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已去世10年的黄万里因三峡问题而重新被大众热议 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 黄万里 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作者：三文，选自：中国经营报 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终于被官方承受，国务院会议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此表态，使得公众重新怀念起 黄万里 其人其事,在网间引发悼念高潮。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也被认为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 今天我们记住黄万里，并非其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是因为他对于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的异议。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决定动工黄河三门峡大坝，力图以人力一清黄河。当时水利部召开讨论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之际，参会有70多位专家学者。迫于“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环境，唯有黄万里反对三门峡水库，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间，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辩论，无果而终。 最终，三门峡大坝上马，而其后造成的断流、洪灾危险影响无数人生活，几十年并未好转，无一不如黄万里所预期。事后，黄万里曾经多次表示，技术上说明三门峡大坝不该建并不难，可惜众多专家无人敢于坚持。对此，黄万里未能释怀，写了小说《花丛小语》，1957年发表于《新清华》。 小说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这番言论，被 毛泽东 批示“这是什么话?”甚至开创了《人民日报》批判右派的文体。黄万里不仅划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运动中甚至被诬为“贪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根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回忆，黄万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摘帽”机会。当时， 毛泽东 曾在新春座谈会上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据说，当时只要写份检查即可“摘帽”，但是黄万里并不愿意。 黄万里因为不肯写检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后仍不改风骨。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于是，直到黄万里2001年离开人世，仍旧对于三峡工程念兹在兹，所留遗书，也与水利有关，“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当然，三峡工程与三门峡不同，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学术可以存在异同，但是前提在于出于本心而非政治、权贵压力。当前种种神化黄万里的言论更是另一种荒谬，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于自身理念的坚守，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世间已无黄万里。讽刺的是，当年之所以批判黄万里，因为他的“不识时务”，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遭遇诸多冷遇;今天，人们之所以记住黄万里，也正是在于他的坚守，然而这位科学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见，仍旧未能抵御时代大潮的无情冲击。 黄万里诗词俱佳，曾写下《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其孤独姿态跃然纸上，有如鲁迅所谓的“战士”：“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行文到此，不得不掩卷反思。种种重大公共政策，其效应往往难以在短期之内展现，但是却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不可不慎。马寅初之于人口论的“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而当时却丝毫不见容于世。我们感谢马寅初、黄万里之辈的坚守，然而如果把13亿人的未来，押宝于这些不世出的孤独斗士的成功，那么民族希望何其渺渺;再坚韧的脊梁如黄万里，一己之力也撑不起如许之大的国民期待。 公共政策最大风险或许就在于信息不透明，当黄万里等人远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尽力回归公共政策的本义,也就是“公共”的题中之义，拓展公共空间，包容异见，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类似黄万里式的人物。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原题：西藏问题的“怪圈”和中国政府的逻辑 ——访《雪山下的丑行——西藏暴乱的来龙去脉》作者徐明旭 ■“我之所以引用西方藏学研究者的话，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话比我说的更有说服力。” ■“国外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是没有输赢的，双方基本都各说各的。” 这是一本立场鲜明的反“藏独”著作。作者徐明旭曾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人员，后又负笈于美学习英文，并借助于各类国际平台，与“西藏流亡政府”、藏青会、西方藏学家等人士针锋相对，发表自己关于西藏的观点。 徐明旭曾在西藏工作生活过三年。这段经历被他视为自己研究西藏问题的优势。多年后，当他到达美国，接触到那些“西藏独立”的言论及其支持者们之后。此后，徐明旭开始在港台和美国媒体上发表文章，用他的亲身经历以及来源于西方人士的文字进行反击。现在他在海外已是反“藏独”的著名研究者，积极投入与各类异见者的论战。 对于徐明旭来说，2008年发生的拉萨“3•14”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在国内并不广为人知，但那之后，他开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北京周报》等媒体发表文章。 现在，在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西藏人权网上，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专栏——“徐明旭PK达赖”，收录了他30篇文章。 此后，徐明旭撰写《雪山下的丑行》一书，更新了大约5万多字的内容，特别是加入了2008年发生的拉萨“3•14”事件等章节。 在这本书中，与另一位西藏问题研究者王力雄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所认为的，要试图超越北京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首都”所在地，位于印度）的矛盾，“站到俯视它们的高度，将它们视为统一体”的观点不同，徐明旭认为，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争论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是难以超越的。 他举例说：美籍华人陈若曦旅藏时曾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现代化”。再问下去，有的说“同时要保持藏族文化”，有的说“也要高度自治”。陈若曦认为这“正是当今西藏的现状和矛盾”。“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徐明旭写道。 在徐明旭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则是：尽管西藏问题涵盖了经济、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但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分析和阐述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著作。作者以其在西藏工作过的特殊背景，以及曾多次与“西藏流亡政府”骨干分子面对面辩论的特殊经历为根基，引用古今中外大量文献资料对西藏问题进行分析。 该书分别论述了西藏的自然和历史，西藏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和当代国际法依据，西藏问题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和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以及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解释了20世纪三次骚乱和2008年“3•14”事件的真相，并对西藏问题的未来作了思考。西藏问题的“怪圈”与中国政府的行为模式 ——————————————————————————————————————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定义、理解西藏问题存在着的“怪圈”的？ 徐明旭：“怪圈”是美国的一个成语catch 22，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 用“怪圈”来形容西藏问题，我指的是西藏情况的一些两难处境，或是西方评判西藏时采用了双重标准。 举两个例子。一是，美国国务院1996年中国人权报告中说：“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许多地区，学校分别用普通话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学生可选择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学校上课。这种做法的意图是保护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但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强化了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制度。”这就是两难处境的怪圈。 另一个，中国政府从没强迫藏人接受西装与牛仔服、听西方流行音乐，那都是藏人自己的选择，这却被一些西方人谴责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但如果禁止藏人选择这些西方的东西，就又会有人说：中国政府不准藏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一个双重标准的怪圈了。 南方周末：你的书中写道，一些藏人的游行示威常常伴随着暴力，在你看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徐明旭：我的书里，有对1987年、1988年、1989年，以及2008年拉萨“3•14”事件的陈述。几次骚乱中，都是一小部分藏人先采用了暴力手段。 1950年解放军进藏前，西藏是一个原始社会，并不像内地这样有了现代文明。点的是酥油灯，吃的手抓羊肉，没有电灯电话，没有汽车飞机，没有教授数理化的学校。所以，要一下把他们拉进现代社会很难，这需要他们快速领会文明礼貌的规则。 还有一些参与打砸抢烧的藏人，并没有什么政治概念，很多的藏族暴徒也是这样，就是趁乱打劫。 南方周末：你的书里还提到，你在西藏的经历和日后的研究培养了一种嗅觉敏感，能分辨出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具体是指什么？ 徐明旭：政府一直在西藏反对大汉族主义。因此，如果说中国政府歧视藏人，那一听就是假的。有个美国之音的记者，他在2000年曾受国新办的邀请到西藏去采访了一个月。他回来后说，他去西藏之前看了我的《阴谋与虔诚》和王力雄的《天葬》，回来后觉得我写得更加真实。《天葬》说，藏人在西藏变成了二等公民，但他在拉萨亲眼看到有藏人向汉人挑衅，打骂汉人，汉人不敢还手。 再如，如果谁说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骚乱时屠杀藏人，那更是不符合政府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的。即便是藏人用石块围攻警察局，警察也不会开枪，而是要等待命令。 比如1987年10月1日，藏人火烧八角街派出所。那个派出所是木石结构，烧起来屋顶会塌下来，外面都是围攻他们的藏人，他们逃不出去。派出所所长是个藏人，再三要求上级同意他开枪逃命，但上面依然明令禁止开枪。这段情况，后来十世班禅的谈话里都有提到。“不存在研究西藏问题的立场‘两难’” 南方周末：王力雄提到研究西藏问题的立场“两难”，即很难超越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矛盾，你如何看待？ 徐明旭：我认为不存在研究西藏问题的立场“两难”。在西藏问题上，首先是确定立场，然后才能对事实做出判断。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1950年，中共派军队到西藏去发动昌都战役，就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战争，就像淮海战役一样。如果你认为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那就是中国用武力侵略了西藏。必须要有基本立场。 南方周末：你在导语里说，该书使用了阶级分析法，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徐明旭：阶级分析法是社会科学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阶级分析法也并不是马克思发明的。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分析方法。在这本书里，我还使用了其他的西方社科理论。比如人权理论、政教分离理论、集体无意识等。 南方周末：你的书里部分引用了西方媒体、西方旅行者、西方学者的文章，你是如何分辨其中真假的？ 徐明旭：我引用他们的文章，是引用他们看到的事实，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没有引用他们的观点。去过西藏的西方人很多，不可能每句都是假的，总会说几句真话。我之所以引用他们的话，是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话比我说的更有说服力。我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南方周末：如果他们所陈述的见闻，超出了你在西藏时的生活经历，你又如何判断他们的真实性？ 徐明旭：那就靠逻辑，来判断它是否可能发生。 与达赖方面的人面对面辩论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作为一名西藏问题专家进入这些境外媒体视野的？ 徐明旭：到美国后，从1991年开始，我就在《世界日报》、《中国之春》与《北京之春》等报刊上发表反对藏独的文章。我的出发点是说明西藏问题的真相。我有一篇说明西藏人权真相的文章发表在《中国之春》上，后来《中国之春》又发表另一篇文章，骂我是共产党的走狗。他们为了标榜自由、民主、客观、公正，就采用争鸣的方式，先发两篇支持西藏独立的文章，再发一篇我的文章。我的文章在这些地方发表后，国外媒体就都来找我了。 南方周末：你刚才提到很多的港台、民运、西方媒体被认为是反共的，你为何会选择这些媒体发表观点？ 徐明旭：没有其他的平台啊。像亲北京的《大公报》、《文汇报》我当时都看不到。在美国，并不能看到很多香港的报纸。最显眼的中文报刊是《世界日报》、《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等，其中一些人就住在美国，他们向我约稿，我就给他们写。 西方媒体采访我的方式就是讨论，以标榜他们所称的客观公正。比如，如果西藏发生什么大事，或者达赖抢先认定了小班禅，他们就先采访达赖方面的人；然后采访西方的藏学家；第三采访所谓的民运人士。 为了表示他们是自由公正的媒体，还要采访一下不同意见，就是来自大陆的西藏专家徐明旭。在播出的时候，前面三种声音他们播得非常详细，我的话他们提一两句。 南方周末：你与达赖方面的人有过当面辩论过吗？ 徐明旭：有。他们邀请我参加国际会议。比如美国和平研究所——地位相当于国内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举办的讨论会。这个研究所在1993年开了一次西藏问题讨论会，邀请了达赖的驻美代表洛迪，我和他面对面辩论。 除了我之外，会议还邀请了几方面的人：一是西方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戈伦夫，还有一个是荷兰的律师，他写了《西藏的法律地位》一书，那本书在西方非常有名，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后来，国内由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和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共同写了《西藏历史地位辩》，后来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发行，作为反击他们的理论武器。 这个会议，当时有几十个人参加，除了我，其他人都是支持西藏独立的。我一个人和他们轮番辩论，辩了三天。后来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对我说：我对你的观点不能赞同，但我对你孤军奋战的勇气表示钦佩。 后来我还参加过一些国际会议。比如2000年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三年会，除了中国大陆外，各国都有参加。我不是那个学会的会员，也不是任何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但是会议方邀请我参加了。同时也邀请了达赖方面的理论家和几个美国的藏学家。 另外我还参加过两次汉藏对话会。这个会议的实际主持是“西藏流亡政府”和民运团体。他们邀请我，是因为要标榜自由、民主、客观、公正，需要一个对立面，以便展开讨论。 南方周末：这些有关西藏问题的会议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哪些方面？ 徐明旭：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西藏的历史问题，即西藏的主权归属；另一个是中共进入西藏之后，西藏的人权问题。 南方周末：和不同声音交锋的结果如何？收到了哪些反馈？ 徐明旭：那个汉藏对话会议就是宣传战，没什么学术水平，只会宣读自己的口号。这些讨论基本都是各说各的。但我看起来会处于下风，因为在辩论现场，往往只有我一个反对“藏独”。 嗨！历史 http://hihistory.net/post/67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