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宋石男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见报标题为《谣言：历史巨变的导火线》，署名为四一）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为“亡秦者胡也”一类的谣言困扰，他缔造的帝国在其儿子手中葬送，导火线同样是一句谣言：“陈胜兴、吴广王”。古罗马的皇帝也被谣言折磨得很痛苦，以致不得不任命公共谣言监察，每天到人群中去，从闲谈中发现谣言，进而把握公众情绪。如果必要，谣言监察者还会用自己编造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反击战。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流传了这样一个谣言：暴君尼禄不但不为大火死难者悲伤，还写诗赞美火灾，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陶醉。为了自卫，尼禄迅速放出反谣言的谣言：是比他更不受人欢迎的基督徒在城内放火。于是，民众在做了替罪羊的基督徒们身上尽情发泄怒火，却忘记了这怒火最初指向的不是基督徒，而是尼禄。  几千年来，历史中的谣言都不绝如缕。但在古代，因为交通、通讯、传媒、人口等限制，谣言传播的速度与规模都不能与近世相提并论。1768 年，一则关于妖术的谣言竟迅速演化成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影响波及数千万人，孔飞力在其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对之作出了精彩的叙述与分析。乾隆帝残酷查处了“叫魂案”，一颗颗人头像韭菜一样被割掉，并且不可能再长出来。乾隆帝恐惧的并非谣言本身，而是谣言导致的社会集体心理波动与行为变异，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谣言案的深入观察，乾隆帝发现自己很可能已经在常规领域失去对官僚的有效控制。上述种种，都对这个异族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形成威胁，统治者必须严肃应对。   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的谣言更是泉涌而出。譬如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曾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我们当然不能将曾国藩的胜利归于造谣术，但如果他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其根基就在《讨粤匪檄》一文），可能胜利还会来得更晚。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上溯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22年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1911年10月9日下午3点，革命党人在汉口不慎引爆炸药。大约同时，“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正在新军中流传。到了10月10日，这个谣言更加具体了——“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官员已经掌握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当时的新军士兵，不少人都没有辫子，传说中的花名册又谁都没见过，谁知道自己在不在其中呢？恐惧开始在新军中蔓延，恐惧滋生新的谣言，新的谣言反过来又加深恐惧。这时候，参加兵变就成了多数士兵自保的最优选择。10日薄暮，一个排长查哨时的普通纠纷，竟激成哗变，最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辛亥革命。   谣言为何总是能轻易地使人接受并参与传播？1942年美国两位学者做了一个谣言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结果发现：穷人比富人更易信谣，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更易信谣，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易信谣。穷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渴望改变现状；45以上的人更易信谣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渠道与信息分析能力相对落后；犹太人更易信谣则是因为在战时，犹太人比一般人更缺乏安全感，而当时的谣言往往又是让人恐惧的那种。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对谣言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谣言经常是“真实的”，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是因为权力无法控制这种信息。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对真相充满感情，谣言是聚集着仇恨的女巫，它只说出人们认为应该如此的“事实”。人们看上去是在传播新的谣言，实际上是在清算旧账。辟谣注定是无力的，因为辟谣会破除人们的幻想，给狂热者当头浇一盆雪水，唤他们回到平庸的现实中来，爱做白日梦的人们当然不肯买账！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反权力，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谣言还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因此不论真假，谣言都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谣言不但是社会的、政治的，也是历史的。谣言不但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导火线，并且可能成为历史事变的解说者。历史中充斥着太多谣言，有些被当场击毙，有些则轻松逃脱，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演变成都市传奇或历史神话。都市传奇是谣言的连续剧。譬如针刺狂的谣言，1922年在法国巴黎一度盛行，80多年后在中国大陆又化身“艾滋针刺狂”的传说不胫而走。历史神话则是谣言的终极形式。譬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然而，“绝对客观的历史真相”，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神话。    

  　　湖北襄樊更名为襄阳，报道说，修改公章牌匾地图证照等费用将不下亿元。 　　这是说的更名成本吧。还只是直接可见的成本。另一个成本，在于心理，对一些出身和成长于“襄樊”时代的人来说，地名的变化，会产生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然而， 无论直接成本也好，心理成本也好，如果更名是合理的，那么长远而言，不是大问题，只是提醒人们地名更改总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襄樊有60年历史，襄阳的历史是2000多年。襄樊源于襄阳与樊城，得名于1950年，那正是一个政权的初生时期，襄樊隶属襄阳行署。此时襄樊为市名或有区别于行署名称之意，但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行署与治所名称同一并不少见。 　　两地各取一字以成新名，其实使我更容易想到“晋绥”、“鄂豫皖”、“湘赣”等根据地命名之法，这算是一种新的地名文化吧。尽管像武昌与汉口、汉阳合称“武汉”，这种情况也前已有之，但几个地名各取一字合成新名，确为根据地命名更为普遍。 　　地名一旦生效，影响当然巨大。一切历史，在新地名下书写；更重要的是，生老病死在新地名下完成，从而地名也变成很多人个人的历史。然而，每一次新地名生效，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襄樊从无到有，同样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在政权初生期的兴奋中，人们对这个地名是否有过“非驴非马”的感受？ 　　但无论如何，行署襄阳仍然作为一个大地名存在，尚可使地名的历史温情延续。后来撤销行署，襄樊驾乎其上，襄阳仅为城市的一个区名。历史地看，襄樊替代襄阳，可视为地方命名上的一次篡夺。时任市委书记表示当时“缺乏文化传承理念”，就是这个意思。而另一个考虑，即“为了照顾襄阳和樊城两地干部的情绪”，作为曾经发生的历史，可令人哑然无语。 　　在湖北，考虑两地情绪的地名，更荒唐的无过于“荆沙市”。这个在荆州与沙市的地市合并中专为照顾情绪而搞出的非驴非马怪物，很快终止，两年之内，招牌两换，直接成本可谓高昂，但还是要看到，毕竟迅速变到“荆州市”，尚不至于如“襄樊市”这样，制造几代人的心理代价。 　　湖北襄樊复名襄阳，与其说是引起地名更名的新一轮风潮，不如说是引起人们对地名文化的关注。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标志，被视为最便捷、最具影响力的名片，从而成为不少地方用心琢磨的对象。 更名本身有改旧布新的快感，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能产生改名行动，我的家乡，原称沔阳县，县改市时，更名为仙桃市，据说是因为沔字难写，而且音近绵阳。 更多的地方为“擦亮旅游名片”而改名，确实收效可观，而且旅游地点本身也大多具有文化内涵，这类改名中只有黄山替代徽州使人怅然若失。 　　 换名需要多少成本，会带来多少收益，不足以衡量改名是否合理，而只能证明改名需要慎重。地名，更重要的是传承一份历史的温情。每一片土地，都曾经有无数代人生活，诗文歌赋、地方史志、记忆积淀、乡关所寄，依托于此，使人知道历史的厚度、大地的坚实，并产生地方认同、乡情史思。 　　当然，每个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度并不一致，不是所有改过名的都需要复归。但 总体上说，如果可能，应该尽量还回被割断的地名历史，不成功的改名比比在是，不能受制于几十年、十几年的误植而怕花钱。没有改朝换代，地名天翻地覆，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怕是少有。几十年前，张奚若指责“轻视历史，迷信将来”，近些年里的地名乱象，也算是一个表现。 　　                        2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