却也同时经营了其他地区的业务。 谢炎武说他很早就注册了经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多个热点地区的业务范围，但许多中介公司注册范围很少，却也做其他国家的业务。他对此感到愤怒，但也没什么办法。 中国商人的一个特性是，当行业内某个不合规矩的事情成为常态，用法律去校正这件事的那个人反而会变得不合群，所以他们一般都选择了接受。 正规经营的公司有自己的优势，澳德华的成功率非常高，他们在选择客户时很谨慎，如果客户的条件不够优质，他们会拒绝。而且他们承诺，如果不成功就全额退款。许多小移民中介因为成功率不高或者拒绝退款而闹出了新闻。 不像其他一些移民公司只专注于投资移民，澳德华“留学、技术、投资移民都做”，但谢先生承认，“投资移民是现在的热门。” 他的客户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移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30-50岁，99%的答案都是主要为了小孩，中国孩子小时候太苦了，父母也会连带。中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糟糕。这些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更好，出人头地，所以他们要出去。” 谢先生的下属，咨询顾问郭玲则说，“99%有点太极端，但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为了教育问题出国的。”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公司亚美欧的一个咨询顾问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大多数客户最关心的都是教育问题。” 其他移民的热门理由还有食品、水和空气的安全，方便与自由，资金安全和国外投资。 谢先生曾经的一个客户，东北人，在原始资本积累结束后决定移民去澳洲，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出去后强迫自己只和外国人接触。现在他拥有一本可以免签许多国家的护照，以及一口流利的英文，每年中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旅游。这显然是一种值得艳羡的活法。 选择投资移民的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迅速增多，富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 15年前的澳德华，留学和技术移民才是他们的重点，那时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刚刚兴趣，澳洲和香港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投资移民政策，至于现在的热门美国，那时还很少接受投资移民。 现在，时代变了，投资移民在过去几年中数量一直稳定增长，尤其是对资金来源审查不算严格的美国和香港，成了许多大陆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只要你是真的有钱，美国和香港就更适合你，澳大利亚对税单的要求非常严格，加拿大也一样。就算是你的父亲给你的钱，在澳大利亚也许都通不过。”郭玲说。 谢炎武总结，困扰中国移民的通常是3个问题：“英文、资金来源和移民监。”即使是对投资移民只要求雅思3.0的新西兰，仍然让一部分中国商人为之却步。“那一代土老板，连个ABC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拿到3.0。” 有些客户要求移民中介为他们解决资金来源和移民监的问题，谢强调：“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协助客人达到那些国家的要求。但‘做资产’查出来有风险，我们协助客户去做一些假证明，或者是在当地找家公司派他回来免坐移民监，移民局那些人又不是白痴，他们发现后，说到底是对客户不好。我们这样的大公司犯不着做这些。” “但我相信会有小公司做这些。”他补充道，一个狡黠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洋溢开，“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中介公司的微妙角色 想要得到一些内幕，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个好主意。我决定找一些移民中介，试试看以一个无知又渴望出国的姑娘的形象，能不能得到一些旁门左道的建议。 我为自己编造的背景是：公公经营一家与北方某省政府有关系的公司，老公在这家公司工作，而我则已经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我们决定要一个孩子，公公也开始渴望退休，所以想尝试移民。但公司的税单不怎么完整，有些和政府有关的资金来源也不方便公开，而且除了我会说一部分英语，他们的英语都很糟糕。 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移民中介，他们在广州的办公室同样位于市中心一栋价格不菲的写字楼，公司的创始人很有名，常常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M先生走进来，他的名片上写着：资深咨询顾问。我飞快地把那个编造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并且委婉地暗示“和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信息可能不方便”时，他微笑着频频点头，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他问到公公具体是做什么时，我脑子里第一个闪出的答案是建筑工程。他沉吟了一下，“那很有钱啊。”然后他开始建议移民目的地从澳大利亚改为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就像别的顾问告诉我的，澳大利亚的税单审查会非常严格。 “你能证明1000万资产的来源吗？总有房子吧，房子会升值。你只需要解释清楚当年买房子时钱是怎么来的就行。然后再解释几百万存款的来源就行了。” “这说明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到底有多少钱是吗？”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当然，但你们不能骗我。”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隐晦的意思：许多文件都不全，很有可能绝大多数资金都无法提供有效力的文件。他则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诸如：“你得把你们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们有多少能做的”；“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例如帮你们找一些审计公司，但这也得建立在一些既有基础上，还有你们自己的努力。” 其他问题比如“他们英语都不好”以及“我们不想坐移民监”。他的答案要大胆一些，“会有办法的，在当地会有一些公司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什么公司，与他们什么关系，他不肯详细解释。 最后他建议把技术移民作为这个“全职主妇”的首选，除了4年工作经验不足以外，“我”只需再学一段时间法语就可以达到加拿大要求。至于工作经验不足这个问题，他的手一挥，“你不能随便找家公司开个证明吗？加拿大人打电话过来就让他们说，你确实干了4年不就完了。” 第二家移民中介规模也不算小，W小姐直截了当地表示，移民监可以由他们公司寻找一家当地公司，以派遣回国的方式解决，但效果如何“不能保证”，“这一招中国人用得太多了，现在不太靠谱了。” 这次我这样编：我们并没有太多钱，在1000万左右，所以想选择那种商业创业类移民，但移民局要求的商业计划书我们不知道怎么写。 W小姐用食指和中指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这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商业计划书由我们来负责，你们只需要告诉我们一些基本资料就行。” 这能通过吗？我表示疑问，如果那边要求面试怎么办？W小姐说，“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材料顾问和移民局官员有着相当良好的关系。” 至于移民局规定的公司营业额，W小姐认为这也很简单，“我们会推荐一些生意给你们，你们只需要看资料，付钱买下来，然后去那边经营就行了。” “或者，”她压低声音，“你们也可以多付一点钱，我们会在那边为你们找一个稳重可靠的经理人，帮你们打理生意，保证达到营业额，这笔生意表面上是你们的，但其实和你们无关。懂了吗？” 后来Amy分析道，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中国人这样做的太多了，导致外国移民局会查银行往来明细，以核实生意与这个人有关的真实性。 “外国让你用这种方式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会经商的人才，这样做和欺骗无异。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她摇了摇头。“至于那些说他们和移民局有关系的话，不是没有人贿赂过外国人，前两年加拿大就有官员因此被抓。一旦被查出，那名官员负责的所有项目都要被重新审核，你还是很危险。” 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移民中介敢于做出这样危险的承诺呢？郭玲的回答是：“总有些侥幸。”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她们公司附近的另一家移民公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块招牌，“你懂的”，郭玲暧昧地笑了笑。她还有个客户曾经因为一些别家公司编造的虚假材料而被某国移民局拒签。迫不得已之下，他转投过来，重新办理别国移民，在和郭玲第一次见面时愤怒地声讨上家公司的老板，还挥了挥拳头，声称自己将那个奸商“揍了一顿”。 几乎所有移民中介都在踩着一条微妙的红线。中国规定每人每年不得汇出超过50000美金的外汇，但许多移民种类都需要向当地转移50万甚至上百万的美金。移民中介们给出了两种办法，找朋友和亲戚帮忙，每人汇5万直到达标；或者找地下钱庄。 “这个规定很不合理，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移民中介老板说。 这只是一方面，中国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有很多不明晰的漏洞，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许多人积攒起了财富，还有一些人是靠在一波波的投机浪潮中耍聪明而发财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当有一天要整理清楚他们的发迹过程时，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见过一个靠炒房地产发财的女人。她在上世纪90年代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是卖掉，再买两套，卖，买，买，卖，最后她成了一个千万富翁。”Amy说。“她的文件非常难做。她在买卖这些房子时交的税很有问题，我们国家对二手房交易的管理漏洞百出，她交的税根本不足以证明她现在这些钱。” 还有一个人不愿意透露他的资金来源，他开着路虎来，声称自己有上亿身家，说自己是在山西挖煤发的财，但他不肯出示任何能证明他有矿产的文件，因为“这样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让我们帮他洗钱，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拒绝了他，他可能找了别的中介。” 更敏感的是一些公务员家庭，非公务员的太太和孩子先依靠投资移民的方式出国，公务员丈夫把资产转移出去后再“裸奔”国外，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层出不穷。 “那些太太都有房子在名下，或者甚至拥有公司。她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收入能够支撑这些资金来源，公务员自己是不能办理移民的，他们甚至没有护照。我们会知道某人的先生是个公务员，但这不会让我们觉得良心上有负罪感，他们就是客户而已。” 另一家深圳移民中介的顾问告诉我：“有些客户拥有许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有些存在是为了避税和转移资产的，我们所负责的就是帮助他们理清这其中的关系。” 在Amy看来，没有一家移民中介是彻底干净的，“或多或少都会帮客户做一点材料吧。” 加拿大的一家报纸曾经调查过中国的移民行业，他们的记者冒充移民申请人给22家移民中介打电话，超过80%的中介表示可以提供一些虚假的材料以证明他们的客户达到移民局要求，“有些甚至包括伪造无犯罪记录”，但更流行的则是伪造资产证明。一家广州的中介说：“如果你做了假，你应该把假的做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中国国情，我觉得责怪这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责怪中介都是不公平的。”Amy评论道，她遇到过许多啼笑皆非的事，并且不知道该将责任归咎于何方——一个普遍的例子是，外国移民局要求移民申请人提供出生证。但大多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人根本找不到出生证，如果他们没有转户口还好，一旦转了户口，没有任何公安机关愿意开出证明。他们只能打擦边球，找一些拥有人事权的单位开出出生证明。 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现实 为一个申请人的服务通常要持续两到三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除了咨询顾问外，还会有专门的材料顾问参与，最终老板还要审核每一笔移民以确保成功率。申请人通常需要经过一番挣扎，和一个顾问反反复复交流上好几次，才能最终决定移民。然后是漫长的文件准备过程，大量材料，包括房产证明、纳税证明、股票投资记录、银行存款、基金投资记录、各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证明、个人的各种身份证明等等，通常准备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这需要材料顾问和申请人一起，在工作日里跑遍各种政府部门，接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刁难。 然后是更为漫长的申请、等待、批复过程。如果你运气不好，这个过程会持续上两三年。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常还得再挣扎一番，为选择什么生意、在那边买不买房子、定居哪个城市而犹豫再三。 此时，移民中介通常会举办一些冷餐会或是中型派对，介绍这些幸运儿认识彼此，同时也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人脉网络。移民中介希望，他们服务的这些精英阶层会和他们有一种疏离但不分离的关系，以备日后所需。 大型移民中介通常在各个热门国家都设有当地办事处，他们会为那些申请通过的准移民客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在当地的房子、驾照或是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只要你有钱，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一个刚刚申请成功的客户告诉我。“当然每一项服务都需要收费。就连去看看房子，他们都要多收一笔看楼费。” Amy选择为自己的客户多做一些附加服务，她会尽量多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我和所有客户交谈时，第一个重点就是让他们想清楚为什么要移民。有些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哪怕他们条件比较好，我也会尽量拒绝。”Amy这样做的原因是害怕这些人在交过钱后甚至审批过程中退缩，或者是拖延整个申请流程，那样更麻烦。 “在我们这一行，工作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人。”Amy宣称她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我要关心每一个客户，新的，老的，正在进行中的。就算是那些已经成功移民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希望我会持续和他们联络，关心他们的生活。”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她眨眨眼。这些接受她服务的人绝大部分是中国的新贵，有眼界、手腕、聪明才智和足够的资本。她不讳言，热情而专业的服务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现在我一点都不仇富。我见了足够多的富人，或者说有钱人。他们让我也学到了很多。最讨厌的是那些有点小钱、又不够有钱的人，他们自以为是，趾高气昂。” 郭玲和她拥有一样的看法，在做移民顾问前，她是一名房产顾问，对人情世故练达通透。 她说：“我的信仰是，一个人能得到一些，一定是因为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不存在平白无故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钱，他一定有能与之相匹配的某样才能。” 有一个客户来咨询时，整个人看上去像街上走着的老国企职工，无精打采，穿着灰扑扑的裤子和夹克衫，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时，发现为他工作的人背的都是Chanel、Chole。看过他的资产证明后我才知道，他身家上百亿。” 移民中介是一个很讲究口碑的行业，富人们要将自己的资产、身世、家庭状况原原本本地剖白于陌生人面前，稍有不慎，这些隐秘的材料会面临被泄露的风险，因为准备工作不充分而被拒签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的移民不是解放前卖猪仔了，他们都很了解国外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内什么都坏、国外什么都好这种幼稚想法，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 许多人选择了拿到一个移民身份然后继续回国，澳德华有1/3的生意来自深圳以外，江浙略多。郭玲接触到的温州客户大多都是实业家，大多也都在拿到身份后继续回国经营生意。 出国移民对他们，都只是让人生多一个选择，而非什么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移民会付出许多代价，但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个移民行业流传已久的笑话：“你想和胡锦涛握手吗？你想和温家宝吃饭吗？那就移民吧。”以一个外国移民侨领的身份，也许你就会遇到某个国内神秘的高官，并与之谈笑风生。 “你知道吗？两类人投资移民会特别容易成功。”Amy说。“一类是特别有钱的，还有一类是特别没钱的。他们资产刚刚够线，是铆足了劲儿想换个新生活的那种人。只要你铁了心一定要移民，一般都能成功。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觉得移了最好，不移也无所谓。” 移民中介公司内的工作人员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对金钱拥有两种概念。对客户，几百万资产只能算是“没什么钱”。 我忍不住问过郭玲一个问题，你能挣多少钱？郭玲一愣，很快回答，“我正想和你说这个，做这行做久了，钱容易不当钱。你要学会调适你的心态，一方面那么多人都比你有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会抱怨他们所遇到的黑暗与不公。比如今天这个不能吃了，明天那家公司又被陷害了，你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进入专题 ： 民主    ● 王绍光 （ 进入专栏 ）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那间办公室太小，十几平米的空间装不下王绍光的那些资料。要知道他已经搜集了大约3000册有关民主理论的书，现在正想着用5至10年完成一个大的写作计划，探讨民主这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要破，一方面要立。破，是破除很多已经被一般人认为是公理性的东西。我觉得民主理论中有大量没有根基的东西，但真要破其实不容易，需要很多思想史和制度史证据。很多人一看你对他们熟悉的民主模式提出挑战，他要么认为你是反民主的，要么认为你是鼓吹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民主。而立有两方面，一是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在的民主模式。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政治分析的新方法：什么样的生活是理想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理想政治制度？我觉得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王绍光的思路可以用15个字概括：“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协调并存的，是我们的安邦之道。只有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公平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强大的国家才不会变成张牙舞爪的怪兽——利维坦。”     “广泛的民主”中的“广泛”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民主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政治领域，凡众人之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其次在政治领域，民主的形式也不限于竞争性选举一种，还可以采取抽签以及商议式民主等形式。     在《民主四讲》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过去两千多年中，民主一直被视为“坏东西”，富人担心穷人以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知识精英认为大众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到了最近一个世纪，民主却开始被当成“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化？在他看来，此“民主”非彼民主，古希腊“人民统治”式的民主，已经退化为当代让精英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领导权的制度安排。     “公平的自由”是指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消除文盲，使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都能享受财产权、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政府干预，对社会资源作再分配（自由右派会认为这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由右派”，而被称为“新左派”的自己应该是“自由左派”，王绍光这么认为。双方共享自由之名，分歧在哪里呢？自由右派更关注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不受侵害；自由左派更关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这种分歧，可以溯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也跟个人经历不无关系。王绍光认为他们那代人中，很多自由右派出身于1949年前的精英家庭，自由左派则更多出身于劳动阶层。他老家在山东的老解放区，父母都是从儿童团开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下武汉，成为基层干部。“我们周围都是贫苦人家出身的人。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对我父母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有力的国家”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有许多理论家认为弱势政府有利于形成和巩固民主，王绍光不以为然，提出应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前者指国家“无须同市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后者指国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有效地贯彻政治决定的能力。在民主转型期间，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需要改变（削弱其专断性），国家能力本身却不应削弱。     这个信念最初可能是来自1992年俄罗斯之行的刺激。当时俄罗斯刚转型，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有一批人给他们制定了一个“500天计划”——500天把俄罗斯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哈佛大学的一些人深深卷入这个计划。王绍光则是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     眼前的俄罗斯让他吓一跳。“红场对面有个号称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店GUM，里面除了售货员什么也没有，我都不知道售货员还站那儿干吗。有一个老太太拿了根香肠在街上卖，一小片一小片地卖。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当兵的把自己的奖章拿出来卖，现在卖的是假的，但那时是真的。他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便宜得你难以置信。我两美金买了一大包最好的邮票，后来去丹麦买一张明信片4美金。有个同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买了一堆鱼子酱，后来被美国海关给卡下来了，以为他走私。之前相信管制放松，一有选举，事情都好办。但眼前俄罗斯那个惨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观感对改变我的想法影响非常大。”     当年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心。“中央政府能拿到GDP的5%左右。你至少要花1%-2%GDP的军费，然后还要养官员，还要资助不发达地区。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当时是连军队都养不起，政府给解放军的军费是所需军费的60%，其他靠‘打野食’，这是当时军队刊物用的词，就是允许军队去经商。90年代时满大街都是部队开办的招待所、传呼机店、洗脚房，什么都干，甚至去走私，搞得乌烟瘴气。”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公布了和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当时他们请了一些财政系统的人，财政研究所所长说的话他现在还记得，“他说国家没有钱，让军队也去创收，军队创收还不容易，拿枪上街去抢就行了！他非常不满，军队经商，太不务正业了。”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发布了与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认为中国应该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提高国家能力，循序渐进向民主国家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他看来，将近20年后，不但中国的国家能力“比那时候好太多了”，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变化。     2011年，他发表长文《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称重庆在中国进入“小康阶段”后，以大幅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立军事件”之后他对重庆的评价有没有改变？王绍光说他“看不出需要改变的理由”，“重庆经验是多方面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地方尝试之一，十分宝贵，不容否定。打黑只是建设‘平安重庆’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有瑕疵（哪个地方敢担保打黑没有任何瑕疵吗？）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促进了分税制的出台，同时也被人认为是在为国家权力辩护。加上强烈批评西方选举式民主，称赞重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了有益尝试，因为这类作为，王绍光被有些人视为政府智囊。但他否认了这种传言：“我的研究没一项是政府委托的，没任何人向我授意过，我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政府研究经费，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如果有政府的人看到，影响了决策，我觉得挺好，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我不是任何人的智囊。”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是一种目的，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或程序？     王绍光：应该说两者都是。它既是一种目的，一种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在民主理论中有大量讨论，认为它可以矫正腐败，可以使经济增长，可以使人们幸福等等，这都是把它当工具看。凡认为民主可以带来别的好东西的，都是把它当某种工具。当然，能不能带来那些好东西需要实证，不是说说就可以。     人物周刊：如果民主是一种目的，即便它不能带来其他好东西，本身也值得追求。     王绍光：当然，我相信民主本身也是好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信仰，真的去验证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我的判断是普通老百姓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做主。这个判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比如很多人会说老百姓没那个能力。批评我的人说我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原初意义的民主（Democracy，全体人民平等地管理国家和参与决策）实现不了，可能实现的是某种替代品，比如代议制。     人物周刊：现代国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古希腊城邦，全体公民直接治理国家不太现实，选出一些代表来似乎更可行。     王绍光：关于怎么选代表有一系列理论，说到“代表”，对这个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一种叫做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就是说我选出了一群人，这群人的特征跟全体人民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人民里面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这群代表里就有多少比例工人农民。要选出这种代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抽签。凡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做调查需要找有代表性的样本。这种样本怎么才能产生呢？就是随机抽签。第二种叫做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比如说教皇代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教皇当然不是在全体教徒中抽签抽中的，也不全体教徒选举出来的。还有一种叫做形式性代表(formalistic representation)，形式上是按某种程序选出来的代表。这三种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一般人接受的是形式上的代表，但如果真正从民主理论上来讲，显然描述性代表最符合民主理论，因为代表的特征跟人民整体一样。     当然精英分子会有疑问，抽签选出来的人里可能有聪明的、能力强的，也有笨的、能力不强的。我去过工厂和农村，跟工人农民接触过，也在世界一流大学工作过，我觉得人在知识上会有差别，在智力上并没有。我的看法是，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判断上，一般人的能力与所谓“精英”没有区别。他们不需要别人代表他们。用描述性代表最能在整体代表人民。西方研究民主的大家达尔也提到过一个“小人群”的概念，这个小人群是抽签选出来的，跟大人群在性质上一样。令人费解的是，达尔这个思想并没有被很多讲民主的人注意到，更不要说去发挥。过去二三十年，世界上有一批人已经在推动产生这种抽签选出来的代理机构，很多地方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制度试验，同样让人费解的是，西方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完全忽略这些制度试验。与盖洛普民调齐名的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今年二月公布，43%的美国选民认为，从电话簿中随机抽选出来的“小人群”肯定可以比现在的美国国会运作得更好。这大概会让不少“精英”大跌眼镜吧？     人物周刊：这样选出来的人的确可以代表民意，但未必能做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王绍光：有人问我：你到底主张什么？我说，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的走向，这是主权在民的体现，老百姓可以而且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假如“十二五”有一个中长期规划，他们的意愿应该在里面得到充分体现。假如他们觉得改善民生非常重要，改善民生就应该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里面。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全体人民亲力亲为。有些事是属于私人空间的，还有一些技术性上的、执行上的问题需要贤人。所谓贤人不光道德品质好，而且要有办好事情的专业能力。很多人把我的观点说成是选什么人都是抽签，其实我只是说选代表时抽签是可行的。用抽签的方法是选不出贤人来的，选举也未必行。          不认同竞争式选举的理由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认为竞争式选举有利于在资源、知识上占优势的精英，不够公平，但选举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这么讲好了，只有3%、5%的人可以参加选举，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人可以参加选举，跟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相比，全民参选当然好得多，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压力。我强调“可能”是因为在太多地方并没有产生压力，或者并没有产生这种压力希望带来的结果。     人物周刊：但至少民众感觉他是有机会影响政府的。     王绍光：对。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写过一本书The Consequences of Consent（《同意的后果》），讲的就是竞争式选举的后果，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的感受，好像我一旦参加选举，就真的做了主一样。他的目的是说，这种感觉未必是好的，因为它使人们欺骗自己，使政府可以将人民大众影响政治的其他可能方式遮蔽掉。比如说革命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罢工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在街上骚乱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选举让你感觉自己已经有一种所谓合法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不好的。你感到满意，但那可能是虚幻的东西。     人物周刊：有选举也许让人产生一种能影响政治的虚幻感觉，但相比没有选举所引发的不能影响政治的真实感觉，还是要好一些吧？     王绍光：没有这种竞争式选举时，人会有一种虚幻的想法，就是一旦有了这种选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至少是大问题，如腐败可以消除，社会不公可以减少。但如果他看看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大家会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比如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竞争式选举方式产生，所以西方社会就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但不要忘了还有很多地方也有竞争式选举，却并没有产生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比如说印度。一进印度机场你就看到“Welcome to the largest democracy”，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个民主国家消除了腐败、减少了社会不公吗？。我们一般以为非洲的饥饿问题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印度挨饿的人比整个非洲加起来还要多。再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印度也非常靠后。印度的选举挺热闹，但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选出来的官员很多有犯罪记录。当然，在没有竞争式选举的国家，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想象，觉得一旦有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印度已经算比较好的例子，更糟糕的例子比比皆是。     人物周刊：我们就说西方的竞争式选举民主吧，一般而言一个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需要什么条件？     王绍光：其实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我说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是指在什么条件下都可能出现竞争式选举的政体，但它要存活下来就有条件了。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竞争式选举的政体可能很快被唾弃。这种事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出现过很多次。比如非洲、拉丁美洲某个地方出现竞争式选举，过了几年，大家觉得选举没带来任何好处，军事政变什么的就把它推翻了。所以竞争式选举的存活是有条件的。假设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好，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生活里的恐惧感降到一定比重，引入竞争式选举虽然未必有明显的改善，但也没有使生活恶化。这时，这个政体可能可以存活下来。     人物周刊：假设这种转型是由执政精英中的改革派发起的，冲突可能也会小一些，比如说缅甸那种，是不是比由外部革命建立起民主政权稳定性更好？     王绍光：但没有来自民众的外部压力，几乎不会有内部改革。所以有时候你不清楚它到底算哪一类。比如说，埃及到底算是民众反抗促成的，还是内部精英发起的？很难说。缅甸最近发生的事还要看，但民众的外部压力也是很明显的。     人物周刊：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缅甸的情况会比利比亚、埃及的好一些？     王绍光：更稳固几乎毫无疑义，因为它是一个被掌控的过程。“好”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如果你把民主本身当作价值，它的民主成分是不是大幅度提高；另一个“好”是跟民主相关的各种工具性价值，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福祉等。如果要用这两个标准，现在来判断缅甸的变化还太早。现在缅甸在民主方面没有太大变化，自由方面有一些变化，所以还不是民主改革，而是自由改革。          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          人物周刊：去年国内有很多独立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绍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应该允许他们参选。我们在北大的时候，1979年还是1980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还有竞选，发表竞选宣言，个个都好像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样。按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你不讲海淀区的事我就不应该选你，但北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没有人讲海淀区的事，都是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未来、整个中国该怎么治理。所以那时候就有选举，很多地方都有，大学里面都有。     人物周刊：你有一本书叫《安邦之道》，为什么是“安”邦之道而不是“兴”邦之道？你是不是特别看重社会稳定性？     王绍光：确实这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93年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时，如果我没记错，腰封上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几句话。因为当时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机制、财政机制，这个国家可能会出问题。中国古代的治国者从来都是以安邦为主线，兴邦当然最好不过，但最重要的还是安邦，这是每一代统治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2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思路？     王绍光：应该是慢慢形成的。“有力的国家”是我早期就提出的。90年代初讲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认为有国家能力的国家是好的转型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可能越转越糟糕。至于“民主”，如果真正的含义是由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话，基本假定是平等，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有平等的影响，获得大致平等的结果。用这三条来衡量的话，西方的民主参与是不平等的，影响是不平等的，结果当然是不平等的。08年奥巴马竞选时，美国出了本书，标题就叫《不平等的民主》，是一批美国政治学家几年的研究成果。据说奥巴马还把这本书作为他“change”的一个理据。所以我提出广泛的民主是跟这个观察连在一起的。自由也是。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是，你不管我，我就自由了。但自由也是你能去做想做的事。政府不管了以后，很多人想做的事还是做不了，还是不自由，所以要追求公平的自由。     人物周刊：但你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王绍光：对，有些自由派的人不清楚这一点，所有好东西都想要。白菜我也要吃，鲍鱼我也要吃，好像吃什么都没有成本，而且选择是无限的。十几年前有个美国大学的学者在中国做调查，说中国人全部支持自由、支持民主。我说你怎么调查的，他就说我做问卷哪，自由要不要？大家都要。民主要不要？都要。我说你这样问等于没问。你要问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他选哪个。后来耶鲁几个学生跑到中国来跟北大的教授一起做调查，结果有60%中国人说社会秩序最重要，不乱最重要。如果要求被访者做出排序，你才能知道什么对他们是重要的。他并不是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民主、自由跟社会秩序冲突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牺牲前者。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能把人们引向幸福吗？     王绍光：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个能替代GDP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另一方面我也讲过，提幸福是危险的。因为幸福是一个很容易被政府操控的词。幸福是主观的感觉，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有关，也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无关。有人说不丹人很幸福，但批评者会说不丹人的幸福，跟客观的社会发展指标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比如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等等。     人物周刊：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个矛盾：你主张社会公平，而你自己可能过着超出一般水平的优越生活。     王绍光：有这个问题。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写过一本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体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乞丐的问题，而是问为什么会出现社会不公，如何可以从制度上消除社会不公。社会主义不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与最穷人一样穷，而是要让社会中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安全、体面、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苗卉 发自香港      进入 王绍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