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北京时间 06：00―07：00：短波41米7310千赫；中波1008千赫；1098千赫 北京时间 07：00―08：00：短波31米9955千赫；中波1008千赫 北京时间 17：30―18：30：短波41米7325千赫；25米11875千赫；中波1494千赫

根据《纽约时报》今天（2月22日）刊发的独家报道，三位知情人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上月被中共中纪委带走，这三人从收到有关决定通知的领导人那里获得的消息，他们说，对梁克的指控涉及腐败，也涉及到他与周永康的关系，国家安全部也曾在周永康的管辖之下。 消息人士称，梁克涉嫌把来自北京安全局的人力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中国首都的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转交给周永康，为其提供帮助。“官方传达的信息是梁克涉嫌腐败。但梁克被拘留也与他被怀疑帮助了周永康有关，他的做法超出许可的手段和渠道。” 此前一天，官方媒体透露，梁克的职务被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李东接任，但官方媒体没有说明梁克的去处，这一消息被夹杂在多项正常的人事变动之中。 但关于梁克落马的消息多日前已经有海外的《明镜网》报道，但未获主流西方媒体跟进，原因可能是安全系统的敏感和封闭性。 《纽约时报》评论说，“梁克被拘留一事将围绕着周永康进行的调查带入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国家安全部及其地方下属机构”。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些机构都非常神秘，极少被公开讨论，国安人员的名字和言论几乎从不在媒体上出现。周永康则是包括国安在内的，中国庞大的政法安全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在周永康担任常委的胡温时代，九位常委分别在各自分管领域几乎享有不受干涉的最高权威，胡锦涛似乎仅是首席常委或者召集人。亲官方的学者胡鞍钢曾将这一现象称为“集体总统制”，认为是过去10年中国取得最大的经济成长的政治秘诀。 据北京政治圈内流传的消息，在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东生去年12月忽然落马之后，许多厅级以上的公安官员都就与周永康团体的关系接受了询问。 在1月10日的中纪委新闻通报会上，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黄树贤通报，2013年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有31人，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等8人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据外界统计，加上最新公布的冀文林、祝作利，仅有24人，可能仍有7人仍在调查程序，尚未公布。根据政治新闻圈传言，福建、江西、海南可能都有官员涉案。

在前不久薄熙来案中，信息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王立军出逃后，温家宝两会闭幕发布会前，关于薄熙来的负面信息一律被严厉删除；两会发布会上，温家宝点名，说重庆应对王立军出走事件反思，传统媒体仍然被严厉禁止，网络媒体略有放开；一直到官方宣布重新调查海伍德被杀案后，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基本被放开，但对薄熙来的个人攻击仍被控制；到薄熙来庭审期间，微博忽然出现了大量声称拥护中央“依法”审判薄熙来的机器马甲和实名五毛。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支持薄熙来的左派民众认为，薄熙来受到了官方媒体和国际媒体联手恶意攻击，这在国际左翼学界也有反响。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教授赵月枝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微博研讨会上，此后又在美国的左翼学术期刊上指控，“《纽约时报》和它那些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加速了薄的垮台，他们散播不利于薄和重庆模式的各种谣言和未经证实的信息。”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毕业于北广的赵月枝，不但是中国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也受聘于新疆政府担任“国际传播顾问”。 总的来说，周永康案虽然并无明显的左右翼对决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其与薄案的传播和管制做对比，似乎并无本质区别：“占垄断地位的英美媒体竞争对手”仍然“积极参加跨国媒体的煽风点火”，右翼大V聚集的微博上，虽然经过清网运动，各种何时“煮面”的政治八卦仍不少见。 如果少点国际左翼大拿的宏大叙事，回归新极权下舆论管制基本面，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权力斗争更为明显的周案传播上，新的媒体操控者的技巧更加进化，新技术的进步，虽然可以形成某种信息孤岛，但很大程度也在还管制者无所不在的阴影之下。 基本上，与薄熙来案的被动应对不同，官方角色更加主动，监管手法更有弹性。 2月20日，新华社宣布刘汉案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已经告破，刘汉敛财400亿，涉黑横行四川十几年，杀死至少6人，即将在湖北咸宁开庭。 根据本台此前报道，官方有通知提出，对刘汉案要“大力宣传”。刘汉案公布，点燃了周案传播的烽火。 随后几天，《新京报》、《中国经营报》、《财新传媒》等媒体连续刊发了不少周案外围人物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对周滨的父亲的称呼，往往是“某退休高官”，对冀文林、郭永祥等前任秘书，则说是“某退休常委”，有些报道甚至明确点出，这位高管曾担任过东营市委书记职务，对周永康的影射几乎是呼之欲出。 官方放松了对高官报道常见的谨慎管制，对两会前常有一个月的负面报道空窗期也不再提及。 官方媒体如新华社对刘汉案情信息的选择性发布，有媒体从业者私下认为，与重庆当年扫黑报道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也有观点认为，与胡温前朝相比，当前的舆论管理者相较新华社通稿，更喜欢使用央视的画面语言。 对周滨、刘汉案件，似乎有特定市场化媒体得到了不对称释放的部分调查卷宗，例如，在吴兵被抓后不久，有媒体就刊发了吴兵被抓的准确日期和地点，与海外政治传言网站不谋而合。 普通的市场化媒体，如《中国经营报》、《新京报》，连续刊发了关于丁雪峰、冀文林，甚至周滨的独家调查报道，这当然是记者努力，突破自我审查的结果，但与最高层对周案释放信息，放松监管的背景直接相关。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海外的几家中文政治信息网站，他们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报道，准确度不亚于薄熙来案期间，尤其是对多名周身边人的状况，尤其是吴兵和周滨，一直都有准确的跟踪，随后都被国内媒体的报道所证实，但很多特定信息的发布，尤其是涉及最高层的所谓内幕，相互矛盾，似乎各有用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技术，尤其是微信的运用。 一周来，关于刘汉、周滨、周永康的关系的文章在微信上极为流行，很难想象，没有监管者的首肯，在微信公号这一相对封闭的系统中，关于周案的信息能够较大规模的传播。 一篇刘汉与富豪袁宝璟仇杀纠葛的分析文章，被许多微信公号抄袭改写和转载。这篇文章，最早似乎是来源于雪球网的一篇网贴，文章将袁宝璟三兄弟被处决与刘汉低价卖出水电站，让不明身份者两个月内赚到20亿两件事情联系，认为是“杀人执照”或者“卖命钱”。 另一篇同样被微信公号们广泛转载的关于周滨的文章，原本是新浪财经将财新网和《中国经营报》系列报道整合而来，同样被公号们不署名地转载和改写，文章还原了周滨的学业、婚姻和亿万事业版图，新浪财经原版文章中并未点出周永康，但微信公号们并不客气。 上述两篇文章的基础都是传统媒体，微信公号“纸牌屋”向前多走了一步，他们派出自媒体记者，前往无锡厚桥西前头村，走访了周永康的故里，访问了周的邻居，就读的初中，拍下了周在家乡的宅子。 根据这篇由自媒体生产的报道，周永康原名周元根，他在老家还有两个兄弟、周元青，周元兴今年2月10日去世，据前不久在无锡厚桥办案的刘晓原律师称，周并未回乡吊唁。 这篇报道说，以往每天都有几部不同的轿车到周元兴家里拜访，基本是官员或商人，过去3个月，持续多年的拜访车辆突然消失。周滨老家四周的墙上，也被装上多个视频监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