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物理学家、异议者方励之先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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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自明,北大小字报无非暗指,在“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中,很多(按比例)是共产党内的最高层领导,及他们的家属。邓小平当然懂得“不言自明”对他的杀伤力。务必尽除而后快。为此,显然不能发一个红头文件,标题为“领导人及其子女无外国银行账号及存款之说明”。以诽谤案法律起诉,是最容易引起公众注意的方法,是有效的杀一儆百。 所以,诽谤案的撤诉,并非邓小平的失算。甚至,邓小平原来就没有准备真上法庭,而是尽量传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因为,无论上不上法庭,“邓小平告方励之诽谤”的消息一径传开,“杀一儆百”的效果,就达到了。这就是丘宏达所关心的此案“特别用意和效果”。 2009年,6.4二十周年时,日本产经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曾在北大念书)采访我,他说他看过邓小平在各种大小场合的讲话(当然包括诽谤案)。他说,“我感觉邓小平老盯住你,特别恨你个人,你们是不是有私仇?” 是啊,如果没有私仇,很难解释:“海外存款传闻传者极多,邓小平怎么只办方励之的海外谈话?”(刘宾雁语 2)。不过,我确实与邓无私人恩怨,断然否定日本记者的推测:“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同邓小平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谈何私仇?” 不仅无私仇可言,直到1988年春,我还公开感谢过邓小平本人。那年5月24日有一次宇宙学的通俗报告。Q&A时,突然有人问我对邓小平的看法。我答,“感谢呀,感谢邓先生义务地帮我宣传和推销,感谢邓先生免费收集整理1985-1986年间我的所有非物理的即兴讲话,感谢邓先生免费编辑这些讲话并印刷成册,感谢邓先生免费发行15万册到全国,平均每个党支部一本……”这应当不算是诽谤言论吧。 ****~~~**** ② 当事人回忆八六学潮与方励之(此处有删节, 全文 )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8X级本科生,亲身经历了86年那场由科大发起的学潮,完全熟知该次学潮的全过程甚至内幕;不仅如此,我刚好还是方励之老师的直接学生,曾听过他整整一个学期的天体物理课。 86学潮的起因及其真实内幕 86年学潮的起因其实很偶然,跟方老师其实半点关系也没有!86年11月份,科大校方按惯例未经任何民主程序就指定了合肥市金寨区人民代表科大选区三个代表名额的六名候选人。并把他们的名单到处张贴。这种做法引起了部分平时积极参加校内社团活动(那时各大学尤其是科大校园里学生自办沙龙、自办刊物是很常见的,而且还可以得到团委的款项支持)的高年级学生(主要是82级)的不满,于是他们凑在一起,十分秘密地策划了一次让校方难堪的行动,这就是忽然在科大图书馆后海报栏等处同时贴出批评此次选举不民主的大字报;更绝的是,为了营造气氛,这些策划者还故意在自己的大字报后跟贴了一批“声援”的大小字报,结果一下子就把“火”给煽起来了。 (Memoir Tiananmen-2004) 应当说,这些高年级学生本意只是想触动一下校方,希望推动校园民主,对随后由此一张大字报演变成的学潮根本毫无心理准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从12月5日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起就开始完全退居幕后,因为他们都临近毕业,根本不想也不方便让学校追查出他们的“煽动”秘密;而学校最后追查学潮时也果然根本不知他们的作用,连找谈话的事都几乎没轮到他们头上! ( 64memo.com / 2004) 其实这个“高年级学生策划贴大字报”的86学潮真正秘密,我敢说至今绝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科大学生和方老师本人也是至今还蒙在鼓里,好在当年的策划人今天已经全部奔赴海外多年,为了洗清方老师的冤屈,在此把真相公之于众也不会再有任何不便了。不管怎么样,86学潮的起因真的同方励之老师毫无关系。 ****~~~**** ③ 1989年后方励之进入美领馆事件始末( 全文 ) 《独立阅读》6月号发表了友人贾葭兄评台版《李洁明回忆录》的书评,将21年前的“方励之事件”旧事重提,也勾起了笔者的回忆。刚好,大约4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评介日本人权外交的长文《“普通国家”化,从人权外交开始——兼论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阉版发表于《凤凰周刊》)。其中,对方励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将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飨博友。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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