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谈到当今中國人身上最大的三个包袱时，大家或许随口便可举出住房、看病和上学难三大民生问题，其实却不然，它们只是中國诸多问题的表象，其实质在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國社会又渐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新官僚主义，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新帝国主义。近些年来，中國的改革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教育、医疗和房地产领域所做的努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因乃是由于这些利益既得者们的极力阻拦，才使得中國的改革举步不前。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时，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期而至，改革的步伐远远滞后于社会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不公平加剧，矛盾激化，民怨沸腾，本文姑且将这一阶段叫做后改革时期——同时这里还要声明本文的写作目的并非为了鼓吹革命，而是为了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新官僚主义 　　集權体制的产物 　　在学术界，集權体制或许更倾向于一个中性词，而在如今的中國，集權体制正日益走向它的负面。改革初期，中國的集權政治以它少有的高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毕竟这是一项对每一个中國人都有利的事业，而当社会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中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利益再分配时，集權主义政治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个缺少监督和权利制衡的獨裁体系中的官僚们没有动力将纳税人的钱重新返还到民众手中，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腰包，成为了这次利益分配中的天然优先者。 　　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新官僚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他们总以国家富强的功臣自居。比起以往封建和军阀时期的旧官僚而言，中國现在的新官僚们手中掌握着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也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看似最有力的合理性。然而这些财富的创造到底跟新官僚们有多大的关系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这些官僚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显伸手，有所作为，还不如说是他们终于明白了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把国门打开引进了市场机制，无为而治，换句话说，他们的最大功劳在于他们终于操起手来旁观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发号施令指挥国民经济的运转。中國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该归功于中國工人和企业家们的勤劳和智慧，应该归功于少数改革家们的果敢尝试，跟大多数官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是非法的利益分配者。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合法抢劫 　　新官僚们为了扩大自己手中的财富（即所谓的财政收入），除了自作主张地增加各种荒谬的收费和税收项目外，他们还以国家的名义向弱势的市民和农民廉价强制征用土地，用合法的暴力将手无寸铁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宅，这些土地的收入每年数以万亿元计。而如果只要拿出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市民保障房的建设，中國住房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可惜这些新官僚们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统治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通过人民的许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挥霍着他们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为自己修筑皇宫一般的办公楼，肆无忌惮地消耗着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车消费。他们还以暴发户的形象在世界人面前摆阔，就以最近几年来的奥运、世博和亚运会的承办为例，中國的新官僚们以绝对家长的姿态，在没有跟人民商量的情况下，大手笔地花费了总计超过万亿的纳税人的劳动所得，而这些财富若能如人民所愿地及时反馈到民众的身上，中國当前的上学、医疗和住房问题也就不可能存在。但即便如此，新官僚们还仍然不知足地叫嚣着“财政经费紧张”，意在将要加强他们抢夺的力度，一副贪得无厌的姿态暴露无遗。 　　非法利益分配者的非法偷窃 　　中國的新官僚们早已不满足于以上明目张胆的集体腐败，他们还永无休止地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利将“合法掠夺”而来的财富填饱私囊，干着非法偷窃的勾当。贪污腐败在中國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最近的案例为例，一个贫困县的信用社股长就可以贪污挪用上亿元的民用资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新官僚们每年从国民财富中偷窃的数目应当又是另一个天文数字，其中可统计的外逃国外的资金每年就高达千亿以上。通过明抢暗盗，中國的新官僚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这次财富中的优先分配，而接下来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便是如何维护这种荒谬的分配体系，他们阻碍行政体制的改革，制造各种谎言，以所谓的“中國特色”、“稳定压倒一切”来麻痹人民，他们更试图以管制言论自由来掩耳盗铃。此外新官僚主义们的丑恶还在于他们做了国家的蛀虫之后还要求民众给他们唱诵赞歌。 　　总之，一个不需要人民许可的政权没有义务和职责去为人民谋取福利，他们剩下的工作就只有作威作福。 　　新官僚体制的僵化与死亡 　　跟旧的封建官僚体制一样，中國现在新官僚体制依然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权利体系之下的，这种体制下的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依附权贵而非向民众负责，派别利益和裙带关系胜过效率和才干，正如我们当下所见的“衙门部门”和“家族单位”，一个芝麻大的机关可能是由多半纸上谈兵的领导加上三成干部子弟和极少数唯命是从的底层职员组成。这种机构正日益脱离它的存在意义，它们不再是服务于国民的公共机构而是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衙门体系。新官僚主义如同病毒一样侵蚀着中國现在的统治体系，其侵蚀速度也如同病毒扩散一样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它却又是建立在绝对权威和專制基础之上的，民众既无法将其从外部摧毁，也无法将药剂注入其内部改良，就好比一头病入膏肓的猛虎，人们既没法靠近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灭亡，而又爱莫能助。 　　区别官僚主义与改革家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少数的改革家，至少历史曾证明过这一点，他们深知自己权利的来源，他们亦深知不进则退，不改则亡的道理，他们或许宁愿不成为这次利益的优先分配者而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们是这个日渐老朽的官僚体系从内部自我更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希望。 　　二、中國式垄断资本家 　　專制权利的衍生物 　　垄断是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产物。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花了将近几百年的时间，中國的市场经济发展不过三十年的历程，可眼下的中國却已经走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个转变我们断不能用所谓的奇迹来形容，相反我们要为这种转变感到恐惧和悲哀，因为他们的形成既没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也没有形成约束他们当前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这个在短时间形成的怪物，它跟中國的新官僚主义一样，是依附于專制权力体系下的掠夺人民财富的另一座大山。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包括国有垄断资本家，新官僚资本家和依附在官僚权力体系下的少数裙带资本家，他们垄断的产业大致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电力电信、银行、不可再生能源、道路基础设施、媒体与出版、殡葬、烟酒等几乎所有关乎民生的产业。 　　与民争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建立在绝对專制权力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牢牢掌握着着国家的命脉产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不排除这种垄断合理的一面，然而当他们滥用这种权力，排挤和扼杀民间资本，并且他们的目标变成只为自我利益集团服务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在教育、医疗、电力电信、能源、交通行业，国家资本以绝对的垄断的地位消除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可能性，而其后果首先是导致了这些行业体系的僵化，失去国际竞争力，教育便是这种垄断的牺牲品之一。这些行业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绝对的垄断对应着绝对的权力，仅以交通为例，近些年来，在交通领域出现的巨贪连绵不绝，堪称历史奇观。更可怕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似乎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和地位，忘记自己权力的来源，他们不是将服务国民作为其目标，而是一味追求利润，于是产生了暴利和垄断福利，形成了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托拉斯”，他们积累的财富让他们在世界上独具鳌头，他们的崛起却并不代表着市场的繁荣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相反，他们的暴利是是基于挤占其它行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国民财富而形成的，其企业竞争力却非常差劲，据比较，中石油的企业效率不到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分之一，他们本身仍然是个“低能儿”。 　　窃公为私的新官僚资本家 　　中國的新官僚资本家诞生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为了提高企业效益，中國在最近三十年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转变本身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在缺乏法制的现代官僚体系下，中國国有企业的改革却变成了新官僚们瓜分国有资本的天赐良机。原来国有企业中的新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近水楼台的优势，打着国有股份制改革、MBO（管理者收购）的旗号，巧妙地将国有资本在一夜之间合法地划入自己的名下，这些新官僚们也瞬间成为了新官僚资本家。如果说中國的新官僚们的奢侈挥霍还可以计算的话，三十年来中國国有资本的流失则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天文数字，其中就以西安方欣食品公司为例，其造成的流失就高达30亿人民币以上。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跟当年日本政府公开扶助民营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这些资本是通过暗箱操作流入私人口袋的，它们从此不再具有造福国民的使命，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大宗期货、黄金珠宝、股票等投机性行业，而不是被脚踏实地的民营企业家占有去发展实体经济，它们非但不能造福百姓，反而扰乱了民生经济，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这批新官僚资本家们的诞生也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官僚集權和法制落后的产物，他们或许是钻营特权垄断的能手，却不大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更不可能是中國未来经济的希望。 　　依附于权贵的裙带资本主义 　　通过中國式公共裙带关系和钱权、色权交易，少数民间资本家也分享了中國官僚体系所创造的垄断利润，用媒体的称呼叫做裙带资本主义。不少善于钻营的中國企业家没有把精力放在企业的创新和市场的开发上，而是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巴结权力，经营人脉资源的无休止的利益场中，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其他官僚的仕途沉浮中，因为在中國创新所带来的缓慢收益要远远低于利用特权所带来的垄断利润，于是便出现了诸如李薇这样的“传奇企业家”，涉及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的上百亿垄断暴利。诚然不是每一个民间企业家都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但他们巴结官场权贵，操纵和收买权力机构，不但加速了官僚体系的腐败，而且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当权力寻租给企业带来的实惠大于企业在市场中自我提高所创造的价值时，这个民族的企业就会集体自甘堕落，失去追求创新的激情和压力，他们便注定要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最后失败者。 　　三、新帝国主义 　　落后的代价 　　中國经济虽然在最近三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为何中國的工人至今仍然拿着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干着最长时间最低端的劳苦工作？为何中國的企业总是走不出国门？为何中國的稀有矿产资源只能廉价出口国外？为何外国粮商能控制中國粮油市场85%的份额？为何在中國已经开放的产业当中每个产业的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这一切除了上文提到的新官僚主义和中國式垄断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到全球化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区别于旧帝国主义在于他们不再使用枪炮和武力压迫中國人，而是通过看似合法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来剥削中國工人和控制中國经济，而更可怕的是“落后”的我们要么全然不知，要么不知所措。而我们之所以落后，不是中國人本身的愚笨和懒惰，也不完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由于中國的官僚体系正在走向腐朽和僵化，他们不但不能应付外来新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國式的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战胜原本弱小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利之间的较量，而当中國的企业一味追求特权垄断利润，失去自我创新的动力时，整个国民经济体在世界老练的新帝国主义面前就显得矮小而落后，让历史在毫不察觉中重演，用 郎咸平 教授的话说，新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着中國。 　　新官僚遇上新帝国主义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游戏规则，当中國加入WTO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后，政府的责任便是通过各种法案来规范外资在中國市场的行为，尽可能地保护民族企业和国民的利益。但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僵化的中國新官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反应极为迟钝，在外资已经收购和控制了中國大量的民族品牌以后，中國的《反垄断法》才姗姗来迟，当中國的稀土资源宣布进入枯竭时，新官僚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的稀有矿产资源一直在贱卖，更不用说中國政府一直在用几乎为零的地租和无限制的生态环境损失来吸引国外被抛弃的污染型企业。而地方政府则更加离谱，在没有做任何研究和实验的情况下，广西政府居然允许和鼓励农民种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先抛开经济损失不说，中國人的生命安全在这里被当成了儿戏。兰州市政府居然把市民的自来水厂卖给外资，这不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卖掉吗，这种行为比起当年清朝政府被迫卖铁路来更没水准。在自己家里这些新官僚们都不知如何用游戏规则来限制外资，更别奢望他们能在别人的游戏规则下能谈判成功，他们注定是现代版的琦善。 　　中國式垄断资本家遇上新帝国主义 　　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在国内或许是经营权利、追求垄断利润的能手，可当他们遇到新帝国主义时，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能。首先在现代国际商业谈判中，他们就表现得毫无章法和战略，就以 郎咸平 教授揭示的力拓铁矿石的谈判为例，这帮在国内玩惯了“公关”战略的垄断资本家们试图也用同样的谋略来对付新帝国主义，可人家的市场游戏规则跟中國的截然不同，结果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据估计其造成的损失高达7000亿元，而这些损失最终还得由中國的消费者来买单。另一方面，也是致命的一点，当国外资本家们正努力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链整合时，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最求短暂的特权垄断利润，最后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國所占有的就只有利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过来的制造一个环节，而其它产生绝大部分利润的产品设计与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都在新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这也就导致了为何中國的工人们只能拿世界最低的工资，这也难怪为何美国的孟山都拿着中國的大豆种子在世界上申请了40多个专利，控制了中國的大豆种子市场，而中國的企业却只能痛心疾首，望尘莫及。新帝国主义对付中國式的垄断资本家们的另一致命武器是金融资本，中國的垄断资本家们其实也不缺钱，可是他们缺人才，他们玩的那一套规则培养不出也吸引不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和金融家，于是以华尔街为首的新帝国主义利用他们的一流的金融人才（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國的金融天才）操纵着中國的企业的命运，中國2004年粮油压榨企业的大规模（70%）倒闭并瞬间被外资收购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依附在权利体制下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们既不能走出国门，也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们是一群落后的资本家。 　　中國自由资本家的生与死 　　新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剥削中國工人和操纵中國经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强大和邪恶，而在于我们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倘使中國人不愿再次关起国门来，抗衡和制胜新帝国主义的唯一法宝就是培养和扶植中國的自由资本家，只有那些通过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具有民族责任感的自由资本家才可能在如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胜利，那些依靠特权成长起来的中國式垄断资本家没有也将不可能与西方老练的新帝国主义匹敌，这一点也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近些年来能够在国际上树立自主品牌的，尤其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正是这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國自由资本家。可如今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正在恶化，一方面他们正面临着国内的特权资本家的排挤，另一方面还有正准备随时吃掉他们的外来新帝国主义，而在这一刻，作为中國人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与死将决定着中國民族命运的盛与衰。 　　总而言之，在后改革时期中國人正面临的住房、上学、看病难和将要面临的诸多其它问题其实质在于中國的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三座大山，这其中新官僚主义是中國式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温床和靠山，同时他们又互相包庇、彼此勾结着形成掠夺国民财富的利益联盟，在国民面前他们的力量强大而坚固，而在新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得弱小和无能。要推翻这三座大山，首先要消除新官僚主义，而要消除新官僚主义，唯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倘不然，当历史的车轮开进死胡同时，悲剧便会重演。 　　2011年4月10日，纪艾未未失踪一周 　　巴黎 　　作者:何流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1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后改革时期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ＷＴＯ与国有金融体制改革 (2) 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0) 进一步改革歧视农民的税费政策 (0) 走出总设计师的历史局限 (2)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央集权制 (0) 行动起来搬掉新“三座大山” (8) 联合国改革给中国出了两道难题 (0) 维新变法百年后的思考 (0) 破除体制性障碍，打开就业大门 (0) 现在是否是政治改革的好时机？ (1) 渐进改革之后——从改革到改制 (0) 民生主义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0)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3) 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哥穆尔卡的悲剧 (0) 晚清新政困局——政改是找死，不政改是等死？ (1) 无法回避的中国银行业改革 (0)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三大任务 (0)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0) 改革要有新思维 (0)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0) 改革开放30年 (1) 改革只能深化而不应停止 (0) 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0) 改革之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 (0) 改革之痛 (0) 改良和革命殊途而同归 (3) 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0) 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0) 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 (0) 对中国改革的政策建议 (0)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变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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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2010年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变得自信起来。奇怪的是，自信的中国在中东却似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原文： China lacks focus in the Arab world, missing a mutual opportunity 来源：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民报 作者： Joshua Kurlantzick 发表时间： 2011年4月1日 译者： Fuge 校对： Andy 2009年1月，齐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投资银行家、政府官员和慈善家们从一个最不可能的人那里听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这个人是首次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中国高官、在中国以温和风范著称的总理温家宝。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作“温爷爷”，并因自己的亲民风格在中国广受欢迎。确实，北京的领导层经常把他派去处理自然灾害或其它大规模灾难——那些灾难需要有人去送温暖。但是这次，和蔼的温爷爷没有出现在达沃斯。   在雷曼兄弟倒闭引起全球经济危机的数月之后，温家宝在论坛上说，西方理应受到指责。他说，“金融机构盲目追求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部门监管不力，和“以长期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这次危机的原因。   温家宝的一番抨击令人错愕，但是这并不独特。十年前，中国基本没有参与国际事务。比如，它在联合国就没有扮演什么角色。直到2008年底，几乎每位中国高官还在按照邓小平陈旧的意见行事，增强中国的实力，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但是在2010年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开始变得自信起来。正如一位与中国打交道的现任美国高级官员所说：“他们有实力，而且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表现出了实力。”   去年中期，日本决定扣押在有争议水域的中国渔船，中国就以切断对日本的稀土供应作为回应（稀土是一种对现代电子设备（比如手机）生产极其重要的资源。）。中国也警告越南不要同西方石油公司（比如埃克森美孚）合作，联合开发在中国南海的潜在的油气资源；差不多整个南中国海都被中国宣称拥有主权。当东南亚国家反对中国的这个立场，并请美国来调停它们同中国的争端的时候，中国在越南举行的一次亚洲国家会议上提醒它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可以教训它们。   甚至对自己数十年来小心应对的美国，中国官员也展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在官方的《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位智库专家写道：“美国的高级金融官员需要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家艰难挣扎的经济的注意力，以掩饰他们的无能。他们指责中国是美国所有问题的根源。” 奇怪的是，全新自信的中国在中东却似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尽管这块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大。中国现在是沙特石油的最大进口国，还打算对伊朗的天然气投资1000亿美元，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中东国家）的贷款国。 尽管这样，在中东地区最近的骚乱，和西方同阿拉伯军队组成的联军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却几乎没有任何表示。胡锦涛本人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翟军也只是说，中东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如中国中东高级特使吴思科所说：“没有必要……认为，当美国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就要替补这块真空。”   但是也许除了填补这块真空，中国别无选择。中国已经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中东地区有大规模的投资，数千中国企业在这里开展业务，它难以保持观望。中国首先需要的是能源：疏远资源丰富国家的那些正在推翻他们统治者的民众，中国承担不起。拒绝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角色意味着，中国的高层也许正在制造他们最终将要卷入的灾难。   金融危机让很多西方领导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政治系统也许存在一些深层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杰 阿特曼说，经济衰退让“美国模式……受到怀疑。”相反，他认为中国相对安稳的情况让中国“在美国和欧洲艰难恢复的时候，得到一个巩固它的战略优势的机会”。 跟中国领导层高效，快速的决策相比，西方的缺陷尤其明显。中国不需要跟各种障碍打交道，比如立法机构，司法部门或者自由的媒体质疑甚至阻止它的行动。“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缺点。但是当它被一群理智聪明的人领导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巨大的优势，”《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说。“为了社会进步，一党制可以实行一些在政治上很困难，但是又十分重要的政策。”   在经济危机持续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加快了对他们威权资本主义模式的推广。他们对来自其它国家的官员开展关于经济管理的培训项目，这些课程每年吸引了15000名外国官员，这些官员主要来自中东，亚洲和非洲。中国也加强了它的国际媒体宣传：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受国家支持的国际电视频道已经覆盖了6500万的外国观众。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坦桑尼亚的大学里，中国开办了孔子学院来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中国也在大规模地增加它的外国援助项目。到2010年，它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国家最大的贷款国。   这种软实力带来了一个硬优势。在诸如联合国和20国集团等国际场合，中国官员开始大声说话。他们推动更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主张各大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间加强合作。在去年的全球气候会议上，中国和几个国家开了一个闭门会议，结果奥巴马只得在没有受到邀请地情况下闯进来。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加几乎13%，它的潜艇和其它船只令人不安地靠近邻国的海岸线，不断地震慑邻国。   很多中国官员认为，中东对中国的全球亮相聚会十分重要。由于国内的油气资源有限，同时经济又在以差不多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的能源需求十分迫切。中国的国企愿意以任何价格来保证它的能源供应。目前，中国购买的原油50%来自中东。而中国不断高企的油价，这同时也是国内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让中国政府更加坚定了锁定能源供应的决心。 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中国对于中东还抱有更大的希望。中国已经和土耳其建立了一个紧密的战略关系，一起举行军事演习，现在，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事伙伴关系已经减弱。中国已经成为伊朗以及其它中东国家的主要军火供应商。在发达国家市场，因为他们的产品缺少品牌和可靠性，中国企业处境艰难，难以立足。相反，他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些国家，很少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大牌公司的竞争，同时最便宜产品总能赢下市场。而这些国家的腐败，政治风险，还有人权侵犯让西方企业望而却步。   两年前，中国成为非洲（包括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有数十万抗议者聚集在开罗和其它城市，西方企业在撤离自己的员工，几个中国代表团却没有取消自己的埃及行程。在苏丹，因为各自政府的制裁，许多西方企业无法投资，中国公司控制了当地的市场。当地小贩售卖中国的手机，音响，厨具……和几乎所有的工厂制品。 在中国领导人的中东访问中，中国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展露无遗。当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一起检阅了总统卫队。随后，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穆萨 阿姆急切地向胡主席兜售成立一个中阿组织的主意，以帮助其它阿拉伯国家获得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中国人也没让他失望；到9月，一个中阿论坛成立并开始运行。在胡主席的访问之后，一群其他高级官员也访问了开罗，和穆巴拉克及他的助手举行了会谈。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日渐娴熟，但是对去年冬天的突尼斯发生的骚乱，胡锦涛发表的意见却还没有一个拥有6000万人的正在下滑的经济体的领导人，西尔维奥 贝卢斯科尼说的多。对它最大石油供应国沙特面对的潜在威胁，中国的高层不愿发表评论。对在苏丹不断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也一直保持沉默。中国的公司掌控着苏丹的石油产业，在苏丹南部脱离出去之后，关于如何分配石油收入的威胁正在逼近。据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尽量避免参加诸如制定对利比亚内战的应对战略、或对阿拉伯湾权力转移预作打算的多国会议。   为什么中国的反应这么少？公开地，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官方的世界观要求他们保持低姿态。他们要保证“不干涉”的政策，各国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事务。而且，毕竟从美国卷入1953年伊朗的军事政变，到美国抵制2006年巴勒斯坦合法选举结果的决定，西方几十年对中东的干涉几乎没有产生多少愉快的结果。然而，中国已经在其它情况下抛弃了它的不干涉政策。这个问问越南就知道了。   中国保持沉默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不想让民众从中东的骚乱得到任何想法。2月底，一群匿名人士在互联网上号召进行“茉莉花革命”，模仿中东的示威行动，结果北京进行了严厉地镇压。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殴打试图报导一次计划好的示威活动的外国记者，关闭试图报导中东骚乱的新闻门户，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过滤掉了“埃及”这个关键词。   然而中国共产党不是穆阿莫尔 卡扎菲。因为数十年英明的经济管理，它享受着民众的支持，它的官员可以非常轻松地赢得一次自由选举。根据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政策观点计划一次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63%的中国受调查者说，中国政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 基本正确 ”。在本次所有受到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政府是唯一一个大部分本国民众认为它对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是正确的政府。一些中国的鹰派，发布民族主义的博文，活跃在聊天室中，推动了中国领导层在中东像一个大国应有的那样，变得更主动。一个展现中国自信的微小迹象就是，中国在3月初派出四艘小型护卫舰前往利比亚，救援数千名中国工人，而这是中国首次往地中海地区派遣军队。   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十分软弱——比外界许多人认为的要软弱得多，也比他们牛气冲天的经济和在国际场合（比如达沃斯）刺耳的言论所显示出来强硬软弱得多。在1980和1990年代，两位有权力且有魅力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掌控着中国的政治。邓小平是毛泽东长征时候的老兵，让中国开始繁荣的经济改革的发起人，他在军队，党内和其它权力核心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尽管没有邓小平和江泽民那样的影响力，其它党的元老和著名改革者，也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权力集团和人民解放军内紧密的同盟。   相比较而言，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胡锦涛简直就是谜一样的人物。他很少在公共事件中有即兴表现。他也从未领导过任何战斗或者发起过任何重大的改革。其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比如胡锦涛可能的继任者习近平，都没有在北京的权力精英中享有信任。约翰霍普金斯学院高级国际研究系的中国学者大卫 兰普顿说，中国的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弱，而社会变得越来越强。”确实，一个缺少有权力的核心的威权领导层，又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影响决策的声音，中国的政府会变得几乎瘫痪——这正好和托马斯 弗里德曼赞扬的高效，快速决策的独裁体系相反。兰普顿宣称，“即使权力中心想要细致地控制中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它也不能总办得到。”   与此同时，年轻人，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鹰派，这些庆祝中国舰船的利比亚之行的男男女女们，在互联网上已经越来越咄咄逼人。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描述中国同西方在新冷战时代的战斗，名为“ 2008 年中国站起来”的网络视频。这个视频迅速地吸引了数百万的点击量。尽管外界推测中国政府不会向公众情绪低头，但是比邓小平时代软弱的政府却经常向民族主义退让。比如，在 2008 年西藏的反中国抗议中，在民族主义的博主们斥责领导层的软弱前，北京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北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官员说，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对他们最初策略的强烈反应。 在没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的时候，鹰派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了另一个有力的声音。在去年新加坡举行的一个大型国际论坛中，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一旁情况下，一名高级中国将军猛烈地抨击美国。对北京更加强有力的政策，主张采取较温和立场的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显得不太舒服。外交部知道，同美国，甚至同法国相比，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远远落后：对中国外交官而言，派驻这一地区被认为是一个比像东亚等其它地区更艰苦的任务。因为在东亚还有些中国的社区和学校。 由于外交部，军队，民间的民族主义者和其它权力集团跟自己的不一致，再加上没有实际的能力来调停争端，北京经常会同时发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信息。在它的领导人谴责在中东地区的外国干涉，告诉中东国家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北京又在对穆阿莫尔 卡扎菲进行制裁的安理会决议上投了票。这是强硬做法是北京原本不会支持的。 中国将会很快面对的问题是，它能否承受得起这样的优柔寡断。当中国企业在国外扩大他们的投资的时候，数千，甚至是数万的中国工人来到了那些最后可能变成骚乱中心的地方工作。他们会去伊朗，苏丹和阿尔及利亚，会去利比亚，埃及和也门，而这些国家的高失业率让外国工人成了大众愤怒的对象。中国政府宣称的不干涉政策没能在过去保护好中国的工人。 上个月，当示威者起来反对卡扎菲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工人发动了攻击。他们也把其他外国工人当成了攻击目标，他们认为那些工人的公司帮助了卡扎菲政权。在许多之前的例子中，从非洲到亚洲，本地工人都把中国工人当成了攻击目标。去年在赞比亚，一场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流血事故。中国人拥有的煤矿的守卫向当地的示威者开了枪。 在缅甸，当地人和外国工人之间的口角演变成殴打，绑架甚至更严重的情况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近年来，差不多有10万中国商人和工人到了缅甸的曼德莱，在炎热的，尘土飞扬的中心商业区开设店铺。一位异见人士说，“政府也许和中国的关系密切，但是普通民众对来到【这个国家】的中国工人充满愤怒。” 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中国既不像西方那样，在中东采取的干涉者的路线，也不真正地听之任之，它将会有疏远同当前的统治者和要求变革的示威者的关系的风险。这将会让它在这一地区孤立无援。 一些反中国的情绪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在伊朗，在两年前的绿色运动抗议的时候，反政府示威者集合在一起，没有喊出以往的“美国去死”口号，而喊出的是“中国去死”。他们知道，北京已经和德黑兰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因为害怕同伊朗紧密的关系会让中国在别的地方付出代价，北京有时候会冷落艾哈迈迪内贾德。当艾哈迈迪内贾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一个将中国同中亚和中东联系起来的地区性组织）的一次会议的时候，中国官员故意避开他，这引起了伊朗人的愤怒。   中国的区域性瘫痪对它自己来说不是好事，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中东也不是好事。因为中东地区没有一个连续的政策，北京也许会发现自己很难理解新一代的，将会在今年的起义中脱颖而出的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人。而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减缓贸易，投资，援助以及其它的中国蓬勃发展的关系的方方面面。比如去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推翻政府的起义，就让中国一阵迷茫，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国家新的，更开放的领导层。 另外，不管中东国家是否想要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把另一个大国引入这一地区将会提供一个平衡西方的力量，而这也许可以让中东国家将这两股势力相互抵消。在东南亚，像新加坡和泰国这样的有见识的国家已经在这么做了。它们欢迎中国的投资，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利用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大实力的威胁来让白宫保持对它们的兴趣并给予帮助。这是中东新领导人要好好学习的一课。   约书亚 科兰滋克是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部门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