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北京两会习李体制启动，亚洲週刊获悉，前不久习近平有两次内部讲话，要警惕苏联解体教训，重提毛泽东思想，给那些耿耿于怀而深深不满的政坛元老补吃了定心丸，具安抚意义。有学者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争取最大公约数、寻找最广泛共识而不得不这样说。这次两会至下一次两会期间的一年内，改革派要求的宪政、政改都不会有大动作。两会只谈社会保障、住房医疗、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不会有突破的惊喜。 　　在饱受雾霾和沙尘折腾之后，踏入三月，北京终于见到蓝天和阳光。北京人自嘲说：新北京精神是「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京城议政中心人民大会堂内正议论如何再创「辉煌」，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两会），在此先后于三日和五日揭开序幕。步入「两会时间」，习近平、李克强的习李体制正式起步。四个月前，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这次「两会」闭幕，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民众期待「两会」继续成为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展望的制度平台，由此开创新的「议政时代」。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两会会场内外，公众关注的热点、代表和委员热议的焦点，除了人事新布局外，依然是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房价调控、收入分配、机构改革等议题，没有太多新鲜亮点，可见国人对相关议题的持续关注，这也表明这些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中共十八大后，全球关注习近平「百日新政」，而今新一届两会启动，如何剖析中国当下时局，如何评估中共未来走向，世人热议。 　　北京学者认为，如果说，从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率领六常委见中外记者开始，至三月全国两会召开，是习李体制亮相期、交接期；那么两会闭幕后到二零一四年两会的一年内，是习李体制的磨合期、调整期。中共几十年来，每届代表大会后的一中全会，主要解决中共领导班子问题，二中全会解决政府班子问题，到三中全会经调整巩固领导权，此时才会有所作为，那就是二零一四年才会有大动作，或大步前进，或大步倒退。届时，习李体制的战略部署才能清晰展示。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习近平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十二月四日，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三十週年会上，强调「恪守宪法原则，履行宪法使命」。十二月七日，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出外考察没有选择中共传统意义的韶山、西柏坡，而是去广东深圳，向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画像献花，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制环境，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习近平的言行和举动，反腐、整风、清党、饬军，习式新政格局初奠。大部分国人像吃了「春药」般，兴奋不已，对习近平寄予厚望，期望未来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成为「宪政国家」。不过，习近平的一系列作为，却激起中共一批元老宋平、李鹏、周永康等人不满。习近平南下深圳，大谈邓小平，否定毛泽东，不提江泽民、胡锦涛，政坛不满声音频频传出，此时习近平脚跟尚未站稳，习李体制也未最终成型。 　　在两会期间，亚洲週刊获悉，前不久习近平有两次内部讲话，一是在新进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会上讲话，一是在法制会议上讲话，两次讲话内容差不多，却明显成了对自己新政理念的稀释。摘录如下： 　　——习近平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髮而动全身，更需要全面考量、协调推进。 　　——习近平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决不自乱阵脚，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树立信心。 　　——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习近平说，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世界观问题，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认为世界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认识、可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科学方法论，而唯心史观不能客观地认识世界，认为世界是人可以任意裁剪的。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信仰动摇，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不知道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不知道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要怎样走下去，也就不知道自己过去哪些做对了，今后应该怎样走才对。 　　——习近平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仰的味道》。一九二零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了」。他妈妈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这两次内部讲话，要警惕苏联解体教训，重提毛泽东思想，给那些耿耿于怀而深深不满的政坛元老补吃了定心丸，具安抚意义。有北京学者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争取最大公约数、寻找最广泛共识而不得不这样说，可见中国的事有多难。这次两会至下一次两会期间的一年内，改革派要求的宪政、政改都不会有大动作，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官员民主选举、三权分立，都不可能出现，这五年、十年不会有戏。这次两会，只会谈社会保障、住房医疗、食品安全、社会组织放开、环境保护、教育平等、反腐倡廉、收入分配等问题，不会有突破的惊喜。 　　老干部对习讲话失望 　　春节后，《炎黄春秋》举办了两场令当局关注的会议，一是十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有李锐、何方等老干部、老学者；另一是杂志社的迎春团拜大会，二百人出席，十多人讲话。他们分析当下政局和未来走向。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来了，开国元勋陆定一儿子陆德来了，还有江平、资中筠、钱理群等人，前不久实名举报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利用维稳模式祸国殃民的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也来了。与会者听到习近平两次内部讲话精神，普遍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两个讲话的框架和基本思路，说重些，有走老路的味道，特别是讲到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说不是制度不制度问题，不是法制不法制问题，不是民主不民主问题，而是军队中立化，共产党失去舆论控制权，人的思想乱了，导致偌大苏联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不」。说军队国家化，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因此党就完了。 　　会上，胡德华说，苏共为何垮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给出这样的解释：苏共垮台是由于苏共垄断了一切资源，垄断了真理。胡德平说，公民维权和腐败官员之间的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家江平说，要按照宪法理念治国，这就是宪政。只提用宪法治国，不提宪政，是缺少宪政理念，宪政社会主义更具普世价值，应该更多强调与全世界的共同点，这就是宪政。中共元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说，要把宪政这个口号喊响。陆德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是经济体制改革屡屡遭遇瓶颈的原因，西南财经大学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中国目前基尼系数是零点六一，这是符合实际的。原全国人大法工委政研室主任高凯说，应出台保护公民不同意见的法律。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应该推广广州经验，公民的社会组织实行登记制，取消上级主管单位和挂靠单位，培育公民社会成长。中宣部原新闻局长钟沛璋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亿万中国人跪下去。 　　《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二月十四日因血压偏高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新高干病房。九十岁的他，顺便全身检查。两会期间，他在病房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杜导正说，中共十八大后一百多天，如何评价政治局新常委班子？从表现看，有积极一面，令人振奋；也有消极一面，令人忧虑。 　　杜导正说，如果习近平的那些讲话只是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那另当别论，如果是他真实想法，以此治党治国，如此接受历史教训，就十分糟糕了。他说，有人对形势作分析，说未来走向有三种评价，会有三种结果。一是先左后右，形左实右，这还会有好结果；二是左左右右，左右逢源，这表明政治是骯脏的，是一场游戏，从某种角度看，这样可获得左派、保守派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社会矛盾那么尖锐，谁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都很难办；三是左左左，左到底，这很糟糕，很危险，会导致彻底崩溃，结局是悲惨的。 　　杜导正说，最初听到这两个讲话的内容，他的心情是「十分震惊，十分悲哀」，盼来这样的结果，令他寒心。最近，他继续观察，又听了许多朋友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再给中共新领导人多一点时间，不要急于作出结论。他说，他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比较熟，习近平受父亲影响不小，人聪明也厚道，共产党这么惨痛的教训，习近平这一代人当然会有影响。政府新内阁里还有李克强、王岐山等人辅助他支撑?着。杜导正说：「网络革命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必然引发社会革命，也必然引起政治革命。我们国家，我们这一代人实在经不起大的动乱了。现在的态势依然扑朔迷离，看不清楚，未来走向不明朗，《炎黄春秋》作了两手思想准备，一是准备迎接好一点的形势，也准备最坏情况出现，即停刊整顿。」据悉，《炎黄春秋》一月发行量增加一千多，二月增加六千四百册，三月又增加一千七百册，总发行量达十七万四千二百。 　　杜导正说，这次两会，政府人事变动是大家关注的，只是希望能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让非党人士、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在重要岗位上所佔比例大一些。热议中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会有太大惊喜。现在新领导班子手中的权力还不稳固。杜导正说：「我总体看法是不要悲观，目前也乐观不起来。希望不等于现实。还是那句话：不改致革。」 　　透过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启幕才几天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是一年一度的「春天故事」，应当演进成助推国家改革、社会进步和民生权益的坚实足印。两会上传出一个个「故事」：自由迁徙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写入今年目标……国务院机构改革是这次两会的热词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银监局长高飞说，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还是问题核心，要透过改革，解决政府权力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弥补「缺位」，隔断「越位」，纠正「错位」。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新一轮价、财、税改革即将来临，未来的税收改革仍应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并考虑形成长期的制度化安排。 　　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邓辉说，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了包括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在内的诸多基本法律，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悖，其改革已箭在弦上，不改不行。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城镇化即使「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传统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让农民享有土地流转价值溢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要从法律上保障农民能从土地获益，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可收穫多方面的改革红利，比如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养老金双轨制正部署顶层设计，应对老龄化的资金安排、养老金空账都在研究……两会开启了习李体制「议政时代」，春天还会来「雾霾」吗？

2011 年8 月2 日，警察坐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個民族市場內。 文 /黃章晉 Source 2012年 12月 3日，湖南嶽陽市平江縣村民凌某在購買切糕時與維吾爾族商販發生爭執並引發群毆事件。事後，岳陽市公安局公布對此事件處理結果，凌某需賠償維吾爾商販 16萬元，引起網友的強烈關注。 新疆民族問題向來十分敏感，特別是 2009年烏魯木齊 75事件之後，中共對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級，外界較少能夠了解新疆維族社會的真實狀態。16萬元切糕賠償事件作爲一個熱點或將很快淡出公衆視野，但它在被公衆討論時，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視爲這個社會創口的矛盾和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隨時會爆發。「新疆小偷」、「切糕黨」這類標籤在內地漢族世界，十分普遍出呈現的是中國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問題和由此帶來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維吾爾世界，小偷和切糕黨，似乎更應歸類爲馬爾薩斯陷阱的一個表徵，在我看，它是一個遠比內地漢族社會與新疆人關係如何更爲重要的問題。 或許用新疆維吾爾傳統社會正陷入一種瀕臨瓦解崩潰的危局來描述有誇大事實之嫌，但極高的失業率、嚴重的吸毒販毒、愈來愈多人群深陷非正當營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頭、社會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濫等現象，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可將之描述爲一場嚴峻的社會危機。而切糕黨、小偷僅僅是這個危機溢出到內地的一部分。內地人能看到的，僅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內地的維吾爾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黨這個問題時，會反覆强調說，這不是維吾爾人的全部，維吾爾人不應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視這類正在日益腐蝕維吾爾社會肌體的現象，尤其是它背後整個的社會危機，維吾爾社會很快會變成一個讓人痛惜的沉淪的民族。 民族政策掩蓋維吾爾社會危機 在新疆維吾爾主流社會，對各種在內地謀生的維吾爾人統統用「口裏齊」這個稱呼，「口裏」即內地，「齊」即漢語中者的意思。對那些在內地從事正當職業的人來說，被人稱呼爲口裏齊是個非常鬱悶的事，因爲它帶有强烈的貶義色彩，暗示是不良職業從業者。對熱愛商貿的維吾爾人來說，並無輕視小商販的傳統社會成見，對口裏齊的成見則來自這個群體極大比例在從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動。因爲他們太熟悉知道周圍某個並無一技之長的人從內地回來後突然富起來是因爲什麽原因。而南疆的舊手機市場上，那些手機來自哪裏，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對在內地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來說，往往他們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動的普遍程度，要明顯高於漢族社會，因爲他們才能更敏銳細緻地發現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賣餐飲，實際上底下是在販毒或做盜竊團夥的活動據點。而流浪兒的小偷問題，也不僅僅只是拐賣和扒竊，還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問題。 官方習慣性的報喜不報憂，甚至諱疾忌醫地打擊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維吾爾知識分子群體只能在每一輪類似問題發酵在輿論被引爆時進行被動解釋時，漢族社會看到的新疆問題只有兩個方面：東突問題、犯罪問題，而上述問題真正的社會土壤：維吾爾族的社會危機幾乎無法進入公衆視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漢族人已經在內心裏認爲，維吾爾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許多現在宣稱是新疆問題研究者的人，其言語中流露出的觀念也是如此。我最擔心而且認爲事實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種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團會普遍認爲，維吾爾社會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這顯然未必是他們最在意的工作），僅僅是因爲維吾爾人自身的問題，比如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他們的宗教信仰。 這種觀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爲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現在嚴峻的社會問題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與內地警方對自己眼皮底下從事非法活動的維吾爾族人群視而不見且禁止公開討論一樣，說是爲了「不傷害民族感情」。 如果將來注定有更大的災難，我想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業的雙重壓力 新疆維吾爾社會今日面臨的問題，是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完全無法融入現代社會，按照民族大學伊力哈木先生的說法，就是無法由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社會轉變爲現代工商業社會。 維吾爾族的絕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萬人密集居住在幾片互不相聯的綠洲中，人地矛盾極爲突出。維吾爾族社會平均年齡大大低於漢族，而青少年幾乎找不到進入現代工商業的就業機會。南疆小縣城裏，因爲大量年輕人無所事事，遂有了檯球愛好者佔人口比例也許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觀。 此外，內地的廉價而豐富的物資以及規模化的資本在改善其生活品質的同時，也對城市傳統手工業和商業爲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衝擊。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是新疆維吾爾社會危機的物質因素。 道德和傳統價值崩塌 同樣嚴重的是精神因素。現代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流行和影響，迅速在維吾爾社會依照年齡和身分（吃國家飯與靠自己的雙手吃飯），形成了巨大的觀念鴻溝。維繫一個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潰，或轉身更虔誠地投入宗教的懷抱以尋求慰藉。傳統維吾爾社會，阿訇或「長老」是道德秩序的體現者和維繫者，今天舊城改造和社會組織的重構，使這種基於熟人社會的道德和價值體系早已無法維繫。像吸毒販毒問題，在第一波經商致富者出現時，就開始出現並四處泛濫。 精神危機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維吾爾社會，一方面在鄉村和一些城鎮，有着遠比內地漢族社會更淳樸和善良的民風，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和道德敗壞，同樣遠非漢族社會可比。切糕黨、小偷、販毒、賣淫等現象，帶有極大的地域性特徵，甚至對當地不同職業的居民收入對比，都構成了極大影響。這不能不認爲是道德和價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壞車示範效應。 不能不提的是，面對現代化衝擊的恐慌，對社會禮崩樂壞的排斥，愈來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懷抱以求寧靜，這種劇烈的變化，甚至可以從最近幾年人們服飾妝扮的變化看出來。宗教的抬頭當然會被地方政府視爲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壓就順理成章在所難免，而民族矛盾的進一步緊張對立則是勢所必然。 我個人認爲，所謂的東突分離主義遠沒有人們通過官方描述想像得那麽嚴重，但複雜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們所能感受到的要廣泛得多。 甚至我曾從內地民間反扒小組那裏聽來這樣的故事，他們在抓獲小偷後，居然有人跑來要人，且聲稱偷點東西爲什麽要抓，你們從新疆搶了那麽多東西，我們偷幾個手機有什麽不可以的。犯罪活動爲自己尋找到了政治上的正當性，你難道僅僅是將之視爲一種狡辯麽？ 我聽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內地協助打擊小偷的維吾爾族警察，從一個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驅使的盡職盡責試圖拯救墮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於絕望壓抑最終變成有一大幫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敗社會」 今日中國深陷嚴重社會危機的，並非只有維吾爾族，像大批人進入內地從事非法活動的問題，當然遠非維吾爾人，只不過由於維吾爾人在語言上異於漢人，更容易被觀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類問題，只會在警察那裏因爲犯罪登記時被注意到，地域性的問題也很難像維吾爾族那樣上升爲對整個民族的印象。 社會問題帶有强烈民族性的並非只有維吾爾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問題還要嚴重得多。 但兩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像，比如大量人口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賣在內地從事扒竊甚至入室搶劫。據一位從事相關領域工作的專業人士統計，凉山被抽檢到的孕婦中，HIV感染者比例已經接近 10%。僅從這個數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來看，說它是個失敗社會應無不妥。 兩者對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和生産方式在受巨大衝擊的同時，都無法有效融入現代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無法進入漢族人主體的社會分工當中。凉山州彝族社會的問題更大，或許是因爲其人口總量較小，原有的社會組織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們當然可以將這種無法有效融入歸結爲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直接因素，語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所以，在新疆，一個補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廣雙語教育。我們即便不談雙語教育實質上更像强推漢語教育，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備師資力量的部分貧困落後地區實際上兩種語言都無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擔心它最終的效果。尤其是，雖然官方大力推行雙語教育，但教育資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極大不平衡的局面並無根本改觀。如果涉及到一個傳統生産生活的民族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觀念重建、價值重建的種種困惑，這個問題就要更爲複雜而艱難。 就今日的漢族社會而言，雖然轉型痛苦尚不算嚴重，但從精神和價值上而言，還不能認爲已走出前現代社會。而面臨着現代化與漢化無法區分困境的維吾爾精英（官方推進的現代化顯然就是漢化），在平衡現代與民族傳統上，要解决的問題複雜得多。 何況，他們只能自己呆在家裏獨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中，這種公開討論不可能存在。 至於那些物理上遠離現代社會的維吾爾農民，其實在 1980年代後期開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與現代文明絕緣。此前，官方在民族問題上的投入，以及漢語世界本身搭載的現代信息和觀念就少，維吾爾語和漢語作爲渠道，在接受現代信息上差別不算太大，但此後，市場的偉力使漢語成爲一個搭載現代信息和觀念極高的平台，至於維吾爾語，嚴厲的市場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維吾爾人已很難從其精英那裏獲得現代信息。他們是一個被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拋棄的人群。小偷和切糕黨，是這個社會能自發找到的極少數融入其中的手段。 切糕事件小檔案 切糕原名玛仁糖，是新疆一种传统特色食品。主要材料有核桃仁、玉米饴、葡萄干等。因为出售时一般用刀从大块玛仁糖切下小块，因此又被称作「切糕」。在中國內地城市，因切糕買賣出現的糾紛層出不窮。主要的原因就是維族商販切下的切糕大大超過顧客所要求的重量和預計的支付金額，而維族商販則強逼顧客買下已切下的切糕。各地政府面對民族糾紛，往往在處理時敷衍了事，引發顧客不滿。 12月 3日，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微博 @岳阳公安警事发布一条官方信息，称「村民凌某在购买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时，因语言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双方口角导致肢体冲突引发群体殴打事件。事件造成二人轻伤，损坏核桃仁糖果约 16万」。 网友们纷纷惊讶一车切糕价值竟高达 16万，微博随即被疯狂转发 5000多次，当日下午该微博即被岳阳市公安局删除。但网上讨论持续发酵，有网友戏称切糕是「硬通货」。 12月 5日岳阳市公安局就切糕事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此前发布的“天价切糕”信息不准确。@岳阳公安警事当日随即发布一条微博澄清：「被损的 16台摩托三轮车、车上核桃仁糖果 5520斤的损失以及受害人医疗费用共计 15万余元。」然而话题并未就此降温。仅 12月 5日 0点到 23点，出现「切糕」一词的微博多达 2,405,851条。岳阳公安的澄清微博不久也被删除。 而同日，新疆政府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题为《切糕、切糕，怎么了》的长微博，表示切糕事件的成因是「沟通和习俗差别」。 －－－－－－－－－－ 專訪維族學者伊力哈木 我們是一個對自己作不了主的民族 文 /趙思樂 2009年的 7·5維漢衝突以及此後漫長的新疆斷網之後，維族民眾包括維族知識分子的聲音都進入了被消音狀態，官方有意屏蔽，漢族社會則有選擇地不聽。 《陽光時務週刊》專訪知名維族知識分子、維吾爾在線站長伊力哈木·土赫提，詳細解讀「切糕事件」所折射出的維漢關係困境，以及新疆問題的現狀和未來。 Q&A 陽光＝陽光時務 伊＝伊力哈木 陽光：您怎麼看待最近發生的「切糕事件」？ 伊：警方這一次的處理有些詭異，他們發布的信息不是很清楚，而且不嚴肅。比方說，賠償的標準是警方定的還是那個新疆人定的？還有從微博上看此事涉及有人受傷的問題，所以在這裏面警方沒有解釋清楚。 我並不認為在這裏面是「兩少一寬」的政策在起作用，在新疆的維吾爾人被拆遷，把房子拆了也不一定能拿到 16萬塊錢，最近我也遇到因房子被拆遷得不到合理賠償（比如喀什市 shamalbagh 的幾十戶家庭房子被拆遷，僅僅賠償350元 /平米）到北京上訪的維吾爾人。警方賠償 16萬是因為那個維吾爾人是強者嗎？我不承認警方在切糕事件中的表現是它的一貫態度，我認為這裏面有政治因素。（兩少一寬，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84年第 5號文件中規定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刑事政策。編者注） 「兩少一寬」要取消是很容易的，這個政策本身在少數民族地區就不落實、不存在，取消這個政策給民眾一個交代，也是在政治上的一個加分。其實由於在內地的生存環境惡化，再加上民族之間的這種情緒，尤其 7·5之後，很多維吾爾人走了，現在在內地做小生意的維吾爾人很少，遠遠沒有回復 7·5之前的水平。網上炒作的維吾爾青少年小偷，我們曾經做過調查，發現這個問題被嚴重擴大，包括張春賢高調宣傳的「接新疆籍流浪兒童回家」的政策，那麼多年加起來也就 1600多個。這些問題的擴大化，其中多少有政治的因素。 陽光：您認為對「切糕事件」的集體調侃反映了漢族民眾怎樣的心態呢？ 伊：當然我不想為強賣切糕或者其他的違法行為辯護，對這種行為我跟很多人的觀點一樣，這是違法的、違規的、不講道德的，可以按法律、按政策來處理，我是反對「兩少一寬」的，在這一點上民族不應該有區別。我也不否認在內地有很多維吾爾人有不良行為，販毒、小偷、騙子，他們不僅騙漢人也騙維吾爾人，但是在新疆漢人的犯罪率也比較高，流動人口的犯罪率高，這在哪個民族都是一樣的。 但我反感的是拿一個個體的行為來指責全體維吾爾人。我們能不能因為王震（解放軍上將，中共建政後長期主政新疆並鐵腕鎮壓當地少數民族，編者註）的行為而指責整個漢族？因為毒奶粉事件而認為整個漢族都是壞人？在內地很多漢族人受到傷害的事情在新疆也有啊，而且強勢方在新疆幾乎都是漢人，比如強拆遷、佔用耕地。要是因為這些人，或者某一個機構、某一個企業或者某一個群體的行為，我們把它標簽化「你們民族」，然後指責，這不公平。在新疆每天也有漢人盜竊、殺人，那我們難道要說「漢族殺人犯」？這樣不對！不要標簽化，個體的行為讓個體來承擔責任。 在網上漢族社會對這個事情的高度關注，說明了漢人對維吾爾人的態度，這個才是問題的本身。部分漢人在網上討伐維吾爾這個民族，這種態度本身是非常危險的。漢人是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的，但維吾爾人沒有，這才是嚴重的問題。比如網上有很多人攻擊維吾爾人，那麼多種族歧視的東西，無論從學術、從人權、從西方的角度，都是很種族主義的東西。漢民族更要反思的是自己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心態。 漢民族最近的 20年，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喝狼奶長大的，民族主義的狼奶，很情緒化、很憤青，沙文主義已經很嚴重了。很不客氣地說，漢族社會中有些針對我們的人已經法西斯化，針對維吾爾人的「光頭黨」已經有了，這種理論、這種情緒是很危險的。 漢民族是中國實質上的執政民族，那麼它對這個國家、對我們的命運是應該承擔責任的，是你把我們整合進來的，是你在領導我們，那領導就得負責任、得包容。十三億漢人包容不了一千萬維吾爾，你還談什麼統一、談什麼團結？ 陽光：您覺得這種現象有什麼原因？ 伊：一個 89年之後當局在鼓勵民族主義來對付西方，在國內它就突出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它在為自己的執政、維穩找一些理由，它對西藏、新疆嚴重的控制政策、民族政策掩蓋了很多東西。另一方面，誰都不願意承擔改革的責任，維穩部門已經形成了利益鏈條，內地的維穩部門也是一樣，新疆的維穩部門比內地不少省區（直轄市）還龐大，一個生產建設兵團就二百六十多萬人，還有龐大的軍隊、武警、邊防，還有很多維穩部門，在中央也有很多針對西藏和新疆的維穩部門。這是一個利益的東西，他們需要這個。還有權力。 新疆沒有問題誰會讓你去政治局？你能拿到那麼多編制？你能拿到那麼多錢、那麼多項目？ 陽光：維吾爾知識分子的聲音有沒有被納入政府的新疆問題決策中？ 伊：中央對新疆政策的主導在政法委，有一個中央新疆工作協調辦公室，第一把手原來是周永康、第二把手是王樂泉，這個辦公室沒有任何維吾爾人。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有一個民族研究中心，就是給中央提供決策參考的依據的，連一個維吾爾人都沒有。7·5之後，有很多調研組去新疆，在北京也有很多座談會，我沒有聽說有邀請維吾爾人。 陽光：您個人持續對新疆問題發聲，會否有壓力？ 伊：打壓、誤解，這就是我的待遇。政府曾經說想聽我的聲音，曾經也讓我往中央寫文章，我也主動地寫過，也提交過，不斷地寫，不斷地提建議。但到現在我已經失望了，我不寫了。 國安第一次來找我是在 94年，因為我當時在內地發表了《影響維吾爾族人口素質的教育經濟因素分析》還有《維吾爾族剩餘勞動力問題研究》調研報告，在其中我辯駁政府很多數據是假的，因為這個調研報告國安從新疆過來抓我，我的噩夢就開始了，我媽媽當時都快要瘋了。 當時是我的導師救了我，他把我的文章推薦到學校，在學校裏獲獎了，後來又在北京市獲獎，國安才不再為這件事找我的麻煩，否則我很有可能會蹲監獄。之後就是不讓我參與國家級課題、學校的課題，我的一切課程被逐漸停止，不給我開課。 最近半年我家裏和手機的網絡幾乎都處於被斷網的狀態，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有什麼會議，什麼國家的領導要來，我都可能沒聽說過，然後家裡的網絡就斷了，網絡費還照樣在扣，手機的費用也照樣在掏，但就是上不去用不了。警察或每天在你家裏盯着或沒完沒了的找你談話。 如果問我有沒有跟「上面」溝通的平台，我自己找到了平台，就是國保來找我打壓我，然後我不斷地跟他說。這就是唯一的平台，我想只要把真實的聲音發出去早晚都會有用。 陽光：維族知識分子的失聲對新疆問題造成了什麼影響呢？ 伊：維族知識分子作為一個世俗力量和中間力量在維族社會的作用愈來愈小。7·5之後，蹲監獄的有不少知識分子，網絡人士，媒體人。 由於世俗力量被打壓，維吾爾社會愈來愈自閉，那麼帶動維族社會的就是負面的、封閉的力量。我們本來有自己的一個完備的服裝體系、飲食文化、音樂，但是現在卻越來越伊斯蘭化，為什麼？因為老百姓無望，對政府、對社會、對維吾爾知識分子、對世俗的力量無望。政府首先把世俗的力量滅掉了，本身它應該是跟漢族社會、跟政府最能互動的力量，但政府把它滅掉了，維吾爾社會就完全往另一個方向走了，被異化了。 陽光：您認為在新疆維漢的不平等主要體現在什麼方面？ 伊：權力。你完全相信新疆的漢族成為企業主就是因為他的能力更強嗎？不是。現在中國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權力資本主義。 新疆更是如此。權力是核心問題，其他的可以慢慢調整。其實民族之間的一些條件不平等，這很容易理解，但權力導致的不平等，就不可以接受。 他們利用民族矛盾，為了把持自己的權力，而他們的愈是把持，這種權力跟民族的利益就愈是衝突。 某種程度上，漢民族和維吾爾族在新疆都被把持，這是很可悲的。很多漢族也是受害者，然後他還去支持現在這種體制。 陽光：您覺得中國體制的民主化有助於新疆問題的解決嗎？ 伊：我不認為這能徹底解決新疆問題，甚至不一定能緩解新疆問題，民主化也許就打了，在新疆我看見的不是好的前景。你看現在雙方的情緒，維族中有極端主義情緒，漢族也一直存在大漢族主義情緒，而且 7·5之後漢族對維族的極端主義情緒比維族對漢族的還嚴重。 民主化以後，新疆的經濟肯定會衰退，因為漢族主導的計劃經濟的企業和項目遍佈新疆社會，民主化後會從新疆撤離；新疆各個地區的政治結構都會改變，我們先不考慮政治動員能力，考慮到人口結構，即使沒有民族自治，民主化以後維族的地位會提高，包括影響力、語言文化的地位等等。 但對於這個過程，除非在民主化之前，維族知識分子擁有發言權、提升在新疆的影響力、獲得政府的支持，才能不打仗。維漢精英加強溝通並推動民間交流也許可以避免長期衝突的噩運。 陽光：您認為漢族知識分子對維族人的處境給予了足夠的理解和支持嗎？ 伊：我一直主動地接觸漢族的知識分子，但其中很多人我感覺他們的研究、他們的報告，包括很多的媒體做的，不是我們怎麼樣使得民族雙贏，而是政府怎麼樣控制這個民族、管理這個民族，問題出在這裏。維族知識分子不可能幫助你控制和管理這個民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很難達到共識，因為你是惡的，你做的是政治。 我後來就跟很多漢族朋友懶得談論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現在有個不好的傾向，把責任推到維吾爾人、維吾爾知識分子的身上，說你們主動改，把你們的罪犯帶走、流浪兒童帶走。 可笑！我們作得了主嗎？我們作主，我們組織起來二十個人，國保馬上來抓你。我們是一個對自己的社會、教育和語言都作不了主的民族。 －－－－－－－ 在北京街頭尋訪「切糕」小販 文 /圖 覃愛玲 「五塊錢一兩，買多少切多少，買多少切多少！」 12月 7日的北京圖書館地鐵站北出口附近，兩個維族兄弟——31歲的烏斯曼江和 21歲的太力艾提正熱情地吆喝着。在他們的電動車上擺放着的，正是網絡聲名正盛的新疆「切糕」——兩盤色彩繽紛的新疆瑪仁糖。不時有人走上前來詢問價格，有幾個爽快地買了，也有人切了後因價錢太高而不要。 據烏斯曼江介紹，新疆賣的切糕一般切成小塊，至於爲什麽到了內地就做得這麽高大，說法各式各樣，「碼得高好看，才會吸引人過來」，「內地人比較有錢，買得多些」，「切開了，不乾淨」。而對於怎麼樣才能賣好切糕，烏斯曼江總結的决竅是，「學好普通話」，選擇好擺攤的位置，熱情有禮等。 兩兄弟看上去跟周圍擺小攤的漢族攤販很熟悉，但北圖周圍的漢族小販背後也跟記者抱怨，「維族人喜歡吹牛」，「老跟人幹仗，不論理。」 而維族人的少數民族優勢讓漢族小販羡慕。12月 4日，記者陪一位切糕商販去向城管要被扣查的三輪車。工作人員說，辛虧他們是少數民族。如果是漢族，車被扣了有時不僅不會被歸還，人有時還會被拘留。旁邊坐的四五個漢族女攤販紛紛語帶羡慕地說，「少數民族不抓。」 北京西郊的錦銹大地批發市場，是切糕小販的聚居點。這裏目前聚居了約一兩百從喀什伽師縣來的維吾爾族人，其中有二三十人以在北京各賣切糕爲生。 人口多、土地少，每家有五六個孩子，10畝左右的土地，這是北京賣切糕者的普遍情況。爲了掙錢，老鄉帶老鄉，就一起從遙遠的新疆來了北京。據說批發市場附近的聚居點已經有一二十年了。大家都賣切糕。但卻沒有人說得清這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事。 太力艾提是 2006年縣裏勞務輸出時來的北京。他先是在北京通州一個服裝廠裏打工，但打工打膩了，就開始自己賣切糕，剛來時，他問哥哥烏斯曼江生活上要注意什麽。哥哥說，一是不做壞事，二是要每天做禮拜。太力艾提記在心裡，每天堅持做五次禮拜。 「漢字看不懂，在北京上班別人不要我。」太力艾提說，希望自己的孩子今後能學好漢語英語。對於轉行賣切糕，他有些無奈地說，「都是沒有本錢投資的，才會去做這個。」太力艾提說，想攢錢開店，但「現在沒有 20萬，根本不可能開店。」 要養家，養孩子。按照政策，太力艾提可以生 3個，但他反問，「哪有那麽多錢」？ 「你們說新疆好新疆好，可是新疆的好東西全是你們漢族人的。我們沒有。我們縣一個漢族人三千五千畝地買，可是我們家六個孩子十畝地，一人一畝地。」 對於新疆的漢人，太力艾提認為，「太欺負人了。」說這話時，旁邊的夥伴用手做了個互掐的動作，補充說，「在新疆，漢族人維族人天天打架。」他們對於新疆維族人和漢人之間不同的社會福利都有些憤憤不平：「維族人低保只有 60塊。你知道你們漢族人有多少嗎？」 與弟弟不同，烏斯曼江有着一幅會保護自己的快樂和世故腔，但稍深入聊下去，臉上浮現出一層悲哀的表情。「你幫不了我們。你幫不了我們。」問他，北京哪裏好？「能掙錢，有錢才有面子。」哪裏不好？「想爸爸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