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

  全球经济现在深陷滞胀。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对症下药，很可能会引发通胀危机。随着滞胀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会抬头，威胁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经济。   中国是最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伤害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再加上存在大量过剩产能，贸易增长疲软将会延长其商业利润的下行期，造成中国银行系统大量坏账。允许实力较弱的企业破产，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惟一途径。   滞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化已经迅猛发展了 20 年。在过去 20 年间，贸易增速几乎是全球 GDP 增速的 2 倍。 WTO 体系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倾销案件在 2001 年达到顶峰，为 372 起，去年则减少到 155 起。中国现在面临 49 起反倾销案件，相当于十年间的平均水平。考虑到中国出口增速是全球贸易增速的 2 倍，反倾销案件的数目保持在稳定水平，可谓差强人意。 WTO 体系对于发展中国的贸易是有益的。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还将会遇到更多颠簸。奥巴马政府已经就中国补贴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向 WTO 提起了申诉，并且否决了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个风电投资项目。欧盟和美国都在考虑对中国的太阳能设备出口实施制裁。美国国会刚刚判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可能会禁止其向美国出口。   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是选举政治的一部分，一旦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就会回到常态。但我认为情况刚好相反。经济增长疲软比选举政治更能助长贸易壁垒，除非全球经济很快重回高增长状态，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迅速增长到足以永久破坏经济增长的程度，从而形成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增长疲软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没有人质疑自由贸易的理念。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自由贸易的优势。两个人之间进行贸易，必然能使两个人都收益，否则，交易双方不会达成一致。将这个理论扩展到两个国家时，就需要对理论做出必要的调整。显然，在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失去工作的工人生活将不如从前了。但是，如果工人能够找到工资相同的其他工作，那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受益的。不幸的是，当贸易占 GDP 的比重巨大并且发展迅速之时，这一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被替代的工人需要大幅降低工资要求才能找到新的工作。劳动者收入的减少可能远远大于商业利润的增加。   即使商业利润的增加大于劳动者收入的损失，收入再分配也十分困难。在美国，很少有政界人士敢于讨论提高税率。在法国，政府对 100 万欧元以上的收入征收 75% 的边际税率，吓坏了有钱人。伦敦似乎正在削减税率，把很多大企业总部从瑞士吸引过来。中国的很多高收入金融专业人员都居住在香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很难对资本或流动性从业人员征税，而他们恰恰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人群。因此，对全球化增长的益处实施再分配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全球化在过去 20 年里也造成了大量的失败者，但是由于泡沫掩盖了其消极面，所以还是一派繁荣。在美国，华尔街创造的金融工具让一般人可以从通胀的资产价值中获得现金。在欧洲，金融泡沫使南欧国家政府能够以低利率借款来分配给本国人民。泡沫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给由于全球化而失业的人们创造了新就业机会。   高失业率是随着西方国家金融泡沫的破裂而出现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至此真相毕露。不可能再通过泡沫创造就业。想要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提供如此多的就业机会，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每当经济困境显而易见而又旷日持久之时，对待全球化或贸易的态度必定会发生变化。   就业危机延长   全球经济近乎处于衰退状态，未来许多年里仍将如此。美国的 GDP 增长率一直徘徊在 2% 左右，根本无法为劳动力增长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降低现有的失业人数了。欧洲也处于衰退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也不可能走出衰退。日本经济很可能也处于衰退状态。新兴经济体已经从 2010 年至 2011 年的高增长率上冷却了下来，今年增长率很可能会徘徊在 3% 至 4% 之间。根据过去的标准，这些就是接近衰退了。   经济学相信市场经济有自我痊愈的能力。每当泡沫破裂，价格机制就会重新分配经济资源达到新的平衡，从而实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充分利用。因此，失业率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当高失业率存在时，经济学家倾向于指责福利制度，认为高额的失业救济阻止人们找工作，这种看法未免一叶障目。   在西方国家有两个因素会延长就业危机。首先，全球竞争可能会导致均衡的工资不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世界各国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当工资是全球统一决定，而支出由地方因素决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降低生活成本。这就是德国的优点。德国的工资，尤其是年轻人的工资，低得惊人。雇员可以接受低工资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用承担高额的学生贷款，房屋租金或医疗保险。但是，要改革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高失业率会持续很长时间。   其次，信息技术将会继续取代发达国家的白领工作，给全球化和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麻烦。技术从长远来看是个好东西。总体上会提高生产力。但是，当它取代了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员工的工作时，问题不是通过再分配就可以轻易解决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工作都将在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多余的，信息化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消化。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实施困难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坐等价格机制的调整。   WTO 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WTO 体系给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领导者。跨国公司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是 WTO 体系成功的关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政治危机。通过税收实施再分配成为近来西方国家选举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反对提高税率。他们可以通过像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避税天堂在世界各国重新分配利润。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受损时，这些活动就会被视为负面活动。政治举措相对于商业反应缓慢，但最终会赶上来。因此跨国公司很可能会在本国失去政治影响力。   比如，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一定会协调税率。如果英国不接受这种做法，就必须脱离欧盟。利润计算的规则很可能会收紧，从而抑制在避税天堂的消费。   通过提高税收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政治家会转而直接关注贸易。未来管理跨国贸易活动的规则将会更加复杂。外包壁垒也会增加。进口税会上涨。反倾销手段将会更加频繁地用于保护现有行业。 WTO 的黄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点。实际上，贸易争端加起来足以打败 WTO 。   上次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终止于大萧条。经济学家指责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要么导致、要么加剧了大萧条。但是现实情况很可能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应对全球化的能力有限，在后者发展过于迅速的情况下，政治因素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扯进来，阻击全球化。   过去 20 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 2 倍。这种关系不可能长期持续。最佳情况是两者的增长速度互相协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徘徊在 2% 至 2.5% 左右，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也将是如此。   如果中国可以维持其全球平均速度 2 倍的出口增长，这意味着出口增长速度将为 4% 至 5% ，通胀会让名义数字更高。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出口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现在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总产值可能达到 1 万亿美元，相当于总出口量的 50% 。如果中国提高对出口的刺激，贸易争端必定会增加。   当前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实在不靠谱。大多数地方政府很努力地在维持生产水平，推高库存。这种拖延战术只会增加最终调整的成本。地方政府和银行应当停止对市场调整的干预，对于效率低的企业应当允许其破产。只有当供求实现平衡以后，经济才能恢复增长，银行体系才能安全运行。   当前一些解决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都是十分愚蠢而且是有害的。比如，投资刺激可能在短期增加需求。但是会导致未来的产能增加，造成更大的危机。通过政府法令“撤退低效产能”，将会使所谓的“高效”产能迅速取而代之，结果还是产能过剩。除非通过市场力量导致投资下降，否则产能过剩问题只会不断加剧。   全球环境已经发生巨变。中国经济的解决方案不能一成不变。任何对现实的幻觉都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发表于财新-新世纪)

作者： 信力建   西南王薄熙来走进了自己的政治末日——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 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中央列出薄熙来的罪状主要有：“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相信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至于他在政治方面的图谋，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列出——或许，这也属于“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毋庸置疑，自从薄主政重庆以来，他就想以重庆为试验田，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倒逼中央。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文章中看出。譬如， 2011年1月5日一篇《“唱红”不是文革模式，是有效的法治模式》就直截了当地写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从孙中山打倒皇帝后再无世袭制，任何党员都有资格通过法制程序，担当各级领导职务。谁是野心家，谁不是？无法分辨动机。有些人整天骂政府不作为，对有作为的又惟恐他不倒；整天骂腐败，对真正反对腐败的骂得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不符合法律程序吗？那么请问：抓四人帮符合法律程序吗？他们为什么不反对呢？中国社会凭政绩，以协商，推举或选举的方式推举领导人是历史进步，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理念，为什么要反对啊？因为某人是高干子弟吗？自由主义不是最反对血统论吗？何况薄在重庆的政绩与以前截然不同，和家庭无关，他是实实在在得到群众支持。不信可以搞民意调查。”此文将薄欲问鼎政坛最高位置的欲念，表露无遗。当然，薄熙来为此还做了许多功夫，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与所谓新左派势力合流，以形成强大的问鼎实力。萧功秦教授就曾举过这么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公安局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作为官方重要机构，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向社会上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就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与政治后台。”大家都知道，“乌有之乡”网站云集着一批主张为文革翻案、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人，他们反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定性。重庆官方如此高调隆重接待他们，我们可以倒推出他们怎样的思维，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第二个例子，上海曾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这些“著名学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和朱永嘉。人们不知道采取大幅度的左的符号效应，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戚本禹是什么人？是四人帮的顶级幕僚、笔杆子之一，是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开除党籍的人。朱永嘉何许人也？他在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鼎力帮助姚文元写作了臭名昭著的揭开文革大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导致吴晗、彭真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结合他的其它罪行，1982年朱永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那么，开“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把这些臭名昭著的文革四人帮顶级干将请上前台就坐，正如萧功秦教授所诘问的“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尽管那些人已刑满释放，在法律上有参加这些活动的自由或权利。而笔者想问的是：向尽人皆知的文革主干将发出邀请且安排前排显要位置就坐，是怎样的思维导致重庆方面如此决策？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重庆一方面高调“打黑”，一方面把文革中舞文弄墨搞得全国大乱的四人帮的黑干将请到台上前排就坐，这究竟意欲何为呢？ 其实也很简单，项观奇教授就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主席的老话，路线决定一切。一切，就不单是指经济。”简言之，薄熙来所为，就是为了让毛路线在中国全面“复辟”，而他自己则作为这一路线的推行者和主持人成为下一代领导人。就此而言，我们说中央的九月决定粉碎了一次政变，当不为过。 由此，我不禁想到21年前发生在苏联的“8.19事件”。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实行其“新思维”改革，力主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其它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强。就在这一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在节日庆典现场，竟然发生了一起针对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刺杀事件！ 当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红场上，戈尔巴乔夫忙着向劳动人民致节日问候，没有觉察到一名手持双筒火枪的男子迎面闯了过来。就在这一刻，守卫在旁边的上士梅里尼科夫眼疾手快，及时挡开了火枪，子弹擦着戈尔巴乔夫身体飞过。此时，身穿制服的军警一拥而上，将刺客摁倒在地。刺客名叫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是圣彼得堡市的一名钳工。有关他暗杀戈尔巴乔夫的材料多年后才得以曝光。他在受审讯时交代了自己如何制作更大威力的弹药，行刺用的火枪是德国的高级货，花了900卢布买到的。行动之前，他还做了精心伪装，特意穿上了高领夹克和齐脚外套，贴了假胡子，戴了假发。还在裤子口袋里留了一份遗书。据后来法庭会诊委员会是结论：“此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出现这一幕，显然预示着苏联、戈尔巴乔夫有大事。 果然，在半年后的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和15个加盟共和国领袖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8月19日清晨六点，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该委员会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有这样的说法：“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苏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不稳定破坏着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昨日，在国外的苏联人还感觉自己是一个有影响的受尊敬的体面的公民。今日，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二等外国人，人们对他常常投以蔑视或怜悯的目光。……我们呼吁苏联全体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并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作出的努力。”这些言论仔细读来跟所谓“重庆模式”的许多讲法颇为相似。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 这应该算一次成功的政变，然而，这次政变却在自由派的反对下归于失败。8.19事件发生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但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不会听命于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并号召群众进行总罢工。20日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议会。21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撤回驻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放弃了行动。当晚八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 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和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及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已被就地监护。前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 当然，最大的结果还是：两天后，即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截至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991年12月1日，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也宣布独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十一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比较薄熙来与“8.19”之异同，其最大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一些极左势力对改革不满，想回到从前路线，并在这一“复辟”中实现自己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同之处则在于：首先，薄熙来时间长，很闹腾了一阵；而“8.19”诸公却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短短几天功夫就灰飞烟灭；其次，薄主要是从文宣入手，大肆进行意识形态“重建”。而“8.19”却武力出击，乘虚而入。而最大的不同当然还在于：“8.19”诸公好歹还曾登基，似乎成功了。而薄熙来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看到基座呢，就身就南冠——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党中央的伟大英明，将问题扼杀在了萌芽状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8.19”政变的“成功”事实上却为苏联这个老大帝国的灭亡压上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妨假设：如果薄也成功了，是不是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金钱不是美国选民的唯一“自我利益” 徐 贲   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候选人总是尽量诉诸于选民的“私利”意识，也就是选民的自我利益，就算提到国家安全（例如，本拉登之死）和美国的国际作用（如坚持民主和人权的价值），那不过是次要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涉及选民自我利益的选举是很难动员选民积极参与和投入的。 托克维尔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初访问美国时就已经注意到，美国公民的参与方式不止是到投票站去投票，他们更愿意通过社群公益（其中包括了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只是通过个人的投票参与民主政治。他说：“很难使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境遇发生的影响。但是如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家园，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必告诉他，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如果让公民们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民众总是通过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身边小事，才能理解国家大事与自己的关系。 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选民来说，什么是他的自我利益呢？他就一定知道那些被他看成是自我利益的，就真的是他的自我利益吗？美国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利益投票》或《投票：符合你自己的利益吗？》这样题目的文章，旨在“帮助”选民认清自己的利益。虽然自我利益在美国是投票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但它并不能充分解释选民们在投票时似乎与自我利益不符的选择。 在许多与自我利益不符的投票行为中，最令观察者和政治分析家不解的便是“劳工阶级把票投给保守党”的现象，也就是低收入的选民不是把票投给自称代表他们的民主党，而是投给了被认为是代表富人的共和党。不仅美国有这种现象，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有。 2012 年 6 月 5 日英国《卫报》就曾刊载纽大学教授海德（ Jonathan Haidt ）的一篇文章，问道，“在许多国家，蓝领选民在看上去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政治保守派联盟，……为什么工人阶级的个人把票投给保守的候选人呢？自从里根得到了许多工会成员、农夫、城市天主教徒和其他相对无权者们的选票，形成了所谓的‘里根民主党人’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令美国左派头痛”。 许多左派人士对这种现象的惯常解释是，这些劳工选民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他们被一些“文化问题”的迷惑，忘记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文化问题包括同性恋婚姻、堕胎、个人拥有枪支、政府权力限制个人自由、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 在美国，经济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每个选民唯一看重的自我利益，许多选民还把维护他们生活中的价值也看成是重要的自我利益，这些价值包括稳定的家庭、社会道德秩序、个人自己的事不要政府干涉、 自由企业不要政府干预，等等，这些都是自从里根以后共和党所一贯主张的。 与共和党不同，民主党以另一些主张来吸引选民，例如承诺保护或扩展保护穷人和老年人的福利、为中产收入家庭减税、帮助青年学生获得低息贷款、推行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全面健保等等。但这些政策往往是以扩大政府范围和权力为代价的，而“大政府小社会”则与许多经济政策受惠者的其他自我利益不尽相符。海德指出，个人在经济利益之外，还有道德利益（ moral interests ），在有些情况下，道德利益似乎比经济利益更直接影响选民的行为。 《纽约时报》记者艾普鲍姆（ Binyamin Applebaum ）在明尼苏达州发现，那里的选民有的虽然直接得益于民主党政府的帮助，但还是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在明尼苏达州的林斯屈姆（ Lindstrom ）有一个名叫凯·古尔布兰森 (Ki Gulbranson) 的选民，开一个 T 恤衫的印字铺子，每年从政府的小企业收入税减免得到几千美元的好处，他的孩子们享受由联邦补助提供的免费早餐和午餐，他 88 岁的老母亲曾经两次免费做了股骨手术。但是，他却偏偏替茶党印制 T 恤衫上那些反对政府的文字，认为那也是他自己的观点。古尔布兰森对政府的帮助似乎一点也不感恩，他对记者说，“我又没有要求政府为我做这些”。 像古尔布兰森这样的选民在美国也许还有不少，他们不是不知道在自己的小铺子或小镇之外的事情，他们确实是从政府那里得到了金钱方面的些许帮助，但那钱是从其他纳税人那里来的，不是政府恩赐的。奥巴马政府是给了古尔布兰森这样的小民一些好处，但这个政府给大企业的补贴却要超过百倍千倍，其中包括救援因 “ 欺诈门 ” 而陷入困境的高盛集团、出台优惠通用电气公司的政策等等。奥巴马上台后扩充政府规模，民众从 2010 年就开始掀起反对声浪，随着奥巴马政府主导的健保计划引发争议，大政府问题更加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选中，反对政府扩大规模和权力不仅是一个经济的争议点，而且也涉及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 在美国的选举中，政治人物可以用选民的个人经济利益来引诱和争取他们，在相当的程度上也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但是，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价值观还是对许多选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把这些价值观也当作与他们息息有关的自我利益。这些价值观比个人一时一地的经济自我利益，更清晰地形成了美国的民意。在这一点上，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总统，也不能充当他们的导师、舵手或总设计师。他们只能是民意的执行者，而不是塑造人，更不要说是强迫民意乖乖顺从他们的统治目的和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