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一直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在许多新左派人士看来，中国当下的主要制度性问题均是因为引进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而致。经济学领域的那些“非主流派”，这些年来始终在抱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基本垄断了大学教程、公共舆论和国家政策，对于所谓“国退民进”的经济发展趋势始终抱有深深的敌意，对于恢复或重建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秩序有着强烈的诉求。按照这样的视角观察，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权贵们的天然盟友，前者基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诉求恰好为后者的权力寻租开辟了最佳途径，在市场化导向的机制下——这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制度安排，权贵集团通过一系列看起来完全合法的市场组织，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迅速完成了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制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亿万富翁群体。造成这种贫富差距极大的状况，显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在权力不能被充分批评的前提下，中国自由主义因为它的西方渊源和学理角色，而被新左派单独拖了出来，置于道德审判台上，要求它为市场化的制度原罪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自由主义的尴尬就在于，它在被新左派塑造成一个权贵的同谋者和利益相关者时，现行的制度安排其实并未给予自由主义以应有的思想地位，更不用说给予其必要的经济支持或补偿。它在扮演着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尤其是那些在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和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们的话语和言说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被迫禁言。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学术生态远未像新左派所描述的那样，由自由主义独霸天下，这是新左派刻意制造出来的政治幻象。但是，从公共话语领域来看，包括由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各类意见市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主要价值观——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阻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确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土壤。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窘境和在实践中的繁荣，构成了中国一个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 　　令人困惑的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各类自由主义学者，似乎普遍默认了现行制度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坦然以“消极自由”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和来自新左派的挑战，一种我谓之“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态度，构成了他们和现行制度相处的基本立场。在社会盛行的犬儒主义风气中，独善其身，自我拯救，或许就是一种抵抗，但是，这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现实层面的运行毕竟存在着太大的距离，自由主义的失语和离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这个问题，激发出我的一个理论关注点：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到来的高潮时刻，已具百年历史的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传承者，是如何理论自觉和反省的？ 　　以自由主义为主题举行一个思想聚会，是我在参加一个评论萧功秦新著的座谈会后向高全喜教授建议的，我和他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了，理论建构能力不足，影响力几近衰竭，应当重整旗鼓。这番话没有招致老高的不快，他反而欣然接受。这样，就有了9月22日的第一次聚会，由他和我共同邀请了刘军宁、秋风、任剑涛、刘苏里、李伟东、王海光、马国川等人，在紫玉山庄银树楼会所先喝茶聊天再喝酒吃饭，畅所欲言约六个小时。这次聚会之后，我忙于事务一直未来得及整理聚会的叙事结构，同时也感觉到还需要补充点什么。11月初，上海许纪霖来京开会，高全喜短信告我，可小范围再聚一次。于是，在11月4日老高约了顾昕、周濂、马国川，我约了尚红科，和许纪霖一起，在紫玉山庄再聊自由主义这个话题。两次聚会前后相连，思想资源显然丰富了许多，至少开阔了我的视界。和前几次聚会一样，事后我都是按照我的问题意识，对与会者即兴发言中的思想精华进行提炼和整理，试图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和富有启示的文本。 　　 　　 一、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 　　 　　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制度变迁，一开始就伴随着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和冲突。儒学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地位，随着清政权的崩溃而一去不返，其正当性首先遭到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严复和梁启超，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开辟了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源头，其后经蔡元培、胡适、张君劢等人的传承和光大，成为中国现代思潮中的主要一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自由主义一直同时处在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关系之中，它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思想和理念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方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共同胜利。在1949年以后的时间里，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几近绝响，传统主义则只能苟延残喘，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统治着广大的思想领域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来源于执政党的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契机，全面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反思。一些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后来被看作是“左王”的那几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参与到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之中，不仅清算文革的极左思想，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批判封建专制遗毒。正是在执政党解放思想的氛围中，社会迅速进入到“解冻”状态，原来长期蛰伏于文化专制体制下的民间独立思考，先是以诗歌、小说、美术等文学艺术的形式进入到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就是哲学、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反思，这些反思必然会重新涉及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领域。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次崛起，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的是一个新的制度转型的开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意味的是革命，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斯大林模式”，那么，自由主义将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话语再次以各种曲折的隐晦的形式而崛起时，执政党和民间都意识到了这些话语的转化将会导致何种结果。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自由主义所设置的一道最后防火墙，后来又公开进行“清污”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事件表明，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是难以和马克思主义相兼容的，更不用说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从1983年周扬宣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遭致批判之后，知识阶层的“自由化”运动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执政党的既定轨道，它不再借助于执政党改革初期所确立的思想解放的资源，而是直接诉诸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世界与中国》丛书，可谓当时思想转向的主要标志，出的书上百种，核心关键词是：启蒙、自由、民主和科学。 　　高全喜教授在聚会中首先谈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区分，这是一个新颖的说法，能否以此确切划分思想史，另当别论。我的理解是，他的“第一波”概念并未涵盖八十年代这段历史。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整个知识阶层都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整体，自由主义如同普照之光完全覆盖了它自身内部的不同光谱，现在的那些新左派领袖，包括部分古典主义、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均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并肩作战。他们共同站立在执政党的对面，采取着既合作又对抗的策略。但是，这个脆弱的整体随后是被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摧毁成四分五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不能说是山头林立，分化出几个不同的思想派别应是事实，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分歧是由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制造出来的。 　　按高全喜的看法，自由主义“第一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或者说，他们延续了八十年代新启蒙的传统，继续高擎自由这面大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京有李慎之、徐友渔、刘军宁、秦晖、汪丁丁等，上海有王元化、朱学勤、许纪霖等，广东有袁伟时等。这批学者充分保持着八十年代的启蒙风格，以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方式，展现出自由的理念及其传统、对革命和民主的反思、对激进主义的审视以及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全面批判。在思想资源上，他们广泛地引用了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和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大家的观点，同时，对于中国本土以蔡元培、胡适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顾准思想的“发现”，也是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顾准难能可贵的在自由主义传统基本绝续的毛时代，展开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思考。在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看来，顾准象征着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传承。 　　滥觞于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第一波”，究竟止于何时，这大概很难在学术上给出一个确切的界限，高全喜主要是从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化上，提出了他的“第二波”概念。在他看来，“第一波”的那批学者，主要的理论功夫还是用在思想理论的启蒙上，侧重于自由主义基本概念、原则、思想和代表性著作的诠释与宣传；而“第二波”的学者则从自由主义的历史、宪政、法理、建国主张以及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专门化研究。这一波的研究大致是从本世纪开始，由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领衔，其代表人物有高全喜、任剑涛、秋风、许章润、刘苏里、韦森等，而贺卫方、崔卫平、张千帆等人作为“第二波”中更具公共性的学者，在践行自由主义理念时依旧保持着“第一波”的批判性传统。这表明，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并非是两个截然分明的阶段，它们的内在联系是清晰可见的。 　　自由主义“第一波”天然地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以致它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在九十年代后期遭遇各种限制，甚至被禁言；相比之下，“第二波”显得更学术化或更学理化，其研究成果可以公开发表，其言论可以在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被正常讨论。自由主义的这两个不同际遇，并不意味着“第二波”的社会作用会更弱些。在基本完成了社会启蒙和社会批判的使命之后，自由主义的确面临着建构性的工作，这不仅是指理论建构，而且还应当包括国家建构、社会建构、民族建构和国际关系建构等一系列程序或方案设计。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自由主义“第二波”显然尚未完成其应有的使命。所谓边缘之忧，应属合理想象。 　　 　　 二、自由主义的现实进展和理论困境 　　 　　中国自由主义的边缘化，是我这个局外人的一个观察。高全喜所概括的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的发展，看上去像是个流传有序的进程，但是它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是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加以判断。我所看到的，很可能仅限于学者们的著书立说，因为在近二十年里，可以直观感受到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未取得重要进展。汪晖写的四卷本《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许多自由主义学者不以为然，很可能拒绝阅读，而在我看来，汪晖是通过这本著作，极大地提升了新左派的理论能力，尽管这本著作存在着学理和写作上的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自由主义的现实境遇，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刘苏里和刘军宁的发言，都不认可自由主义边缘化这个看法，他们都是从公共舆论演变来观察自由主义的基本生态。按刘苏里的看法，现在的主要言论出口，比如大众媒体、网络媒体、一些著名的周刊，其实发出的都是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这些声音是分散的，体现着自由主义的惯有特点：君子不党。这和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左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强得多。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在刘苏里看来，也反映出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群众之中。尽管在那些明显有人操纵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了许多不理性的和暴力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很快就被群众中自发形成的理性力量压制住了。从这次“钓鱼岛事件”和以前“家乐福事件”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大众理性有了明显的进步。刘苏里把这种进步归结于自由主义的传播。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去年的“7·23动车事故”激发了整个中产阶级对以“高铁奇迹”为标志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自那以后，那些发展的故事，企业家的故事，就显得很庸俗了。和大众理性进步相比，自由主义在理论言说上的确存在着短板，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不知道怎么说话，相反，汪晖针对西藏问题却能写出一本书来。刘苏里显然是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自由主义目前的言说现状。 　　刘军宁作为自由主义“第一波”的学者，在九十年代后期即被禁言，他根本享受不到汪晖那样的言论自由。他专门提到这个情况，或许就是为了回应所谓“边缘化”的质疑。的确，一个学者被剥夺了研究和发表的权利，谈何理论建构？但是，刘军宁并不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了，他把当下和九十年代做了对比，认为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呈现的是“阳性反应”，(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思想聚会 中国 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