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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厉有为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 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 　　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覆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候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 　　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刘江永：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 进入专题 ： 中日关系 钓鱼岛    ● 刘江永   　　 　　〔提 要〕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不惑之年”，而标榜重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却公开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必要时将动用自卫队。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罕见的。野田首相发表相关言论的实质、决策背景是什么？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和预案是什么？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受到的法律制约是什么？日本是否要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不惜一战？这一系列新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日本军事、日本外交、日本对华政策 　　 　　一、日本首相关于钓鱼岛“出兵论”的意涵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2012 年7 月27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如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和领海”发生别国的违法侵犯行为，必要时日本将考虑出动自卫队。野田强调，“平时的危机管理和防患于未然的外交努力”也很重要，但“政府一定以坚决的态度进行应对”。这是今年7 月7日，野田首相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抛出日本政府“购岛论”之后，首次提出自卫队“出兵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对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极不负责任的言论”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无独有偶。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会见记者时也表示：“如果出现海上保安厅和警方无法应对的情况，自卫队的行动是得到法律支持的”，“这并非意味着既有方针发生了变化，而是依照法律框架采取理所当然的措施。”当天，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又表示，出动自卫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并无牵制中国之意。藤村的这一表态一方面是要替野田粉饰，避免中方对日抨击；另一方面等于承认野田确实做过这种表态而并非误报。 　　与“出兵论”相呼应的是，2012年7月末发布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针对岛屿攻击的应对”中强调，发现这种征兆时，为阻止敌人部队的攻击而进行作战，以及岛屿被意外占领后进行夺岛作战。这种作战将是陆海空一体化运用，确立岛屿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白皮书还首次提及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把中国党军关系的复杂化作为日本“危机管理的课题”。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日本刻意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对中国内政妄加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早在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前，日本高层就曾出现过钓鱼岛“出兵论”。1978 年4月曾经有100多艘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当时执政的自民党总务会讨论应对之策时，防卫大臣等曾要求出动自卫队。对此，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明确表示：“既然不能用武力解决，还是依靠冷静、积极的外交手段解决为好。”后来，福田赳夫内阁与中方就搁置争议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达成政治默契。当时，美国战略上需要拉拢日本和中国共同对抗苏联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因而希望中日缔结和约，加快中美建交进程。日本计划从中国进口石化能源，出口成套设备，开拓中国市场，在战略上共同应对“苏联威胁”。 　　1996 年日本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钓鱼岛作为划定半径200 海里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基点。于是，日本又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即否认存在领土争议。这是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而恶化的逻辑起点。日本的这种态度必然导致两国失去通过外交对话缓解矛盾的可能，而各自加强对钓鱼岛及其相关海域的控制将常态化。 　　如今，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国内政治、国际环境与4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近20 年后，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中国在国际能源资源需求和进口方面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日趋抬头。美国重返亚太，与日本相互利用对付中国的一面明显上升。日本对华政策在鸠山由纪夫内阁后，即2010年发生较大调整，其主要标志是当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也发生较大变化。 　　正因如此，尽管中国仍坚持对日和平友好方针，希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日本政府则只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否认中日就搁置钓鱼岛问题达成政治默契，拒绝在钓鱼岛海域进行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这就必然导致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陷入恶性循环。野田的“出兵论”只不过是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 　　现阶段，野田的所谓钓鱼岛“出兵论”表明日本未来有可能图穷匕见，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当前要以保卫钓鱼岛为借口进攻中国，因为日本自卫队尚未做好在钓鱼岛与中国摊牌的准备。2010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决定把日本防卫重点转向西南诸岛并强化动态作战能力，但要落实与此相关的5年中期装备计划至少还要3年时间。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先发制人地动用武力还将受到其国内政治和法律因素的制约。根据《日本自卫队法》第82条规定，在海上为保护生命财产和维持治安，防卫相可以命令出动自卫队舰只。因此，即使日本出动自卫队，只要不遭到攻击，也将限于海上和陆地的警察行动范围之内。 　　目前，野田内阁对中国采取“军经分离”的政策，即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积极利用；在政治、军事、地缘战略等方面实际上则把中国视为“威胁”[6]，利用日美同盟特别是日美海军合作威慑中国。野田内阁在口头上表示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践中在真正的战略问题上则反其道而行之。 　　日本或许已做出以下决定：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后，一旦中国船只进入钓鱼岛周围领海或有人登岛，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以海上自卫队为后盾予以强制驱离；如果海上保安厅力量不够，海上自卫队将出动协助，并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与合作。日本企图仰仗日美同盟和军事威慑，在钓鱼岛问题上同中国展开一场战略较量。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支持菲律宾和越南，企图对中国形成东海、南海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其直接目的是确立和巩固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战略目的则是牵制中国的发展壮大，这与美国的亚太战略一拍即合。 　　野田的钓鱼岛“出兵论”表明，日本是从其应对中国海洋战略的角度强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对中日关系来说，2015年到2020年将是关键的5年。如果照目前情况发展，日本很可能通过2015年实现征收10% 的消费税来改善财政，增加军费；伴随政治右倾化和政局变化，2015年之前日本有可能尝试修改宪法或制定新的相关法律，实现“软突破”，目的是放宽使用武器的限制，行使与美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2015年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增强军备。这些步骤将直接关系到未来5 到10年日本的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日本会否脱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再度构成严重威胁，值得关注。 　　 　　二、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政策的形成 　　 　　日本从小泉纯一郎内阁开始制定自卫队“西南岛屿防御计划”。2002 年日本成立的“离岛防卫部队”，曾与美海军陆战队举行联合“夺岛演习”，重点演练了包括两栖奇袭、跨海夺岛以及试探侦察等科目。其目的是，当中国人登上钓鱼岛而日本海上保安厅难以阻挡时，自卫队将登岛驱离。2007 年，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后，在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增大。2009 年9月民主党执政以来，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到野田佳彦，日本内外政策变化的幅度相当大，不像是同一个党在执政。 　　（一）2010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制定 　　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基本方针是由2010年末出台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确定的。该大纲出台之前，菅直人首相咨询机构“关于新时代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于2010 年7 月25日完成了相关献策报告，勾勒出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基调和基本框架。同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政府一边应对，一边敲定防卫计划大纲，必然更多地反映执政党内强硬派、自卫队鹰派官员，以及政府御用学者提出的政策主张。 　　据时任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披露，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是民主党内少数政治家主导制定的。[7] 具体说是经过他本人以及外务大臣前原诚司、时任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和时任财务大臣野田佳彦讨论了近20次决定的。时任防卫副大臣安住淳也出席了相关会议。此外，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高见则将林等各相关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也参与其中。此外，前防务政务官长岛昭久、民主党众议员吉良州司等人也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8]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防卫计划大纲是菅直人内阁决定的，但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菅直人首相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并不十分清楚。日本民主党的创始人及担任过民主党代表的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等，均未参与这一决策过程。 　　（二）民主党议员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政策建议 　　2010 年9 月27 日，民主党众议员松原仁等12 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要求政府在“尖阁列岛常驻自卫队”。他们建议：（1）就中国禁止出口稀土的真实情况，针对在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员、企业所做行为，听取直接负有责任的丹羽大使汇报；（2）立即公布中国渔船针对海上保安厅的“非法”行为录像，唤起东南亚各国等国际舆论关注；（3）立即调查油气田“白桦”（中国春晓油气田），发现违反国际承诺时，要求撤回新搬入的器材等，采取各种措施。（4）为迅速有效应对侵犯我国领海、非法取得渔业、矿物资源等，完善必要的法规制度。（5）在“尖阁列岛”常驻自卫队，研究建立渔业中转基地等经济据点。 　　同一天，民主党前防务政务官长岛昭久等43 名年轻国会议员[11] 联名向仙谷由人官房长官提交的一份题为《致菅政权建议书——高举国家利益旗帜，实现战略外交转舵》的建议书。该建议书称，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收场“是与日清战争后三国干涉相匹敌的国难”，“作为日本国民痛恨至极”，“这尖锐地反映了我国国力和对华战略不足的现状”。今后，日本政府要以此为训，“卧薪尝胆”，具体建议是： 　　（1）建立综合安全保障体制。立即以首相官邸为中心建立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五大支柱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策划与实施体制。特别是在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加紧强化我国自主防卫态势。（2）建立介入俄罗斯、东盟、中亚战略。在避免过度依靠中国的同时，从对华牵制的角度（现代的“远交近攻”之策），早日与俄缔结和约，开发西伯利亚，共同支援中亚，强化对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资，以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3）从根本上重新审议日中关系。重新研究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意义和内容。（4）战略资源供给的分散化。加强稀土等储备体制，当中国对日禁运稀土时，立即向世贸组织起诉。（5）强化西南方向的防卫体制。通过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深化日美同盟的磋商，以冲绳为中心进一步增强西南诸岛防卫态势以及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体制。（6）确立“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实效统治。改变目前从民间人士租借的方式，以国家购买方式变为国有化，并建立警戒监视雷达等。（7）构筑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为确保东海至南海的航行自由，着手与美国、东盟、韩国、澳大利亚联手合作建立海洋秩序的国际格局。（8）建立日中危机管理机制。为建立旨在日中之间危机时对话的管理机制，应确立防止海上偶发事故、规避危险的体制。 　　（三）自卫队高官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抗中国的政策建议 　　日本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认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绝不允许欧亚出现霸权国，是近百年来美国国家战略的基本原则。“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可怕程度远远超过了20世纪以来美国面对的任何大国”。因此，美国要阻止中国成为霸权国家，“关键是与同盟国以及友好国家的密切合作”。日本为配合美军，应通过修改政府对宪法的解释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还应制订保密法，加强情报工作，推进国会议员保密义务的法制化。日本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修改“无核三原则”，把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变成“可以运进”美国的核武器；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让战死的自卫官进入靖国神社”。五味睦佳主张，讨论制订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日美联手干预台湾问题。他认为：“从中东到南海的海上通道对日本至关重要。如果处于这条通道上的台湾被中国吞并，那么中国的海洋实力就将以台湾为前进基地，向南海及东海海域进行辐射性扩张。这必将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日本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种议论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论调没什么两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钓鱼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