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

中国竖耳悉听阿拉伯的自由呼声

核心提示 : “党就象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他无处不在。” 原文: China cocks its ear to Arab freedom cry 来源:悉尼先锋晨报 作者:Peter Hartcher,政治和国际事务编辑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5日 译者:Antipodal Views (@anitpodalviews) 在中国向超级强国演变的旅程中,这个月特别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 二月三日,一项最新公布的评估和计算显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龙头老大。 十天后,穆巴拉克倒台。假设埃及的军人政府不食言,那么中国同时也成了有史以来在专制压迫体系中生活的人口最多的国家。 以被自由屋( Freedom House )列为“没有自由”的国家的人口计算,每十名受政治压制的人中就有六人目前生活在中国。 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同时领先令人注目。即使中国正在变成头号人性压制大腕,这也不能阻止中国经济,根据一个重要的定义,成为世界最强。 如果纯粹以钱的数目来看,美国依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而且遥遥领先。在上个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甚至感到有必要特意提到这点。 基本数据呢?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6万亿美元,中国则为5.7万亿美元。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只是美国的40%。 但是,当你把这个数字按一美元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作调整后,则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绝大部分服务性产品都相对便宜,所以一美元能在中国买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同样是一美元,它能给消费者在中国带来更大的购买力。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阿文迪 ∙ 苏布拉曼尼恩(Arvind Subramanian)在重新计算过程中调整了这一项,从而得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4.8万亿美元,以一鼻之差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是在2010年某个时候超过美国的。”苏布拉曼尼恩在东南亚论坛( East Asia Forum )这个互联网期刊上写道。 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开始苏醒,发起了一场走向自由的新运动。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场运动可能造成的影响让中国独裁者们担心紧张。 根据自由屋提供的数据,全球范围内去年有24.34亿人生活在独裁专制国家中,其中57%是中国人。但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革命之后,这个数字出现了改变。假设临时军人政府遵守引进改革的诺言,那么有9000万人将会摆脱独裁,拥抱民主。 这意味着在全球受政治压制的人口中,中国所占的比例将会一下子上升到60%。 这将让中国在全世界各国的眼里变得更为扭曲失常。全世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政治体系下,分布在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中。 当中国主席胡锦涛出席下一届20国集团会议时,与他同台的世界首脑中只有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阿普杜拉是另外一名独裁领袖。从阿拉伯各国目前的氛围来看,他肯定也是如坐针毡。 “几乎所有的微博/社交网络服务都设置了过滤”,屏蔽含有“埃及”和“穆巴拉克”中文词组的搜索结果。设在上海的一家研究组织,群智基金会( Social Brain Foundation )的主任Isaac Mao告诉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网络审查败露了当局的焦虑心情。悉尼大学汉学家大为 ∙ 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说:“让党的国家和各级领导担心的是来自基层的革命。他们现在有点过于神经兮兮,过于敏感。” “这并不等于他们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这样。谁知道呢? 他们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管理新情况,也许还真会变成实际问题。” 但是,官方对新闻审查效果也不尽完美。著名维权活动家艾未未在一条推特信息里这样写道:“只用了18天,一个执政了30年并且看上去是和谐与稳定的军人政权就倒台了。这东西(中国政府)已经存在60年了,可能需要几个月吧。” 一本名为《财新》的独立中文商务杂志发表文章说:“支持专制体系就是以短期获利换取长期代价。对中东地区来说,只有民主制度才是长期稳定的基础。”中国受到的影响显而易见。 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上星期就中亚和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动乱发表社论声称“颜色革命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但是中国能吗?似乎是不经意的讽刺。 与此同时,中国有必要担忧吗?“毕竟,”美国卡莱门麦肯纳学院(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教授裴敏欣说,“与穆巴拉克政权不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目前政权面临的来自内部的威胁并不多。” 中国领导人们如此紧张,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到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想到自己那时可能差一点儿就会被轰下权力舞台。最高领袖邓小平下达命令对示威学生开枪,但是他的总理拒绝执行,政治局常委大多是委员也拒绝执行,北京卫戍部队司令员也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最后,邓小平绕过权力体制,坚持执行了杀戮学生的个人意愿。那可以说是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或者(中国领导人担心)也可能是这个原因,裴民欣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评论中说:“与埃及相似,这个表面上看来坚强不屈的政权制度在许多方面正受着一些同样的病毒的侵蚀——政治压制、腐败和缺乏公信度,同时政权的支持基础出奇的狭窄,社会不平等飞速加快。” 中国与埃及最显著的区别是,埃及的经济一直表现不佳。然而,即使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能担保大众放弃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南韩和台湾就是最好的事实见证。 也许阻碍中国民主自由的最大和最现实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广泛部署的政治和治安机器。记者李查德 ∙ 麦克格瑞革在他撰写的一本名为《党》(The Party)的书中,引用了一位中国教授的话,“党就象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他无处不在。” 《悉尼先锋晨报》驻中国记者约翰 ∙ 加诺( John Garnaut )在今天发表的 这篇报道 中说,过去五年中,共产党发展了近三万名党员干部充当国内政治间谍,人数是以前的三倍。 他指出,共产党同时加深了对私人企业、宗教团体和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渗透。 紧张?谁说他们紧张? 点击 这里 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 这里 获取翻墙梯子 RSS订阅 GFW博客 ,获得翻墙梯子大全 翻墙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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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反应: 日本官民支持并期待埃及民主化

日本官民支持并期待埃及民主化 也门民众与埃及在也门侨民共同在埃及驻也门大使馆前示威欢庆穆巴拉克下台 路透社照片 作者 东京特约记者 费丽文 日本各大报周日都围绕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发表了社论。《朝日新闻》的标题称这场推翻穆巴拉克的民主运动是埃及革命,并和《日本经济新闻》等社论一起不约而同地形容百万埃及人民用18天迅速推翻了30年的独裁政权,大部分社论都认为穆巴拉克强权政治下没言论自由和受秘密警察监视的埃及人民推翻政府腐败泛滥、权钱交易的体制是好事,但也都忧虑今后自由和民主是不是真的能浸透埃及。 官方电视台NHK周六晚则分析说,美国对亲美的穆巴拉克政权睁一眼闭一眼,是优先国家利益的战略,但最终当埃及人民要求民主化时,美国只能顺应,放弃支持穆巴拉克政权。 《朝日新闻》周日的社论说,希望今后在埃及制定新宪法等过程中,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能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开罗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对中东和平也有重要作用。社论也呼吁日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排遣专家协助埃及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成为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中东的民主国家典范。 日本首相菅直人周六晚对穆巴拉克总统辞职说:“对埃及人民以民主化活动取得进展表示敬意,期待埃及诞生新的民主政权,在中东发挥建设性作用。”外相前原诚司也说,“希望埃及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尽早恢复稳定,并继续发展日埃友好关系。” � 关键词 埃及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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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夢

“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全民大众普遍对权利意识的觉醒。转型都是在民怨存在的基础上,由一个个事件引发的, 如波士顿倾倒茶叶事件引发英政府封港,进而引起全波士顿人民的愤怒,最终蔓延全美导致独立战争的爆发;(……)所以尽管年轻人看似自私、冷漠,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让他们迅速选择参与历史的变革;” 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 作者:孔灵犀 (首发于 《中国人权》双周刊 ) � 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变革再次重复着社会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些模式与格局的特征将对中国未来起着宝贵的借鉴、指导与参考作用,也能打消很多年轻人的迷茫与疑问。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疑问 : 埃及有成型的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而中国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反对力量和组织,所以缺乏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也无法形成多党政治。有位经济学家就说过, “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文学老中青的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和甘地的名言,其用武之地是广场政治与群众动员,不能取代事前周密的准备工作。” 解答 : 是否存在独立的反对力量并不是转型的前提条件。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所有民主转型,在老百姓风起云涌之后和民主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即 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自由化将带来公民社会的迅速苏醒,宗教团体、环保组织、妇权运动、行业协会等等都会快速蓬勃发展,并会向政府做出更多的要求并征服更多的空间。 这种“让步-征服”将把人们逐渐从恐惧和麻木中解放出来,大家会从经营私利的状态转变为关注不同层次、 领域的共同事务,并随着组织的形成、集会和社会运动的兴起,让大家汇集成更大的整体,并指向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民主化。公民社会的苏醒使转型被逆转成为 不可能,也同时产生着新的独立的政党,确定选举、参与竞选,并最终完成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缺乏成型、成规模的反对组织并不是转型的必须,也不会阻碍转型的到来。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疑问 : 突尼斯与埃及的变革都是由年轻人主导的,在这两个国家,年轻人有较为自由的空间,所以Facebook等网络技术可以用作串联和交流的工具,而沉闷压抑的 中国社会不具备大规模联络的方式,况且中国现在年轻人过分自私、物质化,没有动力与民主诉求,因此中国民间不具备民主转型的动力。 解答 : 首先,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全民大众普遍对权利意识的觉醒。转型都是在民怨存在的基础上,由一个个事件引发的, 如波士顿倾倒茶叶事件引发英政府封港,进而引起全波士顿人民的愤怒,最终蔓延全美导致独立战争的爆发;又比如突尼斯失业学生自焚引起抗议,在政府封网和封 短信后,最终让愤怒和抗议蔓延全国。所以尽管年轻人看似自私、冷漠,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让他们迅速选择参与历史的变革;瓮安事件就是一个由中小学生自发上街从而导致焚烧数座政府大楼的例子。 第二,政府由于无法在人数上占优势,也就无法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信息垄断与封锁。尽管Facebook 和Youtube在国内被封锁,尽管有封锁,有新华社通稿,但与之对应的却有近三千万学生和年轻人天天使用的人人网、百度贴吧、手机短信,以及用户量数亿 的QQ软件和QQ群。这些本土化的工具,其广泛动员优势,甚至比Facebook在未封锁的情况下都要强大。 所以中国的未来,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无法真正影响到年轻人有效的联络与自发的组织。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疑问 : 尽管突尼斯、埃及人口不多,因此民主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但若在中国上演,则会伴随着混乱、暴力、甚至大规模饥荒和民族问题的爆发。 解答 :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从老百姓的风起云涌到各方势力重新洗牌,自由化与公民社会的苏醒、进而各方在圆桌会议上确定新的秩序框架,最终到第一次全国大选——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三个元素将影响着问题爆发的可能性:一、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是否分裂?分裂将降低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并加快民主转型的过程和阵痛;二、 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支持(尤其是香港与台湾社团的帮助与介入)?他们的支持将加快公民社团的迅速兴起,公民社会的苏醒将大范围吸收社会矛盾,并形成有序、 可控的力量;三、少数民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局面的领袖?领袖的存在会让宪政与联邦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期待,而不会让人民在无序的状态下将精力诉诸于民族冲 突。 上述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第三个条件中唯独新疆暂时没有出现真正的领袖,但相对快速的转型将大大降低非常规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尽管我们没 有任何数据证明饥荒不会发生,但辛亥革命、文革(除开人为砸铁造成饥荒的那几年)、全球各国的转型(如印度)等等,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当今科技的 发展,以及民间救援能力高过政府救援能力的事实,都让大饥荒成为不可能。 综上所述,各方势力较快确定秩序,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外加中国民间百姓的弹性与自救能力,将让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四个疑问 : 埃及军队拒绝开枪,并不代表中国军队不会开枪。从跨越全国的暴力血拆到乐清的钱云会谋杀,中国社会的生活经历一遍遍告诉我们,党妈妈会用所有方法捍卫既得利益,这就包括在必要时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如同22年前的春天那样。 解答 : 首先,统治阶级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是转型的基本条件,在老百姓风起云涌时,它将直接影响统治集团内部激辩的结果。这意味着,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保守派与温 和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是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老百姓的挑战(与此类似的是或有政治强人的铁腕与仲裁),那么统治集团内部更容易形成镇压的共识。这也是 中国在22年前发生悲剧的最主要原因——党内缺乏足够分裂,邓小平军方出身,政治强人独揽仲裁权。 第二,从过去的罗马尼亚、印尼等国到现在的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的转型来看,各方势力在老百姓的风起云涌时 会重新评估自己既定的位置,并随着时局的变化迅速形成新的互动格局。在没有政治强人的上述各国,表面统一,但内部意识形态分裂的统治集团,最终选择了不同 的道路:若在几个月前,穆巴拉克能预料或判断军队将拒绝执行命令,他一定会采取各种行动来避免自己下台的结局;齐奥赛斯库当时也是天真地坚信军队会执行自 己的命令,但他信念的落空也导致了自己被审判与行刑的结局。这些例子都说明,表面的统一与实际的分裂并不矛盾,从政军领袖温家宝与刘亚洲呼吁政改来看,他 们在未来没有理由不和民间反对派互动,党内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是高层无法避免的现实。 综上所述,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分裂早已形成,百姓再次风起云涌时,中国的行政、军队、警察、司法等体系将会各自重新评估自己的位置,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选择,并会在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个势力的互动中形成新的格局。这种情况下,镇压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五个疑问 : 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都彰显着年轻人的重要作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比起当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现在 太需要思想的升华与行动的意志,那么我们年轻人如何行动才能让转型更快地到来,更有序可控,并最终让国家变得更好呢? 解答 :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并不是一个流血的暴力革命,当时很快各方都坐下来谈判,进行预备立宪。只是后来清廷愚笨,宣布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迫使立宪派也加入了革命派,最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整个过程也并没有多大规模的死伤。军阀割据、二次革命才是死伤的开始。 百年前学子们经验不足,知识匮乏,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有一些西方视角与训练,思想上并没有打通各科的智慧,从而无法在全局更高的视角上去理解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两个。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因为教育和舆论封杀的原因并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吸收已经存在的各国宝贵经 验,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七十多个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具体的发展、各派心态的变化、结果、以及转型后民主巩固的种种方式。这导致大家都非常迷茫,在迷茫中,要 么去追求精神或物质的诺亚方舟——追求宗教信仰得到救赎的慰藉,或寻找机会追求利益、选择移民;要么对各种问题持以异常悲观的态度——五千年的王朝导致人 性的劣根让中国不适合民主,即使民主也会混乱、导致饥荒遍野等类似论调。我们需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分析,让大家慢慢明白这些抽象而悲观的论述不是当今中国 全局状况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在负面经历的耳濡目染中,缺乏对构建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 (vision)以及对领导才能(virtuous leadership)核心价值的理解。而经历过文革疯狂的长辈们更是如此,有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们,折戟沉沙的太多太多——他们都有吞吐天地之志,但缺乏包藏宇宙之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交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们理解,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今后是否能够把撕裂的社会重新弥补好,抚平国家的创伤, 并构建一个散发着创造活力的中国。这需要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人,在秩序确定之后,深入不同的群体,去倾听并服务于他们的正当诉求,并最终把他们纳入一个弘扬 古典精神价值的公民社会重建进程中来。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智慧,重新批判性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碰撞中让思想的火花点燃真 正的创造之火。 我坚信通过沟通化解分歧、寻求合作与共识的公民价值是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我觉得社 会运动这个领域,失败不仅仅是自己的,更会失责于朋友、甚至人民,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力、素质和操守的提升其实是先于所有思考与行动的,所以在我看 来,沟通、交流、批评与切实有效的行动无疑都是大家最宝贵的财富。目前,我们将共同面对第一个挑战——完善自己并迎接转型的到来。 注: 孔灵犀:中国青年基金会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学士。中国青年基金会今后会组织一系列的行动和讨论,请年轻人关注和参与。请把你的邮箱地址,评论和建议发至:lingxi@gmail.com。推特@konglingxi。 �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关键词 网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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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

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 c. 430 – 354 BC)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中讲述了古波斯佞主居鲁士(Cyrus c. 600 BC or 576 BC –530 BC)一生的故事。居鲁士把波斯从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成为佞主制度,(也称“暴政制度”)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创建者和维持者,但他的专制帝国在他死后,几乎一下子就令人诧异地崩溃了。《居鲁士的教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个“故事”,正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它让读者看到的并不只是历史人物的居鲁士,而是所有那些很像是居鲁士的专制暴君们。二千多年过去了,暴君专制以许多变化的形式延绵不绝地存在,不断以新的创意和形式得以建立。它们以为可以就此稳定地存在下去,但每一次又都突然地土崩瓦解,动摇和衰败的景象与先前的强梁和稳定形成令人惊诧的对比。 这样的事情于2011年2月11日在埃及又再次发生,独裁者穆巴拉克在人民的和平起义中轰然倒台,应验了色诺芬所说的,世界上所有的政体都希望维持稳定,但没有一种政体能够免受不稳定之苦的,而专制暴政则尤其如此。在突尼斯和埃及剧变之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艾哈米(Fouad Ajam)在《独裁者们的终结》中问道,“为什么阿拉伯人民的怒火没有爆发出来呢?”[i] 他认为,这是因为,成功的“阿拉伯模式”和它的暴政专制似乎已经把阿拉伯人民引上了一条通往“永劫”(perdition)的不归之路。这个“永劫”,艾哈米说,就是“今天人们奋起摧毁的那座大监狱。”但是,在埃及发生的事情,连同这一年1月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让人们看到,无论这个“永劫”的大监狱看上去多么牢固,它都是会崩塌的。专制的“永劫”是可以颠覆的,一旦这个“永劫”被颠覆,独裁也就会随之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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