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进高校，进单位，进食堂，上洒水车……红歌已不是重庆的“独唱”，它正在唱遍全中国武汉洒水车“换红歌”，细致到不同区域播放不同曲目——在工业区洒水时播放工人歌曲，在军区附近则播放军歌，到城乡接合部洒水时播放励志歌曲，而在繁华商业区工作时，则播放歌颂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歌曲。 2011年4月24日是太原解放62周年纪念日，500余名红歌爱好者齐聚阳曲县侯村乡店子底村唱红歌。 （CFP/图） 这几年来，重庆唱“红歌”活动，引起全国关注，其实，其他一些地方也一直在唱红歌，并且有的知名度颇高——江西卫视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 《中国红歌会》总导演廖苏斌说，现在流行全国的“红歌”一词，由该节目最先规范使用，并注册了“红歌会”商标，还曾告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一场“红歌会”侵权。 不过，江西卫视不可能再维权，也不再维权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许多城市纷纷发起“百万群众唱红歌”活动。“红歌会”不仅遍布中国，并且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大多在官方的重视和组织下开展。 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工厂……在2011年的阳光下，红歌正在强力渗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包括一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食堂里，洒水车上，甚至还有监狱、劳教所。 一个最新的事例是，武汉硚 口区街头唱了十几年“生日快乐”歌的洒水车，开始改唱起《歌唱祖国》等红歌。 区城管局党办赵志宏对媒体解释，洒水车换歌，“一方面弘扬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提升城市的档次和形象”。 武汉洒水车的“换歌”计划，细致到不同的区域播放不同的曲目——例如在工业区洒水时播放工人歌曲，在军区附近则播放军歌，到城乡接合部洒水时播放励志歌曲，而在繁华商业区工作时，则播放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 在赵志宏眼里，红歌还有特殊作用，洒水车司机经常要通宵作业，“很寂寞也很无聊”，“生日快乐”歌已经没有新意，也起不了提神的作用。不过也有市民担心换新曲之后会不适应，洒水车来了忘了躲避，“肯定容易被水溅到身上”。 独唱不被提倡，合唱也是德育 “我们不主张突出个人和个别单位的活动。” 但在学校，唱红歌仍更强调教育意义而不是娱乐意义。河北省中小学生近期将在课前、课间传唱《十送红军》、《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等80首红歌。这些歌曲由河北省教育厅指定，多数是从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宣部等部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中遴选出的。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省教育厅负责人说，组织这一活动是为了增进中小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懂得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坚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 教育系统组织唱红歌最容易，但要唱好也非易事。河北省教育厅思想政治与体育卫生处官员崔玉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合唱有分声部等专业要求，“目前充其量叫作齐唱而已”。 2010年下半年，河北省教育厅培训了全省150名教师，还有教育部专家前来指导合唱技巧，而这些师资远远不够，现在，许多地市纷纷请求省厅给予培训支持。 技巧还在于其次。“现在很多老师对过去的情况都不了解，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天天唱这些，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先做老师们的工作。首先保证这个红歌能唱下去，再考虑对他们进行教育。”崔玉伟说。 而90后、00后的孩子们会不会喜欢红歌？崔玉伟问过朋友家的小孩，一个孩子告诉他，他们升国旗时都会唱得很大声，他们觉得很热闹。“他们喜欢的不一定是歌曲本身，他们更喜欢合唱这种形式。” 独唱将不被提倡，“我们不主张突出个人和个别单位的活动”，崔玉伟说，他们希望让尽量多的孩子参与进来，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合唱也是种德育”。 河南师范大学也正在举办唱红歌活动，不过没有合唱，只有独唱，因为表演的场所是食堂。“台上人太多就不像吃饭的地方了。”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秘书韩舒说。他们在食堂里搭起舞台，从4月底开始的两个月内，学生们将在食堂里一边听着红歌，一边进餐。 河南师大食堂活动被报道后，有评论说，“红歌进食堂，能当饭吃？” 韩舒觉得一些言论“不负责任”。“红色文化不等于大学行政化，”他抗议说，“我觉得听红歌总比看娱乐节目要受教育得多。” 最近，重庆的“28名女大学生渣滓洞扮江姐”图片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这些青春美貌的女大学生身着江姐服装，引起了网民“谁最漂亮”的热烈讨论。其实她们是5月4日参加央视“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中表演合唱《红梅赞》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师大学生，被学校专门安排去参观体验，以更好诠释江姐的角色。 “五月的鲜花”自2001年起，由教育部举办，今年则全面升格为由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三部委联合举办，中央电视台首度承办。据CNTV网站介绍，这次活动总计参演1500人左右，规模超过了历年的春晚。 “红色文化进监所” 弘扬红色文化，已成为司法部对监所的一项明确任务。 选出80首红歌后，河北省教育厅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全省中小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利用课前课间时间开展合唱，并且每周活动次数不少于3天（每天不少于1次）。 “很多先进地区先这样做了，我们觉得不错就向他们学习了。”崔玉伟说。2010年10月，教育部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河北参会干部发现，“吉林在红歌这块做得不错，北京天津上海也都在做。” 河南师大“红歌进食堂”也唱出了新意，这个不算大型的节目不乏野心。河南师大后勤集团党总支秘书韩舒说，跟以往“孤立的歌唱比赛”不同，他们模仿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复兴之路》，“将各个节目串联起来，希望做出大型演出的效果”。 “红歌进食堂”由后勤集团和学生会等社团合办，虽然条件简陋，但他们为此付出巨大努力，比如，利用闲暇时间排练，帮忙的女生嘴上都起了泡，学校里跳扇子舞的一群退休老太太，也被请来给唱《和谐中国》的女高音伴舞。 同样要求“史诗”效果的还有监狱。延安监狱监狱长丁志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本月中旬，全省监狱系统的安全工作现场会议将在该监狱举行，他们为此正在筹划一台大型文艺节目——100人的腰鼓、300—500人的大合唱、200人的广播体操，全都由服刑人员来表演。大合唱将精心编排各种红歌，而不再是一些单曲。 3月底，司法部在重庆召开“红色文化进监所”工作座谈会，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和重庆6省市相关经验推向全国。延安监狱政治部副主任赵江平说，弘扬红色文化，已成为司法部对监所的一项明确任务。 作为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监狱内的歌咏比赛已举办了17年，而中国革命的摇篮——江西瑞金井冈山所在的江西省监狱系统也有唱红传统，女子监狱还有一个“映山红文工团”。 不过，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看，重庆喊出了口号，抢走了两个“红都”的风头，这让他们对重庆“唱红歌”感受复杂。 延安监狱监狱长丁志军说，“我们原来一直不敢下定义。”他在重庆看到，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带领下，红色文化红红火火，政法委书记、人大副主任等官员都登台高歌。“他们都唱得很好！” 江西省监狱局教育改造处处长饶振华说，“到那里以后，我们领导很有触动，因为江西的红色资源，还是有基础有条件的。” 目前，延安监狱和江西省的监狱，都已启动“红色文化进监所”活动，分别亮出“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也兴建了一座“红歌广场”。这似乎是在学习重庆的做法——重庆黔江区委2009年8月为“唱红”活动专门发文，其中要求，在城区新建三个红歌文化广场，每个街道、镇、乡建一个红歌广场。 重庆抬高了红歌活动的标准，也让不少受访活动组织者感到压力。有受访者表示，今年他们要“更规范、更正式”。江西省监狱局教育改造处处长饶振华说，他们有详细的方案，除了唱红歌，服刑人员还将被安排听讲座，看红色影视剧，做演讲，写改造心得，并且，省里将组织考核评比。 江西省监狱局的计划，还包括一个全国展览和一台汇报演出。他们还曾设想邀请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开设监狱唱区，不过南方周末记者从双方采访了解到，他们还没有就此事进行实质性接触。 领导参加比赛，加分！ “领导肯定非常重视的，不重视经费从哪出啊，我们是自发组织，上面拨经费。” 无论中央或地方，许多唱红歌活动都有上级红头文件发动和支持，文件中通常会强调领导重视，以督促各级单位严肃认真对待，精心准备，加大投入。 2011年，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山西晋中等多个城市，都已启动“百万群众唱红歌活动”。但论组织力度，没有城市能比重庆强。该市最近下通知要求高密度宣传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征集并初评出的36首新创作歌曲，组织人员深入群众教唱领唱，使之“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进一步掀起该市红歌传唱热潮。 江西卫视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在官方博客中感谢重庆“最给力”——重庆市委宣传部、文广局、广电总台、文联等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区县组织推荐选手参加选拔活动，要求当地媒体给予宣传支持。 总导演廖苏斌对此也大感意外，因为省级卫视间竞争激烈，分赛区一般只能跟地市单位和电视台合作。江西卫视副台长刘建国还透露，重庆市专门拨款支持重庆赛区的选拔活动。 各种红歌活动在这座城市遍地开花，不胜枚举。渝北区大竹林街道负责文艺活动的张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7月和12月，该街道办了两次大型红歌会，十几个代表队参加，人数达到近两千人。 而这些跟领导的重视密不可分。“领导肯定非常重视的，不重视经费从哪出啊，我们是自发组织，上面拨经费。”张老师说。上述活动，一等奖奖金是现金1500元。2010年7月，所有街道领导还全部参演了一部叫《红岩英魂》的情景剧。 国家林业局将在6月举行一次合唱比赛，评分采取10分制，规定：联队单位领导每参加一人加0.2分，加满1分为止；单独组队单位领导每参加一人加0.5分，加满1分为止。 某市发改委去年12月发文要求，“单位（科室）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活动”，并将唱红歌廉歌活动纳入全年目标考核内容，与个人评优结合。 江西卫视副台长李建国笑称《中国红歌会》堪称“中国规格最高的选秀节目”，他历数了李长春、刘云山、孟建柱等中央和部委领导曾观看或赞扬该节目。在江西，该节目已成为当地品牌，还曾以省委省政府主办名义，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专场演出。 因为领导关心，“其他选秀节目经常被批评，我们是被赞扬和爱护。”李建国说，目前，该节目与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是全国极少数被允许在黄金时段直播的选秀节目。 《中国红歌会》2006年开始举办，当时无论江西电视台内部还是外界，对此节目并不看好。创办者李建国说，他用几张老歌新唱的碟片说服了台里的高层，但是外界一直对红色节目存有偏见。“赞助商听到红歌，大多不感兴趣。” 负责该节目宣传的裴琳说，红歌会这种品牌定位和形式，束缚了它的商业开发，“基本不赚钱”。李建国则表示，与电视剧节目相比，红歌会性价比很高。 今年，《中国红歌会》刚刚拉开海选序幕，比以往大致提前了一个月。总导演廖苏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初步计划是，5月“海选”，6月“突围”，到建党90周年的7月，正好进入最激烈的“晋级”阶段。 争议性话题也会减少。和许多真人秀节目一样，红歌会也会展现选手的故事情感，但更偏重励志、利他而非个人恋情。“也就是符合八荣八耻。”李建国说。总导演廖苏斌始终觉得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拿捏节目的尺度。“有时想让评委毒舌一点，麻辣一点会更吸引人，但我们又不太敢这样做。” 至今，国内卫视中，江西卫视仍是办红歌会的极少数。李建国说，许多卫视前来取经，但没办起来，原因是这类节目“容易做得很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聂萌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刘星 夏倩 2011-05-12 2011年5月5日晚，“五道杠少年事件”发生后的首个周末，从武昌郊区一所封闭式寄宿学校归来的新闻主角——初一学生黄艺博打开电脑，在漫天的评论和谩骂中哭了，他问身旁的父亲：“我哪里错了吗？” 黄宏章和妻子马晓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告诉儿子——这才是他一直身处的真实世界。 对于仅拥有13年人生经验并长期被正统教育观追捧的黄艺博来说，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真相，而更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现实还有硬币的另一面。 黄艺博有着灿烂的童年，充满正确、荣誉、赞扬和过于远大的理想。他被塑造为样本，成为武汉八十多万少先队员学习的对象。2009年，黄艺博当选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佩戴上该市独创的“五道杠”臂章。 这成就了一个光荣的家庭和一个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德育新星。在2011年3月的一则本地宣传报道上，黄艺博被描述为一个“一两岁熟知成吉思汗，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天才政治少年。 意外的是，这一次赞誉并未如期而至。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率先触发了互联网的不信任情绪。两个月后，随着黄艺博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其过于老成正统的形象和充满官气的话语抵消了人们对少年儿童的天然热爱，并将黄视作揶揄权威和反讽现实的标本。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角力中，黄艺博被喧嚣裹胁，又如孤舟般隔绝。这个在不恰当的年龄被过早推上巅峰的少年，如今又将在不恰当的年龄承受沉重的挫折，并重新面对他的过去与未来。 武汉市“五道杠”少年黄艺博走红网络，其身上所表现出的成人化倾向，引起社会各界对教育理念的争议。 （东方IC/图） “我不是坏孩子” “黄艺博的家是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五一节过后，黄艺博就隔离于公众视野，他被学校的围墙和铁门严密庇护着。只有一沓遗留在家中工整的书法习作还在显示着他曾有的寻常志趣和心情。 如今，一切已变得不同。“所有人都在曲解我们。”47岁的黄宏章在狭长的客厅里踱步，仿佛这样才能减轻他的愤怒，“我们每一次回应只换来无休止的谩骂。”他的妻子马晓丽则在一旁漫无目的地摩挲着儿子的书，“这样我能感觉和儿子在一起。” 这个被高度聚焦的家庭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一个破败的家属区，1990年代由两家单位合建而成。现在它满墙斑驳，像一块伤疤陷入华丽的高楼群里，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 黄艺博的家在院子最深处，那是个80平米的普通两居室，由于楼层矮，洒进不了多少阳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2011年3月一篇本地媒体的报道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转折点。当时黄家作为培养儿童的成功范例进入记者的视野。后来的新闻稿里，黄艺博被描述成一个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从不玩游戏，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个天赋异禀、心怀天下的美少年形象被勾勒出来，并具体化在一张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臂章（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的标识）的配图上。这引来了麻烦，“我最多只见过三道杠，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恶搞。”一位微博用户说。 一些深具娱乐精神的网民无意发现并介入关注这位“五道杠”少年，随即发现了更多。4月30日，黄艺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样”照片陆续传出，一夜之间，博客访问量突破百万。 5月1日，劳动节假期，一条匿名短信稍稍扰乱了黄宏章的心绪——“你的儿子很出名呀！”黄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谁没关系。” 这个不祥的预感随着次日中午黄艺博在电脑前的一声惊叫而应验。此时，他的QQ正被海量请求添加，照片也被加工成各种形象疯传于网站与论坛。人们对黄艺博表达着厌恶，认为他是功利主义教育下失败的象征。 黄艺博的脸色逐渐发青发白，手也有些颤抖。闻讯赶来的黄宏章关了电脑，但仍然无法让他脱离恐惧。黄艺博一会儿木然地问父母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喃喃自语：“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坏孩子。” 吃午饭的时候，黄艺博一口未动就往外走。母亲马晓丽心疼，就把一袋饼干塞到他书包里，但黄艺博却背着她悄悄拿了出来。马晓丽把儿子送到公车站，回来想着不放心，哭了。 纷至沓来的记者把黄宏章和马晓丽赶到崩溃的边缘。在最初的那几天，舆论尤其是互联网将黄宏章夫妇形容成一对急功近利、刻板虚荣的旧式父母，“罪名”是操控并炒作儿子黄艺博。他们选择躲避，常常要凌晨才回到家吃晚饭，觉也只能睡半宿。 “成熟点有错吗？” ““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当黄宏章夫妇在舆论漩涡里疲于应付的时候，黄艺博则在校墙内揣摩着这场叵测的风波。由于没有互联网，每天中午他都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言不发，总希望我们能主动告诉他些什么。”马晓丽说，“这样的气氛让我陌生。” 有一次，惯常的沉默中，马晓丽忍不住问儿子：“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很失败？”黄艺博说：“不要理别人说什么，只要我们一家和和睦睦就好了。”她和丈夫由此度过了稍微宽心的一天。“他只是对正统的东西比较耐得住。”母亲马晓丽感到不忿，“成熟点有错吗？看‘新闻联播’有错吗？” 马晓丽45岁，在军工系统服务，她的丈夫黄宏章是湖北一家省直单位政工（思想政治工作）处的副处长。要在武汉西北湖一带找到这个小康之家并不困难——他们的儿子黄艺博佩戴“五道杠”的照片被张贴于社区宣传栏的显著位置，身份是“义务巡查员”。 黄艺博的身份还有很多。在少先队，除了广为人知的武汉市副总队长外，他还身兼区、校两级大队委；在班级，他是班长；在媒体，他是少儿作家，已经公开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在社会上，他是环卫志愿者和慈善儿童，常到公共场所捡垃圾和看望老人；乃至在体育方面，他也是一个游泳和跆拳道的好手。 他的充沛精力和广泛涉猎获得回报。小学6年，黄艺博获得了从中国少年最高荣誉“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到班级“三好学生”等几乎所有少儿领域的荣誉和称号，实现“大满贯”。他关心历史和政治，担忧民族命运和人类战争。他早熟得让所有与之接触的人感到惊奇。“他生来就是这样的天性。”黄宏章说，“我们只是顺其自然。” 黄艺博的出生也附会得有些非凡。1998年2月诞生时他以近9斤的体重惊动了医院。身材瘦小的马晓丽带着这个特大型婴儿开始了母亲的征程。由于工作繁重和缺少老人帮忙，黄艺博从1岁开始就被托给一个下岗工人照顾。对方是司机，偶尔出门就用绳子把他绑在副驾驶座上。晚上跟母亲回家后，黄艺博还要被放进洗衣机内筒里直至晚饭出炉。“冬天最难熬。”马晓丽说，“孩子爱睡觉，怕他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就一路打他，他就一路哭。” 黄艺博温顺乖巧的性格就形成于那个孤独的幼年，他尊敬大人，不敢冒犯权威。幼儿园老师教《三字经》，学到“子不孝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时，他坚决不读，认为这是对尊长的不敬。 作为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公务员，黄宏章养成每晚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但当儿子长到两岁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黄艺博要和他争台看动画片。黄宏章很坚决地捍卫了这宝贵的半小时，最后黄艺博屈服，再后来他一听到“新闻联播”的前奏就兴奋得手舞足蹈，拉着爸爸坐在电视前。“这是孩子孝顺，为了讨好我。”黄宏章说。 2009年11月15日，黄艺博在武汉市江汉区福利院看望老人。 （CFP/图） E网情深父与子 “在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尽管黄艺博的成长让父母如此满意，但在这个仅有两座楼的院子里，也有人认为他过早失去了童年。 冯建华是黄宏章的邻居，孙子冯杰只比黄艺博小一岁。冯杰是附近15个同龄孩子的头头，没事就聚在一起玩“三国杀”，但这个队伍从来不包括黄艺博。“他不爱说话，也很少下楼。”冯杰说，“都不像个小孩。”冯建华很欣赏孙子的坦率，他对黄艺博最深的印象是“穿着校服规矩地站着，很有礼貌，但不够可爱”。有一次他在楼下小卖部给孙子买零食，黄艺博刚好经过，就站住说：“爸爸，我饿。”但黄宏章没有理会。 黄宏章的急躁和严厉在附近出了名。“他（黄艺博）要是出来玩，他爸就打他。”一群在小区树荫下乘凉的老太太压着声音说。黄艺博的日记可以部分支持这一点，在一篇名为《父子之间》的文章中，黄艺博讲述了他因玩赛车而遭惩罚的经历——“（爸爸）两眼死死地盯着我，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然后举起他大大的手，‘啪’的一声打在我的背上。” 在另一篇日记《E网情深》中，黄艺博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他（爸爸）总是骂我，打我，没有谅解过我，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度日如年。” 纵然如此，黄艺博大都给这些日记赋予了大团结的结局。除了囿于僵化的语文教育模式外，黄宏章也的确是对儿子影响最多的人。 黄宏章军人出身，曾经是文学青年，转业后投身单位宣传工作，同时兼任某行业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朋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灵活，会来事儿。 因为在机关，黄宏章能方便地接触很多报刊，其中包括《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黄艺博进入学龄期后，黄宏章就拿它们充当儿子的识字读物。他希望儿子以后也能当公务员。“当官发财，哪个老百姓不想？”他说。 父亲的威权教育和主流媒体的长期浸淫让黄艺博变得比同龄人要老练和成熟。尚在一年级的时候，黄艺博值日时遇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他没有马上批评，反而事后表扬，这取得意外的效果，此后再顽皮的同学也变得非常配合。“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么好的办法。”马晓丽说，“他说从书上看到的，叫‘用爱的鼓励调动孩子’。” 滑坡路小学数学老师王飞云也注意到黄艺博对做人细节的考究，“每次补习完，他会认真地把我们坐过的椅子搬回原处。”五年级时，班主任程德鹏收到黄艺博的一封信，就全班纪律松散问题详细分析了原因，“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让我有些意外。” 这些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他正式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校大队委（三道杠）换届，黄艺博以一份漂亮的海报竞选成功，同年进入区总队委（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凭着自信的演讲和周详的“施政”方案，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鲜花和掌声随之而来。黄艺博开始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晚会或纪念活动。其中一份资料是2008年黄艺博代表全武汉少年儿童到医院慰问汶川地震受伤者的照片。镜头里黄艺博一手放背后，一手前伸，腰略躬，头微俯，身旁还跟着同事和红领巾小记者。 进入高年级后，同院子的冯杰发现他在电视上见到黄艺博的次数比现实中还要多。现在，他和伙伴们正沉迷于一套叫“赛尔号”的游戏小说，刺激、好玩。而一楼之隔的黄艺博的案头上则摆着希特勒、拿破仑和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以及一则共青团中央人事变更的剪报。 “老实讲。”望着门窗紧闭的黄家，12岁的冯杰说，“我不太愿意过那样的生活。” 超越自身年龄的特质让黄艺博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年级下学期成为班长，年年连任。二年级入队佩戴“二道杠”。三年级晋升“三道杠”、“四道杠”。2009年10月，在武汉市少先队总队委的竞选中，黄艺博当选为常务副总队长，佩戴上“五道杠”。 （东方IC/图） “我代表……”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我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我是最终的胜利者，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 这是黄艺博完成于小学五年级的一首诗。此时，他的心迹变得更加豪迈和激昂，文字也超越了描写花草树木和做好事后的喜悦等题材。他读《水浒传》、《史记》和《资治通鉴》，从中思考人、生命、成功和兴衰。在给父亲黄宏章的一封信中，他这样结尾：“我会达成您的愿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上，在人类发展的史册上，留下不朽的篇章，名垂竹绵，功标青史。” 为实现这个宏愿，黄艺博过着繁忙的生活。除了更加努力地写作，他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开展经验介绍，草拟倡议书，发表大会致辞和获奖感言等。 从黄艺博几篇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里，不难发现他对泛滥于中国大小会议的标准语句谙熟于心，结构工整有序，用词严肃得体。诸如“我代表……表示崇高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圆满成功”、“让我们……做出应有的贡献”等比比皆是。 一个曾当过大队辅导员的老师透露，这些讲稿基本是经严格审阅的，有的甚至由老师全部代笔，孩子只管念。 比黄艺博小一级的李日新曾与他在校大队部共事，他惊讶于黄的精力。“他是市、区两级大队委，还抽空旁听我们的会议，提了不少意见。” 黄艺博也不是没有难题——他的成绩并不冒尖。在拥有悠久而卓越的应试教育传统的湖北，这意味着可能无法上一所足够好的中学。 2010年3月，六年级下学期。黄宏章为儿子整理编辑的《阳光男孩黄艺博成长实录》出版，书中搜集了历年来关于黄艺博的媒体报道、与各级领导合影以及获得的荣誉奖项等。马晓丽坦言，这是作为儿子升初中的一份推荐手册。 黄宏章在书中放进了一组后来广受诟病的照片——黄艺博当选“五道杠”后“研究工作”，“阅读文件”的场景。这些照片后来又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黄艺博的博客，几处“副总队长”也变成了“总队长”。黄宏章先是解释为“笔误”，后来黄艺博提出这样写他不好，父亲黄宏章则说“密码丢了”。 几个月后，正是这些照片和“笔误”引发了这场影响甚广的“五道杠风波”。黄宏章后悔极了。他时常做着徒劳的假设——如果没有那篇报道，如果没说‘新闻联播’，如果没建这个博客……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他已成为众矢之的，一个被丑化的玩弄孩子命运、扼杀孩子自由的邪恶父亲。“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黄宏章说，“我不了解网络，不了解人们的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对博博的培养模式没有错。” 5月3日，黄宏章和妻子新建了微博首次公开回应，恳请网民给黄艺博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但此举不仅没有化解敌意，还招致数以万计的跟帖和谩骂。 两天后，这个惶恐不安的父亲见到了他同样惶恐不安的儿子。他们藏了起来，对所有追访者说：“我们要去爬山，要去看蓝天白云，给我们一个清净的角落吧。”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来自: 鲤鱼奶奶の家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06日,  已有 3 人推荐 “为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戒备森严。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图）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与普通食品不一样，特供食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勾犇/图）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 相关日志 2010/11/19 — 何清涟:一场上不得台面的“餐桌保卫战” ―从政府机关的“蔬菜自供基地”谈起 (0) 2010/08/15 — 何兵:国家机关为保命，开始自建农场 (0) 2011/04/29 — 曝泡椒凤爪多由病死鸡爪泡双氧水 (0) 2011/04/28 — 央视记者：国家质检总局在顺义的农场达8000余亩，从不使用农药 (0) 2011/04/27 — 科学松鼠会:过期食品能不能吃 (0)

来自: 南方周末-首页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06日,  已有 3 人推荐 为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戒备森严。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图）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与普通食品不一样，特供食品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勾犇/图）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