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宋庆龄与孙中山 宋庆龄 于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生前遗嘱，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合葬墓的东侧。 宋庆龄 为何没有提出与 孙中山 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成为后人评说的话题。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历史资料为您揭开这一谜团。 宋庆龄 与 孙中山 在反对声中完婚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 孙中山 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 孙中山 的秘书。 斯诺曾在30年代问宋庆龄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 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意见，宋家上下像遭遇大地震一样。宋嘉树夫妇更是震怒惊骇，破口大骂孙中山。 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称他与年龄相差如同父女的宋庆龄结婚“会折寿的”。 1915年6月，孙中山将原配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去了日本。10月24日中午，孙中山到东京车站接她，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当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 宋庆龄到了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很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宋庆龄选择宋氏公墓 1925年初，孙中山因病逝世，不到半年，他的好友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廖仲恺及其妻子何香凝都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宋庆龄）……” 鉴于这段经历，宋庆龄与何香凝关系非同一般。何香凝的子女从小就尊称宋庆龄为“叔婆”或用英语称之为“安娣”（Aunty）。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何香凝逝世的9年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很多人猜测，她会选择与何香凝相似的方式——与孙中山合葬或是葬在中山陵。但在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留下许多谜团。 宋庆龄的遗愿 其实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宋庆龄的遗愿。在她逝世前三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燕娥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中共建政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 文化大革命 ”中曾遭破坏，后经 周恩来 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不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宋庆龄与父母的感情 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 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的样子：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 文革 ”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 周恩来 。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 文化大革命 ’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13日 – 17:04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曾志 （本文系李源潮同志4月1日在纪念 曾志 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年是中组部的老领导、 红军 老大姐 曾志 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怀着十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追思她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战斗、无私奉献的一生，缅怀她为党的组织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学习她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 曾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1911年4月，曾志同志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8月，她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3月起，曾志同志先后参加了衡阳暴动、湘南起义。1928年4月上井冈山，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1930年6月起，曾志同志先后担任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长、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参加了创建闽南小山城根据地、巩固和发展闽东苏区的艰苦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志同志先后担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务。1939年12月，曾志同志赴 延安 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志同志奉命转战东北，在辽宁、沈阳担任地方领导。1949年5月后，曾志同志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务。“ 文化大革命 ”期间，曾志同志和陶铸同志一起与“四人帮”及其同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7年12月，曾志同志恢复工作，半年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使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党的十二大上，曾志同志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 曾志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她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下都工作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组工干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我们缅怀和纪念曾志同志，就要学习她“永远跟党走，至死不动摇”的坚定信仰。曾志同志15岁入党，面对党旗她立下誓言：从今以后，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她一辈子信守自己的誓言，靠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战胜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坎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英勇牺牲，但她意志如钢、信念如铁，对革命始终没有悲观和动摇过。1935年春，闽东苏区失陷后，曾志同志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她历经艰险、千里寻党，20个月后终于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她遭受过多次处分和政治审查，其中有不少冤枉和委屈，但她不改初衷，舍生忘死为党工作。她说：“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在“ 文化大革命 ”中，丈夫陶铸同志蒙冤被迫害致死，自己被遣送粤北农村劳动。但她坚信，乌云是挡不住阳光的。她说：“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从曾志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我们要学习曾志同志，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始终相信党，永远跟党走。 我们缅怀和纪念曾志同志，就要学习她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曾志同志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她把自己的名字从曾昭学改为曾志，就是要“争志气”。从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意气风发的女学员，到湘南暴动奋勇血战的“红姑娘”；从井冈山上叱咤风云的女 红军 ，到厦门、上海冒死斗争的地下工作者；从转战东北清匪反霸搞土改，到南下武汉、广州领导工业建设；从顽强不屈地与“四人帮”及其同伙作斗争，到积极投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她一生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遇到过许多险境、逆境和挫折，但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锐气和战斗精神。1933年在闽东，她与同志们一道，发动农民开展“五抗”斗争，只身登上海岛做匪首工作，率独立团歼灭反动武装“大刀会”。1938年，她在湖北荆当远地区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和统战工作，机智英勇地与反共势力进行周旋与较量，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领导工业建设的新任务，曾志同志拼命学习，很快成为“专门家”。“ 文化大革命 ”结束恢复工作后，她已年逾花甲，依然像一团火，敢作敢为，协助 胡耀邦 同志冲破重重阻力，平反冤假错案，越是难办的案子越是自己亲自抓到底。曾志同志说：“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这是她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我们要向曾志同志学习，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不畏艰难、高度负责、勇挑重担。 我们缅怀和纪念曾志同志，就要学习她坚持原则、公道正派的无私胸怀。曾志同志光明磊落、敢讲真话，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坚持原则。在 延安 “抢救运动”中，她对“左”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没有讲一句假话。在领导中南局工业部“ 三反 ”运动中，她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尽力保护一些被错整的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她勇敢地同“左”的错误做斗争，积极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在十二大党代表候选人考察中，她严格把关，对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错误严重的人选，坚决予以退回。考察干部遇到有争议时，她总是本着对组织、对干部高度负责的原则，反复、全面、细致地调查了解，不偏听一面之词。她经常对中组部的同志说，做组织工作就要负责到底，不能让同志背包袱、受委屈，要敢于站出来为干部讲公道话。我们要向曾志同志学习，始终牢记为党和人民选贤任能的职责，把公道正派作为组织工作的生命线，敢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 我们缅怀和纪念曾志同志，就要学习她心在百姓、情系人民的优良作风。曾志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在闽东苏区，遇到敌人清剿，畲族大嫂丢下自己两岁的孩子，把生病的她背进树林。她带病到国民党重兵围剿的福霞县开展工作，当地农民抬着、背着她躲过敌人搜捕。她终生不忘人民群众的恩情，常说，共产党员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一刻也不能存活。我这一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无私救助和保护，恐怕一百次也死过了。她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为群众谋利益。1934年她在闽东主持土改时，根据闽东是畲族聚居区的实际，提出畲汉同等对待、按人口分配土地，极大地激发了畲族人民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解放后在武汉、广州工作期间，她深入矿井、深入车间了解情况，甚至钻进70多度高温的炉膛与工人一道检修。在下放粤北农村劳动期间，她把每月定量供应的米和油全部交给房东，自己经常饿肚子，让房东一家多吃点。两年后她离开时，全村群众依依不舍，泪流满面为她送行。她始终牵挂革命老区的发展和群众生活，1983年退居二线后多次重返革命老区调研，向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帮助解决老区发展遇到的难题。曾志同志是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产党人。我们要向曾志同志学习，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做人民群众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我们缅怀和纪念曾志同志，就要学习她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甘愿舍弃个人一切的奉献精神。曾志同志说，“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很轻、很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 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她忍痛把两个孩子送给别人，把另一个孩子卖掉以筹集党的活动经费。 1945年，她和陶铸同志一起去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把年仅4岁的女儿留在延安，在向毛主席辞行时表示，“为了革命，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艰苦朴素，省吃俭用，严以自律，不搞特殊化。她的大儿子找到后，一直在井冈山务农。她把陶铸同志留下的稿费、公债券连同后来组织上发的抚恤金全部交公，一分不留；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给贫困山区“希望工程”和建立老干部活动基金。临终前，她让女儿清理自己的存款和现金上交给组织，从八十几个工资袋中掏出几万元现金。她叮嘱女儿“一定不要扔掉这些袋子，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她在遗嘱中表示，去世后丧事从简，遗体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广州白云山下，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松柏树下。曾志同志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她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树立了共产党人革命到底、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我们要向曾志同志学习，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先进追求，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井冈翠柏映忠魂，战士精神照后人。曾志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永远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 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坚持理想信念，坚持为民宗旨，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清正廉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08日 – 17:04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道徒们在退道簿上签名退道 毛泽东 甚至“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随即，各地区及省、地、市领导人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人犯计划。 作者：李远江，选自：《看历史》 新政权甫一稳定，即对秘密统治中国的地下社会予以雷霆一击。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会道门”的高潮。 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解放之初，共产党集中精力进行剿匪肃特运动。尽管部分帮会出于种种原因，与新政权有过对立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并没有将帮会作为重点的镇压对象。而这一指示的出台，正式表明了共产党帮会政策的改变。 作为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推动了此次政策的转变，而且亲自指挥全国公安系统取缔“反动会道门”，短短几年便彻底埋葬了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势力。 风暴前奏 事实上，早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之前，对“会道门”的处理已经开始了。罗瑞卿奉命组建公安部(1949年7月)之前，华北、东北和西北等老解放区就已经将帮会组织定性为“封建迷信组织”和“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948年2月20，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指出：“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 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提出“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 1949年8月14日，公安部开始办公。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老解放区取缔封建会道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若干地区……取缔封建帮会(主要指青红帮)、会道门(主要指一贯道)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东北的取缔一贯道，天津的打击封建帮会头子争取帮会群众的工作，均有了若干成效，基本上打垮了这些反动组织。”(1949年11月1日，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虽然在北方老解放区的工作成绩斐然，也积累了经验，罗瑞卿却迟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取缔会道门的工作。这固然与全国各地特务、土匪活动猖獗，公安部门无暇顾及会道门有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中央，特别是 毛泽东 的态度。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08日 – 17:10 | 5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黄万里 1964年， 黄万里 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书。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 作者：述弢，选自：经济观察报 多年在外奔波，我与陇海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列车行走在关中平原，车窗外那一闪而过的阡陌纵横、田园风光，令人目不暇给。“好一个八百里秦川!”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之乡。当时干部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而大荔县农民的劳动日低则两三元，高则六七元，每年纯收入可达1200~2500元之多。有道是：最穷的是国家干部，最富的是黄河滩上的农民。有的农户家庭存款竟高达4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初，厄运陡然降临到库区农民的头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原来是三门峡工程正式上马，库区农民必须全部搬迁，为国家重点工程让路。陕西渭南地区近30万库区移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从此发生逆转。人们告别故土，踏上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的不归路。经过反复动员，他们在“坚决支持国家建设!”“牺牲我一家，幸福千万家!”的口号声中痛别家乡。 此行的目的地是宁夏。干部们对农民说：宁夏也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平原，到那边，每个人能分水田3亩，旱地7亩，田地不会被黄河淹，水车就可以把黄河的水抽到田里，旱涝保收。而且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郑重承诺：“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县里派到宁夏考察的人也回来说，那边土肥地广，水源丰富，年收入肯定比陕西这边高! 话说其中的一支先遣队，一行36人来到银川市，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报纸说陶乐那边早已为移民安排好新居，准备了粮食、蔬菜、家具、煤炭，还腾出800间房子让移民居住，并帮助移民开垦好了种植蔬菜的土地。先遣队员们迫不及待地赶往陶乐县月牙湖，想先睹为快。没想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风沙蔽日、寸草不生的荒野地，什么800间房子、开垦好的土地，统统是画饼充饥。现成的粮食、蔬菜等等更是无稽之谈。小伙子们当天就领略了热浪灼人、蚊虫肆虐和狂风大作的滋味儿。这哪是人呆的地方!他们问，这样的风多不多，得到的答复是：“我们陶乐县风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队员们无不感到窝囊、憋屈、绝望和愤怒，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绝地大逃亡。 先遣队员铩羽而归，这对轰轰烈烈地展开的移民工作，只能起到动摇军心的作用，自然必须把他们强行赶回陶乐。陆续搬迁过去的移民无法适应当地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屡屡逃回原籍，这边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赶回宁夏，如此拉锯式的较量反复进行，竟成为此后数十年库区农民的生活常态。 历尽劫难的库区农民(后来成了“返库农民”)万万想不到，这场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 黄万里 当初的忠言直谏受到重视的话。事情还要从1955年说起。 三门峡位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早年在此进行现场勘探的德国人曾得出结论：在三门峡筑坝，等于修建一个危害关中的死库。这个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也研究过，都不敢定案。然而1954年年底苏联专家科罗廖夫拿出规划来，我们就定案了(其实科罗廖夫只懂工程，对河流一窍不通)。邓子恢副总理在人大会议上豪迈地宣布：“只要六年，三门峡水库完成后，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黄河清’这一天!” 1955年， 周恩来 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对关于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参加会议的专家均交口称赞，只有一人发言表示反对。这位名叫黄万里的清华教授当面对 周恩来 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万里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黄万里发言何以底气十足?原来他在大学主修工程，后因目睹黄河水患频仍，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出国留学改修水利。他曾驱车45000英里跑遍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又风尘仆仆，行程3000公里，6次徒步考察了长江的支流金沙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对于中国大江大河的情况可说是了然于胸。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江青 在张耀祠向 江青 宣布隔离审查的时候， 江青 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作者：王凡，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三辑，王兆成 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原题：马晓先护士长谈 江青 马晓先在20 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医院工作。“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她被抽调到一个医务工作小组，进入中南海。1974年，受组织委派，她担任 江青 的护士长，后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30年来，她对自己过去的工作始终缄口不言，直到2003年，笔者为撰写《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保健群体》一书找到她时，她才第一次追溯起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现将我们在交谈她担任江青护士长期间往事的记录，撷选出一部分，刊登如下。 一 访问者（以下简称访）：您被派到江青那里担任护士长，是在1974年3月。 马晓先（以下简称马）：是的。当时的要求是科班出身，最好是有孩子的，因为做了母亲的人细心、耐心。 访：江青很难伺候，是所有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深有体会的。作为进中南海从事中共中央领导医疗保健工作了六七年的您，对江青的性情为人自然早有耳闻，因此当这个任务派到您头上的时候，您肯定也是不太情愿的吧？ 马：的确如你所说。当时我刚生女儿不久，丈夫又得了急性黄胆肝炎，我遂以首长有可能因此被传染疾病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加以推辞。汪东兴听说这一情况，起初也同意另找别人。谁知十几天后，他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还是谈这事。我仍然婉转推脱，最后我说：“我去朱老总那儿，去那些老帅那儿，都可以，就是不想去江青那儿。” 由于为江青找护士长是件很为难的事，汪东兴为此颇费心思，可能当时也是很难找出其他人选了，他就有些急，以致拍了桌子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不服从党的分配？”我说：“如果非得这样，那我只能服从组织，但我思想上还是想不通。” 这时汪东兴口气缓和了下来说：“我不要你想得通，只要服从就行了。”自参加工作起，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工作安排上的事和领导讲过什么价钱，保健对象什么时候也不是由自己选择的，而且领导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再三再四的推脱吗，只好服从组织的安排。 访：虽然内心不情愿，但到江青身边后，工作还得全身心投入。 马：那当然，江青当时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了。作为党的高层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必须认真负责，细致周到，是一点都不能敷衍的，这是工作的本分，也是职业要求。我对她的照顾也和以往对任何一位领导人一样，勤勉尽职，虽然内心别有一番滋味。 访：我曾采访过20 世纪50年代担任江青保健大夫的王敏清，他回忆说给江青静脉注射，必须一针见血，不能再扎第二针。他做江青保健大夫的时候，别人不敢给江青做静脉注射，只有找他做。前面您说您也练就了一手好针法，但第一次给江青做静脉注射时，您紧张吗？ 马：我到江青身边以后，她一针都没有打过，也没住过医院。 访：您这样说，很出乎我的想象。江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给人体弱多病的印象，又是出国治疗，又是请专家会诊，又是长期疗养…… 毛泽东 还曾专门将邓颖超写的一篇与疾病作斗争的体会的文章推荐给江青看，鼓励她战胜自身的疾病。可在您担任江青护士长期间，江青不仅没有因病住过院，甚至连针都没打过，可见这一段时间她的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是不是因为政治上得势，她情绪好，身体也好了，这似乎可以说明她以往的病和精神状态不好有很大的关系。 马：也许是吧！但江青的身体还是有一些问题，她老说自己怕风，怕惊吓，一紧张就会突然出一身汗，这是因为她有肾功能失调的毛病。所以江青平时喜欢穿宽松的、吸水性比较好的内衣；外出总要多带一些由于穿过一段时间而比较柔软的内衣，以备在出了大汗之后更换。 我们还为她想了个钉小毛巾的办法，帮她在每件汗衫上都钉两个子母按扣，另外找一些小方毛巾，也钉上按扣，一按就贴在了汗衫上。这样汗湿了后可以经常更换，免得汗溻得不舒服。这些小方毛巾几乎都是从人民大会堂里找来的，都是用过的，有的都很旧了、起了毛的被淘汰了的毛巾。我们拿来后经过高温消毒后，再给江青用。这种旧的小方巾非常软，江青用着觉得很舒服。 有时候，江青也会有点不舒服，或生些小毛小病。遇到这种情况，她常常主动提出请吴阶平大夫来给她诊治。 访：我曾和多位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交谈，他们都提到江青有几怕。她怕人很快地靠近她，她会立即做出反应：“你让我紧张了。”她怕吵，别人说话的声音稍大一点，她就会说：“你吓着我了。”甚至有人走路的脚步重了，她都会给予斥责。可江青又喜欢听音乐、听戏、看电影，难道这就不怕吵了吗？ 马：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常有听戏、看电影的情况。戏剧和电影发出的声音要比走路、说话的声音大，可此刻的她倒不觉得吵了。这种奇怪现象我过去还真没细寻思过。 江青非常喜欢看电影，几乎天天要看。在我印象中她特别喜欢的有两部电影：一部是美国的电影《红菱艳》；一部是墨西哥的电影《网》。特别是《网》，整个电影没有几句话，她好几次调这部电影欣赏。 江青的电影欣赏能力和水平是比较高的，她的脑子还特别好，也因为反复欣赏，一些电影的最精彩部分都记在她脑子里了，她常常一坐下来就说她要看哪部电影的第几盘，看哪几个镜头。比如看《网》时，江青说：“我不从头看，就从中间窗户边上有绿藤萝，有一朵小红花那儿看。”她的这种看法，要求放映员的技术很高，一下就把她要看的那个镜头调出来，否则让她等着你来回倒带子，她就要不耐烦了。我们的放映员的技术特过硬，江青说要看哪儿，马上就放出来了。 江青看电影，爱看那种静静的、舒缓的抒情画面。她不能看有蛇的镜头，晚上不能看那种欢快热闹或紧张刺激的影片，引得她太兴奋了，就要睡不着觉了。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曾奉命帮她选过片子，但如果选的片子不对她口味，或看后影响她睡眠了，就难免挨她一通批。 我到江青身边的时候，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了。因此我没有江青沉湎于音乐欣赏中的印象。听样板戏的情况倒有几次，而且江青毕竟是搞文艺的，在一起研究样板戏的时候，她有时会表现得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但并非她所说的一切都毫无见地。 访：由于工作缘故，您天天都守着江青，从平时对江青的观察中，感觉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马：我觉得江青对政治的确是比较敏感的，她很关注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内参天天看，而且把她认为重要的内容都圈上，然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她不管这些东西毛主席究竟看不看，她反正是天天画圈，天天送。江青批文件写的钢笔字非常漂亮，很有力度，而且她学毛主席的签字也写得非常像。江青还喜欢写毛笔字，也能写出与毛主席十分相似的笔体。江青对此事是很认真的，可以看出，她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被毛主席认可，她的建议能受到毛主席的重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