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是说：“一朵鲜花可以凋谢，整个春天终将来临。”“一个公民，就是一个共和国。”在这秋天开始的时节，这些话语让人感到温暖。这依然是美好得无以复加的日子，这依然是我们这一个世代无法逃避的命运。
理想之国之二——《理想之国》周年纪念
文/王箐丰（中国人民大学）
今天，又是中秋翌日了。去年的中秋翌日，恰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活动的第二天，也就是最后一天。
吴思和贺卫方
昨天下午的会场里，最后一场对谈的主持人易中天因为还在守丧所以没有赶来。主持人，也换成《经济观察报》的一个女编辑。她，也是去年同一场对谈的主持人。
去年我对她就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感觉她完全Hold不住这样的场面。许知远和秦晖的对谈差一点被她给毁了，好在吴思和贺卫方在同一个圈子里是好基友，因为太熟悉，所以双簧戏倒是唱得很好。
去年，他们对谈的内容是变革的可能性，而今年他们的谈话尺度，似乎比去年收敛了一点。
有些观众不是很理解吴思为专制政权辩护的话，其实只要稍稍一摘录，你就了解了：你看古代的时候一个县一套班子，总比四套五套班子好吧。
其实，产权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地的悲剧”，就证明了明晰产权的重要性。皇权专制固然是一种高度的专制形式，但是它相较于那些没有皇帝的专制体制，却有特殊的优越性。因为皇帝是天下的主人，在这种专制体制下，皇帝要把自己的江山传之子孙，一般也就都还有长远的打算。没有皇帝的制度，领导人更是击鼓传花，谁出了事，与我无关，根本用不着管洪水滔天，所以更容易鼠目寸光。
贺卫方反复强调民主比专制好，而吴思却强调家族专制其实也不一定比非家族的专制差。
如果你听过去年的那一场对谈，那么吴思就画圆了一整个解释问题的范式：虽然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政治并不一定比有皇帝的时候好，但是它却提供了走向宪政民主的更大可能。
你去年来过吗？
最后一场吴思和贺卫方的讲演开始的时候，那一位去年曾在今日美术馆主持活动的女人，问全场观众，有多少人是去年来过的？
我顿觉恍若隔世。
我还记得去年的那天，清晰地记得。
常远对我说，这两天我们共同好友中的一半都来了。是的，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好多久未谋面却已经在校内上熟识的人。
比如说那位曾在讲演结束之后说“你们这群忧国忧民的人啊”的卓星，后来我到了一个他曾实习过的地方实习，恰好认识了当时他的一个引荐人。她问我，我们那里原来有个实习生叫卓星，也是四川人。是啊，我“恰好”认识，这个圈子太小了。
那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我们一群人走出今日美术馆，沿着百子湾路慢慢走到国贸地铁站。那时的我还不像现在几乎每天都去CBD，对CBD已经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厌倦。我那时确实不喜欢高楼林立底下，每个个体被异化的窒息感。
灯光明晃晃的，霓虹灯招展在光怪陆离的庞大建筑边
。
眼前，330米高的国贸三期已经矗立，对面是国家电视台的“大裤衩”，这里是“新北京”的象征，却托不起太多人在北京打拼过程里想要实现的“中国梦”。
现在，我常常在CBD的高楼群里，形单影只，匆匆走过。
都怎么样了
去年中秋节那天，有一众人等，搞出了一个“贵圈”草根论坛。
地铁四号线角门西站，地方是宋东家的。
那个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然后一个一个渐次消失在北京城苍茫的夜色里。
一年之后，当时在时代风帆大厦和今日美术馆的人们，散落在这个地球的许多角落。
孙宇晨和章闻韶去了美国，现在的他们，在费城和圣路易斯。十多天前，在知春路和孙宇晨话别，他说大概要2013年才回来了。好多去年去这个论坛的人都还记得，他轻松地讲起他在《南周》实习的日子，每个故事里都有有趣的因子。
陆遥遥依然还在北京，这一年他辛苦遭逢。他曾奔波在北京和南京之间，在痛苦和煎熬中对他的家庭尽不可让渡的责任。现在的他住在协和医院，迎接命运给他的考验。
曾去围观福建三网民案的杨铁男已经大四，从东北来到北京，在一家行业报做实习生，原来是北京的匆匆过客，现在加入了“北漂”大军的行列。
姚龙飞和徐达离开了北京，现在他们在南方工作。他们一如中国普通的年轻人，在贸易或金融的行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在广州，在上海，街头满是像他们这样的忙碌身影，是这个时代将留给历史的侧影。
大地
张海波从南京赶到北京，为了凑“理想国”的热闹。
他毕业了，离开自己的家乡上海，到南京做公益。我便想起了另一个在南京做公益组织的朋友，他叫于方强，益仁平的前总协调人，现在他服务的组织名叫“南京天下公”。
在这个“民国一百年”的春天，再一次登上钟山，“天下为公”四个字的匾额，依然让人百感交集。
这一年里，我们继续用脚步丈量大地。
我第一次到安徽，在胡适之的故里看上庄村里玩耍的小孩。我第一次到江西，走过雨雪霏霏的庐山，想象着当年牯岭有多热闹。
我又一次来到武汉，出租车穿行在首义的武昌城头，轮渡往返在长江两年，呜咽的汽笛声，如同百年前。从汉口宝善里，到武昌中和门，一条江的距离，一个世纪的共和梦想。
我又一次走在长江路上，六十多年前，那里的地位如同今日的“西长安街”。1912年，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那里就职，后来他去世国民政府为他举行盛大国丧。今天的长江路上，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满是高大的梧桐。而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在这年春天，为属于他们城市的法国梧桐，奔走呼号。
媒体和NGO的朋友们，出差往往都是去调查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无法来得及被关注的苦痛和悲伤。
对于这片大地，我们都有一种深重的无力感，然而却无法放弃。
烤鸭
去年“草根论坛”的主持人李卓然写了一篇《烤鸭》，在校内上很多人读了很感动。
他的男朋友去了公盟，接替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另一个朋友。
质疑公盟的人太多，质疑许志永的人太多。只是公道地说，有时候不用太祭出“动机”这两个字。在这片土地上，争取公民个人权利的运动，实在还太幼稚，在这片土地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确还不专业。
在这个微博时代，发声变得越来越容易，可是改变却并没有比过去来得更便利。聂树斌案已经冤死16年，然而那么多法学的专家对于重审的呼吁，现在仍然还没有回音。
从郭美美到卢美美，从红十字会到宋基会，再从李刚到李天一，热点就这样快速地变化着，而人们也在愤怒中越来越失望。
网络技术首次被投入到中国内地的基层选举，原本给许多人带来希望。我也曾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个，却敌不过这个强大的体制框架给你带来的束缚。
五六月的时候，我已经跟很多记者朋友说，其实这是没什么希望的事情。最后，几乎“全军覆没”的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所以广州有些挺到最后的候选人已经让我很钦佩，从去江西新余开始，我早已更加清楚地体会什么叫做“参选人大，冷暖自知”。
下一代
即算这样又如何，梁文道淡定地回答着青年的困惑：青春就是拿来浪费的。
从去年中秋到今年中秋，我们近乎奢侈地浪费着中秋的时光。
其实这是个团圆的节日，如果我有自己的妹子，有自己的家，我是不会再去这种活动的。没有家的青年，流浪到前门23号，而所谓家庭，便是彼此的肩膀。
只是去年草根论坛的东家宋东桓，今年不再出来了。
他有了自己的家，他有了自己的妻子。他很快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迎来我们的下一代了，真快。
东桓的孩子会叫我们伯伯或者叔叔，我们都老了。但是我们还不能“无所谓”。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像小嘉卿那样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说明上帝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绝望。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呱呱坠地的小生命，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希冀和安慰。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说，二十年后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或者那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预测，不需要呐喊。我们只是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讲那曾经不够自由的岁月，讲那充满恐惧的日子，有一帮人是怎样对酒当歌。
理想之国
蔡定剑走的时候，张舒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这样写道：
赵连海当庭脱掉囚衣，胶州路上十万个市民百万朵白花，万圣书园灯火通明的每个夜晚，我们每日里所看的每一页书，写的每一行字，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宪政民主的中国，是我们梦寐以求想要生活在其间，又日日夜夜正生活在其间的中国。她还很小，很年轻，是个正蹒跚学步，拍着手笑着的小姑娘。今天还轮不到她去上战场搏斗，因为她还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妹妹，需要温暖的目光和手臂让她慢慢成长。然而明天，也许后天，是该轮到我们每人上阵去为她战斗，因为那时她将成为我们共同的母亲，成为她每个儿女的骄傲和用生命护卫的对象。今天我拉着她的手，站在蔡老师的墓前。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看到了未婚夫们的未婚妻，众姊妹们的姊妹，我看到了我的母亲，今天我已经看到了宪政民主的中国。
他如是说：“一朵鲜花可以凋谢，整个春天终将来临。”
“一个公民，就是一个共和国。”
在这秋天开始的时节，这些话语让人感到温暖。
这依然是美好得无以复加的日子，这依然是我们这一个世代无法逃避的命运。
这是凝结我至爱和至痛的情感。愿我们都能得偿所愿。
陆遥遥兄明天手术，让我们一起为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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