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要搞清甲方和乙方，他们需要人管，不管，半夜辗转反侧，孤枕难眠。 前年我写过一篇《有家公司》，当时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公司，你一直以为自己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你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家公司，层层级级，县长是车间主任，县委书记是销售总监，市长是总经理，市委书记是法人代表，省长是CEO，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拧巴的。因为从道理上，国家就是小区，政府就是物业公司，官员就是经理。所以，“有家公司”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是小区聘了有家公司，还是有家公司聘了小区。以及，物业经理是否乱收物业费，物业费是否供养经理的子女去别的小区留学。 可我也觉得理想主义挺无趣的，因为现实是：这个小区，并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选过物业公司，更没正式聘过物业经理。倒是物业经理成立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掌控了业主，视心情好坏，可规定谁可以是业主，谁不准是业主。业主只负责交费，不参加管理，不能投诉，亦不得随意移居别的小区。保安任意抓人，每逢流氓来袭，即刻大门紧闭…… 到最后，奉天承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谁反对物业公司，就是不爱小区。钦此。 前些时候，我又看到奥巴马催呗儿的可怜样。这次不是就业、物价这些小事，而是美国政府出大事了，没钱了，快破产了。这让我很是看不起。这么大一个政府怎么会没有钱呢，就算你没有发改委，为什么不去找找税务局。   印象中，美国总统从来就一副大雪封山、揭不开锅的样子，里根、克林顿、大小布什……要是建一个美国总统蜡像馆，每张脸一定在滴蜡。那天，奥巴马要借80亿美元修新的铁路线，立马有人跳出来骂他浪费、破坏环保，拉拢大选人气。我算了一下，才500多亿人民币哪，我都不好意思透露中国铁道部总工程师床下藏了多少钱。   把小区、物业公司、物业经理拎得很清的关系。 可我们这儿拧巴了小区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我常看到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对群众说：我代表国家，来看望你们了。下面就欢呼感谢国家。双方这不是在互相吹牛吗，你不过物业公司聘来的项目经理，还敢代表小区？而另一方你本身就是小区，你自行感谢自己……可大家都习惯了，所以下一个故事是：就在骆家辉到成都窄巷子吃饭那晚，我碰巧也在那条街碰到一个80后女孩子。谈到中美两国的优劣，女孩就说：即使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这个机制在抗震救灾时显示了很大效率，集中办大事。开始我以为她在说反话，这全然不像一个80后女孩儿说出来的。后来确认不是，我有点晕，只有说，要是一个物业公司只是为小区着火和捐款时才派得上用场，这机制，可就太不机智。 我就想起去年为写一篇玉树的文章，查阅了一下舟曲县志，再对比了一下舟曲的卫星图。发现古书上记载的舟曲是“陇上小江南”，郁郁葱葱、河水澄明，五谷丰登。可是，后来在当地政府率领下经过数十年英勇的乱砍滥伐，就成为光秃秃和硬梆梆。而这些光秃秃和硬梆梆造就舟曲英勇的80%GDP，也造就现在我们不得不英勇地用更多的生命和钱去对抗泥石流。 她也许并不知道，在集中办大事的重建中，玉树的政府办公楼重建得很好，可至今不少灾民还住在板房和帐蓬里。所以，集中办大事，却变成集中出大事。 一个小区，如果有一个权利过大的物业公司，就要犯错。早年有家叫秦的物业公司修了一道很长的围墙，犯错了。后来，有家叫隋的物业公司挖了一条很长的河，也犯错了。再后来，有家叫清的物业公司女主管执意修了一个大园子，就灰飞了。到现在，有家公司想卖地就卖地，想开发就开发，想修高铁就修高铁，从不征求业主的同意，就追尾了。所以说这里的物业公司不作为，是不对的，没有业主监督的他们，太作为了，从一个GDP走向另一个GDP，业主从一个CPI迎来另一个CPI，涨了物业费，还得喊万岁。万税。 我很想告诉那个哥们，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叫美国的小区很穷，其实是那个物业公司很穷。我想告诉那女孩，不要总想着被物业公司领导，而你才是这公司的领导。可后来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只需要搞清官方和非官方，不需 美国太穷了，中国太富了。美国政府快破产时，我们的政府在过去一年税收8万个亿，未来的一年9万亿。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13万亿，到时每个人头顶着“一万”的纳税证明，是清一色的十三“一”麻将阵型。   我认识一哥们，特别朴实的驾驶员。每当听说美国快破产时就很高兴，听说我国航母要下水时更高兴。他还上网投票给航母取名字，问“天津”好呢，还是“威远”好。我就把13万亿的景象告诉他，说“一万”最好。我还告诉他，国家和政府是两回事，政府有钱不见得人民有钱。他不是很高兴，说你们文人就是矫情，反正我从心里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也才有好日子过。然后哥们就排队买房去了。这是他第二次排队买房子，我知道他去年排过一次。排到一半跑旁边买了一笼包子，回来每平米就涨了两千元。   虽然有微博后，很少有人恨不得游过去解放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了。但并不是很多的人想过，美国政府虽然穷，要是奥巴马随便可以收点月饼税、改名税、拥堵费，顺手再成立一发改委把所有石油公司收为合众国长子，房产公司收为义子，把天天跟他较劲的议员们收买成犬子，这个政府就会变得很富，航母数量也堪比水母。   要搞清甲方和乙方，他们需要人管，不管，半夜辗转反侧，孤枕难眠。 前年我写过一篇《有家公司》，当时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公司，你一直以为自己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你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家公司，层层级级，县长是车间主任，县委书记是销售总监，市长是总经理，市委书记是法人代表，省长是CEO，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拧巴的。因为从道理上，国家就是小区，政府就是物业公司，官员就是经理。所以，“有家公司”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是小区聘了有家公司，还是有家公司聘了小区。以及，物业经理是否乱收物业费，物业费是否供养经理的子女去别的小区留学。 可我也觉得理想主义挺无趣的，因为现实是：这个小区，并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选过物业公司，更没正式聘过物业经理。倒是物业经理成立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掌控了业主，视心情好坏，可规定谁可以是业主，谁不准是业主。业主只负责交费，不参加管理，不能投诉，亦不得随意移居别的小区。保安任意抓人，每逢流氓来袭，即刻大门紧闭…… 到最后，奉天承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谁反对物业公司，就是不爱小区。钦此。 奥巴马不是不敢，而是不能。美国就像一个住着很多蛮横业主的小区，政府是业主选出来的物业公司，总统就是物业公司聘来的总经理。那些业主一会儿嚷嚷物业费太高，一会抱怨下水道堵了，一会儿命令物业经理带着保安打外面的流氓，忽然又改主意，大肆批评经理天天打流氓花的钱太多……这挺娱乐的，美国总统在小区外跟英雄一样，在小区内跟龟孙子一样。   我并不见得喜欢美国，但我欣赏把小区、物业公司、物业经理拎得很清的关系。   可我们这儿拧巴了小区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我常看到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对群众说：我代表国家，来看望你们了。下面就欢呼感谢国家。双方这不是在互相吹牛吗，你不过物业公司聘来的项目经理，还敢代表小区？而另一方你本身就是小区，你自行感谢自己……可大家都习惯了，所以下一个故事是：就在骆家辉到成都窄巷子吃饭那晚，我碰巧也在那条街碰到一个80后女孩子。谈到中美两国的优劣，女孩就说：即使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这个机制在抗震救灾时显示了很大效率，集中办大事。开始我以为她在说反话，这全然不像一个80后女孩儿说出来的。后来确认不是，我有点晕，只有说，要是一个物业公司只是为小区着火和捐款时才派得上用场，这机制，可就太不机智。   我就想起去年为写一篇玉树的文章，查阅了一下舟曲县志，再对比了一下舟曲的卫星图。发现古书上记载的舟曲是“陇上小江南”，郁郁葱葱、河水澄明，五谷丰登。可是，后来在当地政府率领下经过数十年英勇的乱砍滥伐，就成为光秃秃和硬梆梆。而这些光秃秃和硬梆梆造就舟曲英勇的80%GDP，也造就现在我们不得不英勇地用更多的生命和钱去对抗泥石流。   她也许并不知道，在集中办大事的重建中，玉树的政府办公楼重建得很好，可至今不少灾民还住在板房和帐蓬里。所以，集中办大事，却变成集中出大事。   一个小区，如果有一个权利过大的物业公司，就要犯错。早年有家叫秦的物业公司修了一道很长的围墙，犯错了。后来，有家叫隋的物业公司挖了一条很长的河，也犯错了。再后来，有家叫清的物业公司女主管执意修了一个大园子，就灰飞了。到现在，有家公司想卖地就卖地，想开发就开发，想修高铁就修高铁，从不征求业主的同意，就追尾了。所以说这里的物业公司不作为，是不对的，没有业主监督的他们，太作为了，从一个GDP走向另一个GDP，业主从一个CPI迎来另一个CPI，涨了物业费，还得喊万岁。万税。   要搞清甲方和乙方，他们需要人管，不管，半夜辗转反侧，孤枕难眠。 前年我写过一篇《有家公司》，当时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公司，你一直以为自己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你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家公司，层层级级，县长是车间主任，县委书记是销售总监，市长是总经理，市委书记是法人代表，省长是CEO，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拧巴的。因为从道理上，国家就是小区，政府就是物业公司，官员就是经理。所以，“有家公司”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是小区聘了有家公司，还是有家公司聘了小区。以及，物业经理是否乱收物业费，物业费是否供养经理的子女去别的小区留学。 可我也觉得理想主义挺无趣的，因为现实是：这个小区，并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选过物业公司，更没正式聘过物业经理。倒是物业经理成立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掌控了业主，视心情好坏，可规定谁可以是业主，谁不准是业主。业主只负责交费，不参加管理，不能投诉，亦不得随意移居别的小区。保安任意抓人，每逢流氓来袭，即刻大门紧闭…… 到最后，奉天承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谁反对物业公司，就是不爱小区。钦此。 我很想告诉那个哥们，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叫美国的小区很穷，其实是那个物业公司很穷。我想告诉那女孩，不要总想着被物业公司领导，而你才是这公司的领导。可后来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只需要搞清官方和非官方，不需要搞清甲方和乙方，他们需要人管，不管，半夜辗转反侧，孤枕难眠。   前年我写过一篇《有家公司》，当时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国家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公司，你一直以为自己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你爱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家公司，层层级级，县长是车间主任，县委书记是销售总监，市长是总经理，市委书记是法人代表，省长是CEO，省委书记是董事长。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拧巴的。因为从道理上，国家就是小区，政府就是物业公司，官员就是经理。所以，“有家公司”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是小区聘了有家公司，还是有家公司聘了小区。以及，物业经理是否乱收物业费，物业费是否供养经理的子女去别的小区留学。 把小区、物业公司、物业经理拎得很清的关系。 可我们这儿拧巴了小区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我常看到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对群众说：我代表国家，来看望你们了。下面就欢呼感谢国家。双方这不是在互相吹牛吗，你不过物业公司聘来的项目经理，还敢代表小区？而另一方你本身就是小区，你自行感谢自己……可大家都习惯了，所以下一个故事是：就在骆家辉到成都窄巷子吃饭那晚，我碰巧也在那条街碰到一个80后女孩子。谈到中美两国的优劣，女孩就说：即使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这个机制在抗震救灾时显示了很大效率，集中办大事。开始我以为她在说反话，这全然不像一个80后女孩儿说出来的。后来确认不是，我有点晕，只有说，要是一个物业公司只是为小区着火和捐款时才派得上用场，这机制，可就太不机智。 我就想起去年为写一篇玉树的文章，查阅了一下舟曲县志，再对比了一下舟曲的卫星图。发现古书上记载的舟曲是“陇上小江南”，郁郁葱葱、河水澄明，五谷丰登。可是，后来在当地政府率领下经过数十年英勇的乱砍滥伐，就成为光秃秃和硬梆梆。而这些光秃秃和硬梆梆造就舟曲英勇的80%GDP，也造就现在我们不得不英勇地用更多的生命和钱去对抗泥石流。 她也许并不知道，在集中办大事的重建中，玉树的政府办公楼重建得很好，可至今不少灾民还住在板房和帐蓬里。所以，集中办大事，却变成集中出大事。 一个小区，如果有一个权利过大的物业公司，就要犯错。早年有家叫秦的物业公司修了一道很长的围墙，犯错了。后来，有家叫隋的物业公司挖了一条很长的河，也犯错了。再后来，有家叫清的物业公司女主管执意修了一个大园子，就灰飞了。到现在，有家公司想卖地就卖地，想开发就开发，想修高铁就修高铁，从不征求业主的同意，就追尾了。所以说这里的物业公司不作为，是不对的，没有业主监督的他们，太作为了，从一个GDP走向另一个GDP，业主从一个CPI迎来另一个CPI，涨了物业费，还得喊万岁。万税。 我很想告诉那个哥们，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叫美国的小区很穷，其实是那个物业公司很穷。我想告诉那女孩，不要总想着被物业公司领导，而你才是这公司的领导。可后来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只需要搞清官方和非官方，不需   可我也觉得理想主义挺无趣的，因为现实是：这个小区，并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选过物业公司，更没正式聘过物业经理。倒是物业经理成立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掌控了业主，视心情好坏，可规定谁可以是业主，谁不准是业主。业主只负责交费，不参加管理，不能投诉，亦不得随意移居别的小区。保安任意抓人，每逢流氓来袭，即刻大门紧闭……   到最后，奉天承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小区，谁反对物业公司，就是不爱小区。钦此。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dt6k.html ) – 有个小区_李承鹏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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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问题：理由、性质与出路 ——由《天则国企报告》引发的讨论   周    明：　浙江省委学校　经济学教授 冯    钢：　浙江大学　社会学教授 叶    航：　浙江大学　经济学教授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教授   一、关于国企存在的理由   周明： 国企问题早就不再是效率问题了，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 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国企已经成了中国经济、 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如同癌症患者的恶性肿瘤一样，若不割除， 正常肌体就无法生存。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 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第二， 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第三， 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一方面，身为“共和国的长子”，国企得到了政府“父爱” 的极大关怀；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企参与市场， 其他性质的企业根本无从与之竞争。以山西的“煤改” 和钢铁行业的整顿为例。 山西的煤炭市场本来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的， 但是政府强行进行重组，迫使民营企业退出，导致煤价不断上涨。 2 004 年在“宏观调控”中倒下来的铁本公司，据周其仁的调查， 如果建成很可能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它的远见更体现在建厂之初就与澳大利亚的铁矿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 货合约，但也因此得罪了中钢协，就此夭折。 在国企问题上，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是所谓的“垄断性”和“ 竞争性”的区分。事实上，现在的几乎所有垄断行业都只是后果。 电信、煤炭等行业都是竞争性的，国企依赖其“长子” 身份获得了垄断地位，把竞争性领域行业变成了垄断领域， 然后以此为借口，说垄断领域只允许国企进入。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实践， 垄断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即便是军工行业， 也可以是竞争性的。退而言之，就算真有一些公用事业， 必须由政府来操办，那么其定价必须采取听证形式。   冯钢： 　　即使国企有效率，也不能说明其合法性。对于国企，不是改不改、 怎么改的问题，而是它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国企就是政府的生意。 政府为什么要做生意？它已经收税了。政府又要收税， 又要办企业赚钱，用税收做投资赚纳税人的钱。 这等于民企纳税给国企做资本，让国企来挤占民企自己的市场份额， 民企纳税等于自杀，这样市场中的政府不是私有化了吗？！ 根本的原则是，政府不能经商，同时征税要老百姓同意。 既然军队不能经商，政府也就不能经商，道理是一样的。 老百姓既然交了税，那么他们就是公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现在政府又要老百姓纳税，又不承认纳税人是公民， 而且还要赚纳税人钱！政府包揽一切，却又做不好， 同时又不放心让社会去做，那怎么行？比如说，药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光靠相应的政府机构如何搞的好？ 政府部门能抓信几个问题作坊？九牛一毛。 有了一点点成绩就说成是辉煌成就，老百姓照样不敢买菜吃药， 哪有这样的道理。社会监督本来是社会的事情。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即把它的目标对象均值化、 一致化、坐标化，使之适合于大刀阔斧的政府行为。 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它不可能仅凭一张简略地图就一览无余， 社会问题正产生于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 只有依靠社会自身才在可能真正得以解决，从这一点来看， 国家视角总是存在缺陷的。   叶航： 从终极意义上说，赚钱的国企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可以赚钱，要政府做什么？因为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去做、 都愿意去做，而且只会比政府做得更好。只有那些既是社会需要、 又不能赚钱的事情，才应该由政府去做。也就是说， 只有在市场机制不起作用、失灵的地方，才需要政府。说到底， 这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因此， 如果有什么国企改革就应该让那些没有理由存在、 不应该存在的国企消失！ 　　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以国计民生的需要作为国企存在的理由， 我觉得也是很荒唐的。什么叫国计民生？在一定意义上， 任何商品都可以说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这个理由可以存在， 那么事实上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冯钢： 是啊。菜、奶、油、盐、铁……，哪个不关系到“国计民生”呢？ 如果以此作为国企存在的理由， 那么必定会回到国家控制一切的过去时代。   张旭昆： 按此逻辑，讲句笑话，个人配偶最终也应当由政府安排。 因为现在那么多剩男剩女不仅关系“国计民生”， 更关系到传种接代的千秋大业。   周明： 　　国企造成的许多问题当中，一个很具体，也非常迫切的问题是， 政府行为和国企垄断全面提高了社会成本。 前段时间有菜农因菜价太低而自杀， 同时市民在市场上却仍然不得不高价买菜， 出现这种情况的最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过路费，二是油价。 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劳动成本普遍提高了 30% － 40 %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民营企业只有关门。因此， 作为第一步，政府应该把所有路桥公司都收购下来， 免掉所有过路费；同时以听证方式确定油价。第二步， 政府应该停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预民营企业的微观定价行为   张旭昆： 发改委已经变成了涨价委。这些年来，发改委好像只会做两件事， 一是让垄断国企涨价，二是为垄断国企的涨价找理由。 必须使发改委恢复 80 年代的职能，真正以改革为己任。   二、关于国企的性质   张旭昆： 国企的性质是什么？天则所的报告揭示了垄断国企的低效率， 但垄断国企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低效率， 更严重的是其收入分配机制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 垄断国企体现的是权贵所有制，而绝不是有些人所声称的“ 全民所有制”。对此，上个世纪 50 年代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在其《 新阶级》一书中已经在理论上作出了深刻披露。 国企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这是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种类型。现在的国企， 是一切好处多由权贵享受，却让绝大多数民众来买单。 前段时间中石化的高价酒事件就是一例。那不过是冰山一角。 从效率上看，国企的利润大量来自其垄断地位， 国企的垄断地位使整个社会生产成本高昂。从公平上看， 国企主要是为少数人服务，最好也不过是为它属下的成员服务， 远远不是它所标榜的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 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分配问题。   周明： 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案件最有代表性。陈同海受贿 2 亿元， 虽然数额极其巨大，但这其实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问题。 根据媒体的报导，陈同海每日挥霍 4 万元， 这种在职高消费后面呈现的是国企高管高福利的现实。 真正的要害在于，陈同海仍然不满意， 他觉得与国际上同等规模的中国企业相比，自己的收入仍然太低。 这说明了什么？陈同海自己的话一语道破了天机。他有一句豪言“ 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明一切问题。   叶航： 给定中国当前的现状，如果不考虑国企存在的“合法性”或“ 合理性”问题；但我们必须追问：从宪政的角度看， 国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说得更直白些，从产权角度讲， 国企究竟属于谁？如果承认中国是人民的中国，那么所谓的“ 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就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经济学认为，产权是由一束相应的权利集合所体现的。 这个权利集合起码应包括“财产所有权”、“财产经营权”、“ 财产分配权”、“财产处置权”以及“财产继承权”。 我想追问的是：中国人民到底在这些权利中拥有了那些？ 答案是明确的，一项也没有！如此看来， 宪法所规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却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了！ 究竟是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想知道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只要看一看， 在现实中刚才提到的那些权利究竟在谁手里。有人会说， 这些权利在政府手里，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因此，归根到底， 这些权利还是属于人民。但问题在于， 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复杂的判断， 即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政府是否代表了人民。 这是一个比产权归属难得多的判断题， 因为它很难像产权归属那样给出清晰的选项。不过， 我们可以通过具象的方法来化简这个难题。 怎么具象？让我们不要抽象地、大而化之地讨论这个问题。 请用一项具体的权利要求来检验这个问题，比如，用“财产分配权” 和“财产处置权”来检验。 2007 年 5 月 3 日，中石油对外宣布： 在我国渤海湾发现了一个储量达 10 亿吨的大油田， 按照时下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及其这一油田开采能力， 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将超过 10 万亿人民币。换句话说， 它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近万元的财富。但问题在于， 按照现有的法律，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它会成为我们的财富吗？ 如果没有人相信这点，我们凭什么相信政府是代表人民的？ 当这部分财产落入一小部分人的口袋，这些人也许是政府官员， 也许国企老总，或者是国企高管；所谓“国家所有”和“人民所有” ，实质上已经蜕化成“权贵所有”！没有超越利益的国家和政府， 你要么代表人民，要么代表某些集团。这就是国企的本质。   冯钢： 回顾历史，国民党也是败在国企这个问题上。 孙中山本人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没有好感的，他受亨利· 乔治的影响很深，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政府办企业。 他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恰恰为官僚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权贵阶级从国家独占中获取了比私人独占更大的利益， 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借口发展国家资本而中饱私囊， 造成了更大的贫富不均。到了后来，所谓的“四大家族”， 其实大多都是当时的国企。所以国企的现实是权贵私有化。 对于名义上全民所有的国企，要监督非常困难。“集体” 财产要落到实处，充其量最多只能到村一级，再往上，到乡镇一级， 就空了。现在甚至连从大代表去监督也不允许。不是有人说了吗： 人大代表要走访，必须通过组织。由组织来“组织”监督， 还算是监督吗？   三、关于国企的出路   周明： 从理论上看，国企是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应该彻底退出或取消。 国企资产应当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如果非要与现实妥协不可（ 从理论的逻辑角度来说，这种妥协是不可取的）， 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从当前的现实出发， 第一步是不能对其它资本设置任何障碍。从改革路径来看， 比较有效的是分拆现有的国企、对外资开放和民营资本准入。当然， 由于国企被当成“执政的基础”， 这个同等待遇原则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说， 所有性质的资本一律平等，这是早就说过的，但无法执行。 第二个是问题是建立公正的分配机制。这不仅包括国企的财务利润， 还包括国企内部人（尤其是高管）的在职高消费、高福利。 令人担心的如秦晖所言的“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 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比如说江西抚州的炸弹事件，说明底层民众当中， 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 事实上，就连一些国企的高管，也开始认识到了这种危险， 因而开始鼓吹和推动“体制内的改革”。比如说秦晓。 秦晓原本是招商局集团的董事长，还担任过中信集团的总经理， 他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 旗下聚集了一大批市场化倾向明确的政、经、学界人士， 比如说吴晓灵、高西庆、周其仁等。 值得注意的还有秦晓本人在文革时的经历——他曾经是“西纠”、“ 联动”等红卫兵组织的领袖之一。 在西方，市场经济的起源得益于欧洲的封建制度（当然， 这里据说的“封建”，绝非“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意义上的“封建”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源于区域性分权；在中国， 我追求的是制度性分权。如果制度性分权无法实现， 那么后果很可能就只能是区域性分权了。 归根到底是宪政民主问题。 秦晓的精英民主主义与秦晖的草根民主主义如果能结合起来， 可能是比较好的出路。当然现实社会中，“反改革的革命” 的危险系数确实已经相当高。 学者自己心目中合意的道路，与现实中可能实现的道路，是两回事， 两者之间几乎必定存在落差。作为学者， 必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可能要看运气了。 从我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察来看，结果是相当悲观的： 在存在多个选择的时候，总是最差的那个被选中。   叶航： 考虑到中国现有的国情， 如果短时期内无法让国企从它不该存在的领域完全退出来， 那么国企的改革就应该从其性质的改革着手。首先， 必须从宪政的角度明确国有资产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财 产，人民享有国有资产的“财产所有权”、“财产经营权”、“ 财产分配权”、“财产处置权”和“财产继承权”。其次， 要制定具体法律保证这些权利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某些特殊的利 益集团。 具体说，一、国有资产所有财富的增值，包括土地、 矿产及固定资产的增值必须以一种法律的形式记在人民的账上， 比如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二、 国企高管的任用必须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式向整个社会开放， 其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报酬必须制定出明确的规定， 并经由人民代表授权和通过；三、 国企经营的利润所得必须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分配原则， 国企的税收应该和民企完全一样， 公积金等发展基金的留存比例须经人民授权， 剩余的所有权收益和第一条的处置相同， 即记入以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四、国企的关、停、 并、转，特别是产权的转让和并购， 必须制定相关法律并经人民代表授权通过。五、 制定专门的法律处理现有的存量人口与新增人口的权属问题。另外， 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对国企进行有效的监督， 包括其经营状况、产权变更、资金流向、债权债务等等， 进行全面监督，以保证上述各项权利的真正落实。 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解决，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这个社会现有的深层矛盾就得不到解决。所谓“和谐社会” 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迟早会被破坏。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看到这一点。   张旭昆： 现在社会的紧张情况已经类似于 1789 年法国革命前夕的情况。 很多方面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了。 主义恶劣与人性丑陋的结合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些事情可以局部去试点，有些事情是必须全国一起来做的， 而且是真要去做，也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说朱镕基时代的分税制改革，那么难的事情， 也就一下子全国推行开来了。现在来看，社会保障、教育，等等， 都是应该全国统一推行的，单凭某个地方政府很难。不要说没有钱， 国企的钱不是应该拿来用吗？不能用条件不具备、 方案不现实来搪塞，这种说法正说明决策者太糟糕。 回到国企这个问题上，退一万步来说， 即使真的需要由政府来管理企业，那也要看政府是怎样组成的。 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改良不能进行，就只会逼出革命了。 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俄国的历史。俄国改革与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是 1 88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在此之前，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俄国的改良步伐并未停止，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当天原本是将要签署新的改革方案。 但民粹主义者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上台， 全面采取高压政策，终于促成革命爆发。而革命一旦发生， 就可能演变到比改良更糟糕的结局了。   叶航： 说实话，每个中国人都不希望看到流血的革命， 我相信执政党更不希望看到。那么， 有什么办法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虚假的民主。 198 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 布坎南继承奥地利学派维克塞尔的思想传统， 论证了政治行为本质上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市场中交易倾向的原理。 在布坎南看来， 人类的政治行为无非是关于人们利益冲突的集体选择过程。 对于这一选择，布坎南则主张将其分为两类处理：一是可以获得“ 一致同意”的关于社会选择基本规则的制度安排，如涉及平等、 正义、人权等内容的基本宪法制度； 二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配制，如经济体制、 发展战略以及各种社会福利的分配， 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国有资产的归属和处置问题。对于后者， 布坎南认为，即使按照多数规则无法达成统一的社会意见，但通过“ 互投赞成票”的“政治交易”，也能达成一致的公共选择， 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这种“政治交易”就是政治民主。 过去的 30 年，由于中国引入了一个“经济市场”， 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垄断，让中国人民有了经济自主权， 从而极大调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的 30 年， 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依靠什么？我认为，必须引入一个“政治市场”， 让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权，在布坎南“一致同意” 的宪政保障基础上，极大地调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民主参与性， 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不出现流血的革命， 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   张旭昆： 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有人说“改革者贪、保守者廉”， 现在变成了“保守者更贪更虚伪”。一些在朝在野的所谓“左派” 人士，一面大肆鼓动民粹主义情绪，搞形红实黑， 叫老百姓大唱红歌，另一面却把子女送到欧美大学学习， 从未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位把自己的后代送往朝鲜古巴的大学去学习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 也很少听说他们中间有哪位让自己的后代去当真正的农民工人。 这些人敢于首先公布自己的财产，公布自己配偶干什么工作、 子女在哪里读书哪里工作的情况么？ 我们不能单纯听这些人口头上咋呼什么， 更重要的是看穿他们内心真正偏好什么。 而一个人内心真实偏好什么， 只要看看他对自己子女的安排就一目了然了。 当前尤其要警惕这些形红实黑的所谓“左派”重操“文革”旧技， 竭力打压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 力图把中国重新倒退到改革开放前的“文革”黑暗状态， 让个人迷信的血腥专制卷土重来。   冯钢： 现在政府下在逐渐引导舆论， 试图让更多人相信这一切问题都出在倡导自由主义改良的人头上， 特别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头上，然后慢慢地把他们从政府、 学术机构排挤出去，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 这是最糟糕的。人类社会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政府”的社会，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无社会”的国家。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垄断了一切，社会被挤压到了最小程度， 几乎成了“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开始扩展社会，从联产承包制度， 到村办企业，进而发展出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在国家控制的资源之外出现了社会自由流动资源， 成为搞活经济的生命源头，开启了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这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开始，但只是开始， 因为这只是向社会让渡了部分经济活动权，却没有在政治、 文化和共同体方面让渡相应的权利。 这势必会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的产生，比如， 社会有了资本的自由，私人资本可以开办企业，可以自由经营， 但是国家却没有给工人自由结社权，工人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就造成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失衡。所以说， 今天的问题并不经济自由造成的，而是社会不够自由造成的。 一些习惯了“左倾”思维的人，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 不是积极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而是一遇到问题就想回到以往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局面中去， 视公民社会为“陷阱”，声称要拒绝“小政府大社会”， 这不是在推进改革开放，而是货真价实地借口“维稳” 来开历史倒车。经济人类学家卡尔 · 波兰尼曾仔细地研究过不同经济 方式与社会组织基本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 与之 相适应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及其整合状态： 与再分配经济体制的是中心与周边的“辐辙式”社会组织形式， 与互惠经济形式相应的是对称性的组织形式， 而与市场交换关系相对应   的则是自主性的社会志愿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果没有自由结社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伴随， 单凭政府科层制组织对社会的管理是不可能真正达到和谐社会目标的 。   叶航： 我对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持相对乐观的态度。现代社会中， 体制内不出现政治竞争，不形成政治派别， 光靠体制外的推动是很难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非常乐意看到薄熙来的各种表现。因为，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个性、有区别的党内高官。 不管国内舆论怎么看薄熙来，我以为有区别就是希望， 因为区别是竞争的前提。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中，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 党内存在着各种思想和思潮的竞争；在此之后， 我们就再也看不见真正的党内竞争了。 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也许有 N 种途径，就我个人来说， 我最希望看到的路径是：党内的各种有差异的思想成长壮大起来， 形成一种真正的竞争格局。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 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他还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党、派同源。 如果共产党里有不同的派别，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作“共产党 A ”、“ 共产党 B ”。他们之间有竞争，谁对谁错？谁说了算啊？ 我想首先要在全党范围内来一个“全党公决”，如果仍然难决高下， 让人民来裁判的局面就很容易出现了。这样，民主政治就成了“ 内生变量”，就可以避免通过流血的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了。     （ 2011 年 5 月 29 日，贾拥民记录。）

可笑的消费品不涨价宣言   2011-4-13 每日经济新闻       民众希望生活在物价稳定的社会里，但物价稳定如果要付出失去企业与消费者失去市场定价权的代价，将得不偿失。       据媒体披露，4月13日上午，全国工商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各个商会可能集体宣布，为了抑制通胀预期，保证重要消费品不涨价。       该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行政控价之风愈演愈烈。4月2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再次会同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约请17家协会负责人，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强调维护价格稳定。4月8日有报道称，生产金龙鱼等小包装食用油的益海嘉里已被要求暂缓涨价，这一措施还将影响到其他食用油同行。去年11月，相关企业被要求在今年3月前不要涨价。更确凿的信息是，继康师傅宣布暂缓桶装面涨价后，跨国日化企业联合利华3月31日傍晚也发表声明称，“暂缓原定于4月1日执行的价格调整。”       行政控价得不偿失。       通胀得不到有效控制，抑制消费品价格无法持久。此轮消费品的涨价风由通胀导致，通胀导致企业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去年制造企业人力成本大约上升30%、原材料价格上升30%到50%，企业依靠内控已经无法消化成本上涨因素，最终出现没有定价权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企业的涨价风。抑制消费品价格上涨，其实质是让企业为通胀买单，为原材料价格上升买单，为社会转型买单。       长期控制终端消费品价格只能导致以下结果：或者是资金力量较为薄弱的企业倒闭，短缺经济回潮；或者政府进一步控制上游原材料价格，最终使所有的价格都处于行政控制之下物价；或者企业阳奉阴违，表面不涨价，实际上质量下降短斤缺两，形成实质上的涨价。       行政控价在内部将使经济模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大家凭票购买平价产品的短缺时代，从外部而言，实际上即便想回去我们也已经回不到过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除非中国闭关锁国，否则无法避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影响，更不可能免受英美等国不负责任的宽松化币政策的冲击。4月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处公布，市场监督原油一揽子平均价上周再创新高，达到每桶117.39美元，是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行政控价下必然顾此失彼，终端消费品价格受到严格控制，而重要的原材料价格照涨不误。就在央行宣布加息的次日，4月7日，发改委宣布再次调整汽柴油价格的通知，其中，汽油每吨上涨500元，约合人民币0.37元/升；柴油每吨上涨400元，约合人民币0.34元/升，这也是发改委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创出历史新高。成为国内日用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人们有理由质问，为何石化巨头涨价？日化巨头涨不得？这正是阿Q的不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不公平感加剧，恶性影响不在通胀预期之下，发改委偏袒到极点的父爱主义将使市场的定价体系彻底失衡。       令人关注的是，此次重要消费品不涨价的是全国工商联，而不是行政机构，试图最大程度地消除行政控价的负面影响。如此一来，恰恰暴露了全国工商联名为会内企业的娘家人，关键时刻却成为企业的敌人。这个民间社团组织，其民营企业的娘家人的身份受到严重质疑，表面上由全国工商联下属的商会出面进行行业价格自律，实际上是由行政机构操纵全国工商联出面进行实质上的行政控价。无怪乎，越来越多的商会自谋出路，按照国家民政部一份文件的要求，全国工商联下辖的28家全国性行业商会正在进行脱钩。这些商会涵盖了冶金、石化、基础设施、医药、房地产、环境水务、纺织服装等行业的民营企业。       抑制通胀的治本之术，一是控制泛滥的货币，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提高效率。前者意味着严厉而明确的加息，直接改变目前的负利率状况，后者意味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劳而获的市场食利阶层。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调研时指出，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称将综合运用多种价格和数量工具，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这是治本之术之一，而尽快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是另一个重要的抑制通胀手段，两者不可偏废。       消费品不涨价效果最多只有几个月，既不能说明企业爱国，也不能说明市场宽松，更没有显现政府通过货币与市场改革从根本上抑制通胀的决心。   注：控制价格走火入魔，成一闹剧。       本来说好，休息两天，但现实改变一切。     各位博客下的留言、评论基本都看，多谢。     无力一一回复。一方面，时间切割成一寸寸的，另一方面，我不大喜欢将自己的碎片端出来献宝。       下午同事替我网购电脑，京东商城，这才知道现在网购必须先付钱，再拆包。     既然是京东商城的物流，为什么不能拆包验明货物后再付帐？     送货小弟一付憎恨的表情，因为万一顾客拆包而不买就得由送货者自掏腰包买单。     他似乎痛恨公司，也痛恨消费者，看来从来没有从工作中得到过乐趣。     当笔者表示这不公平时，他的意思很轻蔑，想怎么投诉就怎么投诉吧，不过，没用的。     看来这家急于上市的网购公司渴求现金到了疯狂的程度。     没想到网购变成如此不愉快的经历，决定摒弃这家苛刻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