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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7月21日，北京遭遇暴雨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7月26日，本市降了61年来的特大暴雨，津城百姓亲历了气象灾害，对城市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也更加关心。今年7月17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决定于9月1日起施行。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实施《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宣传贯彻动员会。 针对本市气象特点细化防御要求 据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高绍林介绍，《天津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共6章、32条，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气象灾害防御的基本原则。从天津的实际情况出发，增加了“统筹规划、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细化气象灾害的预防要求，针对本市当前城市建设特点，第十一条对防风工作细化了要求，在要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海塘、堤防、避风港、防护林、避风锚地、紧急避难场所的同时，增加规定要定期组织开展搭建物、广告牌、在建建筑物、构筑物防风加固工作的监督检查。 针对本市干旱灾害、冰雹灾害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第十四条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领导，市和区、县气象主管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和协调下，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实行分级管理和指导，要根据干旱灾害发生的情况，组织开展人工增雨、增雪作业，减轻旱灾影响；在冰雹易发生区域，应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工作。 针对本市雷电灾害经常发生的实际情况，第十五条要求雷电防护装置的产权人或使用人，应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并依法委托具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定期进行检测，从而保证防雷装置完好有效。 针对本市大项目建设多的实际情况，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国家和本市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论证中，应当把气候可行性论证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项内容。 灾害性天气警报由气象台站统一发布 “条例”根据天津实际情况，细化了参与气象灾害监测信息平台建设的有关部门，并且明确其责任。在气象灾害易发区、人口密集区和大型活动场所等增设气象灾害监测站、点，建设应急移动气象灾害监测设施，健全应急监测队伍，完善气象灾害监测体系。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进一步明确灾害性天气警报预警发布制度。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由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按照职责向社会统一发布；必要时，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发布。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根据电子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扩大灾害性天气警报发布媒介。 进一步细化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规范，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要根据灾害性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对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预警信息进行更新，并及时予以解除。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本市实际情况，对气象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措施进行了细化规定。细化了对气象主管机构以外其他有关部门在气象灾害应急工作方面的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分工，做好主要河流、水库的水量调度，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电力、通信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保障等应急工作。 气象局长详解《条例》实施的意义 天津市气象局局长权循刚提出，《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本市防御气象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轻因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多种原因，暴雨、台风、冰雹、干旱、高温、大雾、沙尘暴等成为本市近年来的重要气象灾害，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日益严峻的天气、气候环境，使本市气象防灾减灾任务非常繁重。全市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要认真履行《条例》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全力做好气象灾害预防、灾害监测与预报预警、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三个方面工作。 (本文来源：北方网 )

香港特区早在回归以前就有财产申报制度，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是于1998年9月推行的。它致力于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合理平衡，即一方面要保障公务员私人投资和隐私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维护公务员不偏不倚和向公众交代的原则。其目的是让当局易于发现利益冲突的情况，并能尽早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和管理措施。 财产申报的主体。香港地区财产申报主体并未包括所有公务员，而是按照级别来划分。其申报主体选择的依据是该岗位是否有较多机会可能引致利益冲突的情况，并且其申报主体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增加需要财产申报的职位。 香港财产申报主体共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的27个主要职位构成，包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各局局长、警务处处长、廉政专员、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及审计署署长以及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及新闻统筹专员。第二层次包括上述第一层职位人员的政务助理和私人秘书，以及第一层以外的所有首长级职位。另外，公务员事务局会定期检讨是否有需要把其他职位列为第一层职位。各局局长如认为有必要时，可根据运作需要及可能出现利益冲突情况的机会大小，向公务员事务局建议把某些职位列入申报主体第一层次的范围。 对于申报主体，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还特别制定了《指定须申报投资职位的指引》，其中规定，凡是职位可接触敏感资料，而这些资料足以影响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交易的地产及房产、股票及证券、货币、期货和期权合约的价格，这类职位应被列为财产申报指定职位。对于一些高级职位，可容许在职人员行使酌情权作出执法、规管或其他决定，因而使获酌情处理的人士得到财政或经济上的利益，这类职位应考虑列为财产申报指定职位。例如各发牌当局、出入境管制及商业罪案调查部门以及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和批示合约的高级职位。 财产申报的内容。香港财产申报的内容主要包括：（1）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2）配偶的职业。除申报投资外，期间他们如作出任何每次相等于或超过20万港元或数额相当于3个月薪金（以较少者为准）投资交易，均须在交易7天内申报。 财产申报的时间。香港财产申报的时间主要有初任申报、现职申报和随时申报三种。初任申报即作为申报主体第一层和第二层职位的人员在初获委任时须申报其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以及配偶的职业。现职申报规定担任第一层职位的公务人员，在获委任时及其后每年须申报其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以及配偶的职业；担任第二层职位的公务人员，须在获委任时及每两年申报其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以及配偶的职业。随时申报规定，担任第一层和第二层职位的公务人员在每年或每两年一次申报期间，如有任何每次等于或超过20万港元或数额相当于3个月薪金（以较少者为准）的投资交易，均须在交易后7天内申报。 财产申报受理与审查。在香港，由公务员事务局负责索取第一层职位人员以及属于第二层职位但不隶属于任何局长的部门首长的申报表，由局长或部门首长指定并负责索取第二层其他职位人员的申报表，属于第二层职位的部门首长应直接向所属局长申报，受理机构即是审查机构。 财产申报的公开。在财产申报制度中，申报资料是否向公众公开是一个相当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香港的具体做法是由第一层职位的公务人员作出的申报中，只有某些财务利益可供公众查阅，包括：（1）地产及房产（包括自住物业）；（2）公司股东、合伙人或董事的身份――包括聘任性质，持有的权益所占比例，业务性质；（3）任何上市、公共或私人公司发行股本的1%或以上的股权――包括持有的权益所占比例，业务性质及地点（香港或海外）。第一层职位的公务人员申报的其他资料，以及第二层职位人员的申报，均不对公众开放。 违反财产申报的惩处。在香港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财产申报或者未如实申报财产，都属于违纪行为，违纪人员可能会因情节轻重而被革职或勒令退休。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第 466条，公务员如未能遵守任何申报投资规例和规则，包括没有呈报与公职有利益冲突的投资，均可能遭到纪律处分；如有运作需要以及法理依据支持，更可受其他管理措施规管，例如被指令放弃投资、禁止购入或出售有关投资或把有关投资由他人全权托管。 香港地区的财产申报制度自其实施以来执行状况良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首先，注重相关事宜的教育，在思想上端正公务员的认识。其次，将财产申报制度列入法律层面，树立法律权威。再次，香港的财产申报制度具有较为完善的配套制度。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财产申报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财产公开与有效监督的关系问题。需要公开的财产，香港政府做到了分层次、有重点、有区别地对待，然后申报受理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将官员财产申报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由公众对其进行监督和举报。香港政府相关部门对举报人进行严格保护，泄密者将遭到严惩。同时，对于举报监督信息，受理部门会快速作出回馈反应，从而有效保障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有效地保护举报人与高效的回应使得香港财产申报制度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运作状态。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责任编辑：NN024

新华网北京8月21日电 一份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人们对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担忧已从城乡收入分配向农村内部拓展。 这份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发现，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东部次之为7．71：1，中部为7．16：1。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在发布会上指出，务工与务农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村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中国社会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在农村的集中体现。 报告显示，最高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88．9％，务农农户占比11．1％；在最低收入的20％样本农户中，务工农户占比17．5％，务农农户占比82．5％。 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3191．87元，与2009年调查数据相比增长15．09％，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98％，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不足三成。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目前已覆盖258个村、4000个农户、103个社区，一直秉持独立调查的原则。调查报告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一线实地调研。 记者了解到，这次调研采用的现金收入数据均为调研人员入户调查获得，由于研究院没有对国内通胀指标进行独立测算，所以本次基尼系数的测算并未剔除物价因素。 此次公布的基尼系数高于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同期官方统计0．3897，更逼近合理区间的末端。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到1之间，0．4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国际警戒线，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严峻，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 研究院院长徐勇说，这次在《中国农村经济报告》中首次发布独立测算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希望通过调查发现数字背后的现象，揭示中国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徐勇说：“中国农民过去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土地，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所以在改革初期通过均分土地、土地流转来缩小差距。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务工，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良性的收入差距可以激励人们创造财富，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弃农而去，农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城打工急于改变贫困状况的一些人也有可能不择手段，扰乱城市社会治安。这些都是贫富差距恶性扩大引发的潜在威胁。”徐勇说。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成果处处长魏颐恒指出，研究机构的独立调查是对官方发布数据的有益补充，代表着民间的声音。对决策者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听不到基层群众的声音，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家庭户均现金收入已攀升至38894．38元，同比增长14．13％。其中，人情支出3092．51元，医疗支出2506．86元，陪读费用404．10元。在大病住院的农民家庭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户均报销1724．23元，占户均医疗总支出的37．93％。 邓大才说，如果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医疗支出还要增加至少3个百分点。 报告还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转变。食品消费在持续下降，通讯、护肤品、体育健身的消费在增加。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较2010年的41．1％下降4个百分点。农村消费的中心开始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移。 学者们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伴随收入增加出现的，是发展中的“烦恼”，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 徐勇说：“对中国来说，未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破除体制和法律上的束缚，盘活人财物，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确保务农收入不低于城市务工收入，这样中国的农业就不必为接班人发愁！”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程云杰 吴植 张辛欣) 责任编辑：NN058

一项正在中央多个部门间进行会签的文件，有可能成为今后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负担的重要制度。 7月19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并提出要“建立大病保障制度，要把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结合起来，相互衔接、功能互补”。 业界人士从中解读到的信息是，此前已经在部分地区试点的“利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大病补充保险”的模式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这也意味着，我国医保体系覆盖13亿人之后，要从“普惠”迈向“普惠+特惠”。 据了解，江苏省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的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在太仓合作运行了一年多的大病保险模式与官方认可的方案最为接近。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特赴江苏太仓对这一模式的效果进行调查。 向大病患者倾斜，报销超过80% 8月17日，记者在太仓市第三人民医院见到正在陪护妻子的王建刚，去年春节的一场车祸让他和妻子都摔成了重伤，王先生断了左侧的锁骨，妻子顾女士由于严重的脑外伤至今仍瘫痪在床。这个不幸的家庭早几年为给有肾病的儿子治疗，已是家徒四壁，这场车祸无异于雪上加霜。 伤还没好利索，王先生就急忙出院找活干，妻子的抢救费用已经花了30多万元，命是捡回来了，但还需要做一个颅骨的修复手术，至少还得花七八万元。 去年12月的一天，正在工地干活的王先生突然接到了太仓市社保部门的电话，他被告知，由于当地实行了大病保险制度，顾女士12万元自费的医药费中，可以报销将近8万元。 王先生回忆说，那一刻，他真觉得是天上掉了馅饼，他正发愁上哪儿去筹钱给妻子做下一步治疗，现在有了着落。拿了这笔钱，王先生很快为妻子安排了颅骨修复手术。术后，顾女士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接下来的好消息是，顾女士住院期间，只要医疗费自费部分超过1万元，社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就会启动补偿机制，根据自费额度进行不同比例标准的补偿。 据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陆俊介绍，2011年医保资金使用年度，太仓有2604名住院的大病患者像顾女士一样拿到了大病保险的补偿，占当地医保参保人员的千分之四。受益最多的一位患者拿到10.4万元的大病保险补偿。 陆俊提供的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医保资金使用年度，太仓市住院费用超过15万元的有207人，由于实行了大病保险制度，这些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几乎都在80%以上。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大病所需的药物都是自费项目，大病患者报销的比例只有50%，甚至低于当地医疗费用报销的平均水平。 在陆俊看来，通过大病保险提高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意味着医保要在普惠的基础上实现特惠，向大病患者倾斜，减少他们因病致贫的风险。 7月19日，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表示，大病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 业界认为，这次会议的标杆意义在于，提出了医保的新方向：实现保基本之后，要谋划建立大病保险制度。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总裁李玉泉早已洞悉到这一变化，他说，今年年初出台的国家“十二五”医改方案就已经提到，要建立由政府主导，商业保险机构承办，为参保群众提供重特大疾病和大额医疗费用保障的大病保险制度。此次中央层面拟出台开展大病保险的文件，意味着大病保险制度要全面推开，而且商业保险机构将扮演重要角色。 大病医保，钱从哪儿来 经济学中有一个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改进原理，其核心意义是制定一个政策要至少有利于一个利益相关方，而同时不会对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损害。这个理论也成为当下不少改革所秉持的出发点，在中央层面，也认可大病医保要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说到底，就是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如何推进大病医保？ 太仓市副市长周文彬说，事实上，在推行大病医保之前，太仓市也试点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比如，对一些重大疾病放宽保险赔付的比例和范围，或是对交不起住院押金患者由医保基金进行担保，但相比大病患者高额的医疗费，这些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当地也一直在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救助大病患者。 一系列的制度需要设计：哪些人群需要被大病保险覆盖，能不能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盘活现有医保资金的结余，能不能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引入商业保险机构之后如何约束和监管…… 陆俊说，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太仓市首先确定，对住院的、自负费用超过1万元以上的患者开始启动大病保险，根据自负费用数额的不同，再设定相应的报销比例，自负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最高可以报销82%，而且在金额上没有封顶线。 有了对大病报销的比例，社保部门又根据医院提供的三年的数据，算出了太仓大病保险报销需要的金额一年大概在两千万元。 钱从哪里来？太仓市决定，政府和老百姓都不用新增投入，从医保结余中筹集。2011年年度，太仓社保部门从医保资金中筹集了2168万元，以城镇职工每人每年50元、城乡居民每人每年20元的标准，为全市所有参保人员购买了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陆俊说，这只相当于全市当年医保资金累计结余的3%，差不多是累计资金的一个利息钱，丝毫不影响医保资金的安全性，却在当年使2604名大病患者获益。 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以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医保资金的结余额来看，太仓模式完全可以复制，老百姓和政府无需再投入，靠医保结余的统筹完全可以覆盖大病保险所需金额。 找到了钱的出处，又该怎么运作？按照传统的模式，就应该在社保局下面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负责大病保险。可增加机构、增加人，政府都需要投入。太仓的方案是，用筹集到的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服务。一旦大病患者的自负比例达到报销标准，社保部门和保险公司的联合办公室就启动大病保险程序。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吴焰就曾建言，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有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他看来，运用现代金融保险工具，发挥“经济杠杆”效用，可以做到政府不多花一分钱、老百姓不多出一分钱，但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商业保险公司，近几年，中国人保和旗下的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都在寻找与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合作的可能，进行了多方面、各种形式的探索实践。 在一些学者看来，太仓的模式，比较符合帕累托改进原理，政府、老百姓以及商业机构都没有增加投入，却通过商业模式的运作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商业保险公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去年刚毕业的临床专业女生陆丹，目前受聘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和太仓市人社局保险基金结算中心大病医保联合办公室。她和其他7名专业背景相同的同事的工作就是奔波在太仓的27家医保定点医院，一面向住院患者宣讲大病医保的政策，一面核实住院病人的真实性，同时也巡查医院有没有挂床等现象。 而且她所服务的这个联合办公室，定期还要聘请医疗专业委员会对医院的病例、处方进行抽查，看看有没有过度治疗的问题。 陆丹说，据她所知，在法国等医保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保险公司的员工必须经常出入医院，检查医院在医疗费的使用上有没有“跑冒滴漏”现象。而在我国，保险公司监督医院是否过度治疗才刚刚开始，所以陆丹绝大部分的工作还只是宣讲政策。 如果仅从2011年的收益来看，接太仓大病保险的活儿，对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来说并不是笔挣钱的买卖。按照当时招标的条件，太仓市社保部门对保险公司定下的原则是“保本微利”，允许保险公司有4.5%左右的成本，收益不超过5%，折算下来也就是100万元左右，这笔钱刚刚够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 如果今后太仓模式要在更大范围内推行，那么如何吸引保险公司来参与这项不太挣钱的买卖？ 李玉泉认为，大病医保不同于其他的商业健康保险，具有准公共服务产品的属性，因为不允许进行风险筛选，实际上风险管控的难度更大。但对保险公司来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如，可以发挥保险公司在精算、理赔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实现保本微利，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研发与大病保险制度相配套的保险产品，为参保群众提供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服务。 在一些学者看来，保险公司未来的空间是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服务，帮助参保人群提升健康水平，帮助其预防疾病、少得病，同时也利于减少基金支出。 也有学者预测，国家如果推行“利用基本医保基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模式的话，一定会要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遴选优质的保险机构经办大病保险，那么未来大病保险是否也会成为各家保险机构非理性争夺的领地？对此，也有业界人士建议，国家层面也应该同步出台大病医保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加强监管。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责任编辑：NN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