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杜君立:中国9?11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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