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1999年，28岁的徐明进军足球，凭借占其产业5%的足球带来的好名声和更强烈的欲望，徐明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布下了一个涉及3家上市公司、3家商业银行、2家保险公司、1家基金以及10多个关联企业，跨越塑钢、家电、足球、金融并随时准备举全部筹码进军大石化的大场面。 成因足球，败也最早体现在万人瞩目的足球上，徐明在足球方面表现出的颓势提醒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这个庞然大物。迅速繁衍的幻想让人们忽视了徐明帝国脆弱的根基。太多的东西阻碍了人们的视线，这个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年青人用神奇财技打造的帝国也许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现在，徐明会怀念1999年之前纯粹的时光吗? 徐明的“商业帝国”有多大?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这位中国福布斯富豪榜的常客，其财产和涉猎“疆域”时常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中。 以徐明核心资产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来看，2005年其资产总额就有三个说法，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得出的数据是104.2亿元，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提供的数据是130亿元，该集团公司对外招聘公开的数据是165亿元。 以徐明“商业帝国”涉足的范围而言，按照其公司介绍，目前实德集团在以化学建材为核心的基础上，形成了化建、家电、体育、保险、石化、汽车和医疗七大产业格局。但如果稍加调查，就会发现，其家电业务深陷成本之苦;保险仍然处在“陪太子读书”的发育阶段;石化和医疗大部分处于政府审批未果的“纸上谈兵”阶段;以大连实德集团瓦房店客车公司为内容的汽车产业已经在2005年被发改委撤消了汽车产品的注册。而令徐明在本世纪初风光一时的化建，其赢利、市场和规模从2003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萎缩，已被龙头企业甩在了身后;以足球为标志的体育产业，不断爆出甩卖球员、拖欠工资的消息，也已呈强弩之末之势。 让“帝国”最尴尬的数据应该是大连市利税50强排行榜， 2000-2005年，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只是在2003年出现在第43位上，其他时期完全是空白，甚至2005年没有进入该市利税百强。而同为民营企业的大连万达集团公司和大连华农豆业集团公司，2003年以来无论是资产规模、销售收入还是利润，都一直压在实德集团的“头上”。即使大连工业产值百强中，实德集团下属的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和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一直都在20名以外。这与徐明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不断冲入中国前10名的气势，大相径庭。 6月28日，首届全球华商500强颁奖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组织评价的“全球华人企业500强”和“全球华人富豪500强”出炉。徐明以个人资产48亿元人民币位居“全球华人富豪500强”第109位。但2005年自称资产总额165亿元、销售收入86亿元、利润3.5亿元的大连实德集团没有入围，尽管“全球华人企业500强”最末尾的标准是销售收入71亿元。 “真不知道，现在的徐明和实德，谁靠谁出名?”近日，一位离开大连实德集团的知情人士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此次“全球华商500强”活动已经从一个侧面暗示，徐明个人财富的荣耀已经掩盖了“实业报国、德以兴家”的大连实德集团，“可以说，实德的成长速度已经追不上徐明的财富传奇了”。 自去年以来，《商务周刊》经过对徐明和其“商业帝国”大量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财富故事。唯一的传奇是，当时注册资本只有1.2亿元的大连实德集团，在2001年年初突然得到了一笔高达近40亿元的注资，这才是成就徐明财富传奇的最大转折点。 其后，大连实德的“实业报国”开始被徐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财技”所取代。甚至在2003年主导产业化学建材走下坡路后，徐明一点也没有放松向金融、石化甚至能源的资本扩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扩张，无论是投资石化、能源、金融，还是进军足球、铁路、汽车和医疗，都是以声震海内外的豪言开幕，以项目缩水或查无所有而告终。调查中发现，一些资本运营项目更多是“空中楼阁”，一些项目一直处在停滞状态，甚至一些已经确定的投资，其资金至今迟迟未能到位。 “去年以来，大连实德的资金紧张形势开始从暗处转向明处。”这位在实德干了5年多的知情者一直怀疑实德众多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因为很明显，实德主导产业的价值不可能吸引到那么多动不动上百亿元的投资资金，或者是虚张声势?或者是‘飞钱’(过路资金)?”但他认为有一点很明确，实德过度膨胀的多元化，和诸多有头无尾的投资失败，正在让其资金捉襟见肘。 一家与实德同行的龙头企业高管也私下向《商务周刊》透露了相同的判断，在其与实德近期的合资中发现，实德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实德表现出三个特点：不透明、多元化和资金链紧张。”他说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实德更像是一个私募基金，这几年有点把实业放掉了，转向资本运作，进行了很多金融型的投资，很有当年德隆的味道”。 那么，“徐明帝国”的真像到底如何呢? 徐明前传 由大连庄河市往西大约十几公里，便到了徐明的老家吴炉镇。 吴炉镇地处一片山坳之中。在依赖海产的庄河，吴炉是距海岸较远的一个镇，由于山多地少，玉米是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条件比较差。由吴炉镇再往西几公里，经过一段坑洼不平的土路，就看见依山势稀稀拉拉散落在坡地上的光华村，这是徐明的出生地。村里的人家沿山脚一字排开，绿树成荫，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几头牛和一群鸭子在河边悠然自得，一个典型的辽南山村。 当地民风淳朴，听说打听徐明的老家，一位老乡放下手中的活，领记者来到一个小院落。不大的院子中间是当地普通的4间草屋，院门紧闭。老乡介绍，徐明一家很早就搬走了，老家只有一个耳聋的叔叔。 据徐家的邻居一位老奶奶介绍：“这个院子还是徐家生活改善后新建的。”她领记者来到不远处的另一个更小的院子，院中央孤零零耸着一间草屋，大概只有30平方米大小。老奶奶说，徐家早年生活非常艰苦，徐明的父亲徐盛家在有了4个孩子后曾去北京学习，4个孩子就跟奶奶在这个小屋度过了贫穷的童年。后来徐盛家学成回到村里，在光华村大队担任村干部，徐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起色。“徐明一家现在只有每年清明上坟祭祖才回来。”她说。 徐家兄弟姊妹四人，出生于1971年4月5日的徐明是老小，G大元(600146)董事长徐斌是老大，比徐明大6岁，中间还有两个姐姐。据邻居们回忆，少时的徐明孤言寡语，“虽然很聪明，但实在看不出日后会成为亿万富翁的架势”。徐明在光华村的村办小学上学，后来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初中就读庄河31中，高中就读于庄河第二中学。在当地，都不算太好的学校。 按照村民们的分析，徐明的经商头脑和商业道路来自家传。其父徐盛家——也就是后来大连大河集团公司、四川大河投资公司以及上海大河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在1980年代初到吴炉镇供销社任职，期间还曾担任当地的黄海机械厂厂长。“脑子聪明，有经济头脑，为人也很和善。”向当地的中年人打听，人们依然对徐盛家的名字印象深刻，当地人至今认为徐盛家后来调往庄河后，黄海机械厂就再也没辉煌过。 1982-1994年，徐盛家在庄河市的红光集团任职，1990年代初，任红光集团党委书记，是红光集团实际掌门人。红光集团是位于庄河市中心区的红光村集体资产。据当地人介绍，徐盛家成为红光村村支书前后，红光村靠卖地积累了很多资金。在徐盛家的主持下，红光村用这些钱办起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在徐的经营下迅速壮大，成为当地著名企业。徐盛家也因此成为庄河颇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获得1998-1999年度大连市劳动模范称号。从这样的背景可以看出，徐明并非白纸一张打拼，他的父亲给他从庄河开始发家做了很好的铺垫。 对于自己的故乡，成为富豪后的徐明没有忘记“德以兴家”，为村里投资修建了一个小学，取名叫实德小学。后来还从自家门口到镇里的公路之间修了一条长约2公里、宽3米左右的“思乡路”，将在思乡路距离徐明家最近的一座小桥，取名为“学子桥”。 1988年8月，徐明进入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习。不过据《商务周刊》调查，徐明考入的是该院成人教育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而非该院经济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正规本科。当然，英雄不问出处，学历代表不了任何问题，只是后来徐明脱颖而出后被演义的“两年跳级完成学业”的“神童”表现，却并非事实。 按照目前市场公开流传的故事，徐明自称其商业经历是从求学的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开始的。徐明向媒体介绍，自己从沈阳五爱市场批发一些日用小商品，“坐公共汽车背两个包东西拿到学校来卖，价格翻两倍到三倍。现在想起来可能不太道德，但实际上利润率非常高，都是两三倍的利润”。 这一点徐明没有说假话。《商务周刊》通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当年徐明在国际贸易专业求学时的辅导员。他告诉记者，徐明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在班上不是很活跃，学习成绩也不是很突出，看上去好像比较有钱，可能喜欢在宿舍里倒腾一些袜子、小收音机之类的商品，但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这么干，并不显眼”。唯一留给这位辅导员深刻印象的是，“喜欢交朋友，出手大方”。 从这一切来看，许多笼罩在早年徐明身上的神话，大部分都属于想象。进入社会前，徐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起 家 1990年8月毕业后，徐明回到大连，进入庄河市对外经贸委员会工作，很快徐明又调入经贸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 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是庄河外经贸委唯一的贸易公司，由当时该市外经贸委主任杨兴普在1989年8月25日领导组建而成。后来成为大连实德集团副总裁的隋信敏，当时也从庄河市计委调到这家公司担任业务科长的二把手职位，时年28岁。也就是这家有着政府背景的贸易公司，成了徐明和大连实德集团打造“商业帝国”的起点。 从1990年8月到1992年年中，按照徐明自己的介绍，是钻了政策的一个空子，以熟虾代替生虾搞对虾出口的时期。据对大连对虾出口市场熟悉的人士向《商务周刊》介绍，当时确有许多人都在这么做，借此赚了大钱有名有姓的不少。 尽管不知道徐明是否因此也大赚了一笔，不过当时他应该比较活跃，业绩也应该得到了杨兴普的赏识。1992年11月9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进行了公司变更，21岁的徐明取代了一位刚刚在经理位置坐了一年的领导，成为该政府公司的经理和法人代表。 有知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徐明得到这个位置，可能还并非是做对虾生意取得了辉煌业绩。当时按照大连市政府规划，1993年将开始大搞城市建设，许多企业为了抓住机会，纷纷组建土石方工程公司。他介绍说：“徐明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杨兴普，同时拉来了一个港商搞合资。” 经过庄河外经贸委审批和大连市外经贸委批准，1992年10月27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港商周一鸣的香港恒和机械工程公司，共同出资80万美元注册了中外合资的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其中中方以44万美元现金占55%的股权，外方以36万美元从日本、美国购买的37台二手机械设备占45%股权。杨兴普任董事长，徐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一鸣和隋信敏任副总经理。《商务周刊》从工商资料上看到，事实上，这家合资公司的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全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提供了商机，拉来了外商，搞到了贷款，杨兴普没有道理不把庄河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给徐明。”这位知情人认为，“在杨兴普看来，让徐明出任这家政府背景的外贸公司，更方便合资公司的运作。”他同时介绍，这其中隋信敏起了关键作用，“也是隋跟随徐明的起点”。1993年2月10日，徐明又拉来了佐藤宏、温田宏裕和纸谷丰三位日本土石方和机械方面的工程师，他由此开始了成就未来徐明帝国“第一桶金”的传奇。 按照徐明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公开说法，“当时做(大连站前胜利广场)基础工程的时候，它有60多万立方米的土，要排到什么地方呢?我当时考虑到，应该在做一个工程的同时，也同时把另外一个工程做好。我们跟政府提出来，结果政府拿着我们的要求，在星海湾那边依山填海，现在建设了一个可能是亚洲最大的广场。这样可以说在做一个工程的同时完成了两个项目。”据其透露，这项“挖土填海”的壮举，为22岁的徐明一举赚了3000万元。 事实上到底如何?《商务周刊》在大连找到了当年负责星海广场筹建的大连市建委一位退休官员。据其透露，“星海广场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土方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而胜利广场面积只有14万平方米，用胜利广场的土填满星海广场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 这位官员回忆，从1993年开始，大连市大兴土木，大量挖掘的土方按照规定应该运到距离大连市区很远的毛莹子垃圾场。但当时考虑到星海湾位置优越，而且大连缺少一个外向的金融商务中心，市府领导就决心把星海湾这个大垃圾场填造成这样一个中心。他认为：“实际上是大连市出台相关政策，整个大连市的土方都往星海湾倒，后来还是不够，最后炸了相邻的一座山头填海，才成就了亚洲最大的星海广场。徐明那么说，有点贪天之功喽。” 据这位官员介绍，由于胜利广场地下地质结构复杂，对施工方资质要求严格，徐明刚刚成立的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因为资质不够，并没有完成整个胜利广场土方，“干到一半就被踢了出去，由大连城建总公司接手最后完成”。他认为，徐明应该在土石方工程上赚了些钱，但“一项工程一举两得赚了3000万元，就有些夸张了”。 但无论怎样，依靠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的扶正，和实德机械工程公司在大连的出现，徐明终于在商海有了立足之地。 飞来横财? 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对虾生意和土石方工程，都证明徐明善于从政策和市场的结合点上寻找机会的商业头脑。1994年，徐明也是凭借这种头脑抓住了进军塑钢建材的机会。 1993年时，在徐明的老家庄河市，有一家名为大连海德利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最早从事塑钢型材生产与门窗加工。大连城乡建设委员会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在一次视察中，原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对这种完全不同于铝合金的新材料很敏锐地表现出极大兴趣，现场亲自给大连建委负责建材的副主任布置任务，要求召开一个塑钢建材的产品推广会。 “以建委的名义给一个企业的产品召开推广会，显然具有非常的号召力。”这位建委官员回忆，这次高规格的推广会受到了商人们的追捧，许多中央级的媒体对推广会进行了报道，“而徐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公开表示要响应号召，生产塑钢建材”。 1994年8月5日，徐明还是借助具有政府背景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与一家名为德国亚洲进出口公司的外商共同出资900万美元，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中方出资675万美元现金占75%股份，外方以价值225万美元的设备入股占25%。杨兴普任董事长，外方代表陈基任副董事长，徐明任总经理，隋信敏任副总经理。同样，这家合资公司的中方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仍全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作为企业实际管理者，又一次抓住机会的徐明表现出果敢的一面，一举引入了12条塑钢挤出生产线，当时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吨。大连市建委的一位领导在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开工典礼上问徐明：“这么做是不是风险太大了?”徐明回答：“推广会一开全国就知道了，市场肯定非常大，而我的生产线是最先进的，可以生产不同颜色的塑钢门窗。我有12条，而海德利只有2条，他们肯定竞争不过我。”徐明把实德定位于塑钢生产商，只管生产批发，具体门窗的制作就让各地的销售点完成。事实证明，徐明选择的这条道路不但让其拥有了真正的实业，而且迅速做大了市场。 大连实德塑胶工业公司显然要比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赚钱。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不像实德机械工程公司中外方老拿设备充资、且行动不积极，至少截至2003年，德国亚洲进出口公司不断追加真金白银，股权从25%一直攀升到49.7%，使得大连实德塑胶工业公司注册资本2002年达到了1.5亿美元。 但这个财富故事远远不及几年后大连实德集团获得的巨额注资更为刺激。 为开辟更多的经营渠道，在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公司的前后，徐明还注册了大连金德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大连实德房地产开发公司、大连实德装饰装卸公司等10多家公司。其中，成立于1995年2月18日的大连金德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就是徐明商业帝国的旗舰企业——大连实德集团公司的前身。 大连金德工贸企业公司仍然借助的是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徐明利用这家公司的政府背景与大连一家街道办事处所有的大连京华工贸企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0万元，其中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出资2875万元，占95%股份。成立9个月后，大连金德工贸企业公司变更名称为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而后悄无动静。 变化出现在1999年。首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和大连京华工贸企业公司把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徐明、隋信敏、徐斌和陈春国(现大连实德集团总裁)4位自然人。而后4人追加注资到1.2亿元，其中徐明占有96%的股权，隋信敏2%，徐斌和陈春国各1%。这样，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完全变成了私人公司。 而后，在2001年3月29日，大连实德集团又一次追加注资，这一次是足足40亿元。 这次变更使得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在工商资料中出现了20名自然人股东和13名法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中，既有像隋信敏、陈春国、徐盛家和徐斌这些徐明的嫡系和亲友，也有同为徐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校友的现沈阳宏元集团和金德管业集团董事长张澎及其嫡系，比如沈阳宏元集团副总裁、金德发展(000639)总经理和金德足球俱乐部财务总监赵忠杰、金德铝塑复合管公司和金德发展(000639)副总经理毛锐，以及江湖传言“曾为张澎挡了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砸过来的酒瓶子”的前金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于雷。 法人股东中，既有与徐明家族有关的企业大连实德塑钢门窗厂、大连大昌房屋开发公司、大连德银商行和大连大河庄农产有限公司(徐盛家所有)，也有张澎宏元集团旗下的沈阳东鹏机械施工公司、沈阳金德建筑装饰板公司、沈阳一织装饰工程公司、上海立鹏科技投资公司、辽阳鹏德石膏公司、辽阳煤矸石热电公司。 这些股东中，最低的出资3000万元，最高的出资达3.87亿元，甚至一直被认为穷得只有卖球员份的大连赛德隆足球俱乐部也出资了2.58亿元。工商资料显示，40亿元巨资在2001年3月6-7日两天内，几乎同时从大连商业银行现金转账进入大连实德集团在交通银行大连分行的账户，这与徐明所属公司在注册中时常拖延资金到位时间的风格大相径庭。 按照这些股东的资历和成立时间，通过原始积累拥有如此庞大资金的可能性值得怀疑。《商务周刊》经过努力，仍没能找到这批巨资的真正源头。但无论怎样，可以明确的是，资金是通过徐明体系和张澎体系进入大连实德集团公司的，按照《商务周刊》可以证实的身份计算，大致出资对比为70.9∶20.4。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球迷们一直关心的那个问号了——后来分别掌控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徐明和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的张澎，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有知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大连实德集团1.3亿元控股沈阳宏元集团。 事实上，40亿元大注资后的2002年8月30日，大连实德集团还进行过一次资产的合并，宏元集团持有3.6亿元的9%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徐明，其在大连实德集团占有的股份上升到17.75%，成为第一大股东。同时，张澎的嫡系于雷和宏元集团旗下几家公司也把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徐明和徐明体系的人员。至于徐明和张澎之间现在的关系，从工商资料显示，至今张澎和上海立鹏科技投资公司仍然是大连实德集团的股东，分别占2.5%和4.17%的股份，例行参加徐明主持的股东大会。 如此一来，不但张澎与徐明之间公开交恶的故事令人感到滑稽，而且40亿元巨资来源更让人迷惑。 徐明财技 没钱的时候就“点子”不断，有了钱、而且是巨资，当然更要玩财技。在调查中，徐明的财技令记者和很多采访对象很是佩服。整个大连实德体系，几乎完全是踩在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这家政府背景企业的肩上站立起来的。 知情人向《商务周刊》透露，在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的过程中，徐明以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充分利用这家政府性质公司的市场资源和信用资源，“借鸡下蛋”，为自己“孵”出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和大连实德集团公司三大核心企业。 1998年10月，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因“未进行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杨兴普突然去世，这两件事使得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完全掌握在了徐明的手中。工商资料显示，杨兴普在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和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在没有股权转让发生的情况下，分别在1999年8月和2004年4月被徐明接替。2005年11月，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将其名下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50.3%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大连实德集团公司。 而工商资料中显示唯一支付股权转让费用的是，1999年10月6日，徐明向庄河市对外经贸委原数退还了1995年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最初投资大连实德集团的2850万元出资数额，从而获得了大连实德集团95%的股权。 如此一来，徐明实际上只拿出2850万元，就获得了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这家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全部资产和在实德系三大核心企业中全部股权。其中，仅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的股权资产价值就达6.26亿元。 现在，谁也不清楚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商务周刊》仅从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项目可行性报告中看到了唯一的描述：1994年时，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固定资产7360万元，年出口1亿元，出口到台湾、香港、日本、朝鲜、加拿大、美国、独联体等经济体，下属16家企业。 “因为是一家政府外贸公司，股权单一，而且脱离主管单位管理，所有的资产和经营只有徐明和隋信敏清楚。”知情人认为，如果能搞清楚这家公司的资金账目，许多涉及大连实德集团的投资活动可能会有更清楚的描述。在他看来，徐明“第一桶金”更像是从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而来，而并非赤手空拳的民营色彩。 另一个能够展现徐明炫目财技的，是以外资身份进入2003年上市的凌云股份(8.57,-0.82,-8.73%)(600480)。不过这一次徐明深藏幕后，站在台前的是大连实德集团总裁陈春国。 陈春国比徐明小两岁，出生于大连庄河市小孤山镇，离徐明老家只有几公里远。1994年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开始跟随徐明，大连实德集团公司的工商注册就是他完成的。如果说徐明早期的重臣是隋信敏的话，现在的股肱之臣则是陈春国。 凌云集团前身是河北凌云机械厂，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2002年10月，成立于2000年2月的北京实德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拍卖会，以6837万元拍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凌云集团38.36%股权，其余61.64%的股权仍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其后，凌云集团又将11.64%股权转让给上海实德投资公司，价格不详。2003年凌云股份上市前，凌云集团净资产为1.84亿元，实德手中总共控制50%股权。 凌云股份的前身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由凌云集团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第五汽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1.65亿元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第五汽车有限公司持有38%的股份。 《商务周刊》调查到，第五汽车公司是由百慕大注册的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东超过1400人的私人拥有的公司。2000年左右，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期望转让手中持有的凌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份。 也就在这年的3月22日，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董事和股东包括陈春国、徐明、徐斌和隋信敏，董事长为陈春国，财务总监为现任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副总裁的姜岩。 2002年5月，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第五汽车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大河投资公司协助高登国际完成了这起转让的支付，具体价格不详。但《商务周刊》调查得知，第五汽车有限公司截至2003年5月31日的净资产为7612万元。这样一来，通过高登国际与北方工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置换，“徐明帝国”又间接得到了凌云股份的股权，而且这部分股权的外资身份没有发生变化。 2003年7月，凌云股份(600480)上市，陈春国以高登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五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任凌云股份副董事长，持有27.23%股份，为第二大股东。如果算上北京实德通过凌云集团持有的凌云股份的股权，“徐明帝国”持有凌云股份49.05%的股份，刚好超过第一大股东凌云集团持有的43.64%。 如果按今年3月1日股改完成后G凌云的股权变化计算，实德系持有42.66%，凌云集团持有37.95%，实德系实际控股了G凌云。也就是说，“徐明帝国”前后最多拿出1.4亿元，就控制了总资产14.5亿元的G凌云。 令人惊诧的是，6月29日，G凌云(600480)发布公告，北京实德投资公司和上海实德投资公司把其手中50%G凌云股权仅以1.3亿元转让给了兵器工业集团子公司北京工业公司。 现在，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徐明帝国”以资产置换和间接持股方式，还分别通过大连实德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和宏元集团间接控制着G大元(600146)和金德发展(000639)。 徐明另一项让人拍案的财技是收购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 1999年12月24日，徐明以1.2亿元代价从王健林手中收购了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商务周刊》找到的当时转让《合同书》显示，大连实德集团只付出5000万元现金，其余的7000万“通过实德集团指定的承贷单位承担万达集团在建设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来支付”。除了甲A足球俱乐部的牌照，实德获得了万达足球队1-4队现有全体队员，5000平方米的足球训练中心，5000平方米的中山区荣盛街32号足球产品专卖商场。 工商资料显示，2002年6月3日，大连实德集团召开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对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进行整体评估，把原来公司3000万元的注册资本修正为1.2亿元。同时股东也修改为大连实德集团以实物出资7680万元，林乐丰以实物出资1320万元，余泽美(致公党大连支委秘书长)以实物出资1000万元，徐春以实物出资1000万元，姜岩(现大连实德集团副总裁)以实物出资1000万元。并在10天后，委托评估公司进行了评估。 收购价是1.2亿元，注资修改后也正好是1.2亿元，难道是巧合?对此无从知道，但一位注册会计师就此分析后告诉《商务周刊》，“这样一来，把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向银行抵押，就可以获得同样数额的贷款，7000万支付所承担的万达债务，5000万还回实德，大连实德集团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得到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他认为，要证实这一点，只要查看4位自然人实物出资的真实评估报告就可以了。 多元化膨胀 奇巧的财技，加上巨额资金，在2001年前后，徐明的野心开始向全国膨胀。和当时许多市场传奇人物一样，徐明也未能脱俗，期望像当年的摩根一样，通过金融资本整合产业帝国。而要完成这个伟业，必须首先“下注”金融业。 2000年11月，徐明第一次进军金融业，与广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丰利投资有限公司、巨能实业有限公司、龙赢投资有限公司、合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起成立生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其中，武汉武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丰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平安保险股份，合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巨能实业有限公司和龙赢投资有限公司，则直接或间接曾是上市公司戴梦得(600208)的股东。 据《商务周刊》调查，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当年出资1.8亿元持有生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13.25%股份，按照目前生命人寿的所有者权益20.79亿元计算，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可分享的所有者权益为2.75亿元，是当年投资额的152.8%。 《商务周刊》同时了解到，2001年和2002年，大连实德集团公司两次注资大连市商业银行，共计投入2亿元，获得大连市商业银行28.7%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2002年12月，太平洋保险集团私募，资本实力达90亿元，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购得10%的股份;2003年6月，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又发起组建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700万元持有17%股份;2005年8月，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参股银川市商业银行，出资8250万元获得15.5%的股份。 完成这些投资后，“徐明帝国”的金融产业占到全部产业的18%，仅次于化学建材产业。许多事实显示，进入足球和金融业可能是徐明比较成功的投资，但金融方面的投资因为量小而分散，无法形成财力帮助徐明进行其他产业的整合和投资，比如他最为期待的石化。 石化一直是徐明多元化的主攻方向。徐明去年9月向媒体谈到其石化战略：“化学建材主业的绝对数额仍然要增加，但其相对比例会缩减到30%-40%的规模，而取代化学建材的新主业——石化产业，将在未来5年内占到整个集团30%以上的比例。”他指出，这将是大连实德集团“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努力的方向。 大连实德目前的主业是化学建材产业，占总资产的67%，其中塑钢产品市场份额最大。从产业链来看，塑料异型建材的主材是PVC，其原料正是乙烯。按徐明的打算，通过购买原油进行炼化，再生产乙烯等化工原料，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完整闭合的产业链条。 2002年末，大连实德集团正式向大连市政府提出建设双岛湾大型石化项目，包括1000万吨的原油炼造装置、100万吨乙烯装置和30万吨的石油专用码头，预计投资达到50亿美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 2004年9月，国家商务部发布公告，大连实德集团公司获得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其后，不断从大连实德传出其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共同开发双岛湾石化项目的消息。但据媒体向SABIC中国总部求证，得到的答复是：“SABIC从未与中方签订正式协议，只是初步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项目从来没有开始过。” 不过从工商资料上，《商务周刊》的确发现大连实德集团公司和一个沙特企业进行了合资。这就是2000年11月6日与沙特本拉登集团共同投资2980万美元成立的合资公司——大连实德石化有限公司。其中大连实德集团出资1175万美元现金，本拉登集团出资价值961万美元的设备，共同经营一条年产8万吨的钛白粉生产线。 按照2005年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公布的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排行榜，沙特本拉登集团以50亿美元位居第93位，为本拉登家族所有，是沙特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其法人代表是著名的国际恐怖主义领袖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Laden)，也是此次与大连实德合资的外方代表。不过，这个很有新闻性的项目因各种原因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双岛湾项目宏伟。 2004年，徐明通过各种力量促成了双岛湾项目在国家发改委的立项。但其豪迈的气魄与现实似乎差距过大，比如该项目涉及到环保部门环评这样的政策风险、筹集巨额资金、寻找油源以及石油垄断企业的掣肘，双岛湾石化项目超出了大连实德集团的负荷能力。据称辽宁省领导第一次听大连实德汇报时就连问了3个问题，“油从哪来?资本从哪来?产品怎么销?” 7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中国的化工石化行业存在严重布局性环境风险，”强调将加大治理措施。而双岛湾项目因地处旅顺和蛇岛国家自然环境保护区，将受极大考验。 而且，随着今年年底加入WTO后原油和成品油贸易的全面开放，徐明手中那张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正在成为一张没有价值的废纸。 同样与石化一样有头无尾的投资还包括汽车产业。1996年7月，大连实德集团托管大连瓦房店客车厂，组建大连实德集团瓦房店客车公司，进军汽车产业。经过4年，只是在2000年8月的大连车展上，展出了一台实德牌客车，而后就悄无声迹。近日，《商务周刊》从国家发改委公告的2005年 第11号文中发现，2005年3月25日，大连实德集团瓦房店客车公司的汽车产品目录已经被撤消了。 这样的例子还包括辽宁盘锦、葫芦岛两地建设40万吨的乙烯生产基地和年产40万吨PVC生产基地、大连铁路轮渡项目、66层的大连市工商联大厦、占地180公顷的大连梭鱼湾森林体育公园、大连标志性建筑新世纪“人类之爱”纪念塔、投资4亿元的6万人体育场……这些项目一般都是在徐明的豪言壮语中完成舆论宣传后，随着时间而销声匿迹。 当然，而后还会有新的一批项目、投资规模更大的工程再次夺“声”而出。比如今年2月，《中国证券报》报道说，大连实德集团参与竞购广东发展银行，与法国兴业银行组成的投资团出价235亿元，仅次于花旗财团。 3月19日，大连实德等10家知名企业落户新疆的项目签约仪式在新疆迎宾馆举行。最大数额的投资方大连实德集团副董事长王平宣布，拟在新疆投资60亿元，建设一个年产煤炭500万吨的煤矿、年产甲醇60万吨的化工厂和发电装机容量为60万千瓦的电站。 “帝国”余晖? 徐明帝国的迅速膨胀，特别是向非主业的扩张，从2004年开始影响到了其原有的主导产业——化建产业，这使得原本资金需求就很迫切的化建产业，资金更为紧张。“无论怎样多元化，到目前为止，大连实德集团能真正挤出点‘奶’的就是塑钢建材，毕竟这一块占了所有产业的67%。如果它有点三长两短，动摇的可能会是整个实德的基础。”实德内部知情者告诉《商务周刊》。 银河证券建材行业分析师洪亮对《商务周刊》指出，由于塑钢建材行业技术壁垒和门槛比较低，国内塑钢建材行业一直处在群雄割据、过度竞争的状态中。以大连实德所在的辽宁省为例，目前就有PVC建材企业1000余家，99%以上为1万吨左右的小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主要靠打价格战来抢市场。“全国情况大致也如此。”他说，“这直接导致塑料建材行业竞争力下降，利润持续走低。” 2003年，又出现了一个令整个市场雪上加霜的变化。由于受商务部对进口聚氯乙烯(PVC)树脂反倾销初裁胜诉影响，国内PVC树脂价格从2003年初的5800 元/吨左右升至9000元/吨左右，涨幅约55%。以 1吨塑料型材为例，PVC占去总成本的75%-80%，而其他辅助材料(ACR、钛白粉、CPE、复合稳定剂等)以及厂房设备折旧、管理费用要占到成本的20%-25%左右。这对塑钢建材行业尤其是塑钢门窗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行业的开工率仅在50%-60%，行业效益大幅下滑。 由此，行业调整开始加剧。根据全国门窗协会提供的资料，2003年各企业之间在生产、销售情况方面差异已经拉大，其中浙江中财、芜湖海螺、西安高科、大连实德等产销还能实现正增长。但进入2004年后，随着宏观调控各项政策的实施，以及 房地产市场收紧，这个行业加速向下调整，主要表现是中小企业普遍处于停工状态，甚至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的开工率也开始下滑。 洪亮说：“2004年整个行业成本没有明显下降，而塑钢门窗的市场价格经过惨烈竞争后，利润空间非常薄。”他告诉记者，塑钢建材行业最好的是海螺型材(000619)，当年也只获得了几千万元的利润。 据其介绍，海螺型材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塑料化学建材生产商，年生产各种PVC塑料型材50万吨，2005年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30%，是业内第二大厂商的两倍左右，行业领先优势明显。而他所说的“业内第二大厂商”，就是年生产能力只有28万吨却号称“世界上最大的PVC型材生产企业”的大连实德集团。 “2003年以前，实德和海螺应该说是旗鼓相当，实德的市场主要在北方，海螺的重点市场在南方。但近年来北方市场被海螺蚕食得非常厉害，尤其是2005年后，实德被海螺甩开了。”洪亮认为，与大连实德相比，一直专注于塑钢建材的海螺型材，通过2005年下半年加大成本管理，尚且今年才开始恢复元气，多元化分散投资的实德在塑钢型材方面能保持经营的持平，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大连实德在塑钢建材方面详细的赢利状况无从得知。但在采访中，大连实德塑胶工程公司一位生产管理人员无意中向《商务周刊》透露，长期以来，实德的PVC主要从韩国LG公司进口，“目前因为资金紧张，为了降低成本，生产塑钢所需的PVC大部分改为向国内厂商采购，型材质量有所下降，影响到了销售”。 资金紧张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据《商务周刊》了解的情况，在2002年太平洋保险集团增资扩股中，大连实德集团购入10%股份的出资，有明确的说法称“没有到位”，甚至因此在内部股东间造成了争议。而且，2005年8月参股银川市商业银行投资的8250万元也没有完全到位，以至于大连实德方面现在仍然无法进入董事会。 不知道是否是对这些事情的黯然，徐明开始从前台“退隐”。 2004年年中，“德隆帝国”突然崩塌，宏观调控加紧。该年的12月5日，实德集团公司董事长徐明宣布，不再兼任大连实德集团总裁职务，由原实德集团副总裁陈春国出任总裁。 2005年，太平洋保险集团中大连实德的董事位置也由徐明换为陈春国。2006年5月，保监会发布公告，陈春国接替徐明出任生命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一职。如果加上北京实德投资公司董事长的位置，至少在表面上，陈春国开始全面接管大连实德集团所有关键资产。 隐身幕后的徐明，不知道下一步还会有什么样的传奇? 6月23日下午，记者结束在大连的采访之际，再次来到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38号的大连实德集团总部。回望这块徐明的大本营，7层高的实德大厦看不出徐明帝国的霸气，外面贴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流行的白色瓷砖，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夕阳撒下，大楼沉默地站着。

谁那么仇恨“网上谣言”？       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地警方又查处网上传谣行为了，有关负责人又出面义正词严、一本正经地发表指示了，说利用互联网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社会诚信。（ http://news.163.com/12/0330/23/7TSO5TO30001124J.html ）     查处谣言，没有任何错误，伟光正。坚决拥护。     互联网上有谣言吗？当然有。请问哪里没有谣言？“利用互联网”可以传谣，利用其他手段照样可以传谣。为什么要强调是“利用互联网”呢？       我们来看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谣言：     大跃进时候，“亩产万斤”的谣言，是伟大的《人民日报》传出来，如此贻害全国的谣言，不知《人民日报》哪位先生被处理了。我想；把他枪毙了也不过分吧？     毒牛奶事件，“三鹿经过1100道检测关”的谣言是CCAV放出来的，哪位被处理了？     三峡大坝刚建的时候，说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两年后降了90%，说只能抵御“千年一遇”了，后来又降到只能“百年一遇”了。如果以后继续降到“10年一遇”，甚至是“2年一遇”，那每个中国中国人都很荣幸，因为他们一生可以见到很多次当年的“万年一遇”。请问：关于三狭大坝的谣言，谁被处理了？       我们再来看几个猖狂的官僚谣言：     发改委的某人公开宣称：中国油价随国际油价下调很及时，上涨每次都滞后。这个新闻让许多人目瞪口呆。所有人都看到的事实是：国际油价比最高时期低了40%，中国油价却创造了历史新高。发改委那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受到什么处理了？     某高官声称：中国石油、电信行业“没有垄断”。这种明目张胆的谣言，受到什么处理了？     中国高房价的收益，绝大部分进了政府的口袋，有关部门却出面否认。如此恶劣的谣言，谁受到处理了？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那么多机构都偏偏对“网上谣言”那么仇恨呢？这种仇恨，已经深入到他们的骨髓。我仿佛听到他们恨得牙痒。     互联网是草民的狂欢。互联网不仅击溃了利益集团对话语权的垄断的，更要命的是，互联网甚至已经彻底击溃了报纸、电视。现在，报纸无人读，电视新闻无人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博看新闻。     互联网与CCAV、环球某报的区别在于：互联网的海洋里，散落着一些谣言；而另外两者，在他们整天散布的谣言中，偶尔不小心会流出两句真话。     互联网上，谣言仅仅是仓海一栗。并且，互联网揭发了历史上、现实中的无数谣言，使得愚民政策彻底失败。这是最招某些人仇恨的。原来，害怕真相的人，正是那些整天抹黑互联网的人。     他们眼含热泪、无限深情地回忆着往日特权：只许州官造谣，不许百姓说话。     可惜，伟大的互联网正在创造着真正的盛世：揭发州官谣言，传达公民指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任何人都无法剥夺草民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互联网的发展，这么清晰的形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还要顽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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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评让博友空前兴奋，转发量大增。。又一次证明，吃惯了巧克力，让人再回去啃窝头是太难了。。领导，你知道吗？ @作业本 ：凡能在3月31日10点后至4月3日8时前在本条微博或所有人微博下留下评论者，我将向每人赠送百万美金，每人赠一百部iphpne、ipad、一辆顶级跑车、一条干爹腰带…总之，你要什么就送你什么。另：请注意游戏规则以及截止时间。PS：小秘书你可别害我啊！你千万别提前开放评论啊！！ 【2】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被调查 3月15日晚间，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建行已经开始追缴实.德的贷款，并对其全面停贷。中纪委已经在大连驻扎多日。被抓的不只他一个人。 【3】昨晚韩寒很忙  作家、赛车手 @韩寒 昨晚很忙，一晚上关注数量从5个猛增到178个。他的关注对象包括了 @财经网 等媒体、 @罗永浩可爱多 等好友、 @郭敬明 等文艺界及 @孟非 等演艺界人士，还关注了 @李开复 。韩寒还将头像换成了儿时照片，和 @作业本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韩寒近来对微博兴趣大增，不过目前还没正式发博。 【4】出租车燃油附加费3块钱了耶 北京市发改委宣布，从今天起，乘坐距离超过3公里的乘客燃油附加费标准由2元/运次调整为3元/运次，乘坐距离在3公里以内不收取燃油附加费。3月20日零时起汽油价格每吨提高600元，目前93号汽油最高零售价达8.33元/升，出租车燃油成本有所增加。 @金一宁 ：出租车燃油附加费3块钱了耶，感谢北京市政府，让我们能多拿一张票票，好有幸福感哦～～ 【5】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原谅！ 【乳制品协会理事长：目前我国乳制品质量历史最好】宋昆冈表示，2011年，国家有关部门和省级部门对市场上乳制品质量抽检的结果非常好，合格率达到99.1%，只有0.9%是不合格的，说明现在我们的乳制品质量是最好的时候。有很多假新闻制造恐慌，媒体报道应慎重。 @微报纸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原谅！蒙牛，你TMD还值得原谅吗？！ 【6】王梦恕：说高铁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吹牛 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回应高铁建设8大质疑，称高铁自主知识产权说法有很多都是胡说、吹牛。比如高铁跑400公里/小时就是不可能的，有的线路最大承受速度就是350公里/小时，跑400公里/小时就车毁人亡了。 关于“奢侈动车”、一个卫生间采购价就高达百万的报道，王梦恕表示，这个设备是非标准设备，跟家里用的尺寸和材料都不一样，所以要做模具。模具做完以后，后期做得越多越便宜。这是花费高的一个原因。至于贪污腐败绝对不可能，铁路采购是很严格的。 【7】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 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柳市镇，一条“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的横幅挂在大街上。该镇负责清明防火工作的副镇长承认，这条横幅是镇里挂的，标语是为了起震慑作用，但不是真的要把人家的墓给挖了。他表示，今天就安排工作人员把这横幅撤下来。 【8】湖南路政执法车追堵超载车致其车翻人亡 3月28日凌晨，一辆湖北牌照的大货车行至宁乡大道，因躲避路政执法车稽查侧翻，司机当场死亡。据该货车幸存者描述，路政执法车先向其引擎盖投掷铁钩，然后横在路面试图拦截货车。事故发生后，路政执法车未报警未施救，扬长而去。 【9】留守妈妈带孩子自杀 3月27日，四川大竹县月华镇年仅27岁的唐成芳，因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太辛苦，把加了白糖的剧毒农药百草枯灌进孩子的嘴里，跟着自己也服下农药。29日，刚从福州打工的赶回家中的丈夫李合元，看着一家老小躺在病床上，肝肠寸断。 【10】澳洲夫妇国外生孩子账单100万 约定278年付清 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一对夫妇去年8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家医院生下一女，婴儿在新生儿病房住了3个月，最后账单高达100万美元。此后这对夫妇与医院达成协议，每月付300美元，278年付清。澳外交部长已关注此事，卫生与老龄部也就它是否能代偿账单展开调研。 【11】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dream婧儿 ：三中附近一个善良的卖地瓜的老爷爷又在中午被城管掀了摊子~而且揍了一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辣姜 ：我坚信他是善良的，他不是刁民，他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就一个卖烤地瓜的，就为了糊口才推车子上街的，就一个跟老爸一样的无助老人，可他却在鞍山三中附近，被我威武之师的城管掀了摊子，还揍了一顿暴揍！据网友曝：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官老爷求你们了，都是父母所生，别让这座生息的城市变得冷漠了！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一向是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役、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难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因此，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鲁迅 【12】台湾民宅被强拆 【13】第二梦 2012年3月28日，北京，苍井空出演的中文微电影《第二梦》举行新闻发布会。 书法作品 【14】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诺基亚 因油价上涨超过30%，印度尼西亚上周爆发全国性的抗议。美联社拍到一幅神图，一名帅锅拿Nokia 3310 砸向防暴警.察。 早餐提供愤怒的小鸟叉烧包，你要一个吗？  刚看到说清明烧苹果手机怕老祖先不会用的，祭祀店老板说了，乔布斯已经下去教了，你们还瞎操心什么呀？ Draw Something 【15】美国6.4亿美元彩票中出 【美国彩票头奖达6.4亿美元】美国雅虎报道，美国多个州发行的超级百万（Mega Millions）奖池已达到创记录的6.4亿美元。近日彩票销量激增，而在Twitter上“如果我中了超级百万”也成为热门话题，网友们纷纷畅想中奖后的生活。超级百万是“5+1”模式：从1-56中选出5个数字，从1-46中选出一个特别数字。 据BNO新闻社刚刚获得的“超级百万”（Mega Millions）彩票官方声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有一张彩票中出，其他州的情况还不清楚。中奖号码为2，4，23，38，46和23。此次奖金创下世界彩票奖金记录。 【16】黑客？ @假装在纽约 ：纽约时报和一家计算机安全公司合作，通过人肉搜索找出了过去十个月对印度和日本军方及商业机构的电脑网络发动数百次攻击的嫌疑人：古开元，腾讯员工，2006年四川大学毕业。人肉路径：先是找到发动攻击的服务器曾登记使用的一个邮箱地址=》QQ号码=》昵称scuhkr(四川大学黑客的英文缩写)=》真人 纽约时报打电话到腾讯找到了古开元，问他关于黑客攻击的事，古表示：我无话可说。纽约时报通过搜索昵称scuhkr, 发现古曾在网上发文章帮四川大学招募学生黑客，怀疑古的黑客攻击有政府背景。 【17】排队听辩论 @Hecius ：【美国最高法院的辩论】最高法院的辩论光明正大，对外开放，但每天只有六十个普通百姓可以去旁听。想旁听，要在最高法院外面排队。想去旁听但没时间排队，可通过排队公司，每小时付36到50美金雇人去排队。很多美国人对周一开始的健保案的辩论很感兴趣，所以排队的人从周五就开始在那里了。 【18】匈牙利总统因论文剽窃四面楚歌 誓言将继续任职 路透社报道，因博士论文涉嫌剽窃，匈牙利总统帕尔-施密特29日被剥夺学位。施密特30日回应称不会辞职，论文剽窃事件与自己是否胜任国家元首并无关系，并称自己将重写一篇论文维护自己的荣誉。匈牙利反对派政党称，剽窃事件让施密特不再胜任总统工作。 【19】中国一直把朝鲜视为朋友。今后也一样。 @胡锡进 ：中国一直把朝鲜视为朋友。今后也一样。朝鲜也应看到，如果因为它某个举动造成了中国的为难，实际上这些难处最终会有一部分曲折转回到朝鲜自己身上。朝鲜紧挨着中国和中国的强大及安全，是朝鲜长期安全稳定的根本保障。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不会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小。摘今天环球时报社评 【20】生活不是有了红领巾就可以改变的 （ @飘过蓝天的浮云 ） 【21】抗战时蒋介石的生活：对士兵的四点要求 抗战时蒋介石对国民党士兵的四点要求，写在每一个士兵的水杯上。《国民革命军人四要》：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族。 【22】信息封闭的土壤，是孕育谣言的良田 （ @青媒素 ） 【23】2012熄灯一小时 @akid ：把吴钩看了 说： 孔明在五丈原，自知天命不长，遂用祈禳之法，于帐内置七星灯，对天祷告，若七日后主灯不灭，可延寿一纪。眼看来到第六日上，忽听帐外吵闹，孔明正惊疑间，忽然魏延闯入，一脚踢灭主灯，叫道：丞相不知道熄灯一小时么？ 【24】中国社会有个通病，就是希望每个人都照一个模式发展，衡量每个人是否“成功”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真正的成功应是多元化的。 成功可能是你创造了新的财富，可能是你为他人带来了快乐..也可能是你找到了回归自我、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独一无二的。( @喷嚏意图 ) 高亚看球笔记 ：打听了一圈，终于知道了原因。。。评论功能要消耗更多电力，而西藏大船功能正进入攻坚阶段，急需能量，那个黑灯瞎火一小时活动也是同样原因。   @蔡大腕儿 ：记者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记者：请问你对新浪微博评论关闭有何想法？市民：那能说北京话吗？记者：可以呀。市民：丫的五脊六兽跟老子玩儿这种里格儿楞，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地了？四九城的老少爷们啥没见过？玩儿蛋去！记者：能否用普通话解释一下？市民：创建和谐社会请从你我他做起。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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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李人庆：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实践与政策建议 进入专题 ： 户籍制度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李人庆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与问题          城乡户籍制度是目前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这一制度制定并形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同时也被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也是众多改革之中最为充分的。但是改革幅度很小，至今尚未大规模起步。同时它也是近年来如此众多的改革领域内对改革目标、方向与路径，认识最不统一，被利益绑架最深，最缺乏改革动力的一个制度。     目前我国有2亿多流动人口特别是1.5亿多的农民工，他们既是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也是大部分工作和生活时间都在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是城乡户籍制度却把他们挡在了城外，不能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和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当前对外来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也成为社会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如何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已成为当前促进人口城市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这是能否解决三农问题，能否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如何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如何破解这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难题是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回避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首先在总结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梳理了户籍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其次讨论了目前各地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特别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并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最后归纳总结了当前户籍改革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对户籍制度的认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          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它的本质、存在依据和条件，改变的动力和机制，所产生的问题与危害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有深刻的认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产生解决户籍制度问题的社会共识、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          1、户籍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支撑它存在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户籍制度如果仅仅是一个制度性的歧视问题，我们既然有强有力的政府，那为什么不可以就一纸文件宣布取消了呢？难道政府希望维持一个对农村居民歧视的制度？实践告诉我们，户籍制度的形成和改革，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并非户籍制度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一整套财政、社会管理体制和法律权利体系使其改革步履维艰。它是涉及面最广，涉及体制改革层次最深，涉及利益人群最多的制度，其本质是附加在它身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权利的区隔。首先，户籍制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所形成的城乡差别的制度性鸿沟已经经历了五十多个年头；其次，它并非一个人为制度设计的产物，而是计划经济演进的一个制度性结果。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形成了多元公有制体系。多元公有制的基本含义就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资源是一种有差别的，以某一核算单位为福利分享边界的制度。就城市来说，企业分为中央级、省级、县级，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的福利享受是不一样的。农村在整体上与当时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国家的社会保障并不覆盖农村。农村的社会保障依靠的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实体，主要依托的是土地上的农业产出。     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形成于封闭内生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家并没有限制不同区域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有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由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迁，使得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0年，全国人口的迁入、迁出的发生率，高达35‰到50‰，绝对数波动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而当时的城市总人口只有6000万到8000万。就城市的就业来看，当时的产业工人只有600多万人，失业人口在400万人左右，而在此期间每年涌入城市的人口高达500万人以上。面对当时我国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人口流动大潮，政府被动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进入城镇的文件。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词由此出现；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发文《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问题的严重。195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这一条例草案做了一个说明，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讲“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这一说明当中明白地表述了政府当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罗瑞卿讲：“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这段话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我国城乡分割型户籍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是逻辑的起点。具体来说，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当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选择了单一的公有制，并承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保护全体劳动人民利益，而国家又不可能把推进工业化所必须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覆盖到全体国民的情况下，实行多元化的有限公有制，即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按区域、按所属层次、按核算单位分解开，形成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必然。差别的含义就在于，公有制是单一的，但在产权上并不单一属于国家，或单一属于“全民”，而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的群体。就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我国几乎不存在覆盖全体国民的“全民”所有制或“全民”公有制。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有这样有限边界内的公有制，才能保证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建设。其次，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公有制对资源的垄断，导致原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价格、组合、分配、物流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直接的反映就是对市场供给与就业的影响。1953年，我国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该项政策的核心要点是要保证对城市的粮食供给。然而，取消粮食市场反而造成粮食供给短缺，并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粮食供给，可以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城乡户籍制度走向分割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实质性的一步。1956年国家大力推进高级社以后，原本可以在农村从事大量非农小私有经济活动的人口，被挤向了城市。而城市大规模公有制经济的推行，特别是服务业的萎缩，又恰恰缩减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两方面的逆向调节，使得当时的人口问题迅速激化，加速了城乡户籍分割和户籍迁移设限政策的出台。     正是由于这一内在逻辑的自身演化，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户籍管理为手段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行业分割、核算单位分割的多元公有制体系，也即多元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一体系之内，不仅仅是城乡之间不能自由迁徙，同时在城城之间、乡乡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也不能随意变动户籍。也就是说，当初的决策，并非是出于城市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才制定了专门的户籍制度，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这一制度的形成。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密切配合，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工作。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具体来说，这种户籍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1）它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两大类，而这种社会身份一旦确立，其后代子女均按照这一身份确定户口类别。（2）这种户籍制度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定量配给相结合。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凭粮证和副食供应证等享受国家低价供给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农村户口的拥有者不享受这些供给，客观上形成了吃商品粮和不吃商品粮的区别。（3）这种户籍制度与国家垄断下的劳动人事制度相结合，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时规定》要求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甚至还规定临时工亦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4）这种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城乡完全不同的医疗、劳保、退休、住房、子女上学等福利保障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种优先权1。虽然这种户籍制度所确立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人口大量过剩条件下，保证了国家集中财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走完了由以农业为主到以工业为主的历程”2。但同时，“在这种户籍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被强制性地划分为两大地位悬殊的社会群体”3，留下了严重的后患，那就是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留在农村，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过程，这就使“城乡之间的藩篱日益严密。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受到很大制约”4。     总之，城乡户籍制度本质上就是将中国国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将中国国土分为城市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中国城乡居民的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给都是按照城乡有别的权利体系，按照城乡各自所属辖区政府或者社区群体，依靠不同的标准进行保障的。说白了，户籍就是附着在每个中国公民身上的，从生下来就先天具有的一个福利身份制度。改革开放后，这种福利身份制度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而消解，反而伴随着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和改革开放的区域政策差异以及区位制度资源差异不断地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994年后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划分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支出责任并没有改变，依然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点，地方政府仍然要承担提供本辖区内户籍居民的基本公共品供给责任，如本地区的行政人员开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支援农业建设等支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相对比较一致的地区和单位差异在市场经济时代被放大了。并且，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差距在不断地扩大，使得户籍制度的身份不平等的弊端在市场化过程中更加显露无遗。     农民工在城里干着辛苦的活儿，已成为新生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实际上受到的是不平等待遇。“离土不离乡，成为了离乡不离土”，即使离开了农业，离开了本地本省本县，农民工仍然归属于数百或数千公里外的出生地农村政府管理，而所在城市政府并没有负责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福利的义务。农民工成为了中国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称谓，表现了社会结构和身份变迁中的尴尬。中国的城市化率统计当中，存在两种城市化率的差异，户籍城市化率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异在20%左右，这20%就是农民工。他们是两栖的，当统计常住人口的时候算城市，统计户籍人口的时候算农村，使得中国人口分成三类，城市户籍人口一块，农村人口一块，还有农民工这一块。人口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造成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三农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地缓解，经济内需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与不可持续。     总之，户籍制度是从计划经济而来的，户籍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为什么要改革它？现实要求就在于它与中国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从社会伦理正义来讲，它与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公民权利等一系列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宗旨、本质不相符合，与中国已签订的国际公约和一系列成文法律相抵触。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和所产生的问题充分反映了改革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通过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设立若干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区，来推动城乡户籍一体化等政策改革。各级地方政府也在这个背景下，力图通过社会管理体制的机制创新，突破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瓶颈，通过缓解户籍制度约束来促进本地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2、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误区与进展状态          正如前述，随着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在理论上对于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大多数人并无异议。但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和动力不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对如何推进户籍改革仍然无法形成共识。一旦涉及到实践层面如何改革，比如改革的重点放在哪里，改革的瓶颈、阻力和路径在哪里，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选择户籍改革的策略工具等一系列问题时，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维下，户籍制度改革很难取得最终突破。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户籍制度改革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一定的误区。什么是户籍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会这么难？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激励问题，也涉及到对现阶段“城市户口”到底包含什么内容的认识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仅仅改革户口登记和居住登记管理制度，还是要改附着在其背后的福利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是按照目前的政策以中小城市（镇）为主，还是应该大中小城市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应该让地方自主探索，还是需要中央的介入？是在给予流动人口户口时，要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放弃其承包地甚至是宅基地，还是不提出这类要求？对这些问题，无论是既有的户籍改革探索，还是目前的一些认识，都存在不小的误区。     实际上，户口只是城市的“门卫”,而后面的利益才是掌舵人。人们一直把户籍制度改革的矛头对准公安部，但即使公安部把门完全打开，人们会发现门后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最突出地集中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未来户籍改革成功与否、民众是否满意就看这三块。社会保障是改革最艰难的一块。户籍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单线直进地改革，需要系统设计、协同一致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许多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改革的全局性和系统性。     虽然早在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 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作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目前户籍体制改革仍然停留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采取局部改革的阶段。一些中小城市（镇）虽然改革进展很快，但由于其就业机会有限，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偏低，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基本社会救助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上取得了较快进展，但这些保障体系只面对具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但并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也缺乏积极性去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都已市场化，而随着就业市场化和非国有企业成为城市就业的主要创造者，就业也逐渐与城市户口脱钩。即使是一些城市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比如环保、卫生之类的低端职位，也开始招纳外地人口。城市户口与就业的逐渐脱钩也就意味着户口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即所谓的“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脱钩，这些保险是由作为雇主的企业和作为雇员的个人（单独或共同）缴纳。因此，如果劳动者就业单位为其雇员上了这些社会保险，则不管该雇员是否有本地城市户口，都可以享受这些保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阶段某地城市户口主要意味着那些由该地政府所提供的、与城市户口相关的、具有排他性的三项公共服务：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以及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其中最困难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中成本最高的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也即“低收入住房”问题。这在广义上是指由各种主体提供的，可以解决低收入人群基本居住问题的住房，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政府来提供保障，也不意味着福利社会，而是“居者有其所”。     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实质性的户籍改革应该主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而大城市、特大城市已太拥挤了，不宜进行户籍改革。但实际上，只进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户籍改革，其意义非常有限。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已经吸纳了、未来还将继续吸纳更多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就业。以北京为例，到2009年末，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人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726.4万人。上海2009年常住流动人口达542万人，广州2009年常住流动人口也超过600万，接近本市户籍人口，而深圳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但户籍人口却只有200多万。人口向大中城市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集聚，固然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有更好的行政、财政资源，但更主要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城市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决定的。除非我们要违背经济规律把产业从这些城市转移出去，否则只能让这些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继续“流动”。     实际上，从1997年开始全国已有近400小城镇进行了户籍改革试点。1998年，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2000年，中央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开放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户籍进一步放宽，至此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本地区农民开放了。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小城镇户籍改革却并没有带来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后果。尤其是在发达地区的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往往针对的是本地区内、最多是本省内的农村居民，而本地农民一旦想获得小城镇户籍，还往往要放弃农村土地与计划生育政策二胎指标，结果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性去转为城镇户口。而在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本身能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人口宁愿去发达地区打工，也不愿在本地小城镇落户。     同时，在绝大部分能够提供较好就业机会，公共服务也相对完善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则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要获得本地户口，外来人口一般要购买本地价格高昂的商品房，并获得有较高收入的本地就业机会。以浙江杭州这个在户籍控制方面较为宽松的城市为例，现有规定是外来人口只要有大学本科学历就可以直接获得杭州市非农业户口，但这个要求对绝大部分到杭州打工的农民工而言仍是天方夜谭。而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获得本地城市户口甚至需要投资几百万、上千万，或在本地开办企业创造几百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应该给城市政府充分的自主权，中央政府不应该深度介入。但实际上，若无来自上级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指导性政策、跨区域的协调，乃至于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施加较大压力，跨地市、跨省的户籍改革问题基本上很难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观察现有的各地户籍改革试点，就可以看到其主要对象是来自本省或本市范围内的农村人口，甚至有的只覆盖本地失地农民（往往是在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之后）。但考虑我国人口迁移有相当比例是跨地区或跨省迁移，特别是从内地向沿海、从发达省份内部较不发达区向更发达区域的迁移，这种完全由地方推动的改革基本无法覆盖那些来自外省、市的流动人口。光靠地方政府自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很可能出现户籍改革中地方政府，尤其是作为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地的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所谓“低素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排斥在外的局面。如果是这样，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有效进展和突破根本无从谈起。     第三个误区是将征地拆迁或集中居住的农民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对象，但这就涉及到农民获得城市户口需要放弃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我国近年来很多地方进行的户籍改革，本质上都是以给“城市户口”为名进行的“土地财政”行动。由于很多发达地区或城市郊区的农民，其土地本身就有较大的升值潜力，非农就业收入也不低，孩子原来就可以在本地公立学校免费入学，因此，城市户口对他们的意义并不大，但地方政府为了征收他们的农地和宅基地，却很有积极性为这些人“解决”户口。相反，对那些最需要城市户口的外来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激励去解决。     总之，户籍改革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迁户口而在于待遇一体化，是以“住房、低保、教育”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户籍制度改革未来的重点突破方向是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核心是财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以外来农民工为主体。任何有关户籍制度的改革努力，如果不能切实以外来农民工居主体的外来人口为重点，就容易变成表面功夫。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服务于人口城市化，科学而渐进地降低大城市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更有意义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常住人口增加，更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开发区、新城的大规模建设，而是尽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增加。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是一个目标而非手段：目标不能和手段混淆，简单地“宣布”取消城市与农村户口,很难有什么现实效果；手段恰恰需要跳出户籍之外，需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和探索公共服务的筹资创新，让“土地的城市化”为“人口的城市化”服务。     户籍改革已经进入综合和攻坚阶段，地方政府已成为改革的主角。改革意味着福利扩大化，是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支撑的。户籍制度改革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即一些创新与进步都出自地方政府。涉及到如此大的人群和根本性的制度，不是光喊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真金白银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和各部委的浅层改革已到尽头，部分城市地区的单线突进也遭到阻力而夭折的根本原因。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失败就在于：过分强调适应性和渐进性改革，忽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改革；过分强调单线突破或者仅仅是底层实践改革，忽视顶层设计和配套改革；过分强调改革的应然，忽视改革所应具备的条件；片面强调现实条件，而不是力图通过制度改革创造条件。     户籍制度改革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即财政福利供给水平与能力十分重要，其供应能力越强则越有能力应对和化解户籍管理放松之后城市居民数量以及社会公共需求增加的压力与冲击。但是，这也需地方政府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能力的政治意愿。第二，户籍改革的底线是不能降低城市居民的既得公共服务及福利水平，必须以增量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方式和路径。第三，户籍改革在仍不能脱离目前财政分权和地方分灶吃饭的情况下，改革进展也取决于各地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能提供的机会和空间。正是这种差异和地方政府的竞争形成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           三、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实践          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同于中央部门的户籍制度改革，其改革具有综合性，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是登记或者管理制度上的城市化。它也不同于中央政府推动的、全国统一进行政策试点的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那是一种集权式的改革模式，即中央政府没有在改革中赋予小城镇社区以自主权。对于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说，我国实行了一种分权型的改革模式。在政策实践上，尽管国务院于1998年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总的指导原则，但允许各大中城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改革试点。与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相比较而言，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把各大中城市户籍改革的主动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目前来看，各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模式各具特色，一般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方政府总体上不以城市社区为中心设计改革方案，而把本行政区作为一个统一的社区，以拆除行政区内阻隔城乡的藩篱为目标。其典型是成都市、石家庄市及宁波市等。这种类型的改革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内明显具有集权式改革的特点。另一种是地方政府推行了以城市社区为中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外来人员和本行政区内的农村社区人口入户城区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批条件。这一模式的典型是北京市，相对具有分权式改革的特点。     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是由各地政府按照各自情况来制定的，其适用范围也只限定在本地。具体类型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和四个类型。一种是按照区位来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一种是按照规模来分：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其中以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影响最大，最具系统性和创新性。下面就三个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简要的评述和分析：          1、重庆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很强、很鲜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被人们普遍称之为“重庆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能否复制到其他地方实施，对中国整体或者其他地方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哪些经验和借鉴。     2010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同年8月，被称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在重庆启动，其目标是“在10年内让1000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和制度设计，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体系进行了阐述。概括来讲，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分阶段推进，分群体实施，分区域布局。     一是分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面广，涉及群体多，推进难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有序推进。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计划分两阶段推进。2010-2011年，力争用两年时间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37%。2012-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9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形成自由互通、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二是分群体实施。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率先在有条件的重点群体中实施。2010-2012年将重点解决两类七种重点群体的户籍问题，共338.8万人。第一类是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包括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在远郊区县务工经商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农村籍的大中专学生、农村退役士兵3个群体，约294.1万人。第二类是历史遗留户籍问题，包括已用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失地未转非人员、城中村未转非人员、农村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等4大群体，约44.7万人。解决好这两类群体的户籍问题，既满足了已在城镇长期生活的有条件农民工的转户需求，又解决了因城市化用地产生的户籍遗留问题，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是分区域布局。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这必然增加城市的压力，对社会稳定、城市发展等造成重大影响。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分区域布局，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力图通过规范设定准入标准，促进人口在主城区、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合理分布，使户籍转移呈现梯次渐进、分布合理的良性发展态势。     按照“三分”的总体思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设定了土地、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政策，概括起来就是“335”。（1）3年过渡。对农村土地处置设定3年过渡期，允许转户居民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对转户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从而避免了农村居民转户急转身。（2）3项保留。即允许农村居民转户后继续保留农村林地使用权、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照顾、农村种粮直补及农机具直补等与土地相结合的各项补贴共3项权益，最大限度地保障转户居民的利益。（3）5项纳入。农村居民转户后，在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上实现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体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     重庆案例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户籍制度，而在于其背后的财政支撑以及获得财政支撑的制度逻辑。毕竟改革是有成本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城市化的土地增值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和为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务。     重庆具有一个十分不同于任何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它是一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2009年人口3.3千万，其中2.3千万农民，重庆的40个县区包含20个贫困县区（其中14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多在三峡库区和与湖北交界的武陵山区），城乡统筹始终是重庆市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它既是重庆发展要解决好的问题，也是重庆改革要突破的现实问题。     重庆与沿海发达的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相比，其工业化水平还处在一个上升和发展期，而沿海地区限于劳动力短缺、土地紧缺和对外来劳工的过度压榨已经越来越失去其在地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通过激烈的地区竞争，重庆先后与四个较关键的、赖以带动发展的“龙头企业”——美国的惠普公司、台湾的富士康、德国的巴斯夫公司、长安汽车公司签订了巨额订单和投资协议，为重庆工业化、土地增值及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重庆成立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国有投资公司。它们主要是八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国有投资公司，简称“八大投”，包括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发展、高等级公路、地产、城市交通、能源、水务（水资源开发、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水力发电）以及水利（灌溉和水资源管理保护）等领域。重庆把地方税收视作“第一财政”，把卖地收入作为“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就是重庆国有资产收益。重庆国企每年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源和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市财政因此能够减少在基础设施上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更多地把钱用到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事业和公共服务上。     由此可见，重庆财政模式的关键概念是用国有企业及其资源的收益和增值来支撑政府工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国企盈利并非是由于自身的经营有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城市土地开发和升值收益。     支撑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除了决策者的决心与勇气外，其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其独特的区位特点、工业化阶段特征和“第三财政”的制度模式。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说法，重庆由于国资增值而形成“第三财政收入”，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有了较多的财政收入，重庆也能在众多公共服务领域有更大作为，例如重庆花大气力建造公租房。     重庆通过土地工业化来促进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再通过人口的城市化释放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占用和过度拥挤，实现了以土地城市化来推动人口城市化，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形式严格保证农民利益不被侵犯。城市化和户籍制度的空间难题通过制度机制转换以及时间延缓，解决了瓶颈问题。重庆把农民工进城问题和转户问题作为城乡统筹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以农民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为基点的改革。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统筹把五个方面的一体化作为核心：首先是城乡统筹基础设施的一体化；第二就是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类公共服务方面也要搞好，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第三方面就是要把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农民的养老、医疗，农村贫困户的低保等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个方面就是城乡的要素市场要实现一体化。因为中国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市场体系是二元分隔的，以至于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跟城市的各种要素互相不能畅通地流转，这也是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五个方面就是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农民工户籍问题是需要用最大努力去突破的问题。前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怎么为农村服务的事情，农村的道路、自来水、污水处理或者其他基础设施是一个投入问题，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扶贫帮困的低保制度也是一个投入的问题。所以，前三个方面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和社会如何积累更多的资金，向农村合理地投入。要素市场的流转则是一个市场体制深化改革的问题。第五个方面最为核心的是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农民工怎么进城，真正成为城市人口的问题。通过规划，按属地化原则，农民工在主城工作就在主城转户，在县城工作就在县城转户，在乡镇工作就在乡镇转户，这样整个重庆实际上有三个级别的城市化概念，分层次分梯度地进行转移。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把农民工转户作为一个突破口。这项工作在具体推进的时候，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所有的农民工在户籍转成城市居民以后，同步实现所谓五个“一步到位”，实际上就是五个保障——养老保险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医疗保障同等待遇，低保同等待遇，住房、教育一视同仁，同等待遇；第二个特点就是农民工转户，是按照他的进城工作时间以及一些相关联的条件转户，绝不附加土地条件或者其他条件。农民工进城获得城市居民待遇，是以他的青春、劳动力和工作岗位为前提换来的，绝不用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这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也是宗旨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本是通过土地升值和逐年分摊以及政府、企业、社会共担来解决的。     进城农民的土地流转与退出必须是自愿的，要按市场价值计算，不能低价征用，也不能强迫。政府要动用公共财政为农民工改善福利待遇，增大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容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满足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市民群体的内在需求。     重庆为落实政策，实施了“五个禁止”或者叫“五个不许”的工作制度。第一，禁止在整个转户过程中下指标。不是说你搞得好的就评先进，而是不跟任何考核挂钩。这是一场改革，改革的过程是要宣传，要努力，要让大家理解，但是没有指标要求。第二，禁止转户与利益挂钩。第三，禁止强迫农民转户。第四，禁止强迫农民退地。整个转户过程跟农民退不退地无关。第五，禁止各种各样的用工的变动。     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38.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实现累计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约占现有农村人口的一半。     重庆是否为中国户籍改革提供新思路，走出了一条新路？目前还不能下结论，重庆还在改革路上，其独特的区位和直辖市等制度性优势也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但其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保证农民利益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着力于制度一体化，而不仅仅关注城市，也关注农村，把户籍和财政、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其制度和方式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2、成都户籍制度改革          2010年11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到2012年，成都将实现全域统一户籍，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建立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实现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     在此之前，成都已经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户籍政策调整，包括：2003年，取消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替“入城指标”；2004年，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06年，率先实现本市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实现本市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打破由货币筑起的阻碍农民走进城镇的壁垒。5     在《意见》中，成都市提出了户籍改革的12项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居住登记制度。建立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实现居民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一致。同时，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集居住、婚育、就业、社会保险等基本信息于一体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改革，户籍成为居住登记管理的一种手段，城乡居民可以根据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登记时不但购房可以落户，而且租房同样可以落户。这样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在城镇购房或者租房的方式落户城镇，灾后重建城镇居民也可以购买农民宅基地建房，并迁徙到农村。户口也随着居民的居住地变动而变动，实现了居住和户口登记一元化管理的目标。     第二，统一了部分城乡公共服务政策。成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中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统一失业保险待遇标准；统一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本市所有户籍学生统一助学标准。要求各区县对城乡居民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统一纳入城乡住房保障体系；要求各区县首先统一城乡“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对有条件的区县，建立城乡统一的低保标准；对暂不具备条件的区县，要求在2015年之前实现统一城乡低保标准。在社会保险方面，成都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将已有的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第三，统一了部分城乡管理措施。成都市户籍制度改革文件在计划生育、义务兵家庭优待和退役安置、政治权利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措施。在计划生育方面，实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城乡全覆盖；要求各区县实现统一城乡义务兵家庭优待政策，并对入伍前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地使用权的退役士兵实行同等安置政策；提出城乡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利。6          3、广东户籍制度改革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正式启动了“积分入户”的户籍改革探索。该《意见》指出，原则上农民工积满60分可申请入户，形式上很像加入外国国籍的技术移民，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人口城市化。     具体入户分值由各地根据当年入户计划和农民工积分排名情况调整确定。此后，广州、中山、东莞等地先后制定了农民工“积分入户”的具体实施细则。据悉，广东省计划到2012年，引导和鼓励180万名左右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广东户籍改革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条件设置上，将入户条件细化为学历、技能、参保情况等多项指标，并赋予相应的分值，入户条件明确并量化。     第二，在社会导向上，既设有社会贡献等加分指标，又有违法犯罪等减分指标。比如，参加献血一次，参加义工、青年志愿者服务每满50小时，以及爱心捐赠每千元均积2分，但最高均不得超过10分；对违反计划生育和违法犯罪者设有减分条款。获得县级和地级以上表彰和荣誉的每次最高可积60分。     第三，在权限设置上，既强调全省的统一性，又注重赋予地方自主权。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指标由省统一指标和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构成，省统一指标在全省互认、流通和接续，各市的自定指标可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政策设定。7     综上所述，由于各地方政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制度条件、发展阶段以及政治意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他们的改革形成不同的约束条件，户籍制度改革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路径。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在各地都进行了试点改革，但往往是与其资源和能力意愿相一致的。由于重庆城乡一体化改革具有内陆特征，因此倾向于采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而广东有很多外省的农民工，要解决这个问题，依靠原住民为主体的输入地政府似乎是不太现实的，而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中央部分买单才能解决。           四、结论和改革建议          户籍制度既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既是利益权益的问题，更是关乎自由迁徙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既是一个关乎个体和地方发展的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中国能否走出困境实现未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表面上看，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户口问题，但实际上是附着在户口背后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农民歧视性的政策，是对基本权利和权益的侵犯；从表面上看，是户口准入和居住准入的问题，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否进入，而在于进入后能否获得同等的待遇，否则户籍制度改革只是一场文字游戏。     户籍制度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的社会公民权。所谓社会公民权是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的核心规范理念，代表的是国家对于公民面对社会风险时所负有的责任，以确保其生活福祉。社会公民权这个概念指涉的是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或服务时，如何界定命运共同体之中不同成员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在现代的认知中，这个命运共同体便是指民族国家，将社会公民权和政治、经济等其他面向的公民权利结合起来，在国家疆界内受到主权的保障。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尽管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源分配的政经机制不同，这样的空间意涵也没有改变。户籍制度中的“城镇/农村”区隔无疑是界定社会公民权的关键范畴，将市民与农民的相关社会权区分成两个世界，形成中国福利体制的“一国两制”，在国家疆域内用行政力量形塑出鲜明的阶层化社会公民权。地区性福利制度的兴起，重新划分了社会公民权身份的界线。地方政府在依据中央政府指示推行新的社会政策或是进行相关试点时，往往以自己的行政区划作为福利项目享有的界线；于是我们观察到“本地/外地”正成为一个更为明显的福利权利/义务边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正在更细致地分化为不同的“福利地区”（welfare region），重新界定着社会公民权的形式与内容。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种社会公民权确立过程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对于国家认同、国家凝聚力和国家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实现代际更新。从代际关系来看，19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一部分农民“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成了最早的一代农民工；1990年代，随着沿海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又分为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群体：一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下过田，绝大多数仍然把回乡务农作为最终的归宿；另一部分则是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出来就进城务工。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需求，渴望继续学习，重视技能培训，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把融入城镇作为最终归宿的进城务工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大量80后和90后的加入，这部分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目前约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已登上了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成为城里人的强烈愿望，有的也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可他们就是不能获得城镇户口，只能在长期打工的城镇暂居，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城镇居民一样获得最基本的教育权利；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购买城镇的住房，甚至不能租住一个可以进行简单家庭生活的空间。由于文化上的原因，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对现代城市文明充满了渴望，却很难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的文化生活，甚至不能获得基本的信任，遭受到各种歧视。凡此种种现象，一直客观存在并越来越严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央已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任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则是关键。据悉，2011年2月底，一份经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并内部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已经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指出了方向，定下了调子。根据文件精神，未来的“户改”仍将采取“渐进式”改革，不少人期待的“自由迁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能实现。不过，各地在遵循中央“户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综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城市化策略，推行适合本地的户籍改革举措。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刀切，需要因地制宜和鼓励创新，也需要法律制度的配合和中央的顶层设计以及系统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梳理重庆、成都、广东三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和领会中央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改革的精神，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和农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让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使经济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城市经济更有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挥城市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扩大城市福利覆盖面，实现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进而通过人口分布转移，减少农村人口，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缩小城乡福利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化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与土地、人口、财政政策改革相配套才可能取得成功。     我们认为需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为深化和全面推行跨地区或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准备：     第一，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注重城乡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的制度衔接。     第二，加快农村宅基地的确权改革，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和权益，包括土地的继承抵押和转让的权利，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流转。     第三，大力开展城市廉租房的建设，促进低收入阶层的人口城市化。     第四，着力优先解决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问题，废除对他们在教育、医疗、工作、住房等方面一系列的歧视性政策，促进他们融入城市，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     第五，修改和完善相关政策法律，以常住人口作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和法律依据。对于人口城市化问题比较突出和财政比较紧张的城市，国家应在政策上和财政上予以相应的支持。     第六，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土地和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能实现户随人走，相应的福利保障也能够随着走。目前的人口流动是单向的流动，从福利低的地区向福利高的地区流动。各地需要为乡村和中小城市创造出一定的特色优势，鼓励人口的双向流动。     第七，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城乡制度的一体化，应着力清理本身不合理的区域性政策，如入学和高考制度等，将过去注重效率取向的制度选择调整为注重公平取向的制度选择。     第八，户籍制度改革关乎公民社会权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地方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制定户籍改革的相关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基本公民社会权。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人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1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2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3李源潮：《重庆的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难题提供新思路》，《重庆日报》，2011年4月19日。     4施世骏：《社会保障的地域化：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空间政治转型》，台湾社会学工作坊“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阶级政治、公民权与社会福利”论文，2009年5月15日。     5张玮：《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载《人口研究》2011年第5期。     6李若建：《中国人口的户籍现状与分区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3期。          注释：     1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9-300页。     2 秦兴洪等：《中国农民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3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4 郑杭生：《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5 郑其：《2012年城乡居民自由迁徙 农民可带着“土地”进城》，《天府早报》，2010年11月17日。     6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城市中国网，http://www.town.gov.cn/a/yuqing/2011/0110/758.html。     7 邓圩：《户籍改革新突破：广东农民工 积分可以转户口》，《人民日报》，2010年6月8日。          责任编辑：林官宝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1/2期合编本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户籍制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73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