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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訪台 兩岸政治突破時

溫家寶在兩會結束的記者會上回答《中國時報》記者所提問題說,他退休後願意來台自由行,「但還得看條件」。溫話講得婉轉客氣,但也點出了關鍵的重點,即目前兩岸在政治問題上仍毫無進展之際,大陸核心高層領導是不會來台訪問的。  去年,溫家寶提到兩岸的《富春山居圖》能在台北展出時,曾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分離很久的名畫終於復合展出。今年,他補上一句話就是「難道幾千年的文化恩澤,就不能消弭幾十年的政治恩怨?」然後話鋒一轉,他提到台灣割讓日本時,台中霧峰林朝崧先生的詩「情天再補雖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說出了他對兩岸統一的期盼,和馬英九說他有生之年看不到兩岸統一,是不一樣的。  胡、溫體制對兩岸關係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套「和平發展」戰略,並一以貫之。十年有成,胡溫即將交棒,而此時中國的國力不可同日而語,對於國家目標的追求以及核心利益的維護,都是更具信心堅定與視野寬闊。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等人和他們前輩一樣,對中國夢的追求不會停止,對「振興中華,祖國統一」也不會放棄。新一代的領導處理兩岸問題,必然會依實力條件和政經軍環境而有不同以往的作為,和平仍要持續發展,然也要有願景目標,實際上兩岸能否實現「和平共榮」,關鍵的選擇在台灣。  馬英九連任成功後,北京最感不解的是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兩岸和平不必洽簽和平協議也可以制度化。北京正等著看馬第二任期內,如何處理二○○五年胡連會時,雙方提出結束敵對狀態並洽簽和平協議,作為國共兩黨共同願景的歷史文件。  北京學者不少人認為馬第二任期的兩岸政策是要將「現狀固定化」,然而北京能接受的係「和平現狀的常態化而非政治現狀的永久化」。馬第一任內,兩岸經貿及文化交流有很大進展,人員往來亦有不小的提升,然而在政治問題和安全問題上卻毫無發展,成為胡錦濤對台政策的一個缺憾。習近平接棒後,其對台政策自有傳承,但不會停留在原地踏步,新的形勢下會有新的做法,特別是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也在轉變之際,北京將掌握機遇進行突破。  目前,兩岸交流日漸擴大,涉及法律的範圍也在加大,而要處理兩岸政治問題又不能不以法律為基礎。北京已提出「法理台獨」係兩岸最大癥結,從法律層面去解決統獨的法理問題已列上兩岸問題的日程表。  去年十二月三日,台灣大選前夕,原大陸中國法學會的分支機構「中國法學會海峽兩岸法律問題研究會」改組擴編,正式成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由前司法部長張福森擔任會長。該會成立時提出首要目標為「成為今後兩岸事務性與政治性協商法律隊伍與智囊」,並「強化涉台法制工作與法律研究的整合,連結兩岸法規反獨趨統」。看來,北京對習近平時代的兩岸關係發展是有備而來,如果馬英九還是像以前一樣,對政治談判與安全協商一再迴避,在我消人長的形勢下,台灣還有多少選擇的空間? (作者 陳毓鈞 為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 台灣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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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調查局退休官員為北京擔任間諜

林楠森 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 更新時間  2012年3月1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7:39 Facebook Twitter 分享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台灣近年來頻傳軍事或情報人員被北京吸收 台灣媒體披露,一名調查局退休的調查官被北京吸收,誘騙軍情局退休人員前往中國大陸軟禁逼問機密,該名官員已被收押禁見。 據《聯合報》報導,這名退休調查員是調查班十期結業的董建南,其輩份高於現任副局長,他曾擔任外勤據點並轉任調查局本部的兩岸情勢研析處,於三四年前退休。 相關内容 台灣各界看薄熙來被解職反應不一 民進黨發言人獲邀訪大陸備受矚目 溫家寶:退休後願到台灣自由行 調查局並未證實此一消息。因消息爆發時值周末,BBC中文網撥打調查局電話試圖核實此一事件時無人接聽。 《聯合報》指出,目前確定至少有三名退休情報員被董建南誘騙前往中國大陸,但實際人數可能更多,有人返台不敢吭聲或因此投靠中國國安單位。 報導說董建南在退休後這幾年多半時間待在中國大陸,因中國國安單位獲悉其具有情報背景而將他吸收。董建南則是從2009年開始以旅遊或生意合作等名義,邀請軍情局退休人員前往中國大陸。 據報這些前情報員抵達後,有人在旅館被全程陪伴形同軟禁,有人被從旅館直接帶到看守所關禁閉,他們被要求提供過去工作上所知道的軍事機密。 其中的一鄧性退休情報員已被北京釋放返台,《聯合報》說,他已被台灣檢調約談以了解是否洩漏台灣在中國大陸情報網布建名單。 《聯合報》指出,鄧性退休情報員曾接觸軍情局敏感業務,台灣的檢調單位認為中方釋放他的內情不單純,並將深入調查。 台灣近年來頻傳軍事或情報人員被北京吸收,比如上個月爆發一名空軍作戰管制中心軍官,將機密文件轉交北京;去年被判無期徒刑的一名軍情局上校羅奇正,則是在其軍情局任職期間收取北京的金錢,並以北京餵交的情報交給上級。 前年底因美方通知台灣調查而爆發的台軍少將羅賢哲,則是近年來浮上水面的案件中,被北京吸收軍職最高的現役官員。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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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與《自由中國》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6年返國。曾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全過程。    1949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時在赴美國途中的胡適應邀為刊物擬定了四條辦刊宗旨,並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為自由派學人的一時之選。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雜志。   開初一年余,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的雷震由於在政府內外的廣泛人脈,故當局與《自由中國》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志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該期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員就闖入雜志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雷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雜志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於當局的關系開始連鎖演變,一發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界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當年在台灣,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     “……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舉終於令當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骨鯁之臣”終於與當局分道揚鑣了。   此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不僅於1956年10月,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對蔣介石的“祝壽專號”,忠言直諫,反對蔣氏三連任總統的違憲意圖,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離,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造成政界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二)   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推出「今日之問題」的15篇社論系列,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與症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分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准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當局。   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驚聞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專電曰:「台北外交部請轉陳兼院長辭修兄:九00號電敬悉。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志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愛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專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在台灣,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年10月22日,胡適曾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適先生年譜初稿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歲。1961年陰歷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就因心髒病而去世了。   對台灣民主憲政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錢永祥語)   回望台灣政治的風雨之路,《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結成“正果”。   宏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一身而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墓園被命名為“自由墓園”。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而早在1977年,時年81歲的雷震,就已自題碑文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先生之墓   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歿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頓在“自由墓園”。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親筆題寫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題一九七七年四月         時年八十一歲   《自由中國》的英魂,棲息在“自由墓園”中,應是得其所哉了。   作者:陈奎德,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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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中國論述之一-台灣裸身面對世界的警訊

台灣 中國時報 北京正在發動其美國友人放風,鼓吹停止對台售武,以利對台政治統一。按照美國過去對中華民國「告別三部曲」的模式,亦即先由學界發言試試各界水溫、再由半官半學人物予以理論支持、最終尋求政界共識,這次台灣的主動反應時間可能不超過5年。換句話說,若台灣還繼續躲在「不獨不統不武」這臨時搭建的鐵皮屋內,那一場可能吹起的美國風將吹散鐵皮,台灣就只能赤膊上陣,裸進世界。  美國放風聲測水溫  首先是去年,在北京老友、老客戶季辛吉的安排授意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位學界小人物的文章,「讓台灣滾蛋就能救贖美國經濟」,倡議美國用停止對台售武來交換中國放棄美國欠款。這是一個試水溫的信號。  今年2月,半官半學大佬布里辛斯基發布新書,「戰略視野:美國及全球權力危機」,書中列舉當今全球8大「地緣政治瀕絕物種」,包括格魯吉亞、台灣、南韓、白俄羅斯、烏克蘭、阿富汗、巴基斯坦、以色列。台灣排名第二,而8個物種內的7個,除了以色列,都與美中關係有關。既然如此,美國若通過促成台灣接受北京的統一路線,足以一石七鳥,結論不言可喻。  布里辛斯基出馬代表「三部曲」已經奏起了第二樂章。是否會奏起第三樂章,其實和2012美國大選的結果沒有太大關係,因為布氏所論乃美國利益的大戰略,屬於跨黨派的國家議題。  若台灣必須裸身面世,那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根據作者在去年年底發表的〈2012台海情勢想定〉一文中,大概會是如下。經濟上,美國與台灣簽下FTA作為逐步消減售武的補償,大陸對台資大幅開放,包括部分國有企業,但要求台灣對大陸金融業全面開放,ECFA加速優惠條款。政治上,設定平潭島為陸台經濟特區,陸台共管;撤移沿海短程飛彈,但保持中長程飛彈。政經相夾的中程目標是:在北京框架下簽署兩岸政治協議,明確定義九二共識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各自表述;台灣恢復《國統綱領》並去除其中刺激語言。  若台灣依然不顧美國的信號,堅持裸身抗拒,北京將收緊與台灣協商管道,拒絕藍營大老訪陸,開啟綠營溝通,對台商實施統戰壓力,對台灣人民高分貝利益喊話,將台灣置於高壓鍋內,逐步加溫。與此同時,北京藉著各種場合向國際喊話,中國並未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  溫水中對打的青蛙  這個想定,似乎已經出現端倪。然而台灣還如溫水中兩隻對打的青蛙,互相拉扯,誰也沒心思關注爐火正在升溫中。藍綠之間似乎有個默契:下一場選舉還沒來,中國議題能不碰就不碰,兩岸問題保持現狀有利於窩裡鬥。  不獨不統不武及所謂的九二共識,僅僅是遮風避雨的鐵皮屋。有人贊其夠模糊,台陸雙方都有轉圜空間。然而,關鍵在於這個「模糊度」的收放繩子握在北京手中,台灣的任何定義,若一旦失去了美國的支援,都只是自說自話,北京可以輕易的只承認「三不」中的「不獨」,以及九二共識內的「一中」。  風雨若來台灣奈何?台灣急需一個新的「中國論述」。請注意,這裡說的是「中國」論述,而不是「兩岸關係論述」。「兩岸」論述,已經把台灣框限在陸台的現實之間,沒有世界性。而「中國論述」,則是一種世界情懷的論述,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俯視台灣的主體性存在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性。  北京學者是民族主義論述者,而季辛吉、布里辛斯基乃現實政治論述者,今天地球上缺少一個針對中國的人類文明論述方。全球現在只有台灣具有資格對中國文明的未來「指手畫腳」,台灣若自動退位,50年後將被史家視為人類文明的無知者及怯懦者。  在中國論述這件事上,我不願意用「卑微畏縮」來形容藍綠政士,但至少「只求自保、只看近利」足堪形容。他們遮遮掩掩跳著雙人扇子舞,手中卻捏著2300萬及後代的參與世界文明的機會。  美國不可恃,台灣需要新的中國論述來對世界發言,對大陸人民發言! (作者 范疇 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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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大步走 互補互強

台灣 中國時報 度過紛擾不定的總統大選、萬事暫休的農曆年假後,一度低調的放緩腳步、甚至接近暫停的兩岸經貿交流與開放步伐,在三月終於重新啟動。這次,我們期望兩岸本於善意與兩岸經濟的繁榮,能有更大的開放與交流,發揮更多的兩岸經濟互補互強的利基。  大陸兩會召開期間,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表示,今年要擴大ECFA的早期收穫降稅範圍,讓更多的台灣產品─特別是農產品,銷售到大陸;他期望在ECFA後續服務貿易、貨品貿易談判,能取得實質進展;同時,他也強調在兩岸簽署投保協議後,「我們非常樂意看到更多的大陸企業到台灣投資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相信還會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我們非常希望看到的事」。  台灣方面,除了金管會加速核准國銀登陸,同時也確定放寬大陸銀行投資國內金融機構的比例外,經濟部也正進行第三波陸資開放的規劃,包括面板、半導體等被認為具「關鍵性產業」,將放寬陸資投資比例的限制。預計在完成評估後,本月即可望定案對外公布。  面對今年多變的全球經濟情勢,特別是歐洲經濟已進入衰退,美國經濟復甦火苗仍微弱不定的情況,兩岸經濟也各自有本身的挑戰與問題。大陸是今年將放緩經濟成長腳步,是否能「保八」在未定之數─甚至官方主動把經濟目標調降為七.五%;大陸經濟結構的調整仍在起步階段,資產泡沫問題在處理中。而以科技產品為出口大宗的台灣,則除了面臨歐美經濟走弱、市場下滑的壓力外,更有韓國企業由DRAM、LCD到LED、智慧型手機等各項科技產品上的強力競爭;國內金融業也因長期困於「小又窄」的國內紅海市場,有迫切又強大「不得不走出去」的壓力。兩岸如果能開誠佈公、不要彼此「防這防那」,讓兩岸的經濟與產業做更密切的合作、分工、互補,則對兩岸經濟與產業體質的提升,都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LCD產業就是個明顯例子。台灣的LCD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就是韓國;坦白說,對於技術領先台廠、本身又有強大品牌做出海口的韓國三星、樂金等廠商,台灣現階段是明顯居下風。但台廠在大陸市場卻有與韓國廠商一拚的架勢,主要就是兩岸合作,大陸家電業者來台採購面板。目前雖然大陸本土的面板廠亦逐漸開出產能,但台灣在技術與規模上仍居領先地位。如果兩岸此時能對產業合作、參股、投資新建廠等採更開放態度,兩岸就能在「合則兩利」下一起受惠,攜手「對抗韓流」。事實上,在日本面板廠在三一一震災減產後,韓國媒體就稱未來LCD產業將是「華語圈與韓國的對抗」。  從二○○八馬政府執政後,雖然對兩岸經濟採取遠較民進黨執政時期更開放的態度,但不能否認的是,許多時候仍是「不乾不脆」─包括一般產業及金融業方面,都對陸資來台投資的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項目,做過份保守的限制,結果是廠商的商機一再錯失。例如當大陸把面板廠執照「虛位以待」給台廠時,經濟部卻瞻前顧後,結果是讓韓國三星與樂金先拿到建廠批文。坦白說,經濟部一直以「核准較落後技術赴大陸投資」的觀點完全錯誤,既未考慮到廠商的全球競爭與佈局,更未考慮到其它國家亦會把技術帶到大陸。更何況,哪些技術是核心技術,該保留在手上,哪些是可釋出,廠商會比政府更了解、更有分寸。政府不當的限制扼殺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坐視失去市場的例子太多了,從早年的石化、汽車到半導體、LCD、金融業…,反而是政府不重視的食品、家具、通路…,幸運的逃過政府限制,紛紛在大陸開花結果,由台灣的小型企業,壯大為大陸的大型企業。  展望今年,兩岸除了影響總體面的投保協議、ECFA後續清單等談判,希望能儘速完成,讓兩岸經濟、投資、產業的合作交流更深化、更有制度性外,更希望兩岸不論是對科技產業、傳統產業(如石化的輕油裂解等)、金融業等,都能以更寬闊的心胸、加大也加快開放的幅度與腳步,讓兩岸一起度過這波全球經濟低潮,共同提升兩岸的經濟與產業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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