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

欣欣向荣、乱象丛生、无法无天：这三个词正可精确形容目前的文物字画收藏市场。而支撑这个繁荣并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造势、拍假、假鉴、护假完整链条。在热钱汹涌、全民痴狂的背景下，“流通”是第一位，“真假”永远排在最后。 假货把中国艺术品交易抬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度，也逼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研究者估计，市场上真品和赝品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张文魁/CFP/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陈一鸣 2011年9月中旬，包括杨松林（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承齐（河北省美协副主席）、秦明（加拿大籍油画家）在内的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1982－1984）的十名当年同学，从世界各地致函南方周末声明：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七千多万元人民币拍出的徐悲鸿名为《人体  蒋碧微女士》的油画，系他们班当时一名同学的课堂习作。 十位画家在公开信中回忆了当年他们上课时的细节。这幅拍出七千多万的课堂作业，诞生于美院U型楼西北角楼上的大天光教室。“当时的指导老师是韦启美、戴泽等先生。我们当时都想学一学靳尚谊先生指导的第一画室的古典写实画风，所以这一张习作大家都是画得很接近于写生对象，彼此之间也十分相似。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第一眼从网上见到这幅图像，马上可以断定为是自己同学的作品。” 随后，包括陈丹青、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在内的艺术家，均明确否定了这幅“徐悲鸿的作品”。 把一幅被业内普遍认为“水平不高的”、27年前的普通美院学生的课堂习作，拍至七千万高价的2010年，被牟建平、吴树等国内知名艺术市场研究者称作中国艺术市场的“资本元年”。 “狼来了，中国传统收藏的时代，在这一年宣告结束。”研究、调查中国收藏品市场多年，著有《中国文物黑皮书》等书的收藏研究者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社会热钱以及通胀预期的巨大压力下，2011年的艺术品春季拍卖会成交额创历史新高。国内几大艺术品拍卖行中，保利迫近62亿元，嘉德超过53亿元，瀚海将近25亿元，匡时超过20亿元。 在成交额的步步增高背后，是充斥赝品争议丑闻不断的步步惊心。在“徐悲鸿习作”被指为赝品之前，刚刚爆出“金缕玉衣”造假风波，一个商人找来一堆玉片请人串成衣服，接着就被一群中国最权威的文物专家们鉴定为价值24亿的文物；而2011年6月，一幅被广泛质疑的《松柏高立图》，以齐白石画作的名义拍出4.25亿天价，如此高价的重要理由是：这是齐白石为蒋介石的贺寿之作。 圈内的多名从业者、研究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的文物字画拍卖市场，可以用“乱象丛生”（吴树语）、“无法无天”（牟建平语）两个词精确形容。而支撑这个繁荣并且在未来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制造赝品）、造势（宣传炒作）、拍假（拍卖赝品）、假鉴（出具虚假鉴定书）、护假（为赝品辩护）完整链条。   造假者都会被逼到破产 真正的“造假者”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但劣币驱逐良币，有责任感的“造假者”纷纷破产。 2011 嘉德春拍是中国收藏市场热度空前的证明。总成 交53.23亿，两件过亿，85件过千万。其中四个世界纪录：《松柏高立图》4.255亿创近现代书画纪录；陈逸飞《山地风》8165万创中国油画纪录； 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4830万创中国古籍纪录；“明逾满月”跑兽镜897万创铜镜纪录。 （CFP/图） 链条的第一环节，无疑当是文物的造假者。 目前最有名的造假者，是商人谢根荣和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2002年，前者找来一堆玉片，请后者串成了“金缕玉衣”。这堆东西，后来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中国最有名的专家，估价24亿元人民币，并以此做抵押，成功从银行骗贷7亿元人民币。 据牟建平介绍，近年来被侦破的最大规模的造假者，是河南商丘的几个农民。2001年前后，郭伦信和自己的儿子郭圣生几个人伪造了一千多幅“长安画派”的画家石鲁的作品，并随后成功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和画展。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收藏市场的业内人士，对外界所谓的“造假者”，往往持有正面评价。“他们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整个艺术品　市场。”北京博玩文物鉴定中心总经理张金发说，“历史文物非常稀少，并且都有自己的寿命，高质量的仿品（文物界所谓的高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和还原文物自身携带的各种信息。” 张金发认为，关键是，怎么样防止这些“新货”（即高仿）被作为“老货”在市场上流通。而吴树提供的一个信息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所认识的多个有责任、有水平的高仿制作者，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作为真品走进拍卖行，而被市场遗弃，纷纷破产。 目前市场上，引起纠纷最多的，是最特殊的一类“造假者”——艺术家本人。 北京荣宝拍卖行的总经理刘尚勇说：“一些在世的艺术家，因为爱惜羽毛，有‘毁弃少作’的习惯，他们往往否认自己年轻时创作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是他们的真迹。另外，一些馈赠给朋友的作品，因为利益因素，也往往多年以后，否认是他们的真迹。” 曹萍是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油画家，她从体制层面，分析了东方“赝品”远多于西方的另一个原因。从14世纪起，西方便开始有了成熟的画廊（工作室）制度，西方艺术家往往签约于画廊和工作室，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在自己所属的画廊或工作室有完整的记录；但中国的艺术家往往没有这样的记录，他们的许多“人情画”“赠画”包括当时的一些习作，都会在后世陷入真伪之争。 但业内人士均认为，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流传的大部分赝品，都来自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造假。 假货已经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逼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艺术品拍卖行业浸淫多年的谷文鑫（化名），曾明确告诉他，“除开几个大点的拍卖公司以外，一般小拍卖公司的拍品，能有50％的真货那就是天地良心了。”而牟建平则更为悲观，根据他的观点，真品和赝品，在交易市场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拍卖制度，从某种层面上保护了制假者：拍卖法明确指出，拍卖公司有权保护委托人信息。这意味着，拍卖公司可以拒绝提供赝品的来源。 “这其实是这个行业独特的传统。”刘尚勇说，“旧社会收藏艺术品的，都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卖家里的宝贝，不是特体面的事情，所以委托人都会要求隐匿他们的个人信息。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售假者，未必知道他们当初收藏多年的，就是赝品。这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行业。”   “一个好故事”很关键 号称为蒋介石贺寿的《松柏高立图》，如果说是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拍 嘉德2011春拍。被鉴定为齐白石画作的《松柏高立图》据说是为蒋介石贺寿所作，因此拍出4.25亿高价。（CFP/图） 现在，赝品被包装以后，即将步入流通环节。必不可少的一步，便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提高赝品的身价即可信度。 在这个环节，“故事”、名家鉴定、图册宣传必不可少。 “故事”被圈内称作噱头。即杜撰一个离奇的故事给赝品，增加它作为“文物”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容量，从而提高身价。 据牟建平介绍，前文所提及的商丘农民伪造石鲁遗作案，便制造了一个东方式的故事： “文革”期间，郭伦信在西安卖白蜡杆时，意外碰到了嗜酒如命但落魄不堪的石鲁。郭伦信便拿家乡的酒馈赠石鲁。石鲁每次大醉之余便借酒挥毫，画一张自觉不满便揉揉扔掉，再画再揉，再揉再画。而有心的郭伦信便把石鲁的醉中弃画全收集了起来。石鲁是个最讲义气的人，他感激郭伦信馈酒之恩，便把这一千多幅作品都馈赠给郭伦信。 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制造“噱头”，是这个行业的传统。即使真品，某些时候也会为了提高身价，“讲故事”。 2011年6月，拍价至4.25亿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引起巨大争议，业内的研究者纷纷指出疑点。尤其关于对联中所书“主席寿”，卖方声称是齐白石为蒋介石贺寿而作。 “这就是制造噱头，蒋介石当时最流行的称呼是‘校长’、‘委员长’、‘总统’，极少被称作主席。”张金发说。 “如果他说是为了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卖。”牟建平说。 有了故事，还得有名家的题跋以及鉴定。 上文所举石鲁遗画的案例，造假者甚至请到了杨仁恺等名人题跋签字。杨仁恺号称“国眼”，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有了大师的题跋即鉴定证书，“石鲁遗作展”、“石鲁遗作研讨会”同时在北京举行。于是购买者顿时多如过江之鲫。郑州市原邙山区委书记冯刘成斥资四百多万元购买了多幅，作为贵重礼品行贿有关政要。 有了故事提升身价，有了名家的鉴定、题跋确保其可信度后，宣传的工作便开始展开。 牟建平回忆，有一家拍卖行的画册上声称，他们所拍的艺术品曾在某年某月，在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贺年卡上刊登过。牟建平后来查资料发现，拍卖行所宣称的这一年，这家出版社还没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另一个例子：5年前，徐唯辛一个收藏家朋友拿了一本十几年前的旧美术杂志，有点发黄。杂志封面登了两幅画，说是拍卖行提供的，他打算拍下，让徐唯辛看这两张画怎么样。徐拿不准，因为画得十分拙劣，但因为有这么一本杂志在，徐就不置可否。“后来我询问这本杂志的编辑部，编辑部说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这本杂志。”徐唯辛说，“这本假杂志逼真到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很像，杂志做到这个程度是很花功夫的，可是跟利润相比的话还是作假划得来。”   知假拍假，不用负责 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到这一步的时候，赝品已经占据了主流媒体的大幅版面。版面上通常有一个隽永感人的故事，以及中国鉴定界、学术界泰山北斗们的题跋和权威的鉴定证书。 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拍卖过程，通常非常顺利。 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肇始于1995年前后。在过去的16年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以及争议。其中受诟病最多的，便是其享有的拍卖法61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简言之，在拍卖公司声称不对拍品的真实性负责以后，如果买家事后发现所购者为赝品，则拍卖行不负责买家的经济损失。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拍卖行作为中介，其利润，在于买家和卖家分别支付的约12％的手续费。这意味着拍价一亿元的一件作品，拍卖行可获利2400万。 “但文物、艺术品终归是稀缺资源，那有那么多的真品拿到拍卖行去出售？”牟建平说。在他看来，一面是高额利润，一面却受限于真品稀缺，加之有免责条款，这是拍卖行知假拍假的真正动因。 据刘尚勇介绍，当初艺术品界一批拥有法律知识的人士，参与了拍卖法的立法过程。这一说法，得到了刘尚勇的佐证。 吴树认为，就整个行业而言，恰因为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在这一环节，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因为免责条款，一些拍卖行甚至拿自己购买的假货再去拍卖。”吴树说，甚至有拍卖行直接去景德镇大批量购买现代瓷器，作为古瓷拍卖。 一些拍卖行即使公开承诺是真品的拍卖，也有造假。郝惊雷，一个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收藏家，他花了20万元，从中国排名最靠前的几家拍卖公司中的一家那里，拍得了三幅民国时期的画作。回来后发现，居然就是印刷品。 郝惊雷是国内近年来仅有的最终讨回钱款的案例。因为这一次拍卖行声称对画作的真实性负责。 但在刘尚勇这些从事拍卖行业的人看来，“这个行业最主要的特征是信息不对称，所以这个行业里面考得就是眼力。有‘捡漏’的，自然有‘看走眼’的。” “国内几乎所有的拍卖行都涉及赝品。”吴树说。他认为，这的确和这个行业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称之为‘古玩’，强调个‘玩’字，是‘玩意儿’，一直不当它是个行业。但现在既然已经是这么大的产业，再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经营、运转，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他认为，“打眼”“捡漏”是这个行业的陋习。 2011年6月的春拍期间，媒体针对拍卖行业黑幕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6月10日，中拍协召集在京多家知名拍卖公司，正式发布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这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自律公约”，首次承诺“不知假拍假”“不虚假宣传”。   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鉴定家群体掌握了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就算艺术家家属甚至艺术家本人公开宣称赝品也没用。 “原本应该作为行业基础的鉴定体系，几乎成了整个行业最混乱的环节。”张金发说。 按理，在销售环节，鉴定专家是判定真伪的“法官”；在维权环节，鉴定专家的意见是买家挽回损失必不可少的证据。但近年数个丑闻下来，这个队伍，包括最顶级的泰山北斗，几近全军覆没。 上文提到的，牛福忠作为国内玉器行业的权威，直接参与造假。而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仅在装着“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便鉴定为真，并给“文物”估价24亿元人民币。 中国惟一的政府鉴定机构是1983年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由于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委员越来越多。文物鉴定委员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荣誉，而不再是纯粹的专家身份。”著名业内人士马未都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身份是终身制的。据张金发、吴树等人介绍，尽管出现过这么多丑闻，但鉴定委员身份，并没有合理的进出制度。 “许多鉴定师拿着国家工资，周末出来走穴。给钱就敢签字。”张金发说。 某大拍卖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专家里有以贪婪著称的“二虎二狼”，他们都是头衔众多、名声显赫的大专家，但敢于收钱替人开假鉴定证书，业内人士背地称他们为虎狼。 鉴定家这个集体，掌握一件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即使艺术家家属乃至艺术家本人公开宣称其是赝品，也往往无能为力。 上文提到的石鲁遗画案，在造假者大肆宣传造势时，石鲁妻子闵力生、儿子石强、女儿石丹、孙子石迦等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但，他们的声音，在这些“鉴定权威”面前，几可忽略。 “一方面是责任心，”鉴定师张金发说，“另一方面是没有系统的文物理论，国家也没有鉴定标准。” 吴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个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鉴定一件文物。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形状后，认为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认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   真假不要紧，只要能转手 流通性是第一位，真伪是最后一位。 “传统收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记者接触到的每一个业内人士，几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在那个时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最主要的买家，大部分是收藏家。他们有能力鉴别真伪，他们最在乎的也是真伪。 “现在，赚钱是第一位的。真假不要紧，只要能流通。”吴树说。 在其他商品领域，打假者和购买者，是天生的同盟军。但文物艺术品领域，有“不打假”的传统。打假，意味着这件藏品，要烂在买家的手里。 2005年12月11日，上海的苏敏罗在瀚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以230万买了吴冠中的作品《池塘》。后来，苏找吴冠中鉴定。吴在油画布上拿着大粗笔写着：此画非我所作，赝品。然后签名。此后，苏敏罗将拍卖委托人萧富元和北京翰海拍卖公司诉到法院。结果败诉了。因为拍卖公司声明了，根据拍卖法61条，不对作品的瑕疵真伪提供担保。 苏敏罗的做法，在圈内人士看来，属于“不知道游戏规则”。“什么规则呢？首先她不知道拍卖市场不保真，其次她不知道打官司没用。如果她不声张，等吴冠中死了之后你再卖500万也是它。”牟建平说。“我花了钱了，我是假的也不吭声了，然后大家都卷入这个骗局，维护这个骗局，你骗我，我再骗他。” 牟建平说，这便是为什么，业内普遍认为市场上真品和赝品的比例出奇地低，但这些年却鲜见买家维权的原因。“大家都玩击鼓传花呢！买家转身就变成了护假者。” 2010年开始，拥有一副强劲、粗陋胃口的资本、热钱，大规模地涌入文物艺术品市场，尤其盯上了历史悠久、规则不完善的中国书画。再次强化了市场“轻真伪、重流通”的趋势。在2011年春拍期间引起争议的拍品，几乎全部顺利成交。“这实在令人惊奇，”牟建平举了几个例子，“如八大山人的《书画合璧册》（6132万元），齐白石的《新春图》（1782万）。” 《松柏高立图》拍出天价之后，有人已经翘首期盼“10亿元时代”的到来了。至于牟建平等人的质疑，似乎没人在乎。“文物艺术品这行，现在变得比贩卖军火、贩卖毒品更加暴利，而且近乎零风险。”牟建平说。 而对这个混乱的市场，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经营者，都表示了乐观。“就整个艺术史来看，中国和西方有太多的不一样，我们没有人家那么翔实的数据和记录。”曹萍说，“可以从现在开始建立这个制度，而以前的混乱，行业会自己慢慢地消化掉。” 但至少现在，这个野蛮生长的新兴市场，正是在“混乱”和“无法无天”的支撑下欣欣向荣：2011年艺术品春拍成交额毫无意外地又创历史新高，与2010年秋拍相比，增幅高达20％；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收藏潮还在无止境地铺开，每个周末，在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全国各个文物市场内，都有数十万人次的“藏家”试图“捡漏”。尽管这样的概率，在张金发、吴树他们看来，几近徒劳。

 　　在美国历史上，成功的华裔作家并不多见，哈金毫无疑问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999年，他凭借小说《等待》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奖项，是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哈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 　　哈金，原名金雪飞，因在哈尔滨读大学生活了4年，喜欢那座城市，取笔名哈金。一个从佳木斯走出来的中国东北汉子却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一些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却感动了西方读者。 　　《等待》之后，哈金一举杀入美国主流文学圈，10多年下来，几乎拿遍了各种奖项，哈金成为公认的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华裔作家，如今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文学教授，刚刚创作完成的《南京安魂曲》，今年秋天即将由《收获》杂志全文发表，并在内地出版。 　　 “去做不能做的事是生活的荣耀” 　　《南风窗》：在布兰戴斯读书时，您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Bidart），后来还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除了耐心，这些老师还教会了您什么？ 　　哈金：他们教我懂得了理想主义，我将此又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只要一本书写得好，它就会被出版。他们也教会了我对一些伟大作品的尊敬。我的老师艾伦？艾泼菲尔德——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小说家——强调我们必须每天读俄罗斯的文学。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而法国文学只是美味佳肴。” 　　《南风窗》：那中国文学呢，您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怎么看？这些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哈金：古典中国小说完全不同于今天我们的小说书写方式。但是，中国诗歌有一个伟大的传统，在我思想成形的岁月里，是它们训练了我的感受力。 　　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唯一对我产生影响的，能想到的只有鲁迅。我的第一本诗集《于无声处》就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词，我们怎么能避开鲁迅的阴影，他的存在就像上帝。他从未写过长篇小说，因此，对我，他的影响主要在一些短篇小说方面。 　　《南风窗》：可是为什么您之前又说鲁迅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 　　哈金：在文体上，他是位伟人。但是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并没有完全专心于他的艺术。他写得非常匆忙，制造了快速完成一篇小说的不好先例。就小说而言，他的故事很粗略。有些作家会花时间去修改小说中的标点符号，比如福楼拜就是这样。我很尊敬这样的作家，他们着迷于他们的艺术。 　　在汉语中，我对成语“才华横溢”这个词语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分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都快“溢”出来了。正如叶芝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追求完美。没有艺术可以一挥而就。 　　《南风窗》：您说过的一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我的写作，没有任何成功感，只有失败。伟大的书都已被写出来了，我们只能写些次一等的书。”这可以视作一种谦逊，也可以视作一种“野心”，与伟大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并驾齐驱的“野心”，是这种“野心”驱使您去写作《战废品》、《自由生活》这样的长篇小说？ 　　哈金：当然，这也是一种野心——与同一领域里的大师并驾齐驱。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失败是唯一的结局。但贵格会日历中有这样一句话：“去做不能做的事是生活的一种荣耀。” 　　《南风窗》：《等待》让您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据我所知，书中的“淑玉”在现实中实有其人，她的原型是怎么样的？和小说中有差别吗？ 　　哈金：她的原型是一个山东女性。她缠过足，在离婚法庭上说着和小说中相似的话，只是要求的生活费更少一些。她只要求每月18元的生活费。 　　《南风窗》：您在写《等待》时，等待结局本身是否也是历练的过程之一？ 　　哈金：是的。等待的过程和等待的结果增强了小说的怅惘之感。事实上，小说家的力量存在于过程中，在这里，我们必须尝试着让每一页都变得栩栩如生。 　　《南风窗》：《战废品》的视角和国内所有描写此类题材的小说完全不同，写作此书，是基于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还是别的什么吗？ 　　哈金：我想讲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并非集体经验。战俘作为失败者，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剥夺了。我意识到，《战废品》可能会给那些被遗忘的人带来一丝希望，使他们的声音为他人所听到。 　　然而，这种历史责任感并非我写作此书的直接原因。任何人都可以有这种观念和这种野心，但困难的是如何架构这样一部作品，如何使它读起来令人信服、具有说服力。简而言之，我只是想写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一本书真的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它应该具有永恒的价值，并且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 　　《南风窗》：您最近几年好像也开始写美国了，写您理解的美国梦，那么，您对厄普代克和他描写的美国梦的幻灭怎么看？ 　　哈金：我对厄普代克的小说并不是很熟悉。我的感觉是他通过他的《兔子四部曲》而达到他的人生顶峰。自那之后，他的写作生涯遇到了一个瓶颈期，不得不靠写评论和其它各式各样的文章来保持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至于移民经历，他对此并不是很熟悉。他擅长的是描写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阅读的价值 　　《南风窗》：我知道，有两本书改变了您对世界的感观。第一本是奈保尔的《河湾》，第二本是希伯德的《异乡人》。它们是怎么改变您的世界观的？ 　　哈金：《河湾》教会我如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观看世界，特别是如何对待历史。在《河湾》中，叙述者说必须将过去踏在脚下，他才能活下去。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这无意间开阔了我的眼界。事实上，经常发生的是，我的几个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亚洲的学生——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会对我说，他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审视世界。 　　至于希伯德的《异乡人》，它也教会了我如何处理历史，并且给我指明了一条更聪明的道路，特别是他这本书中最后一个叙述者：马克斯？费伯。他指出，过去不可能，也不必被完全抛弃，但是它必须被重新改造和利用，以帮助艺术家们活下去。对我而言，那是意义深远的一课。 　　《南风窗》：您一直不认为中国小说的传统能够在当下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其实在鲁迅、老舍的小说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技法还是非常明显，在废名、汪曾祺的小说中，佛教的影响也非常突出，您是否要修正一下自己的看法？ 　　哈金：其实白描在西方小说中也有。你说的那些作家都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我并不认为需要分得那么清楚，比方说佛教对美国的诗歌和小说都有影响，但佛教不是中国的原产品，已经是世界的。 　　我觉得中国小说中真正强大的作品是《西游记》。俄国有的作家在以《西游记》为楷模写作，超后现代。在西方你问小孩孙猴子（MonkeyKing），他们都知道。 　　中国乡下过年或办庙会常常有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那里一站或耍一番。这些都说明作品的生命力，能够穿透社会文化的各个层次，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还有，《西游记》完全是超历史的，形而上的，那种想象力是空前的，现在中国文化缺的是强大的想象力。 　　《南风窗》：那么，您如何看待想象在小说中的作用？通过您对博尔赫斯的评价，似乎是觉得想象必须依附于现实？ 　　哈金：想象力当然是最重要的，想象跟幻觉的区别在于想象力必须包括综合力（unifyingpower）。也就是说，真正的想象力并不能跟某种逻辑相分离。有的作品有其自己的逻辑，并不一定要依附现实，比如吴承恩和卡夫卡的作品，但必须有清晰的内在逻辑。 　　去年我买了博尔赫斯的全集，想再认真读读，但还是读不下去。他无法感动我。吴冠中说过艺术有大道和小道，“小道娱人耳目，大道动人魂魄。”我觉得博尔赫斯走的是小道。这是为什么纳巴科夫对他的小说不以为然，说：“一个个门廊，但门廊后面没有房子。”就是说有些唬人。 　　博尔赫斯弄些虚无缥渺的东西，好像第三世界的作家只能搞些魔幻的玩意儿，不会思考，不能振聋发聩。这是为什么年轻的拉美作家不再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东西了。这种作品实际上让第一世界的作家们看不起。我不相信什么“文学黑洞”。这种“黑洞”只出现于两种情况，或是作家智力有限想不清楚，或是胆怯不敢说明白。 　　英国诗人伊丽莎白？詹宁斯说过：“只有一样东西必须清除，那就是模糊不清。只有清晰才能通向人性的高度和深度，并超越人，达到理解。”我想所有西方的严肃作家都会同意她的说法。但我还是希望能再认识博尔赫斯，因为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勃拉姆斯，我也最喜爱勃拉姆斯。 　　 一个人的战争 　　《南风窗》：有一次，您说：“年轻的朋友，我劝大家不要轻易选择非母语写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场悲剧。”您在用英语写小说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哈金：那是2008年我在香港说的。那时候，我刚开始写《南京安魂曲》，困难重重，写不动，有一种危机感。我是说应该尽量用第一语言写作。第一语言跟母语是两个概念，比如，我儿子的母语是汉语，但他的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一语言是你最得心应手的语言，可以使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 　　《南风窗》：谈到《南京安魂曲》，这部长篇即将在《收获》长篇小说增刊上全文发表，也将在内地出版单行本，怎么会想到写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还是明妮？魏特林的故事打动了您？ 　　哈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长篇，但找不到角度，选择魏特林是想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看这件事，但写起来变了很多。这本书也是讲述者高安玲的故事，直到改到第32遍才找到这个角度，这种平衡——既讲一个外国人的故事，也讲一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这样，如果写得好，民族经验就成了国际经验。 　　还有，我知道这种故事非常难写。这个长篇是对我的艺术挑战，成了我个人的战场，我要在纸上找回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我太太老家是江苏，她读完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后，天天唠叨说：“南京守军里要是有200个像你二爷那样的军官，南京就不会陷落。” 　　我二爷是山东蓬莱人，是个小地主。日本兵有一回进村把乡亲都抓了起来，要他们供出八路在哪里。我二爷站出来说他知道但不愿意告诉他们。日本兵怎么打他，他仍旧骂个不停，直到他们把他砍头了。其实，他并不知道八路在哪儿，但咽不下这口气。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是一场个人的战争，在纸上的战争。 　　《南风窗》：明妮？魏特林的自杀会让我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当火车进站时，安娜选择了自杀，安娜的自杀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自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自杀”，您觉得明妮？魏特林的自杀是否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时不可克服的心理恐惧的必然结果？ 　　哈金：主要是精神创伤和负罪感。其实，几乎所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难民工作的美国人，后来精神上都出了毛病。 　　《南风窗》：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因为无法排遣的痛苦自杀了，我不知道您写完这本书后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哈金：我理解张纯如的心情，写这种书对作者伤害很大。对我来说，关键是写作的3年多期间生活在70年前的南京的气氛中，使自己很沮丧，但这是工作的条件，没有选择，常常哭完了还得写下去。 　　《南风窗》：《战废品》和《南京安魂曲》都是关于战争的小说，是不是一直对战争中的复杂人性和人际关系有叙述的冲动？二者有不同吗？ 　　哈金：我可以按《战废品》的叙述结构来写《南京安魂曲》，即从一位底层军官的视角来写，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军人混到难民营中，生存下来，但那样会重复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挑战。另外，把魏特林作为主人翁可以把民族经验伸展扩大成国际经验，当然这是在写得好的前提下。 　　《南京安魂曲》有一个更难写的层次，主要是基于真实人物，没有发生在魏特林身上的重大事件，不能虚构，这就很难维持叙述的冲动力。曾经有一位英国作家写过一部以魏特林为主人翁的长篇，名叫《南京》，他让魏特林爱上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爱得死去活来，靠艳情来维持叙述的冲力。但这样做不严肃，不可取。 　　我曾经放弃过两次，写不动了，可后来又不甘心，又重新做起。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小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