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_吴思_衔枚疾走_新浪博客,衔枚疾走,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78～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7年至今，供职于《炎黄春秋》 …

                               作者 ： 清华大学教 孙立平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 “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 “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英记者谈中共书籍被禁* 英国一位中国通记者撰写了一本谈中国共产党的书，被中国大陆查禁。这位记者叫理查德.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他在中国当了8年记者，现在金融时报英国总部当记者。他六月在西方(出版社Harper)出了一本新书：《党：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由于该书主要写中国共产党的“鲜为人知”或不被报道和披露的事情，所以，该书在中国的命运可以预见。中国电子时代(Chinadigitaltimes.net) 报道说，该书目前没有电子版，也没有中文版，“目前在国内代购也已被禁”。另外，牛博网禁书指南报道，解密中共的英文书“大陆遭禁”。不过，该报道用了“似乎”在中国遭禁的字样。设在美国的中文世界日报也报道，该书在中国被查禁。 在中国搜索引擎网站百度上搜索，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相关网站，但有关这本书的网站，大多都打不开，或者搜索不到。香港的商务印书馆网站说有此书(售价266港币)，但是说“无货”(out of stock)。 *丁学良：该书‘点中了一些穴位’* 马利德这本书为何遭禁？BBC报道说：该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企业的关系、党和人事部门的关系、党和军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谈到了腐败问题、 党和历史、共产党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报道援引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丁学良的话说：“因为它点中了一些穴位。” 丁学良认为该书“非常有意思”，因为马利德既非华裔也未娶华人姑娘为妻、对中国的体制没有身处其中的实践体验、他的本职是报道财经消息，以及他本人的“认真态度和学者型工作风格”。 理查德.马利德应算一个中国通。BBC介绍，他90年起在台湾、东京、香港工作、生活，期间为澳大利亚报纸《澳大利亚人》开设了北京记者站，2000年在上海加盟《金融时报》。金融时报中文网介绍说，马利德当了三年记者站长。09年回到英国总部工作，担任新闻部副总编。 这次马利德是六月出的书，但去年底，他就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谈中共组织部的事情。现在看来，在新书出版前他已经陆续发表相关内容的文章。 *毛泽东：党领导一切* 中共前领袖毛泽东曾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各省市自治区各大部委军种兵种第一把手必定是党委书记。胡锦涛春节到西北视察慰问农民，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大家。而马利德在其书中谈到中共时，曾这样说到：党仍然直接控制着军队和媒体。中组部是其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 中组部直接管着全国部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权。香港中国学者丁学良说，马利德曾采访他并多次提及：马利德采访接触到的中国公司负责人，“居然都是中组部任命的。”马利德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在中国，所有重要的公司都是国有的，这些单位往往是部级单位，第一把手当然由中组部来分派或任免。马利德说：“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认识，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平行部门。这个假想的部门将监督以下人事任命：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艾克森美孚、沃尔玛及其它50来家最大公司的CEO、最高法院的法官、《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各广播电视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哈佛及其它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领导人。” 马利德援引北京知名知识分子吴思的话说：“归根结底，你无法绕开组织部。”马利德的书还援引广州历史教授袁伟时的话说，这一制度完全从苏联照搬过来，但中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做得更为彻底。(党)要领导一切。” *党组织低调行事* 马利德在出书后接受电子刊物[采访中国事务]记者专访时说，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谈党的无处不在的问题。比如中组部，就是全世界最庞大有力的人事部门。但如此强大的一个部门，对外却非常的低调。 马利德的书中说：“中组部在逐渐掀开其运作的面纱。不过，改变旧习惯谈何容易。今年，它任命了一名发言人，但至今尚未公开此人身份。中组部的大楼就在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地方。楼外没挂其他部委都有的大牌子。查114也查不到该部的电话。“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在去年底公布了79个国家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及联系电话，但没有中共党组织的相关信息，更没有中南海的任何信息。但就在最近，马利德出书后，中共一些重要部门如中宣部、中组部、中联部等“神秘”部门，都对外公开了其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和联络方式。 *中共高干的‘红机子’* 不过，中共最主要的低调和隐秘性，还反映在其“红机子”上。马利德说，中共最重要的人物，大约有300左右，是家里安装着红色电话机的官员。所以，谁家有“红机子”，谁家的地位就可见一斑。前中南海医生李志绥也在其谈毛泽东的书籍中，数次谈到这一点。不过，在当今中国，政治局委员每家都有不在话下，另外，全国最大的50家国企(如中海油、中铝)老总家里，也都有。 *前港督彭定康书评* 英国前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五月曾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书评说，马利德这本书，有许多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事实来支撑全文的骨架，使得该书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马利德在书中谈到的案子包括：三鹿奶粉案和陈良宇案。 彭定康援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元(中共元老陈云之子)的话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主义含义，由我们来定。”马利德则援引一位北大教授的话说，“党就像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处不在。” 彭定康说，给中国唱赞歌的人说，中国经济成功，全靠党对各方面的绝对领导。但是，彭定康援引马利德的话说，中国97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全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在GDP中的比例，却从当年的百分之五十，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富的愈来愈富，可以把孩子送到英国最贵的私立学校读书，而穷的越穷，医疗卫生水平，同非洲最穷的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得一比。 毛泽东说，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江泽民说，党是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几十年来的不断灌输，歌曲“唱只山歌给党听”，让人民“我把党来比母亲”，几十年来每到七月一号，仍然是各种节目中耳熟能详的“主旋律”。 *党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共产党和人民，到底是什么关系？党和国家什么关系？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任何撰写中共的书籍，都无法避开这个问题。马利德说，这些问题，在中国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表面上看，老百姓和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们都是和政府、同制度在打交道，没有党什么事。党也不管你什么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你一旦越过红线，涉及到了党的组织政策方针路线，党就非常有可能变成一只非常凶残的野兽。(the party can turn into a very brutal beast ind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