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张鸣 | 1982:择业的困境

2012年08月25日 19:40:04                                                           1982 :择业的困境                                                                     张鸣 作为一个 78 级的大学毕业生,严格讲,是没有择业这回事的,当时毕业还是统一分配,分你去做的工作,无论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无关,都是革命工作,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当年毕业时流行的一个不够革命的顺口溜:“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放在大厦不骄傲,搁在茅厕不悲观。”尽管不可能真的不骄傲和悲观,但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个人的选择余地,实在很小。 1982 年夏天,作为一个地处北大荒,文革时全国唯一一个“不见鬼”的农业大学(文革时,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出路基本上就是去各个农场做机务技术员,只有个别人才能去机关,去农业机械厂和农机学校。我原本就是从农场出来的,当然清楚农场的农机技术员是怎么回事,只比拖拉机手地位稍高点,一样也得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严格讲,还是修地球。 虽说,在 1982 年的时候,中国大学毕业生并不多,几万人里都未必有一个。但是,当年的分配政策还是过去那一套,面向基层,面向第一线,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经受锻炼,向工农兵学习。所以,我们学校那届的毕业生, 70% 左右都直接分到了农场的基层连队。四年大学,结果是这个样子,同学们心都很灰,连散伙饭都没心思吃。但是大吵大闹,大哭大叫的也没有。写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本科的学校。这所大学,是文革前农垦部在黑龙江垦区办的一所农业学院,名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垦区,是是 1958 年大批专业官兵过来开荒,才形成规模的。垦区的大发展,到底是大跃进的产物,还仅仅是时间的巧合,跟大跃进没有多少关系,我说不清楚。但这所大学,恰也是垦区大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我们知道, 1958 年的全面跃进,高校大跃进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学。 1958 年办的大学,后来几乎都垮了。惟独这所大学,却活了下来。由于接受了一大批北京各高校的右派,创办之后,居然办的有模有样。这所大学,办学的时候,利用的是当年关东军的一机械化师团的营地,所以,直到我们进校,好些房舍,还是鬼子兵营的模样。这样的兵营,有的农场是直接用来养牛的,但我们学校却用来做教室。当年的兵营位于黑龙江密山县的裴德镇,原来的裴德公社旁边的一个山洼里,在老乡的印象中,像是裴德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有畜牧系的同学家长给儿子写信,地址写的是,密山县裴德公社八一大队牲口系,某某收,信居然还就是收到了。这所大学,周围不是山,就是农田,的确符合毛泽东对农业大学的设想。想要种地,十分方便,但就是留不住人。我们入学之后,随着右派的逐步平反,一个又一个像点样的教师离开了学校,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档次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的课业负担,却没有因此而减轻,老师不好,反而负担更重,越是讲不明白的老师,留的作业就越是多。好在这样的大学也有好处,就是学生虽然有地方谈恋爱,甚至放肆做爱都不用到宾馆开房,但的确没有什么地方去玩,即使有钱,也没地方花。那年月,谈恋爱还是被学校禁止的,地下运动当然可以,但如果谈的过了火,只要有人怀孕,一开除,就是一对儿。因此,还真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冒险一试。尤其我所在的农机系,课业负担奇重,同学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要想出去玩,也还是有地方可去,也能玩出点别致来。记得大学期间,我们宿舍的人唯一的一次出去野餐,同学们真的现场钓到了鱼,野生的鱼,当场用脸盆煮了,再到田里弄好些毛豆,烧了吃,那个美味,迄今想起来,都馋的慌。这样名副其实的野餐,这辈子,再也没有过。只可惜,那时大家都没有时间,只餐了那么一次。 当年 77 、 78 级的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年龄参差不齐,特别是 78 级,年纪大的 30 多岁,年纪小的才 15 、 6 岁,所有人都经过文革,而且都是文革中多少有点喜欢看书想事的年轻人。作为改革开放头两届的大学生,当年的我们,的确有天之骄子的自我感觉。好大学的人,骄子的感觉等级高些,像我们这种在别人眼里烂大学的学生,骄子的等级低些,但也是一个“骄”字,都是骄子。看不起一般人,更看不比我们年长些的工农兵学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工农兵学员的师兄们来看我们,进了宿舍嘘寒问暖,我们根本就不搭理人家。师兄们给我们介绍学习经验,我们嘴上不说,每个人鼻子里都暗中哼着气,脸上写着不屑。只有那些没经过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人,才让我们肃然起敬。可惜,我们那个大学,这样的高人一个也没有。 当年的农机专业,基本上按照普通工科的规模来安排课程的,课业重的吓人。每天 8 节课,晚上还有制图和实验课。每两节课下来,都是一堆的作业,几十道题。聪明一点或者程度好的学生,还能把当天作业做完,差一点的,一天拖一天。在我的印象里,同学们似乎没有半夜 12 点之前睡觉的。那时候的大学生,政治觉悟都很高,憋着劲儿,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文革给抢回来,学习极其卖力。整个年级,只有我和一个北京老知青是个另类,不大用功。我是因为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 77 年原本是考文科的,因为政审不合格,被涮了下来,白考。 78 年误听人言,改考理科,又没有时间复习,有时间也没有用,因为连课本都没有。像我们这种小学就赶上文革的人,数理化基本上就是白薯。之所以第二年还要考,是觉得怎么也得从农场出来。加上刚刚遭遇一场恋爱失败,感觉周围的景物,哪儿都不对劲。考一下,报低点,自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当时我正在做兽医,就报个畜牧兽医专业,自己感觉,也算是专业对口。结果,考完之后,凭着语文和政治分比较高,居然成绩还不错。可是,第一志愿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突然不招生了,第二志愿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又只招一个农机专业,于是,我就不得不学农机了。我从小就不喜欢冷冰冰的机械,不然的话,在农场的时候,早就开拖拉机了。所以,一上手,心里就烦。但是,烦也得学,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这个勇气,做自己的选择。当时规定,如果考上了不去上,以后就不许再考了,从情势上,也逼得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硬着头皮学,成绩就好不了,幸好不久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虽然每次课都留几十道作业,但其实只要做其中的一两道题,本节所学的内容,也就掌握了。好在,那个时代,会舞文弄墨的人,走到哪里都占便宜。由于我经常出板报,而且还给学校宣传队写东西,老师不知怎地,都会高看我一眼,别人作业不做完,是要扣平时作业分的,我就没事。英语课,不管是平时的小考,还是期末的大考,老师都放我一马,单词错误,不扣分。英语等于没学过。害得我后来要考研的时候,补习班的老师,每次上课都很鄙视地看着我。逼得我奋发图强,加倍玩命,最后竟然考上了,吓了他好大一跳。 总之,当年的我很幸运,上课投机取巧,每门课都能混过去,有的时候,成绩还不赖。而跟我同样混的北京知青,很快就退学了,课挂的太多。在别人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我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小说,看点其他感兴趣的书。一部中华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候看完的,还记了一大本的笔记——就是把里面我感觉好玩的内容,用白话写下来。临毕业前一年,上头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要求大学生学近代史,而且要学生自己讲。我们那个学校虽然也有个文科系,农业经济专业,但论起来,还就是我这个在中学就读过范文澜通史以及近代史的人,知道的多些,较量的结果,学校宣传部选了我这个农机专业的人在全校各个系宣讲近代史。稀里糊涂讲了一轮之后,就该毕业了。其实,当时我的口才很可疑,发挥时好时坏,有领导听课的时候,肯定一塌糊涂,磕磕巴巴,没有领导在,则一定超常发挥,讲的眉飞色舞,听众反应也不错。 大学四年,很少有人想到毕业会怎样,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改革后的大学生,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学校不怎么样,毕业出路肯定也坏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如此,一提到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不捧杀不罢休。但是,临到毕业时,困扰就来了。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出路很糟,绝大多数人,是要下基层的。当年我们系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小部分来自农场,还有一些则来自小城市和县城。严格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乐意去农场做技术员的,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十二分不乐意。让他们干这个,虽然名曰技术人员,但户口依旧是农村的,而且当时的农场大多都在边境,还有边防证,出来进去,都不方便。这样的分配,对于多数非农场出身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对于我而言,虽然来自农场,但也不大想回去,当初参加高考,就是想脱离农场,现在回去,不等于蚂蚁搬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当时毕业,基本上按成绩分配,我的成绩,在全系排在中上等,以这样的成绩,最大可能,是去一个农机学校教书,如果不想去,那就只能下农场做农机技术员了。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跟那一堆堆的铁块块打交道,都离不开农场,真是想起来就烦。幸亏,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留校教党史。也不知是我上党史课(当年的三门政治课之一)的时候,太喜欢发言了,经常把老师的气势都压下去了,还是我讲近代史的时候,触动了谁的神经。反正,我们学校的马列教研室已经发话,要求留我了。为此,他们还把我读《资治通鉴》的笔记找去,研究了半晌。在我还差半年毕业,正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把我留下,提前毕业。 可是,当年的党史,属于政治课。在我毕业的时候,政治是种臭大街的买卖,经过了 30 年过度政治化的历史,中国人集体患了政治讨厌症,如果谁要是教政治,讲政治,在亲朋好友中都抬不起头来。我虽然在党史课上比较活跃,那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偏于历史,而恰巧我肚子里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多。其实心里一样讨厌政治,不喜欢沾政治的边。不仅如此,我所在的农机系老师,几乎个个都讨厌政治,对政治课的老师没有好感。开始的时候,马列教研室跟系里交涉,一下子就被顶了回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不能同意让我提前毕业。这样的氛围,也让我感到有压力。一边是我不喜欢,也不熟悉的农机事业,一边是我同样不喜欢的政治课老师的职业。选起来好难。 按道理说,我们这代大学生,民族国家概念,是相当强的。多年的集体主义灌输,决不能说毫无作用。尽管经过文革,经过所谓的理想破灭。但过去的那套政治说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得人心。我们学校地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消息闭塞。虽然这四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人们思想变得很快,但我们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外面大城市里大学生闹的那些个热闹,办的那些刊物,我们一无所知。在上学期间,中青报发起的潘晓讨论,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人参与,唯一的例外是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报社,但其实我写了那么多的字,也没有说清楚到底人生应该为自己活呢,还是为国家。多少年后,我先后见到了当年的一男一女两个潘晓的原型,想笑都笑不出来了。但是,尽管如此,人面临就业抉择的时候,想的最多的,还是自己。马列教研室讲的学校的大局(那些年文科生太少,我们学校根本分不来好学生)打动不了我,系里老师讲的国家利益,垦区的利益,我也无动于衷。满脑子,都是自己。 考虑再三,觉得回农场无疑是绝不可行的,如果像农机系老师期待的那样,不改行,只能去技校教书,但真要是做了农机这行,我已经糊弄了四年学的玩意,恐怕都得露陷,绝对没办法讲给学生听,想要干好,非重新回炉不可。这样的话,还得受两次苦,遭二茬罪。想想都累,算了,还是找个方便省事的职业吧。于是,我同意留校。从此,这个地球上多了一个不靠谱的马列教师,少了一个同样不靠谱的助理工程师(当时我们毕业后的职称)。 其实,直到留校之日,我当初的职业设计,一直还是作家。也就是说,养过猪,当过兽医,又学了农业机械的我,居然还在做我的南柯大槐树下的作家梦。当初能接受学不喜欢的农机,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反正要当作家的,多一种生活体验,岂不是更好?现在说服自己的理由,依旧如此,多一种生活体验,接着当作家。现在看来,所谓当作家,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因为,在此后的生活中,我并没有开始写作。但实实在在地说,作家梦一直都没有完全破灭,真正不再想当作家,是考上研究生,进了北京,发现历史也可以做学问之后。 毕业留校之后,一点都没有想过要继续深造,考研,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留校之后,同事们都看不起我这个学农机的。形势逼得我只有一条路可走,考个研究生,证实自己的实力。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考。查了一下目录,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才招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胡乱报了人大。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一赌气,最终把我的作家梦给赌没了。从此,踏上了一条所谓学术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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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传真: 具有中国特色的死缓刑罚制度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亚洲週刊专文介绍,死缓全称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即对於应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死缓制度发端於一九五一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适用对象是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损害国家利益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而又罪该处死的反革命分子。 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有以下四种处理方法:一.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為无期徒刑。二.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三.如果属於故意犯罪,情节严重,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四.如果是累犯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姦、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可限制减刑。 在中国,死缓也是政治变迁的一个「风向标」。在「以阶级斗争為纲」的文革年代,死缓之议常被「从重从快」﹑「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类话语所代替。不过,当局对江青﹑张春桥判处死缓,则确立了「党内斗争不判死」的原则,算在一定程度上落实「政治文明」。 另外,按中共惯例,高官被判刑后提前保外就医、监视居住的先例不在少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於零八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据称目前已提前出狱,在杭州某处监视居住;而江泽民时代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的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在刑满之前回到家中。 这也使得王立军的命运格外受人关注。一种分析认為,若将薄熙来倒台视為政治斗争,那麼王立军是「有功之臣」,出於激励「立功者」考虑,当局不会将王立军判处极刑。且美国方面曾表示,王立军在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前曾有预约,并非擅自「叛逃」,因此,王立军最终是否会以「叛国罪」或「洩露国家机密」等名目定罪,仍然存疑。但目前已公开的种种证据显示,王立军在重庆「打黑」期间,无疑存在严重的滥用职权行為及腐败行為。 回头再看这次海伍德案宣判,谷开来一审被判死缓,对她丈夫、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未来处理却是凶多吉少。知情人士认為,不杀谷开来,等於是留下一个活口,令薄熙来在调查审理中处於不利的处境,包括在这次谷开来案中故意迴避的转移资产等经济问题,很可能在薄熙来案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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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媒综合】多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反日示威游行”

核心提示:由于日本东京都支事石原慎太郎提议购买争议岛屿引发中国两岸三地联合保钓,香港的保钓船成功登岛,关于钓鱼岛主权的纷争再次激化。8月19日,中国多地爆发反日游行,以下是外媒报道综合,最后特别挑选了一些日本媒体的观点评论。 【图片来自《华尔街日报》】 中国多城市反日示威游行在国际媒体上的报道综合 ① BBC综述: 国际媒体视角对准中国各地反日抗议 世界主要媒体从多角度报道了中国各地周日(8月19日)爆发较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的详细情况。 报道大多细节描述了抗议人数、地点和经过,有些还侧重分析了促成抗议活动的原因与背景。 多数国际媒体在报道中国抗议和日本议员登上钓鱼台列岛主岛(日称尖阁列岛)等系列事件采用了相对中立的措辞并对中日双方提出的主权争议依据提供了背景资料。 路透社 路透社标题为”登岛与抗议加剧日中纠纷”的报道称19日在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示威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 报道表示,中日在钓鱼台列岛上的主权争执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类似,显示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中国正使邻国愈发恐慌。 报道也指出,登上钓鱼岛的日本人中包括多名国会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而最新一轮争执是日本东京都支事石原慎太郎提议购买争议岛屿而引发的。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指出,除中日民族主义者先后登岛外,系列事件正好发生在日本战败投降67周年前后。 CNN的分析援引日本外交人士的话说,因为北京忙于18大交接班,而东京则是疲于同时与韩国、俄国和中国有领土争执,因此估计双方应会希望能迅速让最新纠纷告一段落。 BBC BBC驻北京记者马腾在报道中除了详细报道了中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之外,侧重报道了反日抗议得到政府许可这一点。 他同时指出,中国以往经常会利用允许反日示威来让民间发泄一些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详细报道中国各地反日抗议最新情况同时,发表了驻东京特派员沙赫勒(Frederic Charles)的一篇背景文章。 背景文章解释了冲绳的栗原家族如何拥有对钓鱼台列岛三岛的地产权的事实,以及栗原家保证不会将产权出售给个人的情况。 文章也介绍了中国方面称对钓鱼台列岛”自古”就拥有主权的主张。 NHK 日本放送协会NHK在综合报道了日中两国人士登岛、日本政府驱逐香港人,以及中国爆发反日抗议等消息同时,也特约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分析局势。 高原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认为,北京方面只允许香港人前往争议岛屿以及东京方面迅速将这些人遣返都意味着双方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都希望日中关系能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高原同时也指出,今后两国政府如何以及是否能够有效疏导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则尚需进一步观察。 ② 金融时报: 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抗议 中国各地周日爆发七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日抗议,此前日本活动人士登上了东海有争议岛屿。 这些示威标志着两国关系出现自2010年9月日本逮捕一名中国渔船船长以来最大幅度的恶化,那艘中国渔船在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小岛附近海域冲撞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巡视船。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大约1000人在中国南方的深圳市举行游行,抗议者推倒了一辆日本制造的警车,还冲击了一家日本餐厅。 在西部城市成都,日本服装零售商优衣库(Uniqlo)的一家分店由于抗议而被迫关门。其它10多个中国城市据报道也爆发示威活动,包括上海、广州、西北古城西安,以及华东的济南和青岛。 在北京,几位男子周日上午在官方加强保安之际出现在日本大使馆外,表达反日情绪,但除此之外并无其它抗议迹象。 中国出现这波示威活动之前,150名日本活动人士周日早些时候登上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有争议岛屿,并举行了一项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死难者慰灵的仪式。 在这150人中,有10人(其中5人是地方政府代表)从船上跳海游泳至其中一个岛上,然后挥舞日本国旗。 就在几天前,日本警方逮捕了14名香港活动人士,这些人中有7人登上了同一个岛。 中国外交部表示,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对登岛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方应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避免严重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在群众中渲染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加强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手段。 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反日情绪最为强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并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至今仍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耿耿于怀。 按照与邻国打造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北京方面也安排中日进行更多交流,但是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共本身的宣传推动)经常破坏这个目标。 中国网民周末批评政府对日本过于软弱。”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为什么我们不派出几艘军舰,把日本鬼子赶走?”一名评论者在流行的即时通讯服务QQ的一个群里表示。 上一波大规模反日抗议发生在2005年4月,当时日本表示计划颁发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钻探权。那一次,中国数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还有人呼吁抵制日货。 ③ 朝日新闻: 23座城市爆发反日游行 19日,为抗议香港活动家登上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后遭日方逮捕一事,包括香港在内的至少23座城 市爆发反日游行。当局动员大量警力平息了混乱局面。不过,仍有部分城市的游行队伍出现了暴徒行为并袭击了日本料理店等场所。四川省成都市的日系百货店也不 得不在当天临时停业。 这是自2010年撞船事件以来,中国再次爆发全国性反日游行。并且,此次反日游行的规模较上次更大,甚至还波及到东北地区和山东省等地,这些地区在2010年的反日活动中都未发生大规模游行。此次,如果算上中小城市在内,发生游行的地区有可能更多。 广州、深圳:警方”默许”示威 19日上午9时许,广东省广州市的日本总领事馆前聚集了约300人,抗议人群在总领事馆周围游行。参加者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抵制日货”,”对日宣战”,”把日本人赶回北海道”。他们高举写有上述标语的横幅,并高呼”还我钓鱼岛”。 当局派出300多人的警力控制局面。情绪激动的示威者在现场大声演说,而警察只是在一旁不停劝解说”别让我们为难”。游行队伍 的人数最多曾增加到700至800人。发起此次示威游行的是网络上一个名为”保钓联盟”的团体。18日,警察曾通过手机联系该团体的负责人,警告他”不要 引发混乱”。不过,据说警方对于示威游行本身持”默许”态度。 在深圳,数千人陆续走上大街,示威人群袭击了警车(日系车)和日本料理店。据说,日系品牌的警车被人群掀翻,车窗玻璃全部碎裂。群众围住车辆并进行破坏的照片上传至微博数小时后即遭删除。 日本料理店”德川”的大楼内,1层大厅被完全破坏,被砸碎的玻璃和招牌散落一地。大楼保安称,游行队伍一边高喊”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一边向大楼投掷饮料瓶。其中50至60名情绪激动的游行者还闯进大楼的入口处,他们随手拿起一旁的木桌、金属栏杆、烟灰缸等物投向餐厅的招牌。破坏 行为持续了十多分种。据说,这家料理店的2名店主和所有员工均为中国人。 成都:警戒从前一晚开始 在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广场”成为示威队伍的集合场所。这一地区聚集着伊势丹、伊藤洋华堂、优衣库等日系企业。 19日当天,这些商店不得不暂停营业。上午10点,聚集的数百名群众开始高喊口号。一部分年轻人向路人分发小国旗和印有”开发 钓鱼岛,前赴后继”的传单。但是从前一天夜里开始,3至4辆警方大巴就在那里待命。等候在此的500名警察和武警将传单统统没收,为防止大量人群围观,警 察和武警组成人墙对通往广场的各条道路进行封锁。 游行参加者曾一度增至数千人,警察队伍则在十字路口不停阻断游行队伍。警方负责人搭着一名貌似游行组织方骨干的男子的肩膀对他说道:”你们的心情已经充分表达了吧。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说罢将他从游行队伍中拉开。 ④ 朝日新闻: 反日游行局部失控 应对措施或将升级 8月19日,中国多座城市爆发反日游行,虽然中国政府试图动用武警部队来控制局势,但是却未能阻止一部分地区出现的暴动。日本逮捕登陆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香港活动家一事激怒了中国舆论,这样的愤怒不仅停留在日本身上,也逐渐迁怒到中国政府。 17日,号召举行反日游行的呼吁扩展到多座城市,对此中国警方相关人士对本社记者自信地强调道:”各地政府能够很好地控制住局面。”针对此次反日游行,政府出动了比以往反日游行时多出20%至30%的警力,网上号召反日游行的言论也陆续被删除。 19日,虽然大多数示威游行都被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但是广东省深圳市却发生了日本料理店遭袭击等事件,政府当局一度未能控制住事态的发展。而中国国营电视台未对这一系列示威游行进行报道。 同日,10名日本人登上尖阁诸岛的消息一经报道,网上相继出现了针对中国政府的批判之声,”为何不逮捕入侵中国领土的罪犯”, “没用的政府”等。对此,上述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香港保钓人士以及10名日本人相继登岛一事导致反日舆论空前高涨,超出预想。这是导致游行失控的原因。” 在今秋领导层换届的党代会召开之前,中国政府也不希望有扰乱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发生。但是,面临着严峻舆论压力的中国政府,目前也很难采取对日让步的对策。8月19日,中国官方智库的有关人员表示:”目前不得不将应对措施进行升级。” ⑤ 半岛电视台:中国各地爆发反日示威 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登上有争议岛屿之后,包括北京在内的十几个中国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 在一些城市,日本企业、餐馆和汽车在今天的示威活动中成为目标。 最新的这次反日示威活动被认为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境内爆发的涉及范围最广的反日示威。在2005年,由于日本战争罪行等诸多引起中国人不满的事件,中国数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在毗邻香港的中国南部城市深圳,示威者走上主要街道,挥舞中国国旗,并高喊口号,示威者多达1000人左右。 报道说,示威者推翻了一辆日本品牌警车,并砸毁一家日本餐馆。 在中国,示威者通常会被迅速镇压,但一名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目前暂时有意允许示威者继续下去。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对法新社记者说:”他们一直在利用民意牌向日本施压。” 他说:”中共领导层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们认为示威有可能升级,他们会放出停止示威的信号。” ————*******————— 分析一:中国纵容反日游行有可能失控 ① 日本经济新闻: 反日游行考验中国 中国周末多个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活动。中国外交和公安当局尽力防止混乱扩大。如果对抗议行动采取默认态度,虽然可以适度缓解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成为”出气口”。但如果失去控制,就可能导致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 本次反日游行是在8月15日”保钓”人士遭到日本逮捕后通过互联网持续不断呼吁而发生的。但一名中国政府相关人士称,”反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发泄口。  这名人士同时还认为,参加者以20~30多岁为中心,这也是”以沿海地区为核心,年轻人就业难问题持续无法解决造成的结果”。据悉,公安当局在事态有可能激化的地区,为防止主要反日团体加入示威游行,在事前施加了压力。 19日有10名日本人登上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中国外务部发言人秦刚在”表示强烈抗议”的同时,还强调说”日方应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避免严重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秋季中国领导层即将换届似乎也产生了影响。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年轻人重视”爱国”和”主权”等问题的”大国意识”迅速高涨,网络舆论也更加强硬。但同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在社会上弥漫。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过分压制示威游行活动,民众就可能转为批评中国政府软弱,但如果置之不理,也可能发展为要求消除贫富差距的体制批判。中国政府一名相关人士也透露,”默认游行让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发泄虽然好,但控制游行活动确实有些难”。 ② 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政府为国内反日运动伤脑筋 19日中国多地发生反日抗议活动,外交和公安当局正竭尽全力避免混乱进一步扩大。政府适度默许抗议活动可以缓解国民对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满,但若控制不当,则有可能使矛头转向共产党和政府。今年秋天新一届领导层将产生,中国不希望在权力交接时期发生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 广东的深圳、浙江的杭州和温州原本是抗议活动多发的城市。 这次的抗议活动针对的是登上尖阁诸岛的香港活动家于15日被捕一事,网上抗议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中国政府有关人士解释说,”反日”只不是民众发泄不满的出气筒。 参加者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人认为是由于沿海地区长期就业困难而导致的。当地公安局为避免事态恶化,在抗议活动前就呼吁民众不要参加。 同一天10名日本人登上了尖阁诸岛,中国方面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也体现出希望事态尽快平息的考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发表谈话,表明了政府的”强烈抗议”,但另一方面也强调日本应该妥善处理此事以免影响中日关系大局。中国方面不希望日中关系恶化,因而呼吁相互保持冷静。 随着领导层新老交替的临近,中国的局势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重视”爱国”和”主权”的大国意识在年轻人当中迅速膨胀。网上的舆论也趋于强硬,同时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拉大也越来越感到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若过度限制抗议活动,民众很可能会批评政府软弱无能;若放任不管,抗议活动很容易演变成要求消除贫富差距的反政府行为。政府相关人士表示:”但愿默许抗议活动能释放社会的压力,但问题是现在越来越难控制。” ③ 泰晤士报:日本人登上争议岛屿点燃中国人怒火,引发反日袭击行为 东海领土争端引发的争议不断升温,激烈情绪今天蔓延到中国大城市的街头,全国各地的抗议者发泄对日本的怒火。 这些抗议活动是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登上争议岛屿之后爆发的,显然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首肯。成都、广州、杭州以及包括香港在内的另外至少7座城市的数千人参与其中。 台湾昨天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台湾也声称对相关岛屿拥有主权,而且一直对日本控制这些岛屿满腔怒火。 此次抗议活动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反日示威活动。当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发起暴力抗议活动,反对日本首相参拜位于东京市中心、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 “日本加油!”这一活动团体的20名成员登上尖阁群岛主岛,此举引发了北京的外交怒火。 中国外交部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的”非法行径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 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群情激奋的抗议者今天早上在市内游行,砸毁和掀翻丰田及日产汽车。很多人高呼反日口号,呼吁抵制日货。在西部城市成都,中央商务区到处都是中国国旗和抗议横幅。 在北部城市哈尔滨和东部城市杭州等地,日本人的店铺成为袭击目标。在上海,一家出售日本相机的电子商店被砸毁。在南部城市广州,抗议者聚集到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前进行示威活动。 北京当局似乎没有允许大批人群聚集在日本驻华使馆前。在下个月共产党进行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前夕,北京的政治敏感性很高。 很多新浪微博用户批评这些抗议行为毫无意义,特别是因为那些被砸毁的日本品牌的汽车车主都是普通中国人。 其他一些人则表示,这些反日抗议活动再一次被当成幌子,用来发泄更大更多的不满,因此很快就会遭到当局禁止。 一位微博用户写道:”这些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在发泄对日本的怒火。这些对社会满腹怒气的愤青终于找到一个到处肆意破坏的发泄口。这不是爱国,这是疯狂行为。” 周末的抗议活动是中国国有电视台播发的新闻画面引发的。新闻画面显示,日本民族主义者乘坐20艘船登上尖阁群岛中的一座岛屿。尖阁群岛处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但中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中国称之为钓鱼岛。 ————*******—————  分析二:受控的政治秀   ① 每日新闻:日中政府均担心岛屿争端闹大 日中两国国内围绕冲绳县石垣市尖阁诸岛的举动持续过热。就像对抗香港活动人士登岛一样,一些日本地方议会议员19日登上尖阁。在中国,反日游行蔓延至全国各地。不过,日中政府均希望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日本政府对如何处理该问题左右为难,准备努力平息事态,中国政府也小心翼翼,争取控制住游行活动。 主权和顾及各方情绪夹击政府 19日,副外相山口壮在东京向媒体透露:”日本人原则上可以去日本领土,但根据管理规定,政府目前不允许非政府人士登岛。我昨天对(举行慰灵祭的议员联盟)打过招呼,要求他们放弃登岛。”这番话流露出政府的立场左右为难。 日本人登岛出乎政府的意料。议员联盟以慰灵祭追悼太平洋战争末期的遇难事件为由,向政府提交了登岛申请。考虑到对日中关系的影响,租赁尖阁诸岛的日本政府并未批准。然而,没过几天便发生了14名香港活动家登上鱼钓岛被逮捕的事件。可以认为,日本人登岛的背后,是抗议中国国内把被强制遣返的14名香港人”奉为英雄”。 日本政府一度展现强硬姿态,称将从严处理中方登岛行为,因此不得不一定程度上顾及国内强硬派的感受。关于日本人登岛一事,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19日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指出:”不是不明白他们的心情。” 但是,公开容许登岛将导致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而且,日本实际控制尖阁诸岛,刻意突出”领土问题”并非上策。19日,政府一方面传唤负责安全和危机管理事务的官房副长官助理樱井修一驻守首相官邸,搜集信息,另一方面保持克制,现阶段准备等待海上保安厅的调查结果。政府将低调处理,尽量把此事作为一个未经管理者批准便登岛的国内问题。关于是否公开海上保安厅在香港活动家登岛事件中所拍摄的视频,官房长官藤村修也慎之又慎:”公开将对领海戒备造成困难。” 政府从头到尾都力争平息事态。 不过,尖阁问题在中国升温,起因是日本政府7月宣布计划对尖阁实施国有化。一名政府人士说,日本人登岛后,”中国将不得不另拿出对抗措施”。 事实上,14名被强制遣返的香港活动家计划10月再度登岛,政府正在加紧研究对策。山口19日在日本广播协会的节目中说:”政府将坚决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他暗示日本政府将加大惩罚,对中国进行牵制。自民党前外长高村正彦也在节目中表示:”自民党将全面声援政府。” 政府和民主党拟研究加强海上保安厅体制。前原指出:”海上保安厅非常努力,士气也很高。重要的是以何种形式支持他们。”野田首相7月在国会答辩中谈到可能出动自卫队,一名政府人士说:”(如果中国船只增多),就要考虑改变警力配置,包括自卫队在内。” 中国一定程度上容忍反日游行 日方已强制遣返登上尖阁诸岛的香港活动家,但中国国内对日本不满情绪仍根深蒂固,中国政府事实上容忍了反日游行。因此,游行活动迅速蔓延,波及20余个城市。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希望避免不满的矛头转向自己,在揣摩日方下一步行动的同时,正费尽心机抚平不满情绪。 新华社17日发表一篇时评,积极评价日方强制遣返的做法,称这是避免日中关系恶化的明智之举。同时,时评针对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购买尖阁诸岛等动向发出警告,称如果日本在尖阁问题上继续默许极右势力的声音,将走上错误的危险之路。 背景原因是,中国政府希望在共产党领导层换届前夕消除社会的不稳要因。可以认为,在日方强制遣返活动家后,中国政府试图平息事态,相继删除了网上呼吁举行反日游行的留言。 不过,日方强制遣返活动家后,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可以说并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蔓延,人们认为,”尖阁诸岛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下的事实没有任何变化”。陕西省西安市18日发生一场数百人参与的反日游行。19日,由于日本登岛的消息在中国大范围传开,中国政府似乎也不得不改变态度,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反日游行。 中国政府试图息事宁人,但监控网也开始产生破绽。在四川省成都市,武警对一家在10年前的反日游行中遇袭的华堂商场附近地区实施戒严,成功防止游行队伍来袭,不过在广东省深圳市,游行队伍却动手闹事,陷入失控,致使政府不得不派武警维持秩序。 中国国内对政府一系列行动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指责政府”行事软弱”。一名参与日本上海总领馆前抗议活动的湖南人(24岁)说:”香港保钓人士勇敢地登上了钓鱼岛,可中国政府只会发发评论。”不过,抗议群体在北京的驻华大使馆前刚打出写有”要求政府向钓鱼岛派军”的横幅,便被公安部门驱赶。 ————*******—————   分析三:中日之间的反感有增无减 ①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为何中国人再次举行反日抗议活动 上周末中国爆发了反日抗议游行,凸显亚洲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主权争端。今年年末中国将经历主要的领导层交接。   中国并未叫停这些反日示威游行,从而在国内彰显信心。但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或东京愿意眼看两国关系重陷2005年的低谷。当年中国各地针对日本商店的骚乱持续约一整个月之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说:”中国政府希望向中国人民展示,他们在主权问题上采取的策略并不含糊,尤其是针对日本。”   分析人士称,北京希望能在国内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利用过去一周的事件抨击日本,从而获取国内政治利益。   日本于1937年至1945年占领中国。现代中日领土争端涉及东海的油气田以及尖阁群岛。这些问题已引起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针对日本的不信任。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学教授林中斌说,中国领导人必须收起含糊的政策,在年末中共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证明其在外交政策上具有勇气。本届大会将确定出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人选。   林中斌说:”攘外才能安内,最高领导人不可示弱。”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教授刘义钧说,因而中国现任领导人利用上周的冲突,发布了一系列的声明。刘义钧说,心怀爱国诉求的保钓活动分子从中国管辖的香港出发,还携带了一面体现台北对尖阁群岛主权要求的台湾旗帜,这两项举措都是”非常规的”。   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经过数十年的敌对后,自2008年以来启动经济合作。台湾周日举行针对日本的抗议。刘义钧说:”我认为(中国活动分子)是在执行政府的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也有迹象表明,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不会让示威行动升级到2005年的水平,当时在政府的鼓励下,2万人的游行示威造成了重大损失。据报道,这次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只有200人参加。当年,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损毁的外交财产,日本人由于担心受到暴力事件影响,取消了在华的行程。   日本也在两天内释放了中国活动分子,快于2010年在尖阁群岛附近中日撞船事件后释放船长的时间。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来自日本的有利投资。而日本的汽车和个人电脑制造商看重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和低成本的制造基地。   林中斌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京和北京都将施加心理压力,但不会让冲突蔓延。” ② 英《每日电讯报》 中国和日本:陷入相互厌恶而不能自拔的两个国家 由于日本的活动分子登上了东中国海的有争议岛屿,中国各地周日(1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件事令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是非常容易被煽动起来的。受到争议的岛屿位于台湾附近,距离中国的海岸线不远;它们距离日本主要岛屿较远,但距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岛并不算太远。这些无人居住的小岛——日本称为尖阁群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如何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众怒?   原因藏在历史深处。这些岛屿在很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中国的,但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中国耻辱性地输给日本,于是这些岛屿被日本人夺走了,一起夺走的还有台湾和其他许多地方。这件事,加上后来的吞并朝鲜和台湾,标志着日本在东亚扩张的开端。日本的扩张在上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且从1937年开始,日本征服了中国的更多地区。日本是以极其残暴的方式进行这种扩张的——日本人把东亚其他国家的人民视为低等民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在占领南京期间所犯下的暴行。中国人宣称有30多万人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   在犯下这样的暴行后,有的民族确实有可能改过自新,被他们的邻国重新接受。经典的例子当然就是德国。二战结束后,德国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进行悔改,这为其赢得了新的尊重,使其在全新的基础上与邻国建立了关系。在东亚,这件事从未发生。日本人最后确实不情愿地进行了刻板的道歉,并且在各种场合反复道歉,但日本的邻国从来不相信日本的诚意——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和韩国。   因此,尽管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该国从未在东亚地区赢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上的尊重。实际上,日本仍然相当于一个局外人。日本从未得到原谅,历史也没有翻过那一页:各国与日本的关系仍然停留在过去,就像欧洲或许有可能发生的那样。中国人,差不多是全体中国人,继续对日本人怀有巨大的敌意。   尖阁群岛或钓鱼岛问题是最有可能点燃中日之间蓄积已久的仇恨情绪的爆发点。近来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2010年,日本逮捕了一艘中国渔船的船员,这艘船在这些岛屿的附近水域与一艘日本海岸巡逻船相撞,这起事件后来升级为两国之间的一场主要外交僵局。东京都知事、以敌视中国闻名的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最近试图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这些岛屿,此举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在一个多星期前,香港一群活动分子登上这些岛屿,以此支持中国的主权要求。接着在上周日(19日),前面提到的日本示威者登上该岛,重申了日本的主权。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类型的争端有可能会恶化,至少在近期内不会。但两国之间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该地区构成了最严重的风险。人们往往把这一争端与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争端联系起来,后者涉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之间相互对立的主权要求。尖阁群岛或钓鱼岛争端争夺的也是基本上无人居住的岛屿,这些岛屿所在的海域据信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中国与越南或菲律宾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中日冲突那样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中日之间的历史苦难具有煽动性。此外,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而东南亚的竞争者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中国和日本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两国之间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建立起范围更加广泛的友好关系?除非日本愿意正视其在二战期间对待邻国的方式,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否则这个问题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但这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这是现代日本的奠基时刻——日本舍弃了亚洲邻居,并试图赶超西方。这在日本随后其起起伏伏的历史上一直是一条主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在二战中以那样的方式对待其邻国,以及为什么日本目前在东亚仍然受到孤立。   东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转型使得长期以来持这种立场的日本感到越来越不自在。然而,直到中国崛起,日本才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其在东亚的地位,尽管日本是极其不情愿,极其抵触的。在这一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在2009年至2010年鸠山由纪夫短暂担任首相期间。鸠山主张日本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并且需要调整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保持较远的距离。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在一种不同于现在并且更加积极的基础之上吗?除了鸠山之外,几乎没有这样的迹象。不过,随着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崛起以及日本在过去20年里的停滞,东亚的构造板块正在无情地发生着变化。目前的局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   分析四:日本媒体的态度 ① 产经新闻社论: 绝不容许中国的主张 8月19日,上海等20个以上的中国城市发生了反对日本拥有尖阁诸岛的游行,其中部分游行出现了暴徒化现象,毁坏了日本品牌的车辆,并袭击了日本料理店。   很难想像,这是出现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场景。前往采访游行的日本记者也受到了袭击。在华日本人的安全令人担忧。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保护日本使领馆及日本企业的安全,并采取万全的警备手段。   此次游行的导火索是冲绳县警察于15日逮捕了非法登上钓鱼岛的香港活动者。而中国民众之间用手机传递的关于日本地方议员登上钓鱼岛的信息,也进一步助长了游行的规模。   在深圳,有5千人参加了游行,在程度和杭州各有约3千人。他们打出的标语包括”小日本滚出钓鱼岛”等过激语言。   尖阁诸岛在国际法上属于日本,中国政府却不承认这一正当事实,而为所欲为地提出其领土主张。不管是文字标语,还是暴力袭击日本产品的作法,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2010年9月,尖阁诸岛海域发生了中国渔船的”撞船”事件。在那之后,中国各地也发生了反日游行,其中一部分游行出现了”消除贫富差距”、”打倒一党独裁”等空前的反体制活动。在此次游行的参加者中,也有很多是对”贫富差距”不满的年轻人。   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将举行大会,其最高领导层将举行权力交接。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以国内稳定为最优先考虑,因此可能在利用”尖阁游行”让大众排解不满情绪。这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权一直采取软弱姿态。   作为”政治主导”的象征,民主党政权从民间起用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离任是理所应当的。他于6月批评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计划时作出了不当发言,因此这就是事实上的主动”换人”。   另一方面,关于东京都申请登上尖阁主导一事,官房长官藤村修以”文件不全”为理由表示将暂时不对申请作出回复。申请登岛是为了测量调查,以尽快确定购买尖阁的价格。政府尽早批准登岛申请将展示对中国的毅然姿态。 ②《日本经济新闻》社论: 处理尖阁群岛问题要从日中关系大局着想 主张尖阁群岛为中国领土的反日游行在中国各地爆发。同一天,东京都议员等10名日本人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登上了尖阁群岛中的钓鱼岛。   日中两国国内相继出现感情性的对立动向。虽然两国政府都采取了比较克制的应对措施,但国民感情一旦高涨就很难控制,令人担忧。   中国的反日游行扩展至20多个城市,在大多数城市都平稳结束。但在深圳,游行群众演变为暴徒。虽然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当局的控制不够严厉,有猜测认为共产党政府想要利用游行影响日本。但认真审视中国国内情况,似乎共产党政府并没有这样的宽松心态。中国国内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令国民的不满升级,鉴于这种社会状况,共产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让示威游行起到宣泄不满的作用,这可能是共产党政府的真实心理,也就是说让国民的关注点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但反过来说,他们也不希望示威游行泛滥而无法控制。   尖阁群岛为日本领土,这毋庸置疑。但像这次的东京都议员这样登岛刺激中国国民感情,日本方面反复出现这种举动,只能将中国政府逼到墙角,从而损害两国关系。同时还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印象:尖阁群岛存在领土之争。日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要上香港活动家挑衅的当,平稳地加强实际控制措施,强化海上保安厅的体制。   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了,现在日中之间经济关系紧密,人员往来频繁,两国肩负着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责任。在尖阁群岛问题上,有必要从大局出发,冷静地处理。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香港活动家的挑衅行为有所控制。 ③《每日新闻》社论: 领土外交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在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的当日,日本一些人登上了尖阁群岛。另外,在竹岛上,由韩国总统亲笔书写碑文的石碑揭幕式也在当日举行。日本政府从本周起将认真研究,采取什么样的对抗措施来对付韩国。围绕领土问题,日本与中韩之间的摩擦很难降温。   加上北方领土问题,日本战后领土外交的的焦点问题恰在此时一举爆发。在帝国主义时代,领土问题多数情况下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手段不该允许,也不能允许。在这种情况下,要用的是外交力量。日中、日韩之间应该重视对话渠道,不能让国民之间的感情对立达到无可挽回的境地。但仅做到这点是不够的,日本政府还要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尖阁群岛实际由日本控制,领土问题是不存在的。政府的这种方针没有错误。但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说,只是一味地保持沉默。中国动用媒体力量向世界主张该岛的主权,中国政府有关人士也在各种场合强调本国的立场。如此下去日本将在国际宣传战中处于不利地位。日本应该让国际社会了解,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尖阁群岛都是日本的领土。日本不该再坚守沉默外交,而是要展开宣传外交。   日本政府准备向国际法庭提起竹岛问题的诉讼。但从过去的经验看,诸如在旧日本军的随军慰安妇问题上,日本的努力并没有让国际社会充分了解。在这个意义上,驻美大使等日本驻外大使的更迭无疑是重振驻外使馆对外宣传工作的良机。更换民间人士担任的驻华大使,虽然是由于其在任期间的言论问题,出于不得已,但并不是不需要民间的智慧。不仅是政治家和外交官,现在需要全体国民都来认真地思考领土外交。   要做好年轻一代的教育工作,让他们懂得为什么尖阁群岛、竹岛和北方四岛为日本领土。了解历史才能理性地辩驳对方的主张。与其掀起波澜,不如平静地使用能动的外交力量强化日本的国际地位。 ④《朝日新闻》社论: 在尖阁和竹岛问题上政治不能制造对立 中国再一次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导火索是日本方面逮捕了非法登陆尖阁诸岛的香港活动家。非法登陆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在这种背景下,10名地方议员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登上了尖阁诸岛。   在日韩有争议的竹岛上,韩国竖起了刻有李明博总统名字的石碑,是继总统登岛后又一轻率的举动。   邻国之间挑起对抗情绪,相互争斗,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究竟要持续到何时呢?   野田政权的执政基础相当脆弱。今年秋季面临着新老交替的中国领导层也很难采取行动。在年末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韩国,李总统的凝聚力也明显下降。   虽然处在困难时期,但为了政治需要而挑起矛盾的做法是不可理解的。这些问题本应通过外交途经来化解和平息。   中国的抗议活动就似乎再现了前年尖阁海域冲突所激起的反日浪潮。   由于北京、上海等地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抗议活动显得比较分散。但邻近香港的深圳市等地却发生了打砸日本车、日本料理店的暴力举动。   日中每年的贸易总额现已超过27万亿日元,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发生这样的事令人十分遗憾。使用暴力手段有损于本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应该明白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反日情绪而反应过度。   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等中国社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抗议活动也存在这样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中国政府保持着高度警惕,以免使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并且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   中国的网络上也不乏冷静的声音:”如果有人毁坏中国人的汽车会是何种感受呢?”。   另一方面,针对李明博总统要求天皇谢罪的发言,日本政府则采取强硬态度。除了表明将向国际法院起诉外,财务大臣安住淳还暗示将不再扩大日韩货币互换的额度。   表明日本的立场固然重要,但拿毫不相关的问题说事,并采取类似制裁一样的手段,这是不可取的。韩国经济的不稳定有可能对日本造成损失。   财务大臣同时还取消了原定本月下旬举行的日韩财务对话会议。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韩更应展开有效的对话。   日中关系、日韩关系都需要向前发展,我们必须要冷静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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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荣剑:“喉舌”胡锡进

荣剑:“喉舌”胡锡进 进入专题 : 胡锡进    ● 荣剑        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党的报刊和为党的报刊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这话自列宁发明以来,贯穿于整个共产主义新闻史,至今依旧是支配党的新闻生产(报道、写作、评论)的公理。按列宁同志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6页)。在这个要求之下,党的“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党的报刊的目的是,“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加以扩大,内容加以充实”这个口号列入无产阶级机关报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页)。正是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中共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均都积极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主要部分。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想必不会引来歧义。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仅充当喉舌角色,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以前只是一个传声筒,一种灌输的方式,现在则是一副呲牙咧嘴、狂吠不已的嘴脸,自我作践到这种程度,列宁同志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种感想?      胡锡进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他个人的微博粉丝已高达两百万,一条微博发出来有时能吸引多达上万条的评论,这种高调言说的风格在党报总编群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两报一刊时期的舆论英雄,比如“梁效”、“罗思鼎”等,在当时大名鼎鼎,可其真实的写作者是谁,人们至今几无所知。按照党报的惯例,总编是幕后的指挥者,他只要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办报即可,不必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胡锡进显然是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身先士卒,高调发声,纵论国是,以自己的微博和报纸双管齐下,毫不掩饰党性立场和倾向,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话语,持续刺激公众耳目,既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关注度,也为报纸开辟出号称两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党报长期低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个异数。      胡锡进在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和看门狗的角色时,对自己还有一个定位:“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另类在何处?他没有过多解释,我的观察是,他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胡锡进并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党报方式来办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该报力图摆脱党的喉舌的刻板形象,不仅仅是说“党话”,在许多时候也会说些“人话”。例如,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在胡锡进的微博里,也时能看到他说出和民间主流意见大致相同的看法,针对最近的“唐慧事件”,他对劳动教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我注意到,当胡锡进说“人话”时,网民们在惊诧之余,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报的方向问题,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统一。胡锡进作为一家党报的负责人,主观上是想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大概就是他刻意扮演“另类”角色的出发点。      其次,环球时报并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党报传统的宣传和鼓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失效,在党内和党外都无法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环球时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其关键词不再是阶级、政党、伟光正,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中国崛起。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其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主要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第三,环球时报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胡锡进的粉丝高达两百万,我估计拍他砖头的有一百九十万,他没被口水淹死,活的还很自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关注,有了关注就有效益。一些极端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多采取这样的发展策略,故意把话讲绝,有意制造话语冲突或事端,以此分裂舆论,操纵舆论。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的话语平台更大,影响也更大,号称两百万订户,加上胡锡进的两百万粉丝,至少有四百万的受众面,这是一支很大的话语力量,声势造出去了,既可以贯彻政治正确,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从营销上说,胡锡进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他的报纸必须时时扑捉社会热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争执之中,敢说党报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话,不求人们理解谅解和支持,只求人们关注订户和市场。真可谓“不怕遗臭万年,就怕一时无名。”      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可这家报纸的人们来说,不是可以像以往那样对待党报的方式将其轻易拒之门外。执政党一直在说,要掌握真理,掌握群众,其实它现在根本没法做到这两点;环球时报的存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党的宣传主管部门提供些许安慰。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也不管这家报纸时不时地会发表些有“人民性”的言论,从根本上说,这家报纸还是党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的忠实看门狗。因此,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和党不合拍的“另类”立场。      比如,对于茅于轼在美国获弗里德曼自由奖一事,胡锡进会很大方地祝贺他,但他同时想说的是,“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这个话体现了胡锡进对中国所谓自由派的一贯立场,但是,对于中国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对茅于轼那样的严苛态度,相反,宽容得很,他们并不认为腐败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导致党不将党、国不将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腐败无法避免,民众必须适当忍受。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所谓中国自由派的存在。最近,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出重话,称中国自由派有“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当他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过时,他的进一步解释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有可能性不代表一定是。这点请分清。我是想说,自由派对中国的社会多元化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但自由派同时增加了中国未来的风险,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摸索建立自然的制动机制。西方想利用他们是明摆着的,自由派自己需警惕。”      很显然,上述言论才是环球时报的主旋律,是它作为喉舌和看门狗的应有本色,是它偶有“另类”表现不可突破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时有批评政府的某些言辞,或对体制内弊端的揭露,不是显得矫情,就是显得虚伪,和他们对自由派的真实批评相比,这些批评更多的是显示出对政府的理解和辩护。对于那些大是大非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所表现出来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格分裂,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自觉履行作为党的喉舌的职责,是他们应有的本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如此,人们何必苛责他们?      之所以要提到“苛责”这两个字,是因为在胡锡进的巨大粉丝群中,好像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漫骂的字眼。这份压力虽然来自于看不见的网络世界,但体现的绝对是真实的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力量。胡锡进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常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压力?我的一些朋友在私下里也曾经议论过此事,都试图分析出胡锡进何以能够顶着一片骂声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是出于对党的真正信仰?还是冒险进行政治投机?抑或是为了某种利益?要知道,历史是有前鉴的,多少文人墨客,向权力投怀送抱,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难道胡锡进就不会想到这些?难道他真的以为网上对他的一片骂声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从目前来看,胡锡进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好像不以为然,他曾经抱怨过,他受到了不仅有来自于西方舆论和中国自由派的压力,也受到了来自于官方的压力,他自信是从事着一项体制内从未有过的事业:他和他的报纸“在趟出并努力支撑起中国舆论的一片新空间,我们是拓荒者,但有时会被当成野蛮人。我们在走一条其他人没走的路,鞋破了,露脚趾了,脸上还有点脏。”难道就是这份自信,让他漠然无视民意,漠然无视任何道德责难,漠然无视将来一定会有的历史追问?      我对胡锡进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无可厚非。你可以以此作为你的信仰,作为你自己赖以工作的政治伦理,作为你持续一生的道德基础;但你是否考虑过,为何你信赖的新闻原则会遭致这么多新闻人的反对?为何你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得不到社会大多人的认可?你是否还考虑过,在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时,你是站在哪一边?当你能够自由地说话时,你是否认同新闻自由?当你指责自由派是中国病变的癌细胞时,你是否会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你或许会按照你的惯例,一概置之不理,你可以对此既无道德负担,也不怕历史追问,但应该要有一点理论反思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贯坚持的所谓“党的喉舌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比列宁主义更具有正统和经典的意义。打开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胡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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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8.23)——还有什么奇迹值得见证?

作者: 信力建   1、央视奥运报道研讨会透露,央视赛前就知道刘翔伤重,事前准备了四套解说预案,解说员杨健失声痛哭便是预案之一,东方卫报今日以此为头版: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 2、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金正恩生活奢华程度更甚其父,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金正恩和父亲金正日一样,非常喜欢通宵达旦设酒作宴,而且洋酒进口量比金正日在位的时候还要多。而且朝鲜现在要进口人工造雪机和索道设备,为金正恩打造一个专用滑雪场,而且还采用了瑞士手中制作的滑雪板等等。另外还有消息说,金正恩正在协商购买英国制的高档游艇,价值1000万美元。 3、22日,深圳市政府召开加快城市更新实施工作动员会,会上明确,违建等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现集体股份公司自行拆除、清理,土地则80%归继受单位,20%纳入政府土地储备。而这80%中,按城市更新一般要求,不少于15%的土地无偿交给政府。 4、继今年5月蒙牛被爆出在牛奶中掺入牛尿的丑闻后,蒙牛再陷丑闻。据报道,蒙牛驻浙江义乌的经理擅自将蒙牛纯牛奶的生产日期篡改至出厂日期6个月之后。这批遭篡改的数量多达3000箱,浙江省工商局于8月20日进行了通报. 5、对关于“有相当一部分申购人都是在财政局、国土局、城建局等政府机构任职的人”的质疑,河南项城市住建局回应称,因该市属于农业大市,公务员的收入较低,且部分公务员家庭成员较多,因此部分公务员家庭属于中低收入家庭,符合申购经济适用房的条件。 6、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日前出席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工作成果交流会时称,十八大将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也将对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作出新的部署。 7、《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杂文家徐怀谦,因罹患抑郁症,于8月22日下午2时跳楼自杀,终年44岁。业内人士证实自杀消息,并质问真实死因。他生前曾说过:他的痛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8、日前,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表示,深圳当地寺院弘法寺拥有巨大资金,最应该回馈深圳市民和社会,最佳的形式是由弘法寺出资成立基金会,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对此,深圳弘法寺在其微博上回应称,如有人牵头此事,弘法寺愿意支持。 9、谢国忠估计中国有2千万套空房子。作为一名著名的看空者,他澄清称,“我是说楼市有泡沫,但没有说会马上爆掉。泡沫不代表一定会爆掉。即使存在泡沫,有的时候也会涨。”他说,现在重启房地产泡沫,只会拖垮中国经济。 10、加拿大警方21日证实,上周在多伦多发现的碎尸案遇害者为一名41岁的华裔单身母亲刘光华(音译),来自中国福建长乐。这是加拿大今年发生的第二起碎尸案,不幸的是,这两起碎尸案的受害者都是华人。 11、大阪市长桥下彻前天再挑“慰安妇”课题,要求韩国政府提供证据,证明韩国慰安妇是日军通过暴力恐吓强行征召的。他说,说慰安妇是遭日军施暴与恐吓,被迫卖身,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存在。韩国对桥下歪曲历史进行了强烈抨击,认为其谈话与日本右翼政客是同出一辙。 12、近日,北京部门行政经费首次对外公布。据统计发现,北京55个部门行政经费一共支出约41.5亿元。其中最高的为市工商局12亿元,最低的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14.63万元。各部门行政经费支出总额差距较大,其中,11个部门行政经费超过了1亿元。 13、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司法部等部门目前正在对英国最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展开调查,看它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这是美国方面对英国渣打银行进行调查后,又一起类似的调查行动。 14、2010年,山西省娄烦县提出打造“孙大圣故里风景区”,但两年过去了,只有绿化的5000多亩荒山以及四层楼高的接待中心。该景区开发负责人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缺乏,目前已投入6000多万,如果要实现规划,估计得上亿元。当地官员称周边没有出名的旅游景点,形不成旅游环境,难有回报。 15、中石油2011年报显示,中石油集团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平均工资数为146960元,如果把临时工计算在内的话,中石油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96794,比前者少了5万多元。 16、8月20日,香港爆出传销式诈骗大案。一家公司竟然假冒横琴投资商,宣称在横琴有高达500亿港元的项目,进行层压式传销吸引“注资”,在香港骗得3400万元人民币。至少有530名香港、内地人士中招,多为40岁以上人士,包含各行业职员和退休人员。 17、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热线》节目播出有警察涉嫌“设伏抓嫖”,西安一市民自称带着按摩女在路边走着,就被警方认定为嫖娼,并被罚3000元。记者暗访多日发现:警察抓捕并无固定时间,不属于定时巡查;抓人时一辆无牌面包车出现带走嫖客和小姐;小姐20分钟内返回按摩店继续营业;嫖客被罚。 18、据美国《医药日报》20日报道,加拿大最新研究表明,全球约有7000万人为“无性恋”者,即他们对异性和同性都没有兴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的1%。 19、@韩志国:【 国家:我们不愿承认的10件事 】 1、金钱已成为万能通行证。2、权力监督已基本失效。3、社会已没有道德理念。4、官场上宦官云集。5、权贵资本已劫持整个社会。6、宏观政策陷入重大困境。7、经济发展的动力日渐枯竭。8、制度优势正变成劣势。9、民众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10、社会的未来前景非常渺茫。 20、徐贲:普世的人权不是政府赐予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四个价值支柱(尊严、自由、平等、博爱)所支持的人权是普遍性质的,适用于人类的所有成员,而不只是世界的某个局部地区的人们。一方面,这些权利不应该是政府赐予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权利也需要政治条件。 21、湖南祁东承认不贪钱色县长雷高飞:我是如何抵御诱惑的?一是我不敢,现在老百姓的民主意识和素养都比较高。既然你敢公开承诺,那挑你毛病的人就会有很多,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你。二是我不愿意,我不存在生计问题,说实话我的家境也不错。抵御诱惑非常艰难,官员也是人。如果不带理念和意志做官,就很难做下去。我在大会上也说,在祁东的这段时间我敢承诺,但是我以后是否会成为贪官,不走到那一步,我也无法下结论。” 22、梅德韦杰夫:“我们绝不能为斯大林屠杀自己人民做辩护。至今还有无知的人认为他是正确的,称其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认为,国家的发展与强盛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因为人的生命最可贵。历史真相应当告白民众,我们民族应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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