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进入专题 ：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 王小东 （ 进入专栏 ）   　     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 好得多。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 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 可怜吧？     ——王小东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 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 ，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 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 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 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赘述史料了。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 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 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 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 ，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 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穆斯林居住 地区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 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 而这就开始了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 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 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 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 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 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 调，一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 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已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 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 理智，至少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承认现实。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 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国的边界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的财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 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几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 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吁求——当然，要想取得宣传效果，一点实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     我们应该崇敬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 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     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 教，说明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     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 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 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 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 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 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 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 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 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 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     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 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 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 有问题”。这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　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 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 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 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 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 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     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 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 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 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 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 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杨文又说：“《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 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 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　谢杨鹏　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 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 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 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 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 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 。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 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 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 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 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 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些曲折复杂 的关系。     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 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     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     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 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 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 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 实还是有惊无险的——　黄纪苏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 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 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 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 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 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 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 ”，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知识界近一个时期刮起的影射史学风是奴化影射史学，而他们的“一仆三主”运作则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四、结语：以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奴青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笔者在前面说了，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虽然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多，甚至表现夸张的气话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理解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 的重要性的。杨文说：“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 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     这实在是很有点危言耸听了，坦率地说，甚至有想借刀杀人之嫌，这就是杨鹏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与杨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几个小青年口头上批评一下内政外交，就算 言语有失当、过头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纲上线呢？然而，就算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确实需要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现 实理由、善良动机，搞影射史学都是非正义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建立在当下的情况之上，而不应把历史拉来陪绑。而奴化影射史学，则连现实的理由、善良的动机都谈不上。     未来的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照着奴化影射史学教 育出来的人能够实行什么“民主”与“自由”。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笔者以为，与其要“奴青”，还不如 要“愤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袁伟时教授们的 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出来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养出这样奴青，其于当下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万代之大业则贻害无穷。杨文充满了“对今天执政 者的告诫”，笔者则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颁发给共和国元帅们的第二枚勋章叫做“独立与自由勋章”。     杨文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诫：“《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 路。”笔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幸，选择了奴化影射史学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则会是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笔者同时也坚持认为，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走那样一条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华！      进入 王小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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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潜规则：女知青想上大学不免要献上身体 文革潜规则：女知青想上大学不免要献上身体 “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

“文革”时期也有潜规则 作者：王彬彬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2-2-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6 10:16:47 阅读量：1374次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这一概念，如今是极其流行了，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当然，如果这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历史，它就决不会在现实中如此流行。吴思先生从中国历史中提炼出了这个概念，不出几年时间，却已在引车卖浆者嘴上频频出现，说明这一概念对现实更有针对性。这个概念甚至迅速动词化，某某欲对某某“潜规则”、某某被某某“潜规则”、某某为达某种目的而“被潜规则”，诸如此类的说法，每天都能从网络、报章、杂志上看到。 　　在中国，比那显规则更起作用的，实际上是那潜规则。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时期，潜规则又何曾销声匿迹？ 　　“文革”号称史无前例。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文革”中的许多现象，诸如鼓励子女与爹娘划清界线，甚至怂恿子女对亲爹亲娘拳脚相加，鼓励夫妻相互揭发、相互把对方的枕边语私房话整理汇报，越穷越光荣，凭老茧上大学、交白卷成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几乎前所未闻。然而，即便在这样一个宣称要与传统的一切进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时代，传统的许多东西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有的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则头不改面不换，以本来面目延续。所谓“潜规则”，在“文革”期间，就仍然以传统的面目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样说，也许还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潜规则在“文革”时期的重要性。实际上，对“文革”的“史无前例”，应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许多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当然是史无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度、力度，在现实中凸现着、活跃着，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而潜规则，在“文革”时期，就往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坚挺。 　　有时候，两种“史无前例”，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以上大学为例。“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大学从工农兵中直接招收学员，没有文化考试，甚至对招收对象没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对招收对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许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阶级敌人的人，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大学以这种方式招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堪称史无前例。“文革”时期，大学对青年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工也好，农也好，兵也好，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混几年，就能成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干部，谁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很多很多，谁能成为幸运儿呢？这时候，潜规则就起着史无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间，大学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招生权，只有接纳权。决定工农兵中何人上大学的“正式规则”，或者说“显规则”，是“工农兵推荐”。“文革”期间我生活在农村，“工”和“兵”的情形不了解。我知道，在农村，“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是十足的空话。大学招生，在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分配名额。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荐两人上大学，这两人是谁，当然由公社的最高领导公社书记说了算，连“推荐”的过场都不会走。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 　　“潜规则”似乎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无需解释。狭义，则似乎专指年轻女性以肉体从权势者手中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有人说某位“美女”被领导“潜规则”，别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狭义的潜规则，“文革”期间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农”则从农村“知识青年”中产生。农村“知识青年”由“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两部分组成。这是从来源上区分。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许多回忆文章和小说，都写到过这种事。 　　如今，网络上、小报上，常常说到影视界、娱乐圈的潜规则，代表性的表现，就是女演员要向导演献身才能获得出演的机会。这种事，其实“文革”期间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一书(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点江青的红人刘庆棠这方面的“事迹”。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宠信，以一个演员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先是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后更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位高权重的刘某，坏事做尽。刘庆棠“潜规则”女演员一事，戴嘉枋是这样说的：“到了‘文革’中大权在握，风流成性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到了淫邪无耻的地步。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而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你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甚至处在恐怖的威胁之下为免遭批斗，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满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后来，刘庆棠索性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女浴室近旁，除办公桌、文件柜外，还有一张大床，美其名曰用于加夜班休息。他时常在办公室窥守于门边，见浴后的女演员经过，便以各种名目请她入内谈话，然后诱胁相加邀其同枕共寝！不少意志薄弱、慑于权势的女演员，不得不忍辱任其摆布。”刘庆棠的此种做派，其“顶头上司”江青、张春桥并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当回事，认为是“无害”的“小节”，“丝毫无损于这个色狼的毛发和仕途。”(第258-259页) 　　潜规则的对立面是显规则，是印在文件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正式规则”。显规则、正式规则，对潜规则多少有一点制约作用。而“文革”期间，显规则、正式规则普遍弱化甚至被抛弃，潜规则所起作用之在，便“史无前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