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

共识网|尤焕:我与监狱的故事

可能上了岁数的原因,可能看的多了的缘故,大家以为不可思议的新闻并没有震惊到我。就像牛奶里掺三聚氰胺,对奶业从业者是常识。皮鞋可以做胶囊,对药企并不耸人听闻。作为一个服装技术人员,监狱里出了诈骗犯就像我回家坐的十路车一样,隔五分钟就会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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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六四情侣-于世文和陈卫的故事

(摘自采访录)天安门广场前,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他们打着横幅、挥舞着旗帜,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这张1989年学生游行的历史图片被制作成长六米高四米的挽幛,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头像分列两边,中间印了一个黑色的大大的“奠”字。挽联为“莫道昊天阙悯曾洒碧血染长虹”、“已闻惊雷含悲重沐春雨洗神州”,横批为“公祭6.4英烈,缅怀耀邦紫阳”。于世文和陈卫说,希望能用这样的行动,冲破六四的禁区,拉开中国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的序幕。黄河边公祭六四2014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三。河南省滑县,离赵紫阳故居约三公里的黄河大堤上。巨幅挽幛前,鲜花簇拥。三十多人胸配白花,对着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学生的群像低头默哀。陈卫作为代表宣读《公祭词》:“今天是甲午年大年初三,是民俗上春节期间祭奠亲朋故友亡灵的日子。在这民族最感伤痛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当年参加六四的万千青年学生、天之骄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和主力,遍布于海内海外,分布在各行各业。”陈卫说,当年参加六四的学生时至今日心中都有挥之不去的六四情结和胡、赵情结,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情结。“胡耀邦、赵紫阳开创的八十年代是光辉灿烂的时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锐意改革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切由于六四的枪声而嘎然而止。”冬日的寒风,吹得陈卫的声音有些颤抖:“六四的主题就是反腐爱国,六四死难者以生命的代价昭示了腐败对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性,赤子之心,天日昭昭。为六四正名,为英烈昭雪,恢复耀邦、紫阳应有的历史地位,重返黄金的八十年代,超越黄金的八十年代,对于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捍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刻不容缓。”随后,多名1989年的学生代表轮流宣读六四死难者名单。全体参与者向赵紫阳和胡耀邦、以及学生的群像献花。公祭组织者于世文说,六四和耀邦紫阳是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巨大遗产,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红利,所以我们呼吁当局,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正视而不回避六四,献出最深的关爱,释放最大的诚意,运用最多的智慧,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继承六四英烈和耀邦、紫阳留给我们全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于世文表示,除了向当局喊话,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行动打破民间对六四的禁忌,让在大陆几乎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六四话题,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甚至媒体平台上。学潮中的爱情于世文说,六四一直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伤痕,这二十多年来,他可以说只是为了六四而活着。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陈卫,当年都是广州的学生领袖。于世文是河南省获嘉县人,生于1967年10月16日。1989年春天,他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学生组织“革新学会”的负责人,油印杂志《中大青年》的主编。获悉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于世文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发生学潮,马上组织学生集会、在学校里四处张贴大字报,纪念胡耀邦,并抨击官场腐败等现象。1989年春,于世文结识了中山大学年轻的经济系助教陈破空,也认识了漂亮的重庆姑娘陈卫,她是“每周民主沙龙”的主持人。这个思想沙龙,从1989年1月开办,为陈破空和陈卫所创立。二陈正活跃于中大,到处传播民主思想。陈卫是大气科学系四年级学生,比于世文大11天。不久,陈破空和陈卫召集校内二十多名不同社团的负责人开会,主持成立中山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会上,陈卫当选为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世文和另一名同学当选为副主席,陈破空出任名誉主席。中大学生自治会下设宣传部、纠察部、财务部等,准备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为主题,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呼唤民主。5月4日,广州市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在陈卫和于世文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上万名学生冲出校园,踏上广州的大街,一路游行到市中心广东省政府门前。陈卫登台激情演讲,于世文振臂领呼口号。“口号以打倒官倒、惩治腐败为主。也提到了要求新闻自由,针对的是官方‘4.26’社论。”于世文说,当天游行结束后,已近午夜,天上下起了小雨,广东政府安排公交车将学生送回学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陈卫和于世文等人的组织下,以中山大学为主的广州各高校学生,随着北京形势的发展,动辄有数万人或十几万人上街,游行、静坐。最大规模的有两次:5月17日的反戒严示威,和5月23日的“省港大游行”,上街的学生和市民人数都高达四十多万人。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广州学生也于5月14日在省政府正门前宣布绝食,而且一直坚持到到5月底。6月4日,北京开枪镇压,激起了广州学生更大的愤慨。数万学生将广州市主要干道海珠区堵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六月八号,传说军警要进城,学生们一哄而散。”于世文说,学生领袖们则组织“空校运动”转入“地下斗争”,主要任务就是救助北京被通缉的学生。“掩护郑旭光到珠江电影制品厂。接送西安的学生领袖徐志强,他后来出家,法号圣观法师。”于世文记得,黄雀行动大陆主要联系人罗海星曾经派人接广州的学生领袖出境,特别是陈卫,运动期间频繁出现在香港的电视镜头中,“如果不出去很可能坐牢”。但陈卫不愿意离开中国:“我当时想,坐牢就坐牢呗,那也没办法。”陈卫不出境,于世文当然也不会走。因为,在风云激荡的学潮中,他俩已经双双坠入爱河,成为生死相依的恋人。坐牢、结婚、生子1989年7月5日,南方日报、广东日报等各大媒体发布《通告》,要求陈破空、陈卫、刘俊国、李正天等四人自动到公安机关报到,说明情况。陈破空、陈卫和李正天,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也本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责任感,都坦坦荡荡而老老实实地去了,只有被通报的另外一个人刘俊国逃跑了。在公安局接受讯问十几天,到7月19日,公安声称“换个地方谈”,就把陈卫关进了看守所。同日,一直遭秘密跟踪的于世文等几名学生领袖,也被拘捕,投入看守所。陈破空于8月2日遭拘捕。李正天则免于拘捕。收审,逮捕。于世文在看守所住了一年半,在该所在三楼与陈破空隔墙为邻,陈卫则被关押于二楼女牢。1990年12月30日,于世文被当局宣布“教育释放”,由四名公安押送回郑州。月底,他赶赴重庆,按照之前陈卫留的地址找到她家,得知她尚未获释。1991年2月12日,陈卫被“免于起诉”,直接遣送回重庆老家,父母告诉她“男朋友于世文”来过。当时没有电话。几经书信往来,于世文于春节后的3月再赴重庆,正式见过女方父母,然后携陈卫回河南郑州见男方父母。于世文说,两人在一起,还讨论了未来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继续革命,陈卫认为应该赚钱过小日子。”陈卫则说,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两人于当年5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访问以前的同学,“竟然都很害怕的样子。”于世文承认:“革命没有基础了。没有组织,也没有人。”两人分别在广州找到了工作,准备打工赚钱。没过几天,于世文突然跑到陈卫位于黄浦区的制衣厂:“我们结婚吧。”陈卫说:“好。”当时已经下班了,陈卫给领导写了封辞职信放桌子上。赶到广州火车站,已经没有到郑州的火车了,两人在火车站“猫”了一晚上,第二天乘车回到郑州。那是6月22日。回到郑州的于世文和陈卫,没有通知双方家长,马上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于世文记得,结婚一共花了六毛钱——去民政局的公交车费来回共计两毛,领结婚证的手续费四毛。陈卫说,领了结婚证后,看到马路对面有卖汽水的,想买瓶汽水喝,于世文舍不得花钱:“他说,马上到家了,烧开水喝。”第二年的三月㡳,他们的女儿出生。在女儿出生前,于世文和朋友合伙在河南省滑县承包了一项装修工程,赚了六七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笔可观的收入,保障了他们婚后的基本生活和生子的费用。“我一直觉得冥冥之中真有天意。”于世文说,滑县是赵紫阳的老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他新生活的起点。失败的偷渡女儿刚刚出生,获悉陈破空获释出狱。于世文与陈卫急切地要奔赴广州,与陈破空劫后重逢。作为老师的陈破空因为参与发起学生运动,被当做“黑手”,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2年7月刑满出狱。当时,陈卫曾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以为能看到陈破空从那里出来,却不知道,他早已被转移到第二看守所。将女儿送到重庆姥爷姥姥身边,于世文和陈卫于1993年春节再次赶到广州,会见陈破空。劫后重逢,欣喜之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彻夜不眠讨论问题、分析形势。陈破空实话告诉他们,自己处境不佳,行走被跟踪,信件被检查,电话遭窃听,每两周就被公安传讯。他感叹说:看似走出了监狱,但并没有走出中国这个大监狱。他思索道:目前看来,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国内不大会有出路。他于是提出偷渡香港。“陈卫反对偷渡,我中立。最后还是听从陈破空的,他是老师嘛!”于世文说,陈卫之所以不愿意偷渡,除了对国外情况不了解外,还因为当时在深圳很快有了不错的工作,招聘进入奋高投资公司从事证券业务。每人偷渡费五千元,和其他偷渡客一起坐上当地农民加装引擎的摩托艇“大飞”,三人飞驰香港。“速度太快了!总感觉警察在追,象有子弹打在船上。”到赤柱监狱的海滩,蛇头放三人上岸,载着其他偷渡客驶向别处。攀上一处岩壁,三人就落入香港警察手中。于世文后来分析,可能是蛇头使坏,故意把他们放在那里吸引警察注意,以掩护其他的偷渡客,那里面,有船老大的亲友,他们要到香港打黑工。三人表明身份:八九运动的学生领袖。而警察不为所动,坚持把他们押送到新屋岭拘押场所。于世文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陈卫,黄雀行动时广东排在第一位的重点人物,而且作为漂亮女生和学运领袖,几乎天天在香港电视上露面。当时宁愿坐牢也不愿出国,没想到不到四年,港英当局听到六四就想笑。”一个月后,三人被实名遣送回大陆。陈破空有广州户口,直接被遣返到广州增城收容站,并很快脱困。作为外省人的于世文和陈卫,则被关押在深圳樟木头收容遣送站。关押几天后,有一天看守叫于世文:“你出来。”到门口说:“走吧。”他正在奇怪,扭头看到陈卫在外面等着。原来,陈卫身上还藏着三百美元,和女管教混熟后,自己出钱把两人赎买了出来。陈破空还在忙着请人营救他们,才发现两人已经脱身了。他们说,幸亏出来得快,如果身份被当局识别出来,肯定要劳教。“港英当局太过分了!拒绝庇护,可以。但移交档案都是原名和公开身份?!”于世文说,从那次他明白了:海外靠不住!“彻底断绝了靠海外的力量,靠民主国家的政客来拯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者官方说的和平演变的期待。”于世文和陈卫从此决定“绝不出国”。而陈破空却在不久之后再次偷渡,他执意要从香港入境处索回自己被扣压的身份文件。他未能索回身份文件,却再次被香港警方遣返。这次,他直接落入公安手中,未经审判,即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6年11月,陈破空以合法的访问学者身份迈出国门,远走美国。炒股致富偷渡失败,陈卫回到奋高投资公司上班。随后被派驻武汉,参与收购四星级的黄鹤楼酒店,期间她购买新股幸运中签,赚了一些钱。这让于世文看到了机会。当时郑州正在发行白鸽股票,于世文四处借钱购买,至1993年底豫白鸽上市,他赚了八九万元钱。这期间,偷渡的事情被警方追查,致陈卫从奋高公司辞职。最后,于世文买了价值二三百元的礼物送给郑州警察,了结了此事。从此,于世文和陈卫在郑州以炒股为生。他们经历了1994年的熊市,赔光了赚的钱,还欠朋友十多万。他们也经历了1996年的牛市,把欠账还清,还有结余。但总体上,生活比较宽裕。1997年,河南省电力局下辖的祥和公司准备上市,电力局领导认识于世文,知道他正好懂股票,就请他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经营。祥和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传统火电厂的节能改造,于世文后来升任副总经理,每月工资3000元。直到2003年,因为被发现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于世文被迫离职。该公司现在还存在,更名为诚信公司。无论是否有工作,炒股其实是于世文和陈卫夫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只要股市开盘,两个人就各抱一台电脑,沉浸在股票的买卖中。后来于世文开通了美股账户,每天半夜也成为他的炒股时间。于世文说,2006年至2009年的中国大牛市被他们抓住了。多年的股海沉浮,于世文夫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技巧,在连续几年的牛市中,他们频繁换手,数十万的本金迅速膨胀到千万级别。“财务自由了。”于世文开始安排以后的生活:在重庆投资了500平方米的房产,在郑州也投资了两处房产,花费约200万人民币将女儿送出国留学……剩下的钱在股市上又赔了不少,但已经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实质影响了。“我一直想着革命,无奈才炒股谋生。”于世文说,他22岁之后25年时间基本没离开过郑州,而目前生活的地点离他出生的地点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陈卫说,作为一个南方姑娘,本来很不适应郑州干燥的气候,没想到一住就是二十多年。“找到组织”正如于世文所说,埋在他心中的六四情结,随时准备着爆发。2003年,接触网络不久的于世文很快就找到了“娘家”,《民主论坛》、《议报》、《观察》、《北京之春》,这些境外媒体,成为他发表文章的平台。论中国现实、谈六四得失,于世文发表了大量关于民主理论的文章。这段时间,他每个月稿费收入能达一千美金。所以,尽管因此致使他失去了祥和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他也并不在意。直到2006年,国保拿着他发表文章的复印件正式警告他:“不许再写了。”“二十多年,我经历了四代国保,经验丰富。”于世文说,刚释放的时候,警方每个星期要找他一次,当时没有“喝茶”的概念,就是请他吃饭,摸摸他的思想动态。后来形成每个月找一次的惯例。而陈卫归户籍所在地重庆警方负责,他们每年要飞来郑州两次,调查了解陈卫的情况。经过与国保的多年博弈,于世文和陈卫夫妇既积累了经验,也形成与警方打交道的大致规范。“他们的有些要求可以不听,有些要求可以阳奉阴违,而有时候他们是奉上级的命令,如果硬顶,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此时可以让一步。”所以,当国保要求于世文不再到海外媒体发表“反动文章”时,他妥协了。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组织”。2008年春,陈卫的前辈老乡、文化名人王康受邀到郑州举办讲座。在参加讲座的过程中,于世文和陈卫认识了郑州文化圈的很多人,如著名报人马云龙、“毛派思想家”袁庾华、同样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的刘真等。他们获悉,郑州民间文化圈组织的郑州思想沙龙,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进一步,他们与河南省的“六四分子”取得了联系。翟伟民,名列1989年二十一名通缉犯名单,之后因筹备地下组织、筹办六四事件纪念活动而被判刑和多次被拘押,后居河南省新安县;郭海峰,1989年4月22日与周勇军及张志勇在人民大会堂下跪请愿,6月4日当天因驾驶公交车企图烧天安门城楼被捕,后居河南省安阳市;1989年学生运动骨干安宁,1993年因与胡石根等人筹组“中华进步同盟”“自由工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五年,后居河南省郑州市。“二十多年来,我们只是埋头炒股赚钱,没想到这么多人就在我们身边。”于世文说,这让他们的心仿佛又回到了1989年。“苟活多年为六四”生活无忧,又结识了很多新朋旧友,于世文陈卫夫妇开始重新参与和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用于世文的话就是:“钱赚得差不多了,也该重新回归六四心结了。”首先,他们参与了王康总策划的国画《浩气长流》的巡展。“浩气长流”是一幅805米的长卷,由中国大陆美术、史学两界几十位画家、学者耗时五年半完成,展现中国抗战时期史实,绘制相关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中外、朝野各界历史人物1018位,介绍说明相关文字20多万字。该画主要表现了国民党的抗日主战场,颠覆了大陆教科书“共产党抗日、国民党逃跑”的长期灌输。于世文陈卫投入三十万元,拿到了大陆的批文,使《浩气长流》于2010年7月7日得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首展,之后又准备在大陆巡展。同在2010年,12月2日于世文在北京参与举办“马云龙王康125周岁生日祝寿会”,超过500名文化、思想、媒体人士到场,被称为“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私人盛会”。2011年,薄熙来“唱红打黑”正在高潮时期,思想界沉闷,于世文陈卫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中原论道”。夫妻两人全国游历,遍邀名家,最后确定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重庆学者王康、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浙江律师陈有西主讲,对中国文化与政治改革等诸多话题进行研讨。两天会期,每场听众超过500人,话题尖锐,台上台下交流热烈。于世文说,他俩所举办的活动,其实都在国保的视线内。特别是“中原论道”,阻止未果,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国保领导就坐在会场内全程监控,不时将他叫去要求降温:“这个讲的不行,那个讲的不对。”“他们就是担心我捅娄子。”于世文承认,国保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夫妻举办这些不算敏感的文化活动,其实都是在为六四正名的活动进行铺垫。“苟活这二十多年,就是为了六四!为了六四,义不容辞。”通过一场场文化活动,展现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拓宽官方的容忍度,取得民间的信任,积累操作经验和人脉,于世文陈卫夫妇终于在2014年成功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公开的六四祭奠活动。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够躲过官方的监控成功举行,得益于前一年的失败。2013年,于世文陈卫夫妇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调研,重庆、成都、武汉、广州、北京……走访了近400人,计划在清明节举办六四公祭。官方很快察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警告和控制原定参加公祭的人员。于世文本人侥幸逃脱了控制,公祭地点和时间也一变再变,最后定在4月1日,习近平仕途起步的河北省正定县殡仪馆。即便如此,官方也在公祭即将举行的最后一刻赶到,破坏了公祭的举行。河南和河北两省警方联手,将现场参与公祭的人员全部抓走。那天,在回答警察问话时,于世文泪流满面地背诵公祭词:“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年轻,一样满怀梦想和激情;他们,曾经在我们中间学习、工作、生活,和我们一起发出过痛苦的、欢乐的、真诚的呐喊声;但是,1989年六四,疯狂的坦克、无情的子弹夺去了他们鲜活的生命!”“二十四年前,我们是那场惨剧的亲历者,也是幸存者。遇难者中,有我们的同班同学,有我们的同校师生。二十四年中,作为未亡人,我们苟且偷生,我们愧对众多的亡灵,无颜面对他们的亲人。二十四年来,我们无法公开祭奠他们,甚至无法公开表达对他们的思念和愧疚。每到清明和他们的忌日,我们只能悄悄滴献上一炷香,在心中默默为他们祈祷。”(注:因两次主办民间公祭六四活动,自2014年5月17日遭拘捕后,前广州学运领袖于世文至今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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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谁要给“司法独立”判死刑?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钱钢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中国大陆正陷入有关“司法独立”的话语错乱。在中共18届4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中,出现了多篇批判“司法独立”的文章。最近的一次在1月7日,百余网站同时以《张春贤:我们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的路子》(原标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为题,转发了这位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书记在人民日报的专论。此文一出,网络哗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司法独立”一直是正面口号,现在要推翻此说,重回老路吗?专政年代的黑词毛时代政治话语,非红即黑。1949年后中共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司法独立”遭到批判,成黑色词语。这是法治理论问题,在当时更是有关执政者与司法关系的现实问题。在公布《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时,当局强调各级法院须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人民日报,1951.9.5),强调“司法工作必须积极地为政治服务”(人民日报,1951.10.30)。1952年到1953年,司法机关开展“反对旧法观念”斗争。被清算的观点包括:认为县、市长兼任法院院长违反“司法独立”精神;认为院长掌握案件判处是侵犯了审判员权力;认为由军法处办理镇压反革命妨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人民日报,1952.8.22);认为“刑法具有世界性”,在刑法中特别强调“保护个人人身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日报,1952.10.17);认为“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虽已被剥夺,但并未剥夺其诉讼权”(人民日报,1953.2.17)等。1954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八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司法独立”再遭口诛笔伐。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社论称: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上世纪50年代后,“司法独立”一语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清除。文革中公布的“75宪法”和文革后公布的“78宪法”,有关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文字均删去了“独立”字样。“75宪法”还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直到80年代初,“司法独立”方重新露面,这时它完全转换了颜色。浅红与浅蓝兼容笔者曾用下图,示意毛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政治话语格局:位于左端的深红是毛式话语,多数被弃用,少数仍露头;浅红是当政者话语,占主导地位;浅蓝是与浅红并存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话语,更具变革性;深蓝是被禁用的敏感政治语言。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这四色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历史。每一色块都是动态的。例如“四项基本原则”,在邓时代是热语,属于浅红,但到江、胡时期,已是深红。浅蓝与浅红有微妙的关系:当浅红显得开明,浅蓝便活跃,甚至同一个词语兼具浅红和浅蓝两色;当浅红趋于僵硬,浅蓝便消沉,一些曾被浅红兼容的浅蓝话语还有可能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即是一例。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毛时代的黑词“恢复名誉”。人民日报上,“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都成为正面词语。但两者命运不同。“三权分立”很快被逐入深蓝禁区,“司法独立”却进入浅红色块。1980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宣布成立,主任委员叶剑英(时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发表讲话,称在新宪法中,“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实现”(人民日报,1980.9.16)。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国大陆习称“八二宪法”)体现了司法独立原则。其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学者认为,80年代中国法学有多项进展:恢复和确认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彻底摒弃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人民日报 1989.1.27)。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人民日报,1989.9.27)。江执政的十余年,至少在党媒的字面上,中共表示了对国际公认的司法独立的认同。这一时期,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入WTO,亦在客观上有利司法独立原则的传播。1999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法学家李步云的文章《依法治国的里程碑》。李文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利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和党要守法。21世纪头十年,“司法独立”属浅红话语,更是浅蓝话语,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兴盛和互联网的崛起,“司法独立”被广泛传播,直到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语象生变。2008后浅蓝受压论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中国舆论全面收紧。检索媒体可知,收紧的过程始于胡锦涛当政后期。2008年,“中国模式”派登台,“普世价值”等浅蓝词语受到挞伐。2009年,中共17届4中全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右作出全面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全党自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现行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四个重大界限”。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系列文章,其中《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一文, 打响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媒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第一枪(人民日报,2010.4.8)。但还只是冷枪。党内的声音并不一致。2011年4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他们座谈。他谈到政策研究的重点,其中包括“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特别要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人民日报,2011.4.15,标题为《温家宝与新聘任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18大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称“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18大前,浅蓝话语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2012年10月22日,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在财新网撰文:《司法独立、政改与18大》,作者认为司法改革将成为18大后的改革突破口,“司法改革千头万绪,司法独立是核心内容”。与许多知识分子的乐观期待相悖,18大后,中国舆论场竟遇寒流。2013年春夏开始“七不讲”,“司法独立”是箭靶之一。“司法独立”成箭靶观察政治语象演变,人们看到怪异的图景。在舆论清场的同时,习式“改革”次第登场。18届3中全会和4中全会,其主题“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确为党内外所期待,也令深红极左势力坐卧不宁。但两次全会后,改革舆论势头平平,反改革舆论却大行其道。4中全会后,党媒宣传解读的重点是党对法治的领导。对“宪政”的批判升级,“司法独立”也成为打击的重点。张春贤在文章中说: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的路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含糊,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人民日报,2015.1.7)吊诡的是,张文见报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出台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的“十条禁令”。“司法独立”一语,又以正面形象示人。中共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提法?在宣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他们究竟是要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是决定废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陆续解禁启用了一批源自西方的词语,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人权”等,同时,把一批敏感词锁进禁区,如“多党制”、“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可以使用,可能因为该语政治敏感度与前面的深蓝语有微妙分别。进入21世纪,中共最高领导不直接说“司法独立”,但在党代大会的报告中,语义相同的论述始终存在。试比较下列句段:13大: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14大: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15大: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障”改为“保证”,增加了“公正”)16大: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7大: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大: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证”改为“确保”)从赵紫阳、江泽民到胡锦涛,报告中关于司法的表述均有“独立”一词。这一原则在18大后没有改变。18届3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届4中全会同样强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更具体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上述所有表述,毫无疑问,就是80年代初叶剑英所称的司法独立原则,且最新的表述更鲜明具体。18届4中全会是主旨是法治,具体内容与司法改革密切相关,然而全会后,一种对宪政、对权力制约、对制度变革的忧惧似在高层蔓延。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会闭幕不久表示:我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建立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对案件依法独立审判,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民日报,2014.11.7)这段话,核心是“党的领导”。4中全会后所有的争议,核心问题仍为“党大还是法大”。中共的政治话语正陷入泥沼。“划清界限”,越划越乱。讲“依宪执政”,不许讲“宪政”;讲“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许讲“司法独立”。依此逻辑,他们将如何对待“法治”、对待“人权”?中共声称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如果对每一条全球共同准则,都做如此的清洗切割,他们到底能否真正改革?又谈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旁观者无从判断,是谁要给“司法独立”判处死刑。可以预计的是,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战幕一旦拉开,他们信誓旦旦的“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成空文,权力干预司法将防不胜防,司法改革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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