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

“珠三角财富优势最强，但慈善发展比长三角、京津唐还弱一些。”昨日上午，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来莞，作了一场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坛讲座。 捐款免税国外很流行     王振耀称，目前，平民慈善已成主导力量，平民捐款与企业捐款已处于半对半的局势。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心，但为何中国目前的慈善事业仍困难重重？     “捐款免税政策还没有落实好。”王振耀将其作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王振耀表示，目前，很多企业还不太了解捐赠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你拿一点国家的钱来捐款，你在做慈善，国家也在捐款。很多企业后来让财务的人回头一算账，才恍然大悟，早该捐款了。”“千万不要把慈善变成道德法庭，外国人把人作为普通人，人都有点占小便宜的心理，所以捐款免税很流行。”     王振耀认为，中国还缺失现代的表彰方式。“为什么没有勋章？为什么没有领导夫人的高品位晚宴？” 中国富豪不乏爱心     “中国富豪不乏爱心，在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富豪都在静悄悄地献爱心，低调地做慈善。”王振耀以李嘉诚为例，“前年他专门请我们吃饭，他说已经把慈善当作了自己的儿子。即使金融风暴来了，但捐款不减。”“但还有一些人，分析不够，一旦富豪捐款出现一点问题，就凭感觉骂人。”同时，王振耀强调，富豪做慈善要有很深的平民情怀，不要居高临下地授恩，比如资助了大学生，让他们写感谢信等等。     广东的富豪众多，但根据王振耀公布的去年按公益支出排列前十的公募基金中，广东没有一个上榜，而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和长三角。上海有3个基金会上榜，其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3.41亿元排名第一。“珠三角财富优势最强，但慈善发展比长三角、京津唐还弱一些。”     “有人说，裸捐(注：把特定范围的个人资产全部捐出)是捐赠的最高标准。千万不能这么说。如果你这么说，那就等于如果我捐100万、200万，我也不光荣。这是一种伤害，不方便大家参与。”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谈慈善 对话     论坛结束后，王振耀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采访。 东莞富豪不要等人募捐     记者：您曾经呼吁让富豪每年捐款100万元。东莞作为隐形富豪众多的城市，东莞富豪应如何更好地参与东莞的慈善事业？     王振耀：东莞富豪应该建立更多的非公募基金会。现在市里都提议，如果你建不了的话，可以先做冠名基金(注：市慈善会日前讨论通过，凡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市慈善会捐赠200万元及以上，可根据其意愿建立冠名定向专项慈善基金，专款专用)，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途径，富豪们要利用这个政策优惠减免税，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企业应该意识到，做慈善不仅是一项很好的社会投入，也是一个很好的形象设计。财富可以隐形，但做慈善应该有一个组织方式。不要等着政府或者社会来了找你要捐款，而要主动地去做，建立组织。 新莞人基金应让新莞人参与     记者：东莞慈善日筹款，有一个重要的用途是设立新莞人救助基金。对于该基金的筹备及运作，您有何建议？     王振耀：据我了解，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基金，但没有像东莞这样，由政府在慈善日来组建这样一个基金，东莞是第一家。但一定要从新莞人最紧迫的需求入手，让他们得到很好的参与，然后反馈给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9月30日，当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头也不回的离场后，“巴比中国行”这场举世瞩目的“慈善秀”也随之收场。 　　回想过去3个月，”巴比效应”从6月份就在大洋彼岸引起我们的关注，“巴比”广邀美国富豪慷慨解囊，在生前或死后至少捐出一半财富。劝捐、裸捐等行为一下子拨动了中国富豪的敏感神经。 　　“巴比”表示，劝募善款活动，初期将以列名《福布斯》杂志的美国四百大富豪为主，未来将扩展到世界各地。 　　一场娱乐大戏 　　当众人为这上千亿美元的慈善募捐津津乐道时，“巴比”又出惊语，在今年6月份决定将慈善之旅海外第一站定为中国。 　　但谁都没有想到，巴比来中国会这么快。 　　众人认为，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亿万富翁(用美元计算)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福布斯杂志统计，中国2009年出现了64位亿万富翁(资产以美元计算)，仅次于美国的403位。巴比也认为中国慈善发展会超过美国。 　　随后，“巴比”对外宣称，要邀请50位中国富豪赴宴。但是，其“过分”般的神秘却让人们更多的关注谁参加宴会、谁会当场裸捐这种“花边”新闻。而这场“慈善之旅”在8、9月份也成为了来中国游说富豪、慈善晚宴变鸿门宴的笑谈。 　　尽管“巴比”强调，邀请50位中国富豪赴宴，是就中国的慈善工作进行交流，了解中国慈善事业的概况，并且分享捐赠如何对社会和世界产生影响的经验。 　　9月29日的晚宴、9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巴比在千呼万唤中露面。 　　参与29日晚宴的与会者，对其评价是“轻松、友好、坦诚。”30日，巴比的50分钟发布会巴比草草数语，轻描淡写，所谈内容也让很多人失望。 　　回想过去，盖茨的每次演讲与聚会，巴菲特每年的股东大会、以及被拍卖的免费午餐，哪次不是轻松、友好、坦诚。这些信息对于中国来讲，毫无意义。 　　难道这个让我们关注近了3个月的晚宴，只是这场娱乐八卦新闻?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社会企业家”作为一个单独界别隆重推出，日前在沪举行的国内首届新公益论坛上，有关“社会企业”的讨论也让这个近年从欧美引进中国的新 事物引人瞩目。在国内公益界，已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要兴办“社会企业”，声称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帖良方。不过，与之相伴的是另一种声音：“别急着炒热。”

　　近年来，每逢灾难来临，央企总是充当捐赠的主力军，这被视作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但也有人质疑其捐款来自“原本就应上缴的红利”。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王志钢认为，“捐款红利说”是一派胡言。“募捐的钱并非是从该上缴的红利中扣除的，募捐是募捐，该上缴多少红利还得上缴多少，这是两码事。既然央企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企业挣的钱不是要往自己腰包里揣的，而是要回馈百姓，回馈我们的国家的。”(9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近来几次大灾过后，央企捐款慷慨大家都看在眼里。当然，参与灾后重建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央企展现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当无异议。但是，即使是私人捐款，也需要以某种方式证明其资金来源和践约能力，央企因为其特殊性，就更需要向公众说清楚。对于央企的性质和利益归属，国资委官员的认识很清楚，说出的话也掷地有声。但是，他对于“捐款红利说”的反驳虽然坚决，但并未交代募捐款项到底来自哪里，所以仍欠缺说服力。 　　以企业名义捐出的款项，应该不是员工的个人捐款，所以，其来源只有两个，或来自企业利润，或计入经营成本。按照规定，央企利润需要按比例上交，经营成本也要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无论是来自哪一部分，都不能说与公众无关。 　　此外，央企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不在大灾之后的捐款捐物上。作为国有资产经营者，央企最大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带头诚信守法经营，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同时让利于民，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央企捐款出手阔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有拿不属于自己的钱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原则上，央企是国家的企业、人民的企业，国企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增值的利润也应由全民共享。但在具体执行上，全体国民是个集合概念，其利益如何实现，仍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按说，央企管理者只承担经营之责，并没有多少私利可言。但是，挣的钱往自己腰包里揣的事，并不是没有。国企上交红利，也只是近年来才有的，而且上交比例很低，多数又用于国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实现全民共享的、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部分，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管理好央企，让央企利润由全民共享，需要国资委这样的监管部门和一整套监管制度，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央企管理和预算的透明化，接受广泛的监督，这也是管好央企如何花钱，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行之有效的手段。此前，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抱怨国企动辄得咎，赚钱不赚钱都难免被批评，其实，这与其与民争利的垄断做派有关，也与其管理不透明有关。 　　为了避免非议，不少央企干脆选择“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哪怕是捐款做善事，也应该说清楚资金来源，取得出资人的同意。既然央企是国家和人民的企业，就没有理由自己闷声发大财，也不能悄无声息地慷众人之慨。其实，央企做慈善透明化不仅有利于化解舆论压力，还有利于彰显其社会责任，为其他企业树立榜样，何乐而不为呢?

　　在9月20日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沙龙“NGO在市场中求变”上，汇丰银行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王颖与社会企业、NGO组织、媒体的代表们分享了企业与NGO合作的经验与探讨，会上谈到NGO组织与企业的关系，不仅有合作关系，有时更存在着NGO过分关注企业表现的行为，王颖认为企业完全可以处理好和各种NGO之间的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比较激进的NGO我们称之为压力组织，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存在这样的组织。绿色和平就是这种很关心企业和个人环境变化的一个NGO，还有BANKTRACK(银行监察组织)，专门监督银行的表现，每年定期发银行的环境表现的报告。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组织，不像激进环保组织专门挑刺的风格，而是鼓励企业公开自己每一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发布绿色报告。 　　无论NGO组织的做派是温和还是激进，企业都不得不面对这些组织。就汇丰银行而言，不管我是不是支持像BANKTRACK或者是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他们都会搜集你的信息，这些组织的存在会督促企业更注意和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要成为别人的靶子。在汇丰的业务里，我们非常有可能会贷款给一些有污染环境行为的企业，如果贷款给他们，相当于间接地支持污染行为。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专门设置了规避风险的机制。我们设置了五个高危行业的贷款指引，指引是根据国际通行的最高准则制定的，很多时候数据比国内环评要求的还高。信贷经理跟客户接触时可通过这种指引去考评客户的环境变化，这样就会规避间接支持破坏环境的风险，也使我们免予成为像这一类组织的靶子，也避免了品牌形象的无形损失。对于银行而言，品牌形象和信誉远比一笔贷款重要，如果因此而把价值数百亿的品牌破坏了，损失实在太大，因此企业会非常爱惜声誉，因此也会非常关注这些组织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