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密

核心提示：药家鑫之死让中国反思死刑的人多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网络暴民心态影响了原本应该不带感情色彩的法庭判决，但在其他的案件中，如夏俊峰案，公众的同情又明显倒向杀人者。 原文： In China, some are rethinking the death penalty 作者：Keith B. Richburg 发表：2011年6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图片为译者志愿编辑所加】 一位21岁的音乐学院的学生药家鑫因为犯下一项罪行已在这个月被执行死刑――药驾车意外撞上一名骑自行车的女子，看见被害者没有死亡后他停车冲向那名女子，对她捅了八刀，确认被害人已死，并无法辨认他的身份。 在这个全世界执行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药佳鑫的处决不让人感到意外。至少在互联网上，他的罪行被广为谴责，有民众要求对其判处死刑。 与以往不同的是，也同时出现了公众对于此案的大量反思。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和其他民众公开质疑对于这样一个自首认罪的年轻人判处死刑是否公正，而且是在他的家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他的罪行碰触到了（中国社会的）一根敏感的神经，一位有特权的年轻人杀害了一名骑自行车的贫穷女子，许多人认为正是因为网络暴民的心态，才让原本不应当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法庭对该案作出了死刑判决。 该案的使得公众开始讨论一个长期禁忌的话题：中国是否匆忙地处决了太多的犯人。 中国政府似乎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上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执行多个法律新措施以期减少死刑的数量。 “药案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许志永，他是一名法律学者同时也是名为”中国死刑关注”组织的成员，说道：”许多人震惊于该案的（司法）程序，有人认为正是网民的压力迫使法院判处药佳鑫死刑。” 在中国，死刑通常在公众视野之外被迅速执行，传统上是以击中头部后方的一枪完成的枪决，但现在更多的是注射死刑。死刑案件中只有少部分受到公众关注的案件（如药佳鑫案）会被媒体报道，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总数仍被当局视为国家机密。 然而，据国际特赦组织（其在全世界范围内追踪死刑案件）的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的数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此数字在2010年多达6000人，相比之下， 2010年处决数目在中国之后的是伊朗252人，朝鲜60人，也门53人以及美国46人。 赞成废除死刑者承认这个事实――中国的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死刑，但他们同时指出，某些欧洲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也支持死刑，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废止了死刑。许志永和其他赞成废除死刑者指出，多年来他们都无法找到支持者，他们希望药案能带来一些契机。 “我感觉到（在去年）反对死刑的人正在快速的增长”，贺卫方（一位一直在反对死刑的北京大学教授）说道，”在过去的十五年中，这个国家只有两三个人试图去废除死刑”，然而现在反对死刑者的力量正不断状大，”你甚至可以称其为一场运动。” 五月份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使得可被判处死刑的罪行数目由68个减少55个。被削减的死刑罪名主要是经济类以及非暴力罪名，例如走私文物罪和盗墓犯罪。 最重要的是，新的法律（今年五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译者注）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权利赋予各省高院，即如果该死刑犯在两年内表现良好，可以减为无期徒刑，这在中国通常意味着服刑25年。 实施该法律的第一个获益者是侯钦志，一位在南通市（原文为南京市）卖水果的小摊贩，在被一名城管扣查了他的电子秤后与其发生争执，并当场用水果刀该城管刺死。他于上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译注① ） 最高人民法院为回应一系列上述问题，在今年五月出台的2010年的报告中提出，：下级法院应当”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且要求下级法院”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政府对极刑的态度的转变可能源于对国际社会批评的反应，与对其政治、经济政策批评所不同的是，在这一方面的批评并不触及共产党统治的核心意识形态。 到目前为止，废减死刑的呼吁似乎仅限于法律学者，城市精英阶层和一些报纸及网上评论者。多数民众看来是支持死刑的，尤其是对待腐败的政府官员或者是腐败的特权阶层的相关案件。 当药佳鑫这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受审时，许多位律师公开认为他不应当被判处死刑。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在博客中争辩说，药佳鑫有自首情节，其罪行只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并非预谋杀害骑自行车的女子。并且，”他还这么年轻，仅仅20岁出头。在中国，我们认为年轻人难免犯错。” 但在该文发布在他的博客之后，李教授受到了一些粗鲁且具有恐吓性的评论的攻击。”你认为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杀人了？那你告诉我你住在哪。”一个匿名的评论者这样写道。 但在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案件中，公众的意见却与此相反。夏俊峰是一个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卖烤串的下岗工人，在2009年由于申领牌照的问题与城管人员发生争执并杀害两名城管人员而被定罪；然而，夏俊锋却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对城管殴打的正当防卫。 当地官员袭击夏俊锋这样一位贫民，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夏被判处了死刑，然而，他的死刑复核辩护人正向最高院请求放其一条生路，最终的裁判至今仍悬而未决。 研究者Liu Liu对该报告有贡献。 译注①：译者认为候案的重点并不在于适用了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而是在于对侯钦志适用了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规定，正是由于该限制减刑的规定，使得候不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获得罪行相一致的刑罚。 相关阅读： 环球时报英文版：死刑：无更正机会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Sent to you by laowushi via Google Reader:     一句话的事儿 via FeedzShare on 6/23/11 来自: blog.renren.com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3日, 已有 2 人推荐 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时刻，我总要写下点什么去纪念它。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爱扯蛋的人，但是就在这一天，2011年5月21日，这个蛋扯大了，大的甚至惊动了挡中秧。 事情还要追溯到5月20日，在浏览某论坛时，无意间发现一个帖子正在讨论伟大领袖金正日将军秘密访华的消息，这本与我毫无干系。但是，仅仅是因为这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的不畏强权而带来的一丝莫名好感，我点击了他，打开后，发现某黑龙江网友根据近几日东三省各地的火车站的反常举动而绘制出的金正日行动路线图，我暗自推测了一下金正日专列到达沈阳的时间——其实，当时我连他的行动计划中有没有沈阳这一站都毫不知情，但是我还是很随意地多了一句嘴：”金正日将军的专列预计将于21日下午5时到达沈阳北站。”就是多这一句嘴，没想到引起了辽宁省公安厅和北京国安部门的地震，震级不亚于日本东北大地震。后来事实证明，载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将军的火车专列真的在5月21日下午5时准时停靠沈阳北站，当时沈阳共出动保卫武警及军队兵力数万人次，沈阳北站全线戒严，对外宣称铁道紧急施工。 更让我感到震惊与不安的是：仅仅在我说完这句话不到一小时，几个民警以及不明身份的便衣共计七八个人，有如神兵天降般地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一边大喊着我父亲的名字一边大声敲门，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爸爸犯事儿了！ 打开门后，警察问道：”家中下午是否有人上网？”我自告奋勇，于是结果可想而之，我被78个人架着拽进了警车，此时我心中也猜的八九不离十了，我长舒一口气：看来俺爹没事，心理放松了许多，但是下楼时，我看见了那帮晒太阳的中老年妇女看我的眼神，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他们肯定在想：这小兔崽子看着挺憨厚，没想到也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嫌疑犯的身份走进派出所的审讯室，此时我才知道我犯了这样一个罪名——涉嫌透露国家机密，我很无语。审讯我的民警指着鼻子对我说：孩子，你记住，在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这句话让我热血沸腾，但我并不想和体制下的看门人解释什么，他们很好奇，在保密工作做得万无一失的条件下，我是如何得到金正日到达沈阳北站的准确时间的。我如实的解释了2个字：猜的！说完这两字，我自己都感到十分蛋疼，而民警也透出令人菊紧的表情。。。在做完漫长的笔录后，我十分配合地印上了我那鲜红的手印儿，简单浏览了一下审讯笔录，我签上”笔录内容符合本人陈述”几个大字，于是便坐在一旁等候发落，我亲眼看见那一大厚摞审讯笔录和我的个人档案被放进传真机，传给了北京的国家安全局， 在未能察觉出我的反动意图后，不久我就被释放了，从审讯室出来，走过一道又一道大铁门，在我走到派出所二楼与一楼的缓步台时，远远地就听见了妈妈的声音——那不是低三下四求情的声音，而是震耳震耳发聩的据理力争”我儿子都能猜出的时间算是国家机密？”当一位老警察”善意劝解”我妈：让她劝劝我以后不要乱讲时，我妈的回答令我热泪盈眶——”我儿子的言论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为我的儿子而感到自豪！”此时，我只能说，上天赐给我了一个好妈妈，我感到无比骄傲。 晚上10点，不知从哪又来了一群人，检查了我的电脑，查阅了我的浏览记录和聊天记录，无果而终离开了。 据我猜测，如果现在金老爷子真像一些境外媒体所说去了江苏，那么他不应该错过扬州。（这句话要是再言中，我就去买彩票！）此时，我仍旧不敢十分确定：国安部门是否已经结束了对我手机以及电脑的监控。这期间我确实深深体会了拉登的生活——对一切现代通讯手段的不信任以致排斥。也有亲戚劝我以后别”太傻”，但是我想我还是会乐观地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如果硬要说这事儿对我的触动，我觉得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任何通过第三方媒介传递的消息都不可能是真真切切安全的，说得再上纲上线一点，那就是为了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其实，我还想对我们的政府还有金老先生说点什么，就用去年郭冬临小品中的一句时髦语吧：其实，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Subscribe to FeedzShare using Google Reader Get started using Google Reader to easily keep up with all your favorite sites    

原题：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南方人物周刊201121期封面 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 《环球时报》办公楼（梁辰 摄）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1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2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3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爱国家’的差别。”#p#分页标题#e# “更不幸的是，胡锡进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其本质某些时候更接近于state，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中，爱国主义，通常只是爱country而非state。当有人打着country的旗号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公众会把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 4 5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传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国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梁光烈、时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谈到自己对事业的理解时，胡舒立说在中国推进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需要“坚信自己所做的，聪明地去做，并且永不放弃”。 耐人寻味的是，被外界视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锡进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职业风险，“做媒体难，得担当，敢冒险，还得智慧有度。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环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网友的指责。”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他认为《环球时报》在中国传媒业的共同限制语境下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坚信未来新闻史会给自己和《环球时报》一个正面的评价。 “这些年《环球时报》在国际报道领域突破的禁区，或许没有哪家媒体能和我们相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 在外媒眼中，《环球时报》是一张“商业民族主义”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刚刚结束的中德媒体论坛上，德国《世界报》记者这样形容胡锡进，“《环球时报》被认为特别爱国，但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一个干部型记者。他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也想改进体制，但是我们不想要混乱。’他戴着鲜艳的领带，发型让欧洲人想起披头士乐队，说话富于激情，不带讲稿。” 胡锡进表示自己留意但并不在意外媒对自己的批评，“《环球时报》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外媒态度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主流报纸。外界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把《环球》一起批评。就像我们批评美国时，经常连《纽约时报》一起批评一样，这恰恰说明我们和中国命运连为一体。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值得我们骄傲。” 来自微博的批评也同样不能动摇他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杜骏飞认为，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其次，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5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6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实习记者孙佳宁、吴鸣、易洁、李在磊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