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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

国际人权组织抨击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草案将言论自由和宗教活动界定为刑事犯罪,同时给予执政的共产党惩罚批评者和异见人士的宽泛权力。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简称CHRD)表示,这份措辞含糊的法律草案“包括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宽泛而界定不当的定义,还有各种规定可被用来对不同意见、宗教信仰、网上信息,以及挑战中国‘网络主权’的行为提起公诉”。根据新的法律,违反国家安全罪将包括“不良文化渗透”、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以及侵犯“国家网络空间主权”。该草案还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必须履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他们未能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军事机关提供“有关数据信息、技术支持和协助”,他们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根据这项法律,警方将被允许向拒绝成为警方线人、或者被视为与警方的目标有关联的任何人提出刑事控罪,罪名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CHRD表示。中国的秘密警察和国内安全部门已经在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和平批评政权的人士,侵犯人权。国际人权组织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发起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公民社会最严厉的打击,2014年有近1000人因自己的政治观点被任意拘留,几乎等于之前两年的总和。人权律师浦志强在一年前被拘留,根据近日流传的一份起诉书(已得到浦志强的律师的证实),他很快将面对刑事控罪,罪名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批评言论,以及发表有关两名高级党政官员的讽刺言论。他将因为在自己的微博客账户上发表“公然辱骂他人”的帖子而面对“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的罪名。起诉书称,他的行为“破坏社会秩序”,他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若罪名成立,浦志强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浦志强面对的罪名和国家安全法草案清楚地表明,任何人如果胆敢冒犯党的高级官员,都将被判处漫长刑期。“这份草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列出的模糊限制清单,将使人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受到禁止的,而使当局可以起诉任何人——只要他们逾越了不断移动的‘非法活动’红线,”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倪伟平(William Nee)表示。“这既关乎国家安全,也关乎保护党,惩罚那些批评领导层的人。”国家安全法草案目前向社会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6月5日,但据人权组织表示,它很可能被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通过。本月早些时候,政府也发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标签: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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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国安祸国 维稳殃民

南桥:国安祸国 维稳殃民2015年3月31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继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之后,最近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是周永康构建的政法委系统又一个下马的权势人物。马建出事的原因,官方的说法是“严重违法违纪”,但是照常语焉不详,海外传媒传说当局至今查出马建有六套别墅、六个情妇和两个私生子。这当然不是当局要治他的原因,如今中国官场,有数个情妇数个私生子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而且很多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当局不公开他的真正实质性问题而先放出了情妇私生子的消息,一是P民们喜欢听这样的消息,二是再次暗示这是习总书记反腐打虎大局的一部分。习近平治国的目标和手段,有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显然认为党内有一群人篡权贪钱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红色江山已经变色,他要恢复江山的红色,至少要看上去还是红色的;另一方面他自己和他心目中的红色后代已经和这变色了的政权难分难舍,投鼠忌器捉襟见肘。中共走到今天,老一代人的理论、理想、节操早已没有了,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胡温的无所作为同流合污,到了习近平手里,再也拿不出治本的东西来。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习近平只拿得出一个“中国梦”,忽悠的功能是一蟹不如一蟹。习近平显然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只能盯住近期的单一目标,那就是集权,扩大自己的施政能力。反腐是一举两得,一是打掉那些属于前任的小集团,二是趁机博取民心,两者都可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执政后,老虎纷纷落马,对外却有一套严格的框框,一切都只是反腐,所有下台的人,最终无论是法庭上还是民间传言,都归结到多少钱和多少情妇,虽然钱和情妇的数量越来越不可思议,几乎要超出常识的想象了。直到最近对令计划问题的宣传,才暗示了政治问题。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是什么问题?我们只能做一番猜想。显然马建不是因为六个情妇两个私生子而出事的。据说马建是周永康的亲信,曾经为周永康建立中共官员包括政治局常委们的秘密档案库,这个传言若为真,那就接近这个国家真正的大问题了:那就是从八九年以后逐渐经营起来的国安和维稳系统,已经掐住了这个国家的命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之下,他们胡作非为,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国安和维稳系统劫持这个国家的办法,说穿了很简单,那就是“谎报军情”。既然你让他们负责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他们最有利的状态就是国家不安全,社会不稳定,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来。在外部,他们需要那虚无缥缈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境外敌对势力”。在内部,他们需要时不时地发生“群体事件”,上访冤情,维权冲突。他们才不希望这个国家呈现“和谐社会”呢,万一真的和谐了,维权经费怎么会那么多呢。当胡温口口声声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维稳部门的行为却显得不可理喻,他们明明是在挑起社会的不和谐。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维稳部门是最不希望社会和谐的,和谐了就没有了他们的机会。只有看透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的官民关系,为什么政府会怂容地方恶政如此毫无理由地恶劣地对待诸如盲人律师陈光诚那样的人。从江泽民时代到胡温时代,中国投入国安和维稳的经费资源越多,社会越不安定。国安祸国,维稳殃民,看明白这一点并不困难。现在的问题是,痛恨前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而崩溃的中华第一男儿习近平,气势如虹地反腐打虎的时候,想改变这种“国安不安,维稳不稳”的局面吗?根据习近平执政后这个政权对护地农民、上访冤民、维权律师、意见领袖、边疆民族等等出手镇压的狠劲儿,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三八节期间抓捕年轻的妇女维权人士,是最近的不可理喻的倒行逆施。这样做法,恐怕连周永康也要自叹不如。我对习近平反腐不看好,因为没有丝毫迹像表明他想改变周永康为代表的国安和维稳体系。他的反腐只是打掉这些人,自己却全盘接收了他们的衣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权的稳定性方面,他想达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他太迷恋老一代了。那一代人是自己杀出来的,知道一刀下去是什么效果,所以相信镇压。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还能有这样的效果吗?可以期待的是,国安部门、维稳系统、边疆地区,将会爆出更多更惊人的腐败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的要害是自制敌情来劫持这个国家,但是打下他们的时候都会套上贪腐的包装。国安和维稳的政策延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那么可以肯定,未来中国社会将越来越不安定。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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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那些年我被“查水表”的故事

警察打交道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概始于2006年。在这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干预和压制,是通过社科院或哲学所的领导施压进行的。最紧张和严重的对峙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是“8*8”事件发生15周年,5月份,(那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先生,下称刘)组织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允许重新讨论“8*8”事件,我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也许在官方的眼里,这是第一次像我这样的“体制内学者”和像刘这样的“民运份子”共同行动,引起了高度重视,哲学所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紧接着,书记、所长、副所长三人一道赶到我家里,要求我撤销签名,我当然严词拒绝。最后是副院长会同社科院监察局局长等人约见,我事前估计是要宣布开除的决定,并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以严厉宣布“下不为例”,而我明确表示拒绝承诺“今后不再参与”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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