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

    一、引言 　　在脱离学术界20多年之后，自去年年底，陆续参加了一些关于改革问题的学术研讨，看到了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之中。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即使社会氛围还不够宽松，但忧国忧民者依然众多，思想照旧活跃。甚至可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定范围开始出现。在物欲横流的商业大潮下，大批有识之士仍然保持着执着的追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现象。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问题的严重，历史上积累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今天，中国将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路口。不过，如果说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的话，那么未可乐观的是，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上却是分化严重以至尖锐对立。 　　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前的情况比较，今天的中国和20多年前已经绝非可同日而语，可谓天翻地覆。不仅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学术界后辈崛起，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分野。当年的学术界对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歧，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是拥护和支持的，分歧仅仅在于步子的大小、节奏的快慢、程序的先后和路径的偏差等。而今天的思想界，马立诚先生划分为八个流派，计有：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等。1李伟东先生则归纳为十种思潮或六种思潮2。诸多思想流派间，对于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尖锐对立。有人甚至把社会自我完善、改良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西方化自由化，把它说成是具有阶级属性的。仅就这点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倒退。这和多年来未能很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有关，也和搁置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有关。 　　今天，在人们感到有必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时，却发现在寻找路径时找不到共识了。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认识上，有学者则总结计有：以房地产市场改革为突破口、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突破口、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突破口、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公众参与为突破口、以铲除垄断行业为突破口、以人事制度为突破口、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以宪政改革为突破口等多种诉求。应当说这一总结还并不完全，至少还包括以基层选举、以法制改革为突破口等等。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上更是百家争鸣。从竞选、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到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结社自由，还有党内民主、党内分派等，甚至也有文革式大民主等观点，不一而足。 　　如果不能把这些社会的思想异见梳理清楚，建立共识，是难以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求得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注定无法启动，即使启动了也会再次夭折。 　　另外，我们如果以今天学术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认识和上世纪80年代的研讨进行一些对比，不能不遗憾地说，在对今天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性分析上虽然有深入的发展，而在对改革路径的探讨上，却鲜有质的飞跃。 　　笔者有幸参加过1987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3的研讨，感到有必要旧话重提，回顾一下那次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中的一些基本认识。也许可以为获取今日的改革共识提供一点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推动改革事业的良性发展。 　　二、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首先，笔者认为，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今天再度谈起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一下那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实为必要。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在文 　　革极端条件下，逼迫人们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是文革中首先在两个群体中展开的，一是以文革中收到打击摧残的老干部群体，一是具有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经历的第三代青年。4但是这两代人的反思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一代人往往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求解中国的方程式;第三代人甚至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这两批人的结合，形成了最早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 　　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率先提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5痛定思痛之后，他们开始寻求限制专权、建立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国家机制。同时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适应和保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这次改革首先在社会上进行了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理论务虚会、反对“两个凡是”为代表，民间则出现了“民主墙”及很多论坛、刊物，各种思想、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曾有过一段打破思想禁区的热烈气氛。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小的波折，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健康的思想氛围。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共识性很强，希图遏制改革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市场。邓小平亲自掌舵，由尚未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出马担纲，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经过一年的研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七个专题研讨组分别提出了课题报告，由当时的办公室6吴国光等人整理起草了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是一次夭折的改革的历史记录。为何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报告非常之空洞，题目很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和过高的期待值，但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实质上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上面。中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沦为了一次行政体制改革。 　　二、对这次改革失败的几点分析 　　关于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流于肤浅。严格地说，即使没有什么风波，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也要失败。这是因为： 　　一是它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定义。笔者认为，必须是涉及国体和政体的改革，即对国家层面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区分开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追求的目的和功能是不同的，互相间是不可替代的。不应混为一谈。现在还有关于“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些提法要么内涵不清，要么是二级概念，这里不做论述。本文也遵循这一思路进行论述。 　　在这个意义上，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反而使已经十分臃肿的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一套班子成了两套班子。党、政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分不开，还增加了内斗。另一方面，更多的位置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升迁和安排，成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对社会管理成本的负担。即使党政分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走了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党企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又是一个悖论。 　　略有一点新意的是，十三大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正式作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大后的次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研讨小组，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这次研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制度。但是，它依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而且缺乏程序上的设定。结果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这种座谈会实质成为了一种通报性质的不定期会议。对改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是它没有达到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初衷，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但是，这次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制度保障，甚至没有建立经济起飞中防治腐败的制度保障。恰恰由于这一点，成为而后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制度上和体制上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发生全面的、渗透至基层的体制性腐败的主要根源。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30多年后，人们依然在担忧二次文革的出现。 　　三是它没有满足中国社会改革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权力和商品市场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下，当时制约权力和对遏制腐败的社会要求已经极为强烈了。人们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曾对此次改革寄予厚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深感失望后，社会情绪开始躁动。当时社会的情绪集中在所谓反“官倒”上，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希望执政党能够痛下决心从制度上加以遏止。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群体，十三大刚刚结束一年多，他们就已经按捺不住而上街了。反过来认识问题，它也说明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失败。人民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国家民主体制上的改善、看不到对腐败的制衡和监督，甚至看不到一个被承诺的具体措施及其时间表，而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话。 　　四是这次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改革的决心魄力。 　　当时负责领导这次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重视这次改革，大有把这次改革作为完成老一辈革命家交办任务似地对待。他们没有看到，当年社会、党内的改革共识实际上是千载难逢的，悲观地说，此后几乎再难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了。但是，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看到困难、阻力和不利因素，迁就于保守的、惰性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思路仍然希望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优先次序，最终让人民失望了。7甚至他们自身也成为其受害者。因为，把这次改革的失败说成是未久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导因之一，并不为过。 　　五是各方面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诉求很不一致。 　　从一开始，人们对这次改革的总体诉求上可以说共识很强，但是在如何选择突破口上面，又可以说上下不一致，体制内外不一致，甚至体制内各门派之间也不一致。所有的改革派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也就无法找到一个执政高层能够接受的、又可以满足广大人民民主要求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中国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突破口。于是，在各说各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基本上就是各方主张拼凑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有政治生命力?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政改主要解决党政分开的提法来自于邓小平，这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邓小平而言，当时并非没有接受其它突破口的可能。 　　六是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 　　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且不谈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感受，就是从这次改革领导人的精力看，势必会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五人领导小组参与和听取各研讨组的汇报，次数极为有限，领导人的指示和插话往往流于漫谈。字里行间、话里话外，笔者很难相信他们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有人提出，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启动的一次错误的改革。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可言。 　　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我们不能不说，当年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积极参与其中的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以至于整个的思想界、知识界由于缺乏共识，导致关注的焦点分散，而酿就了重大的历史错误。于是，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无疾而终成为必然。 　　这里所谓缺乏共识,当然不是指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共识，而是缺乏对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首先表现在无法选择正确的突破口上。于是造成我们今天的扼腕叹息，在一个得之非易的机遇中，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制度上的改良，而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以至于当年体制内还能支持改革的部分保守力量，之后也干脆摒弃了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极端的一些人，如前所述，更把社会自我完善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冠以意识形态色彩!另外，它的失败也给后来的领导者制造了障碍，而自我设立起樊篱，成为不作为的充足理由。 　　就当年改革派们所犯的错误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应当记取：一是继续着中国传统政治的“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缺乏现代政治中的妥协意识;二是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手于社会迫切需要的实际问题，而往往从概念出发、从体系出发、从终极价值出发探讨问题;三是诉求分散，不能形成强有力的聚焦点和有效的压强。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不考虑也依然无法回避的。 　　1 马立诚：《燕山大讲堂》113期。 　　2 李伟东先生在不同场合的提法有所不同。 　　3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薄一波、彭冲五个人组成。其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后来又增加了周杰)。同年底，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干部和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研讨组，后又成立改革理论组。研讨人员由相关中央国家机关及研究机构抽调领导干部和少量研究人员参与，专题研讨组并与所在部门党组互动。 　　4 关于第三代人的定义及特征，参见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6十三大后各专题研讨组解散，办公室改为常设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 　　7由于笔者所处的地位，耳濡目染的多是间接的传达的信息，这一认识有其主观性。如有错误，希望得到指正。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季卫东：悼念沈宗灵教授 进入专题 ： 沈宗灵    ● 季卫东 （ 进入专栏 ）       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法理学科教师的预定计划，2012年2月25日要举办沈宗灵教授九十寿辰庆祝活动。我一直在期盼这个盛典的到来。希望到时候向恩师献上感谢和鲜花。希望借此机会与分散在各地的学友们欢聚畅谈。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还差九天的时候，却传来了沈老师已经仙逝的噩耗。实际上，2月16日那个上午，我正在北京出差。午餐时还与老同学赵利国回想在燕园读书的往事。但万万没想到就在几乎同一个时刻，沈老师悄然离开了现实世界，从此以后完全走进了历史记忆。虽然我们可以把“高寿善终”作为理由来安慰亲属和朋辈。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分别作为自然规律无法避免。然而当冷酷的事实一旦呈现出来，我还是感到太突然、太遗憾。离庆寿活动近在咫尺，转瞬间情景全非，更增添了无常的慨叹、后悔的念想。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对哲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进北大后，选课和阅读范围也比较偏重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等研究领域。沈老师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给高年级讲授的“西方法律思想”是当时中国最能反映世界法哲学前沿动态的课程，自然令我景仰。在1980年代前期，北大的法理学研究生由张宏生教授和沈宗灵教授共同指导，两人隔年交替担任主要指导职责。我们那一年级是轮到张老师为主，沈老师为辅。但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立即被教育部派到海外留学，两位导师中张老师又去世较早，加上研究领域和志趣上的关系，所以我实际上跟沈老师的接触更多些。我在留学和在国外大学任教期间，回国时总会登门拜访沈老师及其他有关老师。每次到中关园的沈府，书桌上永远摊着撰写中的稿纸或者正在阅读中的专业书籍，老师永远端坐在书桌前。师母泡上茶、端出糖果就离开，只留下我们俩海阔天空地聊。他有时会询问日本的法理学和比较法研究的近况，有时会让我寻找一点参考资料，有时会约我参加国内的研究活动。沈老师话不多，但句句深刻到位，给我启迪很大。     我第一次与沈老师交谈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春天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发表了批判旧苏联权威法学家维辛斯基关于法的本质的论文，引起一定范围内的轰动和争议。讨论会刚一结束，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前来跟我交谈，其中有78级的齐海滨，他对我的主张给予热烈的支持。我和海滨交谈很久，并从此成为好友。但也有一位研究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严厉的批判，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系主任赵震江教授很欣赏我的这篇处女作，建议我好好修改一下，争取能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最终结果是被退稿了）。赵教授后来还在各种场合奖掖我，这样的知遇之恩令人感铭肺腑。为了改好原稿，我把文章抄写本递交给沈老师，请他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沈老师在阅读之后约我到他住处面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内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了一些弱点，并在最后建议我不要一开头就做大题目，可以抓住较具体的、较小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个建议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至今我指导研究生时，也往往建议他们聚集焦点、以小见大。后来我的专业兴趣转向法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沈老师翻译的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影响。     1987年夏天，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的世界大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地点选在日本神户。筹委会邀请沈老师、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孙国华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从日本就地出席，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有幸被安排与沈老师在同一个分科会场宣读英语论文。由于中国学者首次参加IVR大会，所以各国学者很关注，好几位世界法哲学界泰斗和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都到场听报告。沈老师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中国法理学界与IVR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在1990年IVR中国分会成立，沈老师名至实归当选为首届主席，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正是在这次神户大会上引起了日本乃至欧美法学者的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导致后来在研究生博士课程一毕业就立刻被神户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更重要的是，神户大会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法理学的两位巨匠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从容的交流。我陪着沈老师和孙老师参加了在大阪城举行的篝火能乐晚会、游览了留学所在地京都的名胜古迹，介绍了一些民间友好人士和学者与之餐叙。事后我写了一篇关于IVR’87世界大会所反映的海外法学理论前沿动向的详细综述，请沈老师修改补充后不妨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沈老师不作任何修改就直接推荐到《法制日报》了，坚持要编辑部以我个人的名义连载发表。由此亦可见他的清高品格，令我肃然起敬。     对于赵震江老师、我、海滨以及其他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推动法社会学运动的努力，沈老师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实际上发挥了学术精神领袖的作用。或许是在国内的海滨大力促成的结果，他不仅为1986年和1988年的全国主题研讨会提供了精彩的发言稿和论文，还直接参与某些组织性活动。1988年下半年，我通过热衷国际文化事业的日本资产家冈松庆久先生募集到一笔不菲的捐款，用于筹办北大比较法和法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沈先生不仅慨然允诺担任首届所长，而且还在1990年代前期策划了若干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动。他对这笔经费的使用也非常节俭和谨慎，花费不多，但每次活动都列出具体支出项目，通过我转交捐款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沈老师以实际行动树立的信赖关系促使冈松先生后来给北京大学进一步提供更大规模的捐助，并对访问日本的中国各类学者给予了更加热情的接待。     1993年1月，我的代表作“法律程序的意义”简版由张志铭编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几乎同时，这篇长达7万余字论稿的全文由贺卫方主编破例在《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上刊登。沈老师以及龚祥瑞老师等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非常关注，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支持。龚老师还在他的新著中多处引用和推荐。     有关的基本主张酝酿颇久，其实大概在神户大会之后不久就基本成形了。1988年初，法学界的元老余叔通先生访问日本京都，我就跟他提到过把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处理的思路，他很有兴趣。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到日本考察，在东京的晤谈中我也强调了法律程序的特别意义，似乎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深交的朋友们都劝我把这些看法整理成文发表。但因为忙于博士论文写作、社会活动以及就职后的讲义，一直没有动手。把博士论文提交出去了、经过两年授课讲义案也成形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的这一年使得我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上老朋友齐海滨的怂恿和大力支持，我决定把自己的大思路整理成文。我正式开始动笔写作程序论是在1992年5月20号，从此一发难收，整整个把月，真可谓废寝忘食，写得非常兴奋。当时我只随身带了一台日文语言处理机，只能用笔书写草稿。海滨就把我的中文手稿拿去，由他自己和一个北大留学生分别用计算机中文软件打字印刷。还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资助我们召开了专门针对这篇论文的小型研讨会，周其仁、甘阳、崔之元、胡平、吴国光等风云人物都参加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发表了精辟意见。不出意料，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较大波纹。     93年晚春，我和绍光、海滨一同回母校。到阔别的法律学系转了一圈后，我和海滨又联袂到中关园拜访沈老师。一见面沈老师就提到我刚发表的程序论，称赞这篇论文写得有见地，论述也很精密，使得1990年代初比较沉寂的学界有了活气，可以理解为从社会大动荡转向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是，沈老师也提醒我，程序的意义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还要重视实质性内容，重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他还说，尤其是在中国，价值问题往往比形式和程序问题更重要。我很感谢他的提醒，同时也解释说正因为在中国与道德等相关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太受重视，才需要特别强调程序的作用，这也许有一点矫枉过正，我会留意的。沈老师还很注意我在论文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学者，例如尼克拉斯·卢曼。我告诉他，1987年在IVR神户大会上，他来做过讲演，我们应该在会场见到过的。在分手之际，沈老师约我为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提供一章篇幅的稿件，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2007年的初夏我到北京时，得知沈老师已经从中关园搬到远离北大的上地小区里居住了。我请在清华法学院任教的师弟赵晓力副教授告诉我地址和具体的行走路线，准备在处理完预定的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罗豪才老师在接见我时也特意提醒：沈老师搬出中关园后有点与世隔绝了，你这次在北京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去探望他。我说已经了解到沈老师的新住址，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打的到他住的小区，按照门牌号码找到他的府邸。师母开门，他就站在入口处迎接我，非常高兴。师母说，这里较僻静，生活设施也还可以，遗憾的是跟老同事、老朋友见面畅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虽然沈老师是耐得住寂寞的，但缺乏沟通还是不太好。我完全赞同，希望沈老师能住在与亲人交流更方便的地方。沈老师说，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工作，太忙，不想打扰他们。他把子女的近照拿给我看，充满了慈爱和思念。由于师母有其他预定的事情不能一同餐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沈老师一个人到离小区最近的一家海鲜酒楼接着谈，然后又把他送回家，切实体会到了现在老师如果外出的话是如何不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一年左右之后，我听说沈老师已经搬进城里了，但住处的周围环境非常复杂，即便有地址也未必找得到。莫非沈老师是想隐居，想进一步淡出这个红尘万丈的时代？     2012年2月20日上午，我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校友以及来宾一同在八宝山兰厅与沈老师告别。在花圈丛里，我看到了自己在三天前撰写的挽联：“寿届九十，三分有二在燕园，育桃李无数；学贯东西，南人居北掌法坛，阐真理永恒”。在贵宾室里，我看到了罗豪才老师、陈光中老师、石泰峰师兄、吴志攀师兄，还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在大家面前，师母和其他遗属很自律持重，主宾互相致意、安慰，出席者都还能保持冷静。但在三鞠躬之后瞻仰恩师安详的遗容时，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一时无法抑制。沈老师这一生不算太坎坷，但磕磕碰碰走来，也并非很顺利。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也依然坚持研究??不能发表论文，就翻译；翻译的著作不能出版，就珍藏着；不能阅读西方专业书籍，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能用本名发表论述和译作，就用笔名。总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沈老师都没有放弃学术，也绝不随波逐流。在中国，在近几十年，这样纯粹的、严谨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沈老师走了，远避喧嚣，回归灵隐，似乎走得非常潇洒，没有带走一束花、一片云。但沈老师的离去其实却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在中国法学界，在北大法学院的大楼，在我的心里。思念及此，岂能不悲从中来。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沈宗灵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北大专题 > 湖畔人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70.html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