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外来人口”退税行动

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杨学涛(右一)。  摄影_孙炯 在“外来人口”身份上附着的,表面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上则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人为身份鸿沟。 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微博上自诩为“云南农民”的杨学涛,最近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等答复还是打官司。 “在上海纳了3年税,看病还要付全额医药费”,让这个昆明出生、北京求学、广州工作、上海定居的前媒体人觉得很不公平。两个月前,他以个人名义把一封集合了678人签名的建议书,快递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组,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两个月后,建议书尚未得到官方回应,却引来了北京律师程海的关注。 因为户口问题,程海曾与北京市公安局打过四次官司。从网上得知“云南农民”的遭遇后,他直接电话杨学涛,“有没有兴趣起诉上海市公安局?” “这下要搞大了……”挂掉电话,杨学涛笑了。 “无代表,不纳税” “如果你是‘外来人口’;如果你的居住城市收你税的时候一视同仁、收完税之后区别对待;如果你的居住城市在要求你尽义务的时候一视同仁、在你要求享受权利的时候区别对待,请转发此微博,让更多人加入到‘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队伍里来。”2010年12月15日,杨学涛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截至发稿日,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416次,含655条评论,显然触及不少同病相怜的“外来人口”的痛点。有人评论说,“没人让你做外来人口,你可以回家交税去呀”;也有网友调侃道:“作为一个拥有6本暂住证的北京暂住民,我不得不转”。 虽然自诩为“云南农民”,其实杨学涛现在的身份一点也不“农民”—盛大汽车传媒总裁。他的职业生涯有点复杂,先媒体后企业,先员工后领导。因为薪水的“诱惑”,他曾先后辗转过北京、广州工作生活,并在2007年年底定居上海。根据2010年上海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居民总数已达到2300万,而杨学涛所在的“外来人口”群体则超过900万,接近40%。 早在2002年,为了迎娶上海户口的太太,杨学涛就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当他在2007年将事业转移到上海后,就开始为上海的税收作贡献:平均每月交纳约5000元的保险和税金。不过虽然像上海户籍居民一样纳着同样的税种和险金,但当他到住处附近的闵行中心医院就诊时,仍需支付全额医药费;持有上海户口的太太则享受医疗保险,只需支付挂号费。 其实跟众多“外来人口”相比,杨学涛已经相当幸运。由于太太的上海户口,他顺利解决了儿子的落户问题—跟儿子他妈就行;也不用担心未来要给儿子缴纳不菲的幼儿园入园“赞助费”等问题,因为儿子一生下来就衔着上海户口。不过当了爸爸的杨学涛,还是遇到“外来人口”一样的难题,比如在上海当了一年多的“黑户”,每月仅能领取几十块的外来人口综合保险金;为了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他不得不专程飞回户口所在地—广州。 2009年,落户无望的他终于决定先把上海市居住证办下来—谁料一办就是8个月: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居住证不仅要求办理人提供在当地的纳税证明,还需把个人档案一并迁至居住地。杨学涛为此打了几十个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免遭遇各种细节上的差错,这次是入职时间不准确,下回又是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出了问题。 “在中国办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所以好多人平时都懒得去办。用不着时,不觉得是事情,但真要办理时会发现,你要为此要付出大代价,包括巨大的时间、经济成本。” 折腾居住证这事,令杨学涛不禁愤慨起来:我在上海工作,还给你纳税,你都不让我居住在这里,更何况相关享受不到的权益了,“我他妈的凭什么还要给你纳税?”于是就有了后来2010年12月15日的那条微博。 其实早在2010年3月份,他就曾为此而总结道:“假如你没有居住证、户口,你跟所住城市的关系是:你必须履行纳税的完全义务,但你不享受纳税带来的任何权利。当需要你纳税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简化到无以复加,当你要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复杂到无以复加。” 杨学涛估摸着自己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提到“外来人口”纳税人不公平待遇的公民。2010年11月,郭光东在《南方周末》发表题为《无代表,不纳税》的评论文章,重提公民纳税义务与所享权利的不对等。作为一名户口在广州、纳税在上海的“外来人口”,杨学涛对这种不对等感受尤其深刻。“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微博发出后,他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我能把它提出来,就行了,让大家讨论去吧。” 但后来,恰是大家的讨论,把那个本该无疾而终的吐槽,演变成一场类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户籍问题是最为“外来人口”诟病的症结,也是杨学涛微博所引发的讨论的核心。“但你也知道,户籍问题在中国当下是无法解决的。”参考2010年国内多家媒体联合发文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事件,他担心自己要是搞上了政治,可能会出事,因此最安全的方式是“不谈政治,只谈经济诉求”。 受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无代表,不纳税”诉求的启发,在一位媒体朋友的建议下,杨学涛揭开了行为艺术表演的第一幕:微博征集签名,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三种情形之下,可减征个人所得税: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及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杨学涛建议增加区分户籍征税的条款:“纳税人因为户籍原因而在纳税地得不到与户籍纳税人同等的权利的,可以申请所得税的减征、免征和退还。” 利用新浪微博平台,“转发视为签名”,至2010年1月4日,该微博发出的两周内,杨学涛共征集到678个签名(转发),其中包括学者张鸣、律师张培鸿等知名人士。 1月11日,杨学涛将建议书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他特意选择发送EMS快递的方式,以追踪其签收记录;还为快递单拍了一张照,并上传到微博。 第二天,杨学涛登录EMS网站查询后得知,该快递已被签收。不过两个月过去,这封公民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的回复。 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倡议过退税的事情。当时“两会”前夕的一个媒体人饭局上,有人突然提到,谁知道选民证长啥样么?所有人都傻了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不是罪犯、不是精神病患者,人人都该有一张选民证。 时任《凤凰周刊》编辑的贾葭,跑到自己所居住的羊坊店街道,讨要选民证。街道说,这事得找人大,贾葭又到人大工作委员会,结果说这事归社区管。于是皮球又被踢回。跑前跑后反复咨询,仍得不到选民证,贾葭便要求退税。街道的反应是:退税?没听说过,你去问税务局吧。 折腾了一个多月后,贾葭已懒得再搞。贾葭觉得现在杨学涛的动作才是“闹真的”,尽管杨学涛不时调侃自己:“我这是以荒谬对抗荒谬。” 人民网强国社区设立了一个叫做“E政广场”的子论坛,是网民向官方递交建议、表达民意的网络平台。2月17日,杨学涛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也贴了上去,被编为“9786”号。 以荒谬对抗荒谬? 杨学涛的逻辑是,“如果我纳了税,都没有人代表我的权益,那我为什么要纳税?”在律师程海看来,这前提就是错误的。 2008年,程海也曾发起过类似杨学涛式的公民签名,要求北京市政府在户口问题上依法行政。他认为外来人口在纳税权利与义务之间遭遇的不公,根源不在于个人所得税法的疏漏,也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弊端,而在于地方政府、公安部等未能依法行政。 他所谓的“法”,指的是1958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但到1977年时,国务院又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限制由农村转城市户口,其他市转北京、上海、天津户口的原则。 用法律视角阐释,也即国务院、公安部和各地政府自此以来执行的都是“与上位法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的下位规范性文件”。 因此,程海曾于2007年4月到2008年年初,在北京、老家合肥两地,分别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拒绝办理户口迁入,以及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不履行户口迁出法职责案。对此,北京昌平区法院行政裁定不予受理,而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又以“错列被告”为由,驳回起诉。 当程海跟杨学涛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杨学涛跟程海的许多法律界同行一样,对该法毫不知情。他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人民自由迁移的可能,只知道自己人在上海,却不曾拿到世博大礼包;户口在广州,也不曾拿到亚运大礼包。 老婆、儿子都是上海人,拥有上海户口,而杨学涛,“最后发现,你哪儿的人都不是,去哪儿都是外地人。我本来想我说着昆明话,在昆明买个房吧,结果里头有个政策:首付比例比本地人高;涉及贷款,利息是1.1倍。” 他也不清楚自己向人大递交的建议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对方又是否有必须答复的义务。EMS寄出后,他每天都会在微博上转发原帖,记录天数,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十天,一直没有回音。 “我对我行动的每一步,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心中有数。”网友反响热烈,在他预料之中;评论相对理性,令事情具备了推动的空间;参与的有钱人太少,知识分子也相对保守,政府层面的回应始终缺乏……这些则令他略显失望。 其实在行动之初,杨学涛便默认人大肯定不会解决自己递交的问题。他原本还打算在“两会”前夕,在微博上再搞一次签名征集活动,但新浪微博总是将相关帖子删除,令他“意外”。 哥们、网友、律师、媒体……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出谋划策,有位《华商晨报》的记者朋友,还打算在全国“两会”期间,帮杨学涛把签名建议书递交给有关人大代表,托其作为议案递向“两会”。 杨学涛感觉自己是被“广大的民意基础”推着走到了现在。包括律师程海,虽然直接否定了杨学涛这场行为艺术的前提,但他认为“还是要肯定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合法诉求”。因此他向杨学涛提议,愿做杨的代理律师,再打一场维护法律的户口官司。 就在程海发出邀请的5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杨学涛把退税的建议发到了交流短信平台,仍然心中有数,知道这一诉求必定又是“石沉大海”。 杨学涛在微博发起签名征集活动后,曾在《南方周末》任职、现为律师的章敬平,在MSN上跟他说:“哥们,你搞那事真有意思,哈哈。”杨学涛会心一笑,他明白章敬平话里的意味。 但当下,面对程海的提议—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对方依法行政,保障公民自由迁移—杨学涛并未一口回绝。但他说,这事还得考虑考虑。 原始链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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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裁员风波中的比亚迪员工

位于深圳坪山的比亚迪总部,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一样。无数穿着米白色制服的员工,享受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从未真正把自己当做是深圳人。 对这样的生活,张腾有点不适应。几个月前,他还是华东区的主力销售人员,掌管着当地几家经销商的提车、贷款、促销、品牌活动等相关事宜。用他的话来说,“更像一个白领的样子”。 这是张腾第七次回到坪山总部,而这一次,竟是有来无回。 事情源于2011年春节过后,比亚迪启动一轮裁员计划,在一些汽车销售部门,已经裁撤了约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而在这次裁员背后,则是比亚迪高速扩张下,逐渐暴露出的系统隐患。 “市场不好时,我们就是弃子” 在宝龙路边的一家饭馆内,张腾闷闷不乐地啜着酒。过往,张腾也时常会回总部参加培训,不过这次回来之后,比亚迪没有再让他回去,而是留在总部职能部门工作。 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钱少了。对于张腾这样的区域销售经理而言,以前在外面做销售,工资、提成等林林总总的收入加起来,每月都可以拿到一两万元,而现在每个月只能拿固定工资三四千块钱。 “我这样的情况是,原来的工作由那里的其他同事统一负责,等于原来两个人的活,现在一个人来干;还有一种情况是直接被调去开拓C网,那种更悲剧。”张腾说。 他所说的C网,是比亚迪继A网、B网之后,正准备开发的第三张销售网络。这三张网中,A网是销售比亚迪最主要的小轿车产品,B网负责销售大巴车,而C网则计划销售微型面包车。 “搞笑的是,现在C网连产品都还没有,销售渠道更无从谈起。我让你去开拓C网,等于是叫你去卖iPad3,你说你怎么办啊?”张腾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他那些被派去开拓C网的朋友的语气。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仅A2网内,销售人员年前有300多人,而在2月19日的培训中,就只有107人了。比亚迪另外一位大区销售管理人员也证实,他所在区域的销售人员有一半被裁掉,后台人员的裁员比例也将达到20%,目前比亚迪IT业务板块是否裁员还不清楚。 “我们没有裁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处于缺人的状态,各个部门都在招人。”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比亚迪新闻发言人王建均,向记者否认了关于比亚迪裁员的质疑“我们确实将一些人手调去开拓正在建设中的C网,这是公司为储备人才做出的正常人员调动,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 在销售公司内部,大家都习惯尊称王建均为“均总”,这一年来他经常被关于比亚迪的负面消息搞得焦头烂额。一位比亚迪内部的公关向记者描述,这一年来均总什么问题都一个人顶着,特别操劳,头发也白了许多。 不过,对于这个比亚迪官方的说法,张腾不置可否。“就目前我所在的销售部门看来,并未出现员工直接被解职的情况。但是在调职后,月收入一下子降到了几千元甚至有的降到了一万多元,这不是在变相地赶人走吗?”张腾的语气中有点忿忿不平。 比亚迪汽车销售队伍的迅速壮大与瘦身,都与其近年来的销量有关。三年的时间里,比亚迪的销售目标从20万到40万,然后再到80万辆。张腾这批人正是在2010年年初,领着80万辆的授命,调去销售前线的。 但最终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根据公开的全年销售数据,比亚迪2010年销售仅有52万辆。现在,就在所有人,包括张腾,都等着比亚迪3月份即将公布的2011年销售目标时,比亚迪却悄悄收兵了。 “市场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尖兵,市场不好了,我们就是弃子。”张腾说。 “我们是决策失误的牺牲品” 在外人看来,比亚迪一直是一家让人难以捉摸的公司。靠着一款高仿的F3杀入汽车行业以来,它已经取得连续6年的高速增长。从2008年到2010年,比亚迪每年单招聘的大学生人数就超过5000人。曾有媒体报道称,一些高校的部分专业,比亚迪甚至一个班一个班地签下。截至2010年年底,比亚迪集团的员工总数已约20万人。 在坪山,大部分比亚迪的员工都住在园区的宿舍里,园区里有食堂、会所、运动场、商场,一应俱全。加上从这里到深圳市区也有诸多不便,很多人索性一天到晚也不出比亚迪园区。工作时间长的人,还有机会以成本价买到一套员工房,并配一辆比亚迪的车。 在比亚迪,从用的手机甚至到笔记本电脑,都可以买到,每个人都被深深打上了比亚迪的烙印,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却开着一辆其他品牌的车,你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在这种集体氛围中,每个人都容易对企业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比亚迪销售公司的很多职员,包括张腾自己,就是经朋友“游说”,而来到比亚迪工作的。 不过,2010年这种烙印和情结却不怎么牢固了。这一年,比亚迪销售公司遇到了一道前所未见的“坎”,疯狂的扩张最终演变成销售网络的整体危机,经销商退网事件频发。虽然销量目标从年初的80万辆到年中调整为60万辆,再到最终只完成52万辆,成为去年车市中少有的“失意者”。 对此,业内的普遍解读是由于比亚迪的这个80万辆的销售目标定得太激进,就连比亚迪汽车销售总经理夏治冰也向记者坦承“车市的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的筋斗没有翻过去,反而摔了一跤”。 现在,当记者问起2011年的销售预期,比亚迪汽车的公关人员们脸上的神情总是一致地表现出忸怩,再也不见之前“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样子。一名公关甚至私下里对记者这样说:“这个我们现在不让说了,你等着看公告吧,不就是因为去年说大了嘛。” 也正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鉴于经销商退网事件的不良影响,比亚迪对渠道进行了重新整合,对部分地区部分经销商进行了缩减。“我们缩减了约100家,目前保持在1000家左右。并且不再增加比亚迪品牌的经销商投资人,依靠内生发展网络。”夏治冰表示,起码未来两三年内,店的数量可以增加,但“老板”的数量不增加。 这个决策,也导致了原本比亚迪众多的用以发展新投资商、新经销网点的销售人员,成了比亚迪市场终端的冗余人员。对于张腾这类的销售人员来说,原来其最大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发展新店和鼓动经销商提车所获得的提成上。但这一充满攻击性的扩张模式,在去年走到了死胡同。 比亚迪内部人士称:“2010年比亚迪的销量只增长了15.5%,但销售费用却增长了3倍。”虽然比亚迪2010年的年报尚未出炉,但从三季度的财务报表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汽车业务收入占比亚迪收入一半,受汽车业务影响,比亚迪2010年三季报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99%,仅1182万,与此同时比亚迪的管理费用却比上半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1.19亿元,财务费用也比上半年增长了1.3亿元。净利润大跌,支出却大增,裁员无疑是降低成本的最有效办法。 深圳一家A2网经销商的总经理告诉记者:“比如去年对接深圳A2网的运营经理可能有5个人,今年就只有3个人了。”A3网恒泰昌比亚迪的一名副总也表示:在我的印象中,A3网对接的厂家销售人员为4个,今年只有3个了。 “汽车销售人员的多少,最终不是比亚迪来决定的,而是由经销商来决定。”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向记者分析比亚迪的困境,“去年比亚迪的销售目标是80万辆,销售体系则按照80万辆来建。去年没有达到目标,人却招了一批。” 比亚迪总裁王传福日前在日内瓦车展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承认,比亚迪2010年在预测中国汽车市场上犯了一些错误,在管理汽车销售渠道上也犯了一些错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杜芳慈认为,作为汽车领域后起之秀的比亚迪,“应该好好理解行业的规律。” 对于自己的调职,张腾认为很多销售人员成了比亚迪市场决策失误的牺牲品,他们对比亚迪的感情也因此而不得不变得复杂起来。 “依我看,比亚迪网络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产品的支撑。而与明星车型F3相类似的产品的增多,也加大了内耗。”张腾说他自己对于比亚迪在汽车领域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辞不辞 来自中汽协的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全国乘用车销量增长了17%,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而比亚迪仅销售了5.2万辆,同比下跌了15%,也是国内唯一销量下滑的车企。 不过与之相比,更加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比亚迪让出了自主品牌销量冠军的王座,甚至低于一汽集团的自主轿车销量。在此之前,2009年和2010年全年的自主品牌轿车销量冠军均为比亚迪。 销售数字的下跌,也是比亚迪裁员后的“副作用”之一,原本靠开店和销售人员向经销商压货而冲上去的销售数字,在比亚迪的这一轮销售网络重整中,慢慢露出真实的原貌。 这个数据对不少比亚迪员工的心理冲击很大。2008年进入比亚迪设计院的李春晖,一直对于这家企业有很强烈的自豪感。民族工业、新能源标杆、巴菲特入股……这些荣誉是他坚持在坪山这个穷乡僻壤努力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比亚迪工作的人中,不是说洗脑,但很多人都是怀着对于王传福的敬仰,对于绿色能源的使命感而扎根这里的。”李春晖认为“企业的前景,比个人待遇更重要”。 2月18日,为了维护市场份额,比亚迪正式宣布,旗下多款车型降价,降幅从5000元到15000元不等。记者在上海一家比亚迪4S店看到,一张“直降6000元”的大幅广告挂在一辆F3R前面,在这里,除了F3R外,F0最高官方降5000元,F3最高降1万元,G3最高降1.5万元,F6最高降1万元。 对于比亚迪的降价之举,业内有着大致相同的判断:比亚迪在2010年未取得预期的销量,以及2011年1月销量同比下滑15%,成为国内唯一销量下滑车企,让比亚迪此时不得不祭起降价利器。 不过比亚迪方面则辩解称:“今年2月18号的价格战,是我们在去年的12月份,在讨论整个营销策略的时候就制定的。我们希望保持我们在各个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比亚迪新闻发言人王建均也向记者多次强调:“这次降价,经销商的利润不会压低,降价成本由厂家来消化。” 比亚迪去年三季报显示,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99%,仅1182万,同期存货却从44亿元提高到了72亿元。因此,多款比亚迪汽车的降价行动,也被业内解读为着急出货以补充资金。 比如目前比亚迪在新能源项目上的多项投资,就亟需充裕的现金流来支撑。围绕新能源技术这个核心环节,比亚迪现在已经延伸出新能源汽车、LED、储能电站、太阳能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整合计划,仅西安、湖南和深圳三个工业园区,就有100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但最先推出的新能源概念产品——双模电动车F3DM,问世半年以来也仅仅销售了400辆,其中绝大部分还是政府采购。一边大手笔的新能源计划亟需资金持续注入,另一边传统汽车销售却停滞不前甚至下滑,降价促销成了一个最直接的选择。 “降价是比亚迪营销策略先发制人的第一步。随后的营销策略将陆续出台。”对于此次官方降价持续多久的问题,比亚迪公关肖海平回答:以后就是这个价格了。也就是说,比亚迪现有降价车型不会再提价。这已经不是一次阶段促销性降价,而是结构性降价。 不过比亚迪的新车S6马上要在上海车展上市。对于比亚迪公司来说,S6作为首款SUV车型,它的上市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在它上市之前几个月的敏感时期,在销车型全线大幅降价,这会像浪潮一样冲击着S6的上市价格。”边建平对S6的定价感到担忧。 对于比亚迪的降价之举,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他自主品牌厂家并没有如业内预期的那样也作出价格上的调整。吉利汽车公关总监杨学良就明确表示,吉利不会打价格战,吉利汽车战略转型的初衷就是不想再打价格战了。 2011年,在北汽的自主品牌出来之后,几乎所有的自主品牌都全部到位。再加上合资自主品牌车型今年会正式上市,自主品牌将面临合资品牌和合资自主品牌的双重围堵。比亚迪的道路将会走得更加艰难。 “经过了7年,比亚迪现在已经在10万元以下车型市场站稳了脚跟,以后将在品质支撑下使品牌继续往上走。”比亚迪汽车销售总经理夏治冰巧妙地转移着话题:“尽管今年比亚迪将以稳健为主,但比亚迪不会放弃2015年成为中国汽车业第一的目标。” 四年前,王传福向全世界宣布比亚迪汽车2015年要成为中国第一,2025年世界第一的宏伟规划。对不少像张腾这样的员工而言,至少此刻“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口号或目标,有些像浮云,他们之所以还留在比亚迪,是因为比亚迪在员工待遇方面较为优厚。 以购房来说,在比亚迪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按照打分制,享受内部购房优惠,以成本价格买到公司出资建造的房屋。除此之外,在购车、子女教育方面,员工都能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去其他公司很难获得像比亚迪这样的待遇,别的不想,看看房价你就退却了。”张腾说。 现在梅沙的海水还有点冷,张腾已经和他的几个好朋友约定,“等到天气更热一点的时候,再去一趟梅沙、去一趟东部华侨城。”这是坪山比亚迪总部的员工最津津乐道的度假胜地,也是离坪山最近的。“不知道留在公司会怎么样,辞不辞,到那时再看吧。”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腾、李春晖为化名) 相关日志 2011/03/07 — 车市:二月销量环比大降 最坏时期还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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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夏业良:人民有权买北京的房子

2月16日,北京市发布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京版国八条”,其中最引人注目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是第六条“合理引导住房需求”,该条内容强调要继续巩固限购政策成果。“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下同)、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不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 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为打压房价,政府近年已经出台多项组合政策,并被某些媒体滥称为“房产新政”。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系列相关新政策倒也算基本对题,但若意欲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相提并论,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就“京版国八条”所体现的政策意图而言,或许其目标是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升,为了体现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特殊关爱,暂且采取非市场经济的行政措施,直接干预房地产市场,并非完全不可为。但若未对房地产价格形成的基础因素(包括土地所有制特征、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国情现状、房地产行业的准租金垄断特征及资源背景状况等)进行深入分析,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并矫正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严重扭曲现象,那么,仅仅注重控制和干预房地产价格,则是一种轻率而有害的反市场行为。 首先,北京是中国首都,事实上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拥有的特殊资源条件,而这些资源条件并非仅由北京市居民所创作或贡献,因而从国民基本权利和利益平等的意义上说,北京市居民不应享有任何超国民待遇。 其次,市场经济的深远意义在于要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无限广阔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条件,获得住宅与获得其他财产一样,是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没有任何部门或机构可以限制这样的权利。比如说我们不能限制人们购买彩电、冰箱、电脑、汽车,当然也不应限制人们购买住房,除非决意重返计划经济体制。 此前,上海版房产税方案针对外地人购房作出了具有明显户籍歧视的地方性规定——本地人购买首套住房无须纳税,而外地人购买首套住房则应征税。这是因为该规定已经预设了上海房价过高是由于外地炒房团的存在以及流动性炒房行为的立场。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基于上海本地人优先的局部福利观念,与平等的国民权利和待遇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再次,要求没有北京户籍的居民提供5年以上的纳税证明,也是一项公然的户籍歧视(相对于北京市居民而言)。另外从可操作层面上说,有些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5年以上的居民可能无法提供合乎需要的纳税证明,比如说在京大学生以及工作若干年后来北京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非北京户籍居民。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笔者虽然拥有北京户籍并纳税多年,但从未收到过合乎需要的税单。笔者曾询问过单位会计,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开税单,我能够得到的仅仅是某某等一百多位职工合计纳税若干元的证明,而不能为我提供个人税单。 纵观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发展程度如何,凡有房地产市场的均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而封闭型国家则根本不存在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直接涉及市场经济法则。因而需要明确的是,让市场的归市场,房地产市场无法按照两种体制的不同逻辑和思路运行。即便在公认高福利且社会平等程度较高的北欧国家,住房也并非由政府直接掌控的福利产品,仍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来运行和提供。需要承认的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方面,中国仍然是刚刚起步的小学生。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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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今: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的“牢狱”之灾——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41期 > 正文 公安厅副厅长的“牢狱”之灾 2010-10-22 10:43:54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3859  跟帖 13 条 在妻子被警方带走半个月后,9月29日,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建农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在一封致湖南省高层的请求信中,杨建农认定其夫妇俩的遭遇,皆因其妻陈玲卷入一个直指湖南省公安厅黑幕的发帖事件。   南都周刊记者_李大今 湖南长沙报道 摄影_长风   曾因网帖一事闹得沸腾的湖南省公安厅,目前看起来十分平静。 应律师要求,湖南省益阳市第二看守所在陈玲”拘留通知书“上两次注明”查无此人“。 盖了5年还未交的集资房导致湖南省公安厅内部矛盾激烈。     9月25日午夜时分,55岁的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建农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贴出了一篇置顶博文,导语是醒目的蓝色字体——“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这个二级警监用约翰·列侬的这句话,注释自己的状态。4天后,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湖南省纪委从家中带走。     尽管杨建农声称“面对俗世的是非纷争,唯有在超然物外中追求一种永恒”,但是生活却不能让他遗世独立。9月13日,正在广州参加公安部亚运安保协调的杨建农,心急如焚地赶回了长沙。这天凌晨,他的妻子陈玲从家中被公安带走,家中电脑悉数被抄。     显然,当天的状况令其不安,杨建农径直去了湖南省纪委。2006年,他以湖南省公安厅纪委书记的身份,当选为湖南省纪委委员。     按照杨身边的知情者转述,当日下午,正当杨建农主动找到湖南省纪委主要领导要求汇报情况时,湖南省公安厅主要领导致电湖南省纪委,称已经监控不到杨建农的手机位置,杨有可能畏罪潜逃或者畏罪自杀,公安这边已经发布边防控制,省纪委也应立即启动对杨建农的“双规”。     湖南省纪委则答复说,杨建农正在这儿汇报情况,目前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双规”他。     这一戏剧化的对峙,在一封请求信里,杨建农说法是,因其手机电源耗尽而自动关机,“结果被执行通信监控的干警误认为我有新情况”。     不过,形势仍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接近杨建农的人士称,其后湖南省公安厅党委会议上宣布,杨建农不再分管治安总队。     此后,杨建农仍然照常去公安厅上班。对于那些已经听说了他的遭遇,并在其博客上跟帖支持他的网友,他总是及时地回复“谢谢”二字,然后每天很早下班。     比起网友,他更需要体制内的支持。9月16日,前途未卜的杨建农,写下题为《关于请求立即制止湖南省公安厅采取违法办案手段对我施加政治迫害的报告》的请求信,并让其堂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看过。杨支柱称,杨建农托人将此信递交给了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和代省长徐守盛。     在这封请求信中,杨建农认定其夫妇俩的遭遇,皆因其妻陈玲卷入了一个直指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江和常务副厅长唐中元的发帖事件。     杨称,“发帖事件于我家庭而言是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他称愿意为此引咎辞职。这位缺乏安全感的省公安厅副厅长、省纪委委员还抱怨说,“组织调查并非一定要对我和我的家庭动用国家专政工具以及庞大的侦查力量来应对”。     其间,杨建农也奔走于那些老领导之间——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公安部咨询委员李贻衡及公安厅原副厅长张树海等人,知情者称,“杨认为这些老领导曾在湖南人大、政协工作过,能监管政府工作。”不过,这些领导都已退休多年,前者正致力于湘菜的推广,后者在家勤练书法。     力量的对比使得形势已经无法逆转。杨建农在其博客的结尾克制地写道,“为什么一些人却不能以宽广仁爱之心去包容和善待自己的同类呢?”     他已经在坐等命运之手敲门了。      搅动公安厅的网帖     湖南省公安厅里上一个被省纪委带走的厅级干部是杨建农曾经的同事、原副厅长王东贵。2007年,王东贵趁妻子外出时,与一名女警官在家中幽会,不料被妻子突然回家撞个正着,于是直奔厨房取出菜刀砍断女警官双脚脚筋,致其终生残废。     王东贵被“双规”之际,时为厅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的杨建农负责给干部们进行廉政培训。这一年,网名“静水深流”的他也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博客,在首篇博文《向往幸福》中,他写道,“我背弃黑暗,向着太阳,我痛恨暴力,追求光明。”     在暗流汹涌的官场上,阳光没能永远打在他的脸上。     2010年6月8日,当天刚刚注册的ID“进士江湖”在天涯杂谈上发表了题为《吏治腐败正气何在》的帖子,这篇帖子在百度、谷歌快照如今皆不可见,只能通过奇虎显示。快照显示,另一名为“wpm123321”的ID,当晚也在论坛频繁跟发此帖。     帖中爆料称,自2001年以来公安厅多数党委成员利用提拔干部之机大肆收受贿赂,“男民警争相行贿,女民警进行性贿赂”,“谁的贿重票就投给谁”,“为拉有投票权的民警票,参加竞争的民警就要请吃、卡拉ok、洗脚,送现金、送卡、送礼等”。     针对公安厅修建的集资房,帖中谴责三年前“公安厅副厅长王东贵利用当时分管基建的权力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给其情妇刘某的父亲”,以及大多数党委成员违反规定插手工程,致使和顺苑小区的房子造价越来越高。     参与购房的人士对本刊记者称,2005年,公安厅在长沙市雨花区开始修建集资房时,每平方米为1700元, 后由于插手的领导越来越多,集资房的造价又由每平方米2200元涨到了2800元,5年了还没能交房,当初负责集资房项目的那位警官,也因受不了被同事们骂娘,甩手跑回了交警总队。     此外,由于近年来长沙房价上涨,原本地处偏僻的和顺苑小区所在地段,目前房价每平方米都已达到4000元左右,当年小科员看重的集资房,也逐渐受到厅级领导的青睐,但是后来者不甘心别人买低自己买高,也要求提高集资房的房价,这点又让科员们意见很大。     原帖到底由谁贴出未能得知。在请求信里,杨建农自称,“这篇帖文发出不久,我妻子出于对我近两年遇到不公待遇所带来的困惑及受压抑的心情,伙同其公司的职员张焱对原帖进行了转帖并跟帖,在网上披露了她们所听到的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其矛头直接指向厅主要领导李江、唐中元同志。”     “他回家经常发牢骚,他老婆记在心上了,才自作主张发了帖。”杨支柱说。     一场轩然大波却由此引发。杨建农在请求信中称,“帖文传到主要领导后,公安厅即召开全厅副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帖文中涉及对象李江、唐中元同志在会上自证个人清白”,“会后,立即启动了针对发帖事件的立案侦查工作,由唐中元同志亲自坐镇指挥”,并由“国保、技侦、经侦、纪检等部门以及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开福、高新等公安分局有关警种组成庞大的专案组”。      厅官们的仕途     1992年, 当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副校长杨建农调任公安厅行财处任副处长时,现任湖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的唐中元,已经担任了4年的交警总队队长,位列副厅级了。     与根正苗红的唐中元相比,小他4岁的湖南临湘人杨建农运气差很多。他三岁便随右派父亲下放到了临湘黄盖湖农场,因为无师自通修好了农场的发动机,农场才推荐他去了湖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在学校里,他和同班同学陈玲从相识到相爱。     两年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岳阳农机学校任教,工作是教学生开手扶拖拉机。因为要解决和妻子陈玲的两地分居问题,他利用妻子的关系,调入尚在筹建中的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     知情者称,前湖南省公安厅领导张树海下放到湖南吉首时,陈玲的母亲身为医院院长,对张有救命之恩,两家人也一直保持良好的情谊。     调入警校的杨建农在工地上开大货车,学校招生以后,又教学生开摩托车,从副科员做到了副校长。当他调入湖南省公安厅时,张树海并不十分赞同,他认为杨建农的性格不适合做官。     此时,1951年出生的湖南祁东人唐中元已经在公安厅干了20年。1971年,在韶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了半年后,唐直接进了湖南省人保组、治安组,从时任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董志文的秘书,到预审处副处长,再到交警总队队长,他的仕途顺畅。     1998年,在公安厅历练了6年的杨建农坐上了唐原来坐过的位置,担任湖南省交警总队队长一职。此时的唐中元已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为了创收,杨建农收回了车辆驾驶牌照的特许经营权。知悉交警总队内情的人士称,在唐中元主政时代,牌照是交给私人经营的, 因此,“杨建农干的是得罪人的事情”。     不过,这一举措却让交警总队摆脱了窘况,也使杨博得了下属的好感。杨建农曾对人声称,他离任时,交警总队的账目上至少有2个亿。交警总队的办公楼修得比湖南省公安厅还气派,集资房盖得又便宜又好。2002年,他从交警总队队长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004年,李江从湖南省委宣传部长调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厅长。接近杨建农的人士赵易(化名)称,杨认为李江刚开始还比较赏识自己。不过,这段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     赵易说,杨建农曾向他谈起跟李江的分歧:李江调任厅长后从严治警,欲把酒后驾驶撞人致死的警员龙绍来树立成反面典型,遂授意纪委书记杨建农去查龙绍来的问题,但是杨建农却没能查出,李江对此并无不满,也留下了杨“会操作”的印象。     两人的工作风格也总处在磨合期。杨支柱说,“杨建农不怎么爱汇报工作,他有点自负,总认为宣传部过来的李江‘不懂业务’,觉得汇报了也没啥用。”     从担任交警总队队长开始到2008年,杨建农已经在副厅级的位置上10年原地不动了。而在2003年,副厅级的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唐中元升任厅党委副书记,享受正厅级待遇。     2008年年底,原湖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励明安退休,按照排名,唐中元顺利接任了常务副厅长的位置。     赵易称,在公安厅,励明安的威望颇高,被认为“正气”,对人对事都较为直接和公正,而杨建农跟励明安走得也比较近。     在2008年的人事变动中,杨建农本来也有机会升任正厅级。杨支柱透露,李江当时想让杨建农去湖南省国家安全厅担任常务副厅长,“但是杨建农自觉对那边业务不熟,安全厅那边也嫌杨建农年纪稍大,结果就没去成。”于是,公安厅纪委书记杨建农就转任公安厅副厅长。     杨支柱称,这件事情让李江和杨建农的关系更为疏远。其后2年,杨建农的仕途更显不顺。     杨建农于是寄情精神生活,最大的开支便是镜头和音响。见过其摄影器材的人称,“他的镜头应该价值上百万。”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摄影的狂热喜爱,为了拍摄各种画面,“或是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或是高达五十摄氏度的酷热,或是悬崖,或是深渊,或是高山,或是险壑,我乐此不疲”。     这个称自己在“钢筋混凝土的荆棘般的丛林呆久了就会有一种悲伤”的官员,仍然无法排解自己的郁闷和不平。陈玲在跟帖中列举了厅党委在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杨建农也承认,“她跟帖中既有她从别处听到的议论,也有来自我跟她的私房话”。      做生意的官太太     杨建农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右派子女和穷教师,位高名显的他已经不复当年的窘迫。临湘在长沙的老乡会,他是几个埋单者之一;临湘西北襟带长江,每年都发洪水,杨建农每年也都捐款;他还出资二三十万元,给老家的村子里修了个小学。     陈玲在生意场上的成功,令外人推测这个家庭至少有几千万的身家。上世纪90年代初,当杨建农从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调入公安厅时,警校原政治部主任陈玲下海了。她和原警校老师韩克等人一起承包了警校的驾校,第一年上交学校10万元,第二年上交80万元。这段经历让她积累起了第一桶金。     三四年后驾校利润见少,陈玲退出。1996年,个人典当业放开,陈玲又和杨建农的二弟杨建福合作,在湖南省公安厅附近开了家“银剑典当行”,一年半后转手,获利颇丰。     此后陈玲又和杨建福合开过涂料厂,不过并不成功。杨建福又跑去了广西、西藏等地,以私人名义承包公交车路线,陈玲也投资其中,这个业务延续至今。接近陈玲的人士称,仅此一项,陈玲每月就有约50万元左右的进账。     对他们出生于1982年的独子杨略功,这个家庭也不惜重金培养。杨略功还没读完高二,便去了英国留学,在那儿一共呆了9年,两年前才回国。杨略功原定去民生银行工作,但是杨建农觉得“民营公司不保险”,安排儿子去了湖南省移动公司。     当体制内的杨建农抑郁不得志时,生意场上的陈玲却忙着开疆拓土。2008年年底,她又跟人合作创办了湖南极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致”)。     注册资料显示,“极致”的成立时间为2008年11月13日,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麓谷麓景路2号,原定法定代表人为张焱,2008年12月1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玲,后又变更为杜青。该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吴海和陈玲各出资120万,各占40%的股份,张焱则出资60万;经营范围则包括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研究、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办公用品、通讯器材、建材、五金交电、电脑及配件的销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维修等。     根据注册地址,并不能找到“极致”的办公实体。赵易透露,“极致”成立之后仅做了一个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项目,应是代理了高管局的某项产品。     知情者称,除了陈玲以及现年33岁负责跑腿的张焱,“极致”背后还有一个神秘女人参与运作。     据了解,在陈玲从家中被带走的第二天,即9月14日,湖南省高管局局长冯伟林的妻子、公安厅警务督察处副处级干部易杏莲因“涉嫌贪污受贿”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另据与陈玲接近的人士称,易杏莲和陈玲关系密切,在“极致”成立之前,易杏莲本打算用其子冯沛然的名字登记,后被陈玲劝阻。由此推断,该神秘女人应为易杏莲,而注册材料中的吴海,应为易的代理人。      杨建农的稻草     发帖是错误的场合、针对错误的对象作出的没有政治智慧的错误选择,但是杨建农坚决否认作出这个选择的是他本人。当他被当成网帖事件的头号嫌疑人物时,他多次“以党性和人格向组织保证”,自己没有参与发帖。     赵易称,网帖事件后杨建农理所当然地成了焦点,做过厅纪委书记的杨建农,接触过颇多的负面材料,帖中对准的两个领导,又有跟他不和的传言。     张焱的第一次被抓,以及张焱和陈玲的关系,又为这种猜测提供了佐证。“不过,第一次她没招,一天后就放出来了。”张焱的一位亲戚称。     8月中旬,张焱第二次被带走。她与丈夫欧阳德志前去云南旅游,被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和长沙市开福区分局的干警通过机场分局将两人强制截下飞机。9月5日,张焱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刑事拘留,“没过两天,张焱交代了发帖的具体经过。”杨建农在请求信里称。     根据杨建农的说法,在张焱被抓后,他再次追问陈玲帖子事宜,陈玲才后悔地承认自己参与了转帖、跟帖,杨建农想到了如何规避调查,“悔恨归悔恨,毕竟为三十年夫妻情深想得太多,以致在得知真实情况后,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报告”。     在这个转弯的当口,他仍然存留着侥幸心理。尽管他声称“早在从传唤张焱开始,办案民警就明确宣称我们是在‘完成政治任务’,是‘厅领导之间的斗争’”,身处风暴中心的他在9月3日的博客上,还是鼓励自己“尽管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但心情也不至于不好。要相信真理,相信事实,同时更相信自己”。     不过,真理和真实都没帮上他的忙。2010年9月13日凌晨,警方从他家中抄走了多个U盘、笔记本电脑、MP4、上网卡、硬盘、读卡器、手机等电子存储产品。     两天后的中秋节前夕,湖南省公安厅长李江与常务副厅长唐中元在厅机关金穗酒楼设宴,慰问厅机关驻地武警官兵及公安民警。这天,远在北京的杨支柱,接到了堂哥杨建农的电话。这位副厅长让堂弟回长沙一趟,并在电话里问他:“嫂子的事你看怎么办?”     律师肯定是要找的,然而这个在厅纪委书记的位置上任职过六年的官员,比普通人更了解权力运行规则,对自己和妻子能得到程序正义的期盼值并不乐观。因此,妻子陈玲的拘留通知书还没收到,他就动手向湖南省委领导写请求信。     他请求上级有关部门能组成调查组,调查“湖南省公安厅发帖事件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和纠正,恢复陈玲人身自由,退还我家被抄财物”。      “查无此人”的陈玲     尽管他称“静夜扪心自问,我求无愧于心”,但是波谲云诡的政治却给不了他希望的“温柔、淡定、平和、宁静”。9月17日下午4点,杨建农终于收到长沙市高新区分局寄来的《拘留通知书》,称陈玲已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刑事拘留。陈玲出事是否与帖子有关,至今湖南省警方没有任何公开的说法。     两天后,陈玲的代理律师周泽从北京飞到长沙,和当地律师杨金柱赶到益阳市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陈玲。益阳是湘北的一个地级市,距离长沙约一个多小时车程。1995年,时任湖南省体改委主任李江调到此地担任益阳市代市长,并于2003年由益阳市委书记任上升任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益阳市第二看守所的值班民警向律师们演示了查询过程,并告诉他们“查无此人”。 在二顾益阳后,应律师要求,看守所又在之前已经批注过“查无此人”的《拘留通知书》上批注“第二次查无此人”。10月8日,警方对律师杨金柱称,因该案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不得会见陈玲。     面对着享有查与不查、抓与不抓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权力,杨建农此时在博客中感慨人生的不可知:“人生中有太多的偶然,有太多意料之外的事情的不确定性。人生正如那不计东西的飞鸿找不到归宿,一时间摸不着东西南北。”     在厄运如潮的当口,他还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在那篇接近4000字的请求信中,他请求省委主要领导给自己做主,“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对处级及处级以上党政干部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应分别由省委和中央有关领导批准。请求公安部查明,发帖事件专案组是否对我及其家人采用电话监听等非法侦查手段,如有,应严肃追究批准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杨支柱称,这封信递交出去以后,“省领导通过别人传达的意思大致是以后厅级干部抄家要经过省委常委的讨论,经济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化。”     其间,杨建农也曾致信中纪委和公安部,“内容大同小异,就是信的主语改了下”,杨支柱说。     老领导张树海劝杨建农要“相信组织”。因此,尽管律师周泽认为“一开始就是满盘皆输的棋,只能不按规则下棋,或许可像《天龙八部》里的虚竹和尚那样获得意外惊喜”,并为此撰写了《紧急情况汇报暨法律意见书》,将陈玲一案与公民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相联系,患得患失的杨建农还是没让周泽递出这个文件,也制止了该意见书的公布。     9月29号晚上7点多,杨建农关闭了置顶博客的评论功能。一天后,湖南省监察厅举办的“三湘风纪网”上发布要闻,通报杨建农被立案调查。新华社随后跟发了消息,这篇不到百字的新华社简讯,是目前为止关于杨案的唯一官方通报。至于杨建农因何事被立案调查,至今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只是强调“涉嫌严重违纪”。           关于该网贴以及杨建农、陈玲被调查的具体情况,本刊记者向湖南省公安厅宣传科采访核实,但截至10月21日本刊截稿时止,尚未得到回应。     在网络上,“挺杨派”和“倒杨派”激战弥酣。10月3日,网友“我讲真话”、“我要讲真话”、“我要讲真话2010”分别在红网、岳阳论坛和百度贴吧发表了题为《湖南省大贪官杨建农落马,妻子刑拘》的爆料贴,“挺杨派”们则在跟贴中奋力为杨建农的人品作证。     不过,杨建农的家人拒绝出面。杨建农的弟弟、岳阳市公安局装备部部长把接触媒体视为下策。杨支柱称,“他们要‘讲政治’,认为接受媒体采访不符合官场游戏规则”。其子杨略功也拒绝接受采访。     在杨建农被省纪委带走半个月后,现任湖南省公安厅纪委书记谭和平在“规范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通报称,湖南省纪委规范权力运行制度建设领导小组评价公安厅“走在省直机关的前列”,唐中元也在该次会议上要求厅属单位“以权力阳光促公开、公平、公正”。     在公安厅的官网“湘警网”上,杨建农仍然名列“领导信息”一栏,但是对他的报道止于8月底他去张家界督导治安工作。那次回来,他在博客上贴出了《永远的边城》一文,文首引用了黄永玉的那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暂时,他是回不了故乡了。      杨建农个人简历     1977.07–1982.01     湖南省岳阳地区农业机械化学校教师     1982.01–1986.04     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教师     1986.04–1992.02     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副校长     1992.02–1993.06     湖南省公安厅行财处副处长     1993.06–1997.01     湖南省公安厅行财处处长     1997.01–1998.04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副书记、副总队长     1998.04–2002.11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副书记、总队长     2002.11–2004.12     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004.12–2005.12     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兼信访处处长     2005.12–2008.12     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2008.12–至今     湖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35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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