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

荷广 | 城管暴力背后的权力逻辑

城管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为各行政部门解忧而生,一个世纪后,城管似乎已变成暴力的代名词。暴力缘何而生?纵观城管的产生与发展,城管实则扮演着当地政府权力工具的角色,立场已预设,城管和商贩的冲突变得有因可循。介于城管的立场,阻碍管理的民众都可能成为城管的“治理对象”。 城管的前世今生 近日,网络上一段陕西延安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视频成为舆论焦点。画面中,一名成年男性城管执法人员跳起后双脚踩踏倒地男子头部,该城管因此被网友称为“爆头哥”。舆论哗然之下,回顾往昔,与城管相关的暴力事件不胜枚举。2000年9月,四川眉山县的几名城管人员在整治乱摆设摊点时打伤一商贩,另一个商贩则在打斗中坠车身亡。这是进入21世纪后第一则见诸报端的城管暴力事件。而此后的执法车碾死个体户,摆摊孕妇被踩流产,城管碾死老人等暴力事件,日渐积累起来。城管这个名字也在一次次的暴力事件中作为中国特色走向世界。 城管的汉语拼音“chengguan”因城管的暴力执法而被收录进英语单词的新外来词,英文媒体如美国《時代周刊》则在文章中直接引用“chengguan”一词。2009年的美国电脑游戏“侠盗飞车4”(Grand Theft Auto 4)中更是推出了“中国城管”的皮肤供玩家下载,游戏中身穿印有“城管”字样制服的主人公开着行政执法车在美国中央公园清理小商贩,在以暴力制服一热狗商贩后城管的对白是:“MD!老子在中国下馆子都不给钱,吃你个热狗还磨叽!有执照牛B啊?” “扬名”海内外的城管究竟源自何处?荷兰在线查阅资料了解到,城管的实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阶段这个大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大量工人下岗,这些游动在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社会保障欠缺的情况下,投靠市场成为小商贩。然而流动性强、且“影响市容市貌”的小商贩让国家行政部门在管理时遭遇困境,环保局、卫生局、公安局等各行政部门在管理中出现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在当时被称为“七八个大盖帽对付一个草帽”。为改善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提出综合执法的思路,力图通过城管把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集中起来。1996年末,中国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宣武区成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地区。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宣告成立。2003年初,北京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挂牌成立则标志着城管执法体系的形成。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再次加速,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大展拳脚,设立之初并无直属部门的城管职能逐日扩大,助力政府推行管理思路并执行意志。从驱逐小商贩到处罚违法建设,从处罚无照经营到查处拆迁,城管的职权范围涵盖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然而城管诞生的背景让城管的执法遭到持续质疑,质疑声称城管存在并进行执法的“合法依据”仅是《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并没有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程序,在执法时也是处于代其他部门执法的微妙境地。而根据《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行集中行政处罚权执法工作的决定》,从事城管综合执法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并非所有城市的城管机构都依照上述程序申报并得到批准。 城管队伍的分层 暴力事件的频现让民众给城管戴上“暴力”、“低素质”的帽子,网友“蔡蔚-教育研究”提出疑问:“城管队伍的素质都那么低吗?为什么看不到高素质的城管人员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人的素质问题还是职业性质问题?”近年,硕士乃至博士应聘城管行业的消息并不少见,这些高学历人才是否也参与到暴力执法的队伍中? 相关网络资料显示,城管成立之初的人员是从各行政部门抽调或临时聘用,因城管并没有直属部门管辖,各地级市及以下城市城管部门的设立及管理多是各自为阵。中国某知名纸媒一直关注城管暴力的媒体人向荷兰在线表示,城管其实不应该归入低素质职业属性,下达执法命令的上级领导以及进入事业编制的正规城管学历以及素质都不低:“但领导坐在办公室下达命令,正规城管并不常参与到小打小闹中,在市井一线和民众打交道的多是未纳入事业编制的‘初级城管’。据我了解,这个群体占城管组成的大多数,其中一些城管在当地都是’土霸王’,处理问题随性而为,暴力多由这些人挑起。” 中国城市协会会长罗亚蒙曾指出城管队伍中的分层现象:“城管部门岗位众多,差别巨大,既有只需要初中、高中学历的环卫工人、汽车驾驶员、勤杂工,也需要少量专科学历、本科学历的普通执法队员,还需要一批硕士学历、博士学历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然而,把众多行政部门都无法解决的城市管理课题交给以并不具备相关素养人群为主体的中国城管,暴力执法或是城管不着头脑之下最“轻易”的解决方法。 暴力背后的权力逻辑 然而学历和素质的高低并不足以成为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直接动因,暴力执法的源头何在?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人认为,城管所持的立场是暴力执法的源头。城管在成立之初是为“对付草帽”而生,换句话说,城管是为方便政府的管理而设立的。“然而中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并不是以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优先,而是以维护政府的既得权力和利益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城管站在民众的对立面上处理问题,城管成为地方利益的开路工具,而挡路的就应该受到严惩,以儆效尤,”这位媒体人分析道。 2008年1月初,湖北天门市一水利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因用手机拍摄城管和村民的冲突而被城管打死,这成为当时中国城管打死“非执法对象”的典型案例。“在这种维护权力的逻辑下,城管的暴力不仅只针对商贩,在执法过程中任何妨碍执法的人都站在了政府管理的对立面,而这样的管理模式在民众尤其是小商贩中埋了以暴抗暴的种子。” 还有网友认为城管暴力的源头在国家行政出版社于2006年公开出版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中同样有体现。该书第四章“城管执法过程中的分寸把握”中介绍组织与控制暴力的操作方式时有这样的描述:“最好是几名城管执法人员一起行动,一次性地控制住相对人的身体,要达到招招见效,应对性强、不给相对人以喘息的机会;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应达到忘我的状态,成为一名坚决维护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尊严的鉴定的执法者。”北京城管执法局对此曾发出声明称“对当前部分媒体及网络对该书断章取义,针对个别词句和提法进行炒作的做法表示遗憾”。然而城管面对的多是谋生的小商贩和普通民众,并非恶行无数的罪犯,是否需要以强硬手段对待?又该如何保证阅读该《实务》的执法城管不断章取义? “如果城管背后的地方政府以民众的利益为首位,城管在暴力执法时或会斟酌一二。这又回到城管存废的问题,即使没有城管这个团队的存在,政府的权力也需要由其他力量来维护,而且在既得利益下,清除城管是不现实的,”该媒体人士评价道。 网友评城管暴力执法 @思想聚焦:现在政府机构真正关心人民收入的只剩税务局了,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只剩城管了。 @卓越兄:什么叫临时工?转一贴子:唐代的一种技术职称,属特种搬运工种,靠出卖体力为生。主要出现在新闻和调查报告中 ,负责背一种黑颜色的厨房用具,史称:背黑锅的人。现在新含义:负责提供“临时性攻击”的人。特点一:生得临时,死得随机。特点二:牛逼。 @孟非:什么叫临时工?《劳动法》实施以后根本就没有临时工了!签了合同的就是正式工,没签合同就是非法用工!每一次政府部门出事就说是临时工干的,就是政府部门公然违法的宣言和示范,你们还有脸说什么法治社会? @兰亭静寂:症结不在于“临时人员”个人素质和收入,关键是什么样的动因驱使他们变成执法的“暴徒”,请专家们作一个社会调查,城管执法的合法或非法收益,这些收益的真实流向。公权力私有化的趋势值得警惕。 @完全披露:《城管之歌》: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开着公车,出来转转。带上罚单,带上证件,揣着棍棒,马路上看看。上午没收了一车红薯,中午混来一桌好饭。收来罚款给领导数数,扣押的皮鞋让领导看看。常出来转转,出来转转,哪怕是掀个摊子砸个碗,政府不图咱为城市做多大贡献啊,一辈子不容易就欺负个小商小贩。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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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钢 | 美国的街头小贩如何生存

来自河南洛阳的谢云峰不会说英文,只能听懂one、two、three,连four都听不懂,但是这不妨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做摊车小贩。他在摊车上贴上“中国西北小吃”,卖肉夹馍、凉皮之类,还挺受欢迎。 不会英文不仅不妨碍他卖货,甚至不妨碍他拿到摊车厨师的执照。整个摊车就他一个人,既是厨师又是售货员。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有七、八百美元的销售收入,现在学生放假了,生意稍淡。 哥伦比亚大学门口的餐车。由来自河南洛阳的谢云峰经营。 走在纽约街头,无论在曼哈顿还是遍布中文招牌的法拉盛,随处可以见到街头餐车兜售各种吃食、水果、衣物和旧书,受到纽约居民和游客的极大欢迎。最重要的是,街头小贩不仅价格便宜方便,他们的存在也成为纽约街景的一部分。 最近延安的城管打了自行车行老板,以前也总看到中国国内的街头摊贩被城管暴打,所以我特别关心纽约小贩的生存状态,是不是也会被纽约的“有关部门”特别关照。 按照老谢的说法,纽约市政当局对小摊贩的卫生管理情况非常严格。谢师傅在餐车操作食品的时候都要戴上塑料手套,原材料必须保证在华氏40度以下。这是纽约市卫生局对流动食品摊贩管理的统一要求。如果做法不符合卫生局的要求,就要遭遇高昂的罚款。 “我就被卫生局罚款超过1000美元。因为无意中违反了几项规定,比如卫生局要求提供热水的明火不能灭,而我的水箱下的火灭了;卫生局要求流动餐车距离马路边缘不能超过2英尺半,而我的车放在了距离马路边三英尺左右;卫生局要求提供电力的发电机不能放在地上,只能架在半空。当时我的发电机坏了,放在了地上。统统都被罚款。”谢师傅因为参加过卫生局的执照考试,对卫生局印象深刻,于是把所有的管理部门都说成是卫生局。 有报道说,纽约流动小贩每天要面对卫生局、消费者事务局、清洁局、环保局、财政局、园林局、警察局等部门的监管检查,支付的罚款超过他们年收入的5%。小贩们对此物议汹汹,甚至到市政府广场前集会抗议,但是罚款上限还是不断提高。 纽约市政府对街头小贩有明确的规章管理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也是纽约小商贩数目繁多,却井然有序的原因。我在百老汇大街和一个卖水果的塔吉克斯坦小伙子聊天,他指着他的营业执照说:“你看黑色的这个区域是我可以售卖的范围,而白色的区域我不能去。”对于这种摊位的销售区域,管理部门也有严格的界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混乱。这个小伙子的樱桃有时卖3美元2磅,有时卖4美元2磅,而对面一路之隔的24小时超市雷打不动永远每磅3.99美元。 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街边书摊。 根据一个非政府组织“街头商贩工程”(TheStreetVendorProject)的官方网站统计,纽约目前有两万家街头商贩。商贩在纽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200年。他们销售热狗、手袋等很多商品。这些商贩平均每年接到4万张罚单,遭遇1万起逮捕事件。“街头商贩工程”就是为这些小贩主张权益的组织,目前该组织有1500个活跃的会员。 纽约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规定全部在网站上公布。对于提供食品的个人,需要得到卫生局的售卖许可,相当于一个个人执照。卫生局要求必须本人亲自提交材料,不能通过邮件寄送也不能让其他人代领。各种申请规定纷繁复杂,比如申领者必须有社会保险号或者个人税务号码、政府颁发的带照片的ID、纽约州销售税证书、符合环境控制部门的各项规定。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卫生局规定申请者如果有孩子并且离婚,必须缴纳一个孩子抚养执行表格,证明没有拖欠孩子的抚养费。最后,申请者必须通过食品处理课程的考试。 在申领人获得了卫生局颁发的ID执照之后,才有资格去申领餐车执照。关于餐车执照的申领,也有繁复却清晰的程序。在特定的商业区,或者纽约市公园管理部门的管辖区申请,需要特殊地区的执照。 正是有了明确的固定的管理原则和惩罚措施,纽约流动摊贩在纽约的街头井然有序的经营着,并为城市增添了独有的韵味。其实纽约摊贩也曾引发争议。曼哈顿34街的街道代表一度希望能够把流动商贩驱逐出去。他们说这些小商小贩不雅观,还经常违反规定。一位名叫Biederman的公司总裁说,他已经接触了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希望纽约给这些中城的小商贩一些颜色。 而为小商小贩主张权利的非政府组织“街头商贩工程”(TheStreetVendorProject)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这些人希望城市看起来都是一个样,但是纽约人希望街头餐车继续存在。”“街头工程”的领导者希恩说:“这事关乎我们想在什么样的城市里居住。是充满了星巴克和豪华大厦的城市,还是允许那些个人企业家和移民者组成的街头商贩存在的城市?” 这件事情引起了纽约新学院(NewSchool)大学副教授FabioParasecoli的重视。他在网络上撰文批评那些大公司领导人。他说:“我们甚至不应该去区分那些是干净的餐车,那些是乱一些的餐车,他们都是构成纽约食品风景的一员。任何企图给餐车分类的行为都违背了这个城市的精神,更否认了都市文化的历史。自从有了纽约这个城市以来,街头小贩就在纽约食品消费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有关纽约街头小贩的故事并不都是美好。谢云峰说,原来哥伦比亚大学门口有一个他的河南老乡卖羊肉串,生意不错,引发了其他小贩的嫉妒。结果他挂在餐车门口的营业执照被其他小贩破坏,撕毁。因为补办手续很繁琐,导致他无法营业。谢云峰汲取了教训,他在执照上面加了一块有机玻璃来保护执照。 谢云峰做餐车小贩之前是一名厨师,收入也还不错,但是经营餐车以来,已经负债两万多美元了,但是从他自信的脸上,可以看到一种愈挫愈奋的街头企业家的气质。他的一位老乡受他的影响,拷贝他的经营模式,也在纽约大学门前经营一个餐车,据说生意也不错。 来源:http://dajia.qq.com/blog/29602806857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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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勤劳但不幸福的中国人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和其它监测渠道,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文道评论:李肇星曾多次公开说: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美国国会一位议员向《明报》爆料:中国很多官员很变态龌龌,令人作呕!如李肇星,曾多次公开的讽刺辱骂美国的制度荒唐不合理,可他私下却偷偷把老婆、儿女全部移到美国,并且重托美政府关照自己的家属。李的亲戚也全部都移民到了美国,这些都是档案纪录的 201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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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胡赛萌:城管之恶源于制度之恶

对于一个每天都浸染在微博之上的互联网爱好者,我的神经早已被天朝的各种神奇刺激得近乎麻木和冷漠。然而,当我看到延安城管跳起踩踏倒地市民的视频时,我胸中怒火再一次被点燃。我相信,但凡稍有良知的人看到该视频都不会平静,光天化日之下,一群打着“执法”旗号的执法人员竟然群殴一个手无寸铁的市民,其手段之凶狠,令人发指;其场面之惨烈,让人不忍直视。这就是天朝,也就是世人眼中的中国,这里发生的一切再次挑战了人们的视觉极限与道德底线。 该视频在互联网上曝光后,借助于微博的力量,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群情激愤的声讨之下,延安市城管局终于发布回应,称“5月31日执法当中的所有相关人员,一律予以停职、待岗调查。”延安警方的官方微博@延安公安也发微博称,当地公安局已成立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核实。 至此,延安地方政府算是就此事对广大网民一个交代,然而,或许因为视频中的城管太过恶劣,或许由于城管这个群体积怨太深,许多网民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以互联网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首先,被曝光的是延安城管局修建的城管大厦,该楼高达30层,霸气外露;随后,延安城管局的电话被打爆,该局一负责人称:“每天都有很多网民打电话过来骂我们,严重影响到正常工作”;接下来,说不定延安城管局局长的手表会被曝光…… 除了众多无名网友在不懈逼问真相之外,许多意见领袖、知名大v甚至官方党报也纷纷就此事表态,@薛蛮子斥之“令人发指”,@徐小平怒言“太残暴”,而新浪重点扶植的微博红人@作业本则在微博上悲愤地写道“这不叫挨揍,叫羞辱性殴打、临时性攻击、自主性跺人、空降式压顶、跳跃式砸头、跳高性执法、执法性谋杀。”极富争议的媒体人@胡锡进称,“看到延安城管粗暴踩人的场面,悲。它是权力治民而非服务于民这一传统观念的基层反应。”网易新闻客户端更是请来@大尸凶的漫画创作出《城管世界》,将“城管践踏重击”描绘成电子游戏中的必杀技,称其“新副本、新技能,震撼登场”! 作为城市管理中负责综合行政执法的部门,随着社会的发展,城管的职能日益增加,权力剧增。目前,中国执政党中共在城管组织中设有政治委员,城管也逐渐被纳入各地方的行政编制,成为行政机构“城管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职权。在“执法”过程中,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城管普遍存在执法违规现象,如收费、罚款不合理,处分被没收物品,暴力、便衣执法,打砸抢等现象严重。除了针对流动小贩的暴力执法外,还出现多起城管暴力殴打围观群众致伤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在一些地方,城管成为暴力拆迁的先锋队,城管的汉语拼音“chengguan”也由于城管暴力执法而成了英语单词“暴力”的同义词。 近年来,由于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努力,城管几乎已经成为恶势力和黑社会的代名词,可谓臭名昭著,其斑斑劣迹也被记录在网。然而,城管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一个行政执法机构,其背后无疑闪烁着公权力的幽灵。简言之,城管之恶,源于制度之恶,即公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恶果,是社会公器被利益集团所窃取的直接表现。 城管之所以被屡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其实,在这个制度之下,所有跟公权力相关的机构或部门,都是另一个城管,如监狱、警察、部队等等,只不过城管面对的是小摊小贩等相对弱势的群体,容易引起公众的同情,而且城管涉及的事件多为平常社会性纠纷与冲突,不像警察(包括国保和国安)与军队,所涉及的很多事件与政治稳定挂钩,一般不会被媒体报道,更不会被公众所了解。比如薄王主政时期,重庆警方在打黑过程中的诸多做法堪称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但这些情况也只是在薄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被曝光。由此推之,全国各地还有多少残忍的黑幕是不为你我所知的。 因此,我们在愤慨城管之恶的同时,或许比城管更恶的警察们也在上演一出出“保卫国家”的正义大戏,而他们的手段和行径绝对超出了你的想象。这点,从流亡美国的余姓作家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便可窥探一二。所有善良的人们,我们都应该知道,城管之恶并不在于这个职业的邪恶,而在于背后使其邪恶的人和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延安城管打人事件中,“零时工”不出意外地再次走红,这已经成为了中国式恶性事件最荒诞和最具逻辑的一个插曲。在延安地方政府说出“脚踩商户者属临时聘用人员”后,著名时评人@五岳散人对此评论道:我一点儿都不惊讶。第一,这可能是真的,奴才从来都比主子狠,唯有比主子狠的奴才才有上位的可能;第二,在这个连房产都是70年、暂住证依然存在的国家,每个人都可能是随时被牺牲的临时工,没有人例外,甚至你是临时活着。名为@维权深圳的网友更是嘲讽地说道:延安城管临时工真多!100%临时工!我开始怀疑当地政府的合法性!弱弱的问一句当地政府是临时的吗?@解放日报高呼“果然临时工!居然临时工!”随着媒体的跟进,“零时工”随之被推上了报纸和门户的头条,成为整个悲剧性事件中最富喜感的一幕。 近年来,“零时工”早已见诸各报刊,每每出现丑闻,必是零时工干的,这已经成为中国式善后最贴切的“词汇”。相比于网友们对零时工的质疑,认为地方政府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我更倾向于相信“零时工”就是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我多么相信政府,而是体制内的资源目前早已被瓜分殆尽,而拥有编制这么稀缺资源的人,一般不会成为官民对立前线的炮灰,炮灰这种悲剧性角色通常都由“雇佣兵”即“零时工”来担任。 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进入体制几乎已经成为了全中国人的愿望,在这样的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编制”已经成为了最最稀缺的社会资源之一,这也就催生了一大批政府“外包”业务,即政府通过合同,将部分编制人员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外包给零时人员。这样不但可以低成本维系社会正常运转,而且还能闲置出大量的“编制”资源,政府再将这些稀缺的“编制”打包出售,获取巨额利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学校、医院、公安等政府部门和机构开始逐渐启用大量的外聘人员,其目的就是为了压缩编制资源,以此换取更大的利益。可以说,“零时工”的流行,折射出地方政府的利益化、集团化和空壳化,如同改革开放助力权贵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和基层黑帮化一样,二者本质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其实,无论是正式在职人员还是零时外聘人员,他们都只不过是一棵制度之树上的不同恶果而已。吞噬这个恶果的,是所有全体中国人! 在延安城管打人的视频中,在城管们围殴小商贩之时,周围那些漠然围观的人们,你以为那恶狠狠的城管只是在践踏小商贩的身体吗?被踩在地上的,是你我每一个人中国人的尊严,是我们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的尊严。如果一个制度连做人最基本的尊严都保障不了,那么这样的制度,你认为他还能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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