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

一年抓多少贪官，检察院是有着数量考核的，而“在执行中确实存在变相下达办案指标的问题”。现在，山西准备废除反贪数量指标。

中国贪官的腐败方式近年来出现“隐性化”新动向，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腐败行为。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权力过分集中是腐败滋生的土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没有阳光的“阳光法案” 张鸣 国内最有权势的两个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规定凡是有行政级别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国企的副处级以上的官员，每年申报本人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财产。这个消息传出，一些廉政专家很是兴奋，认为这个规定，迈出了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一大步，从打击腐迈向到防止腐败阶段。（ 7 月 12 日，新京报） 当然，这个规定，的确从条文上要比 1995 年开始实行的官员收入申报制度要好得多，比较详尽地规定了申报范围，而且规定申报材料可以作为升迁的依据，甚至还规定了申报不实的惩罚办法。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因为，规定跟官员财产公开相比，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距离，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财产的申报，是报给组织人事部门，报给管干部的部门的，而公开，则是告之公众。内容上的差距，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完善，但向上申报和对大众公开，则是根本方向性的问题。美国在 1978 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中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行政、司法、立法系统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必须在任职前申报财产状况，而且还需按月申报，申报范围，包括配偶和抚养的子女财产状态。最关键的是，受理申报的机构，必须将官员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社会大众随时查阅复制。欧洲各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本大同小异，都强调的是对大众公开。甚至台湾于 1993 年制定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也规定申报材料必须装订成册，供大众查阅。可见，所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关键就在于把官员的财产状况放在阳光下，放在大众的视线里，所以，这类法案，又被称为阳光法案。 然而，官员只对上申报财产，不公开，实际上就是上级掌握官员情况的一种方式。而掌握官员的情况，即使在古代的帝制时代，也是管官的应有之义。孔飞力先生的著作《叫魂》，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上级总是力图掌握最多的下级的情况，而下级则尽可能不让上级知道的太多。政治的控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的掌控问题。因此，朝廷对官员有定期的考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有监察制度，有皇帝直接派出的监听耳目，甚至还有特务机构。这么多的手和耳朵伸到下面，就是为了多了解一点下面的情况。不一定非得反腐败，关键是掌握情况，至于拿谁开刀，什么时候开刀，全凭皇帝的意志。皇帝最怕的是，根本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想开刀，都不知道冲谁开刀，以什么借口开刀。 所以说，尽管古代没有规定，要官员定期申报财产，但官员大体的财产状况，皇帝其实是知道的。乾隆时纪晓岚的亲家做着盐务的官，皇帝要查他，纪晓岚由于总在皇帝身边“上行走”，事先得知消息，通风报信，给亲家捎去一封信，里面装了一点盐和茶（寓意“严查”），亲家得以转移财产，皇帝没有查到预期的财产，知道有人走漏风声，很快纪晓岚就败露，被发配到了新疆。他的亲家，最后也逃不过追逼，该交出来的，都得交出来。 所以说，上级掌握官员财产状况，这还是一个古代政治的制度逻辑。而现代政治，则是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不仅仅是让大众监督，也包含对大众知情权的尊重。古代政治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仅仅上面知道官员的财产状况，是反不了腐败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助皇帝加强了控制，能防止官员的离心离德，防止反叛。掌握了官员的情况，特别是多吃多占的情况，就等于你的短处被上面拿住了，什么时候整你，整不整你，全看上面高兴不高兴了。有的时候，特别聪明的皇帝往往还会有意无意透一点风声给这个官员。暗示他，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不用说，这样话，这个官员对皇帝自然死心塌地，死忠到底。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会出现王亚南先生《中国官僚政治》那本书所说的现象，皇帝以腐败换取忠诚。 显然，在 21 世纪，在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现在中国的网民已经有三亿，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中。新一代的网民，个体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萌发，都是前几代所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务的公开，官员财产的公开，已经成为普遍而强烈的呼声。一段时间内几乎城乡都可以见到底“脱衫”，一种讽刺官员财产不公开的文化衫，就是这种呼声的体现。现在的中国所需要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变革，而非古代政治的重复，无论这种重复有多么的精致，都无非是古代权术的翻版。而尽管各级官员都热心古代权术，用于官场恶斗，也许有用，但放在公共领域，只会弄巧成拙。但愿，此番官员财产的申报，是一个台阶，一个通向官员财产公开的台阶，一个过渡到现代政治的中间阶段，否则，反腐是没有希望的。

本文当然是明知故问，答案是自然的：如果对“半裸”官员也要“加强管理”，那就是要对政治局加强管理了。 “半裸”官员需要“加强管理”吗？ 稿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0-07-27 作者：何三畏     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被称为“裸官”。前面一个引号内的句子，是笔者从党和国家有关文件中复制过来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监察部及预防腐败局，针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密集发文，“配偶子女均已移居”成为一个流行词。很明显，其中的“配偶子女”是一个联合词组。根据语言逻辑习惯，应该写作“配偶及子女”。这样也才可以理解它后面的“均已”。笔者的意思是，中间加个“及”字，以示区别“半裸”及“全裸”：仅当配偶移居国外，即可称为裸官；仅当子女移居国外，亦可称为裸官。此两者应该称为“半裸”。而配偶“及”子女“均已”移居，这就叫“全裸”。     根据7月26日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对“全裸”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而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这个“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发布了答记者问。其中专门谈到“裸官”的“潜在风险”。裸官的“绝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极少数人”有这样的问题：“‘身在国内心在外’，通过为配偶子女移居的国家谋取利益而获得私利；有的人由于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非法敛财时更加肆无忌惮；有的人将大量非法财产逐步转移出境，一遇合适机会便抽身外逃。”这里虽然是针对“全裸”官员谈的，但很显然，不能否认“半裸”官员就做不出来同样的事情，或者没有条件做出同样的事情。所以，笔者觉得，学习这个“暂行规定”，首先应该理解什么叫“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在念这个词的时候，要把重音落在“均已”二字上，从而懂得区分“全裸”和“半裸”的概念。     按照中纪委、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答记者的说法，上述规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国家公职人员”。那么，笔者觉得，在这里有必要分别一下“事务工作人员”和“政务工作人员”。笔者的一个没出息的想法是，我并不在乎“国家事务工作人员”是不是“裸官”。我想，作为“事务工作人员”，我不怕你家就你一个人在国内，你在“政务工作人员”麾下谋个工作，例如，当个交通或户籍警察，给社区登记选票，我并不担心你。一个公民的生活必须依赖现实政治，你不得对现实政治抱基本信任的态度，否则，便没有生活的信心。就是说，我相信我们的“政务工作人员”能管好“事务工作人员”，如果你没有这个管理能力，让你的事务工作人员出手就做坏事，那也是我们所无可奈何的事。     此外，我还相信基本的人性。白求恩先生并没有中国国籍，即便有，让他管理一个公立医院，也是一位“裸官”。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对他放心的。而今天，已经移居国外，并在国外“全裸”着或“半裸”着的中国人，也并非没有成为所在国的国家事务雇员的。一个人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律和制度，应该有起码的公德性，而不是安心在干坏事才去受雇的。国家是人民的共同体，在哪个国家，就参与那个国家的事务和管理，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难道中国人的人性就那么坏，就不具备这样的基因吗？说到底，问题并不在“全裸”和“半裸”的国家工作人员本身啊。     当然，就今天的现实来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如此严厉地管理“裸官”，一定很有必要。虽然“嫌疑”中的只是“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根据前几年报道，他们已经把大量国家钱财洗到国外。网上流传的数字据说是多年前的估计，拿到今天来说应该很不合国情，没有必要引用了，而最近的估计还没有。但是，应该相信党和国家有关方面对他们是有把握的，不然，接二连三地发出针对“裸官”管理的文件，有什么必要呢。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会一定惦记着国(境)外，要把亲人和钱财一并弄出去而后快呢？他们不是正在参与和主持着这个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的建设和规划着它的美好未来吗？他们为什么不愿享受这个国家的文明成果和在国内看到它的美好未来呢？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