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茅于轼先生究竟错在哪里？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10:04:18 阅读量：2988次 　　茅于轼先生一向令世人敬重。做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经济学家，向来大胆敢言—-但却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学术风范。也因此他的一番言论往往能超越左、右，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和价值观(曾被打成右派、宪章派)。2010年他曾有如下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承认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 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做为一名可归为自由派学者的茅于轼先生能如此客观评论和认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谓凤毛麟角。要知道此类学者往往对中国的成就或者否定(清华大学的秦晖)，或者认为不值一提(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或者认为远比不上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如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至于吹毛求疵更是自由派学者的常态(恕不一一列举)。所以，茅于轼先生能跳出自由派立场而展现出的事实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随后就谈到了中国存在民怨的原因。他以更大的勇气否认了贫富差距和腐败这两大主因。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并以香港这样一个最可比的华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区为例：“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中国大陆的)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高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仅比中国略低，也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尽管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不用费力就能看到的现实，但却都被自由派群体刻意忽略—-这也是茅于轼先生的可贵之处。 　　在谈到腐败时，他再度表现了他的学术严谨与客观：“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以上数据，我本人的文章都多次引用，但从一位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口中说出，还真的是开天劈地。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正义，政府不讲理才是中国产生民怨的根源。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个看法，但他这个结论也是建立在诸多事实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是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二是超越左与中的敢言。 　　然而，进入2011年，茅于轼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堪称石破天惊的文章。一是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的一刻，他公开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颇为奇特：他是纳税人，有权力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建航母会引发军事竞赛。 　　这一观点发表后，可以想像引发的海啸般的反对。因为这一次，茅于轼先生违背了他一向坚守的客观、理性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谁都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更别说我们的近邻印度以及小小的泰国。所以说，如果就算是引发军备竞赛的话，也不是中国引发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由于没有制海权，才屡遭列强欺凌、瓜分。就是现在，一峡之隔的台湾还没有统一，广大的南海主权还屡被侵害，在东海还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更经常派航母到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国拥有航母，都是天经地义，“天赋国权”，根本不应指责。如果非要指责的话，就是拥有的太晚了! 　　当然这篇文章中，最匪夷所思的还是他的“以纳税人为由来反对”之理论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荒唐而且简直是超越常识了。也难怪引发外界对其学识和学养的强烈质疑之声。 　　众所周知，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益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提供国家安全(想想中华民国时期是什么状态)，警察提供社会秩序，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诸如此类。当然，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可议范畴。比如中国过去零至三岁才享受免费体检，但从今年起提升为零至六岁。也应该客观承认，每个国家如何决策、支配税收形式并不同，也都有问题存在。仅以美国为例，尽管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减少各项开支，包括福利。但就是不能减少军事开支。而中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一直偏低，也同样需要改善。但不管在哪个国家，从来没有茅于轼先生以单独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反对。茅于轼先生应该明白，经济手段和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可操作性。他的提议显然不在此类。简单的讲，谁都无法知道中国建航母的钱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海外华人，也是法国的纳税人，是否也茅于轼先生一样的理由反对法国武力介入利比亚?(毕竟此举加大了法国的安全风险和难民涌入)。 　　而最引发中国社会争议的还是茅于轼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如果说关于航母的观点仅仅是违反常识、无视国际现实的话，这一篇文章则是“三宗罪”：违背历史事实、全盘否定、人身攻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功过皆有的历史性人物，有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中国1840年在西方的武力下被迫打开国门，自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历史任务。晚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试图回应历史，但均告失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看，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的继承者则在后三十年日益接近完成了现代化。客观说来，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都可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除了这些“大历史”、“大伟业”，这里还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数据。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文盲率更降至20%以下。尽管刚刚经历文革，但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虽然在六十年代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但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的人口仍然突破了七亿!要知道，自清朝巅峰时期突破四亿人口之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奇高的死亡率(饥荒、战乱、外敌入侵、农业生产率的停滞)，都再也未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些历史数据，做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不应该不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中华民国的老人都会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以至崇拜。 　　且不说今日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广泛存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都视毛泽东为英雄与楷模。尼克松图书馆耸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政府成员视察学校也以毛泽东为榜样鼓励学生。当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的几名随员竟然缺席重要的国事活动而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美国世纪拳王泰森，竟把毛泽东的头像刺于肩膀，以示给他力量。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在商业中心建世纪广场，并竖立15位“伟人雕像”。这其中不仅包括戴高乐、丘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有中国的毛泽东!这些青铜雕像高3.3米，重量在850公斤到1吨之间，每尊造价约20万欧元。事实上，在今日西方，只有四位中国人真正得到西方社会上下的广泛承认，他们是：孔子、孙子、毛泽东、达赖(茅于轼认为斯大林要好于毛泽东，但在自由派视为榜样的西方，斯大林是和希特勒并列的)。 　　然而，在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却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过错为由，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包括指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说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狐群狗党)，连私生活也不放过，甚至指毛泽东为权力而完全疯狂、没有起码的人性、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心理非常阴暗、人民公敌、是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生活上搞臭、精神上打倒(当然已经无法做到肉体上消灭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完全是文革的翻版 。茅于轼先生用他竭力否定之人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真是历史的讽刺。 　　不过从茅于轼先生的历史反讽，确也令我们反思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应该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共同为建国后的现代化探索付出代价。且不说哪个时代的人物，就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的今天，茅于轼先生还不是仍然有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吗?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为例，他带领美国获得独立，并在担任两任总统之后坚决退隐(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儿子做继承人，所以改变了美国历史)，堪称完美。然而，华盛顿却是黑奴制的拥护者，而且他自己也是黑奴主。但在他哪个时代都是合法、合宪、合理的存在，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全面否定华盛顿，将他与罪恶的黑奴制和黑奴主划上等号，这是尊重历史吗? 　　至到现在，世人也无法猜透一位以学术严谨、理性客观著称、颇有声望的民间经济学家何以突然变成这样既不尊重基本事实，更像文革大字报类型的文章的作者。但是所有对之表示敬意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茅于轼先生，请回归您曾经拥有的理性、客观吧。要知道，一切违反常识、违背历史真实的声音都不会走的很远。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牛刀：四万亿刺激经济毁了中国 ——和网友说说心里话     建海来上海，我们俩长夜未眠，在上海的大街上边散布边聊天，时而争吵，时而叹息。   今天的中国，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腐败横行、道德崩溃、人人自危、基尼系数已经突破 0.5 的国际警戒线，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靠维稳已经没用了。想要依靠一位伟人出现来拯救民生，起码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伟人的影子。中国走进了一个漫漫长夜，不知何时是头？而这一切，都是源于 2008 年那个该死的岁末， 4 万亿刺激经济计划。   当温家宝在电视上伸出 4 个指头的时候，我们知道，游戏结束，一切都完了。大通胀在迎接中国。   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背景   当时的中国，经过长达 4 年的房地产调控，正在有效的化解房价泡沫，被地产界称作华南五虎的碧桂圆、珠江、合生创展、富力、恒大地产，全部出现资金链问题，降价一触即发。而且，万科、中海、金地等深圳品牌房企，已经在全国包括北京、杭州、上海等地开展 15% 至 30% 的降幅，尽管发生退房潮、断供潮，中介公司开始出现关门闭店，总体社会呈现平稳状态。   当时宏观经济，主要是内需不足，投资过度。如果进行有效调整，只需花两年功夫，中国宏观经济可以说，可以呈现美国、印度那样的，依托内需全面提高全社会购买力水平，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性状态。当时，解决全民免费医疗问题，只需 450 亿；解决大学生助学问题，只需 180 亿，可以保证全国的贫困生读书的问题；农村刚刚取消取农业税，农民消费市场正在启动；经济经过调整，腾飞只是指日可待的事。   当时的政府，严格控制楼堂馆所，地方没有什么债务，因此，也没有什么负担。上一届政府励精图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只要房地产一降温，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有买地的冲动，粮食生产就不会受到影响，社会稳定，人心思安。   中央财政赤字水平不高，无须依赖印钞来向市场注水。因为 GDP 处在较高增长状态，而通胀处在很低水平，根本看不见物价天天暴涨，社会财富的平衡机制也在逐步建立，贫富有些分化，但是，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就我本人来说，我当时在深圳只有 20 万年薪。上海借浦东开发的余威，经济增长势头比深圳好，我一来上海，年薪就翻一倍，达到 40 万，当时主管新浪上海房产频道的运营。   可以说，只要坚持调整一年，中国经济就可以解决结构性问题，只要内需扩大，我们的经济就具有内生的活力，国际市场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有能力应对，因此，经济没有没有大的风险。   但是， 2008 年 9 月 5 日，美国次贷危机越演越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整个全球贸易受到极大的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大量的出口企业，约有 6000 万农民工失业。如果，政府当时能够冷静看待失业，不慌不忙的处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好的。只需三招：   一、妥善安置失业的农民工。政府应该就地安置农民工，不让他们返乡，实在无法安置的就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生活补贴，那个时候没有通胀，只要补贴一点钱，生活没有问题，还能争取民心，一等次贷危机风暴刮过，我们可以慢慢恢复生产，不必恐慌。但是，宏观经济决策层当时慌了神，因为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从没经过经济危机。   二、迅速梳理所有出口贸易，寻找一些污染比较严重和劳动密集型而劳动力过于廉价的企业，尽可能的进行淘汰，进行整个出口企业的结构性调整，留下真正符合中国长期发展的产业。   三、调动政府资源，迅速将一批企业转型，向国内寻求市场。当时，韩国、日本国民自发向政府捐赠黄金和美元，帮助政府度过危机。中国完全号召国民共度时艰，救活企业，恢复生产，不遗余力扩大国内消费。   但是，宏观经济决策层怎么忽然头脑发热，完全走了一条相反的方向。   四万亿刺激经济的结果就是通胀全面爆发   现在看来，当时，还是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得到采纳。我和曹建海、时寒冰当时的意见，无论如何，政府可以启动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扶持，但是，不能回到老路上去。因此，我们舌战成思危，争论十大产业的归属，利用博客的影响，借用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各大网站和其他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   可是，经过不长的时间的争论，最后我们看见的，是在电视上，温家宝竖起 4 个手指，讲他的 4 万亿刺激经济计划。   我们很清楚，中央政府拿不出 4 万亿。一是中国政府无法发行国债， 4 万亿的国债要卖出去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时正处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通道，突然拐弯放松银根的环境还不具备，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调整正在进行，突然拐弯，等于 5 年的努力功亏一篑；三个是依赖社会集资、民间筹措更不可能。   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们发现，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印钞。   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印钞就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全部稀释，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胀，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而且，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老百姓的储蓄是对自己的保障。如果把老百姓的储蓄稀释，这是一件断子绝孙的事，是绝不能干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结果，数据出来， 2009 年 M2 增速高达 29.7% 。我们傻啦。我们减去当年的 GDP 增速，除掉外汇占款，实际当年货币贬值高达 14.6% 。等于这 4 万亿是强抢老百姓的钱，来进行投资的。更重要的是，这 4 万亿的投资，一下将地方政府负债提高到 12 万亿的水平。地方政府为了投资拉动增长，反而更加盘剥压榨老百姓。用老百姓钱，还来盘剥老百姓，你说老百姓冤不冤？   自此，政府诚信全部破产，全部修复起来，没有五到十年，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整个道德体系全部崩溃，人人为钱而不讲任何公德。现在，来遏制通胀，已经晚了。   以后我们怎么活？   遇上这样的事，遇上这样的时代，我们除了痛惜，还能怎么办？政府现在来挽回这个局面，已经没有机会。所以，我最近写过一篇博客， 2011 年中国宏观经济关键字——耗！   不管是股市还是房市，目前，已经岌岌可危。时至今日，政府仍然没有改革的意愿，不知道以后的方向。   我们来算一笔账。中国最大的一笔财富，是外汇储备。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国外汇储备能够流动的不到 6000 亿，所谓 3 万亿，只是一笔数据。 1.1 万亿的美国国债，只要美联储开始收货币，就必然会放国债，到时还要中国增持美国国债，预期会让中国增持到 1.5 万亿；两房债券 6000 亿，基本是死帐；其他债券和高盛控制的外汇资产，高达 7000 亿，还能用多少？而现在，国际量子基金准备 1.2 万亿美元做空基金，准备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动攻击， 6000 亿的外汇储备也面临灭顶之灾。所以，死撑房价是不可能的，因为房贷危及金融。   国内，地方政府的黑窟窿，根本填不满。唯一的办法，继续稀释老百姓的储蓄，继续通胀，用通胀掠夺全民的财富。这是一条不归路。   现在，江河干涸，耕地被毁，山林遭灾，农民不事耕种，工人不事生产，刘易斯拐点已经隐现；未来的趋势，已经使人很难预料。我预计，政府最近会出台一系列办法，不能做好大的指望，因为，一个经济体系已经被破坏，修复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购《穷人通胀富人通缩》请到： 牛刀签名书淘宝专营店

贫困与不平等广泛存在，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这不仅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后果，而且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障碍，比如教育机会不均，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关 键 词】拉丁美洲 贫困 不平等 　　在民主理论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是自由民主制度所提供的规范的政治和司法平等是否需要补充进切实的社会平等，这种社会平等涉及到收入分配、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等。在一定范围人口中都存在着人才分布不均的情况，因此，任何一个拥有繁荣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都必须忍受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若要实现人们所渴望的那种哪怕存在着并不完美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就需要对个人选择进行独裁般的控制。然而，巨大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最初收入的不平等上，而且存在于国家为了缩小差距而进行的再分配或者投资的调节政策上，例如，为了弥补这些差距而实行的全民教育政策。 　　拉丁美洲就可以作为一个相关的例子，用詹姆斯·鲁宾逊的话来说，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在吃这种极不平等的“出生缺陷”的苦头。这些曾经被掠夺榨取的殖民地导致了大量人口被排挤在政治体系之外，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益。相反，那些生活在北美国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成为政治的参与者，并且愿意保持一种民主的政治秩序。在亚洲，像韩国和台湾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是以土地改革政策以及之后大力普及的全民教育政策开始其经济腾飞的。而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国家，只进行了较少的再分配，没有提供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均等的公共服务。 　　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收入不均，欧洲已从0.46降至0.31（以税后和财产转让之后的收入为准）；而在拉丁美洲，这一系数仅从0.52降至0.50。整个拉丁美洲的财政政策是倒退的。这些国家对富人逃税的现象熟视无睹，还向中产阶级或者公务员这类富庶的人提供慷慨的津贴。结果是最初收入的不平等就在这一地区以这样明显的规律一代代地自行复制下去。 　　这样高度的不平等已经给这一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平等使政治体系丧失了合法性，引发了反体系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行动者，也为两极化的社会冲突与零和的“份额之争”搭建了舞台。而在18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比如古巴的糖岛，就拥有比英属北美殖民地更高的个人收入。但是拉丁美洲的增长却不断地被政治危机所中断，其根源就是资源分配的冲突。比如，墨西哥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就被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所终止，直到1940年代才完全恢复过来。 　　同样，社会发展的断层也出现在阿根廷软弱无力的法律统治的心脏中。1930年的军事政变，代表着阿根廷的宪法秩序第一次被打破。促成这次政变的原因就是拥有国家土地的寡头统治政府害怕新兴的城镇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崛起。随着最高法院被迫认可政变具有可追溯效力的合法性，对于法律统治的削弱便从最上层开始了。最终，政府对寻求政治参与的群众运动的镇压为企图将工业无产阶级吸收进法团主义体系的胡安·裴隆（Juan Peron）和裴隆主义（Peronism）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是，一旦胡安上台执政，他就像被其所取代的那些寡头一样对法律的统治表现了不敬。因此，与英国、瑞典或者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这些国家的政治内涵可以帮助缓和阶级差别；而在阿根廷，其政治体系却拉大这些差距。 　　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过去10年所爆发的政治危机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迎来了平民领袖的上台执政，但却是危害这一地区的最新表现。这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但同时又都存在着尖锐的社会不平等。帕克托·德·蓬托菲霍（Pacto de Punto Fijo）于1958年在委内瑞拉重新确立民主制度，在那之后确立了两党执政的政治体系，并成功地将石油租金分发到其政治支持者的手中，但却几乎没有改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技能和竞争力。因而当1980年代油价暴跌时，稳定的局势也跟着崩溃，并最终为1992年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领导的政变以及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创造了条件。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有着相当多的原住人口，他们长久以来都觉得自己被排挤在政治和社会体系之外。玻利维亚第一位完全意义上的原住民总统是平民主义者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他于2005年底当选为总统。人口多为原住民和穷人的高原地区与围绕着圣克鲁兹、属于这个国家精英阶层聚集地的发达地区之间的巨大两极化现象正是这个国家的显着特征。而在厄瓜多尔，让平民主义者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上台当权的2006年选举给投票者提供的是在他与艾尔瓦诺·诺布亚（Alvaro Noboa）之间并没什么吸引力的选择。后者是一名富有的香蕉大王。以上这3名平民总统上任后都忙着巩固政权，废除民主机构，彻底颠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并致力于广泛受穷人欢迎的、没有持续性的社会政策。 　　然而，社会不平等是不是造成过去10年安第斯山区政局不稳定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因为其确切的起因将决定采取何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拉丁美洲，谈到对穷人的“社会排斥”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对原住民群体而言。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地区最近的局势动荡正是由于将一系列新的社会因素引进政治的这种不排斥主义所导致的。比如，这一地区总体教育成果近年来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哥伦比亚中学录取率从1960年的12%上升到1996的67%；在秘鲁，同样的时期内，录取率从18%升至了73%。这样显着的进步也伴随着参与选举范围的扩大：在秘鲁，45.3%的选民在2001年的选举中进行了投票，而1956年时仅有14.9%的选民投票；玻利维亚的这一比率则从1960年的27.4%上升至2002年的35.4%。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在政治体系中压制权力，政治排斥仍然大行其道的话，选举出诸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这样的平民领袖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排斥本身，而是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描述的那种政治衰退综合症，即现代化的进程调动起了新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对于政治体系的要求超过了政治体系的容纳能力。诸如法律系统、警局、学校和医疗系统等公共机构无力满足新因素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激起了穷人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由精英操纵，对他们怀有偏见的体系。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分两部分：第一，扩大国家容纳能力，以便为广大公民有效地提供社会基层服务；第二，将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整合进民主政治框架中，使他们不会削弱已经发生的制度化进程。 　　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社会不平等除了导致不良的政治后果之外，也使经济发展遭受挫折。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会导致那些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中拥有竞争力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稀缺。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都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000至5,000美元。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达到下一个水平——人均年收入达到8,000至10,000美元。至今，他们的经济增长都是基于商品出口，低技能制造业（如纺织业和美墨边境的加工出口和自由贸易业）以及一些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拉美跨国公司经营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当商品成为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时，对于拉丁美洲而言，要在低技能制造业方面与亚洲相抗衡就会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在增值链上快速攀升，比如中国和印度每年都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和管理者。面临这样激烈的竞争，如果拉丁美洲国家想在这场游戏中保留一席之地的话，就必须开始在教育和培训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我们接受了认为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还影响民主政治的质量这个命题的话，那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严重问题并不会只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而是应寄希望于一套有效的政策方针，至少能概括出可以切实解决问题的几项措施。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将国家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过去的30年，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这些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摆脱了贫困。拉美的明星经济振兴者——智利，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现象。 　　但是，当快速增长降低贫困时，通常也会加剧不平等。例如，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在群众中获得平等的分配：她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94年的0.41上升至2004年的0.47，且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是最穷的人口收入的近20倍。 　　当然，我们在东亚所看到的这种迅速的经济增长本身对拉丁美洲来说也是渴望拥有的。然而，除了智利之外，这个地区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几乎从未设法取得可比拟的成果。尽管从2004年到2008年，该地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约4—4.5%，而很多东亚国家则是从7—8%），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爆发性增长所刺激的全球商品繁荣的产物。这种由商品带动的增长同时也携带着政治风险，因为商品价格不可避免地要上下波动，且利润通常不能流向平民大众。 　　这种落后的表现也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包括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大量工人转而流向一些非正式部门，司法体系软弱无能以及为升级这一地区劳动力技能而进行的投资并不充分。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解决的，但不一定在特定时间内就可缓解由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动乱。 　　这就意味着，长期稳定的民主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在医疗、教育和社会安全等领域制定目标更加明确的社会政策。国家既有责任向大众提供获得公共物资的均等机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然而，良好的社会政策要恰当地实施起来是极为困难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就是由于现代福利制度过度宽泛与紊乱而引发的。今天的欧洲正在面临日渐明显的竞争力危机，因为以保护工人为目的而制定的规章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这些规章的实际作用却增加了失业人数。转移支付和津贴已被视为一种权利，从而导致了道德危机和工作热情的减退。 　　西欧发达国家存在的这些现象也出现在像巴西和阿根廷这些更穷的国家，只是其更为严重。在1940－1950年代，当这些国家比欧洲落后得多时，他们就试图推行欧洲式的工人保护法。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一直想要解散推行这个政策的政府，因为是这个政府发起了这种社会福利项目，这个项目显然花销过大，有时候甚至产生反作用。结果，很多先前的市场改革者都不愿提需要社会政策改革一事了，因为他们害怕那会成为向寻租以及其他机能不良的政治实践开放机会的一个借口。 　　教育改革的问题 　　教育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改进和平均社会成果的难处。每个人都想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理论上来说，长期均衡收入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很多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都大力投资各个水平的教育事业，并成功地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劳动力。因此，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教育领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之一。 　　然而，理论上应该起作用的措施往往很难达到实际效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高昂的教育支出与实际教育成果的改进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对较弱的联系。追溯到1960年代中期的大量社会科学文献和科尔曼报告都显示出，诸如家庭和同龄人这样的因素比班级平均人数、老师的工资、图书馆之类的因素更能影响教育的成果。在最近一篇论文里，迈克尔·克莱门斯指出了1992年进行的一项自然实验：新泽西州最高法院颁布一项规定，要求政府必须均衡所有校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在之后的8年中，约250亿美元财富从富有的、优秀的校区转移到穷困校区。尽管增加了大量资金来源，然而新泽西州贫穷地区的实际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却微乎其微。同样，巴西1988年的宪法规定25％的联邦预算要投入到教育中，但是这些资源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改善作用，尽管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资源分配大部分流向了高等教育。 　　有很多原因导致了教育支出水平和教育成果之间的负相关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经济学家所说的代理问题相连，即被雇用来管理学校的人们的利益与那些一开始雇用他人的人利益相背离。在很多历史悠久的教育系统里，资源是由像教师和行政人员这样牢固的利益集团所掌控的，教师的升职和加薪被认为是一种租金，或者一种授权形式，这意味着这种做法对学校体系里的成人有利，而非儿童。仅仅提高教师的工资或者降低“学生——老师”的比率也许可以鼓励更多、更好的教师进入这个系统，但却不一定会激发老师更加有效工作。正是这种经历导致很多改革者质疑教师协会阻碍了教育改革，因为这个协会致力于保护教师地位与特权。在很多拉美国家，教师协会往往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组织，且常常还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这些地位稳固的人们坚定致力于保持决策地位，包括私立教育的市场占有额、自由的公共教育、绝对的工作安全，以及保证协会全国范围的代表权。 　　因缺少投资支出与产出成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改善公共教育系统的总体困难，很多公共政策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都建议采取其他的方法来改善教育。其中很多人主张将教育与各种市场式机制结合起来，模仿私立学校所采用的奖励机制。比如，可以允许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从表现糟糕的公立学校中转学，或者要求公共系统学校（特许学校）的管理也进行竞争。 　　除了校际间竞争外，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设法建立绩效机制，将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薪酬和可量化的教育成果挂钩。然而，并不奇怪的是，教师和行政人员都强烈地反对这些提案。个性化的奖励方案不仅威胁了教师集体的团结，也很难真正地实施起来。教育者客观地指出，教育是很难量化的，因为通常用来测量表现的各种标准化测试要么不精确，要么就可以被学校或者学生从中作梗。另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教育成果，教师的表现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教师对结果的掌握能力是有限的，只惩罚教师是不公平的。最后，表现最好的有时并不是那些适用于市场规则的学校，而是那些以专业主义、理想主义和责任承诺为特点的学校。 　　美国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初等和中等学校的教学表现，到现在，这至少已经持续了一代人，但是还远没有定论。自由主义者呼吁向公共部门注入更多的资金资源；而保守者则要求引进更多的模仿市场的奖励机制。然而，要决定出一两种办法的完美结合却不容易，在这种结合问题上，也很难达成政治共识。拉丁美洲改善教育成果的共同努力也是如此。所幸的是，那并没有阻止政府和思想家制定教育政策。 　　拉丁美洲已经作出很多创造性的努力来改善它的教育体制了。智利已经成为推行基于市场体系这一理念的领军国家，这并不令人惊奇；在它所建立的优惠奖励系统中，私立和公立学校共同竞争生源，而目前私立学校已招录了约40%的生源。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城对公共学校的经营采取了招投标的竞争机制。在其他例子中，分权化也成为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要将学校的行政权从中央政府转移至地方当局。当地政府就得或多或少地依靠组织财政转移系统的方式来运作。如果当地政府仍然依赖于中央政府拨款资助，或者必须不断协商拨款的条件，那么它想要更好表现的动机就会被削弱。同时，拉丁美洲14个国家都已经采用了学校评估系统，并成立了新的机构来进行评估。一个将学校出勤状况和汇款接济穷人结合起来的最终办法已开始实行，这个系统最初起源于墨西哥和巴西，现在又扩展到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牙买加和尼加拉瓜。这些方案已经成功地改善了学校的出勤情况，但是它们最终对教育成果的影响还并不明朗。此外，这些方案的设计细节是很关键的，它们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作用。 　　一项由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最近进行的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存在着两种教育改革：第一种是通过修建新学校、招收更多学生来扩大人们受教育的途径；第二种则是改善现行教育体制的质量。该研究还探讨了当第一个目标，即上面所说的“学校扩招”，获得广泛共识时，后者则会陷入一个政治僵局，那些有志改革的人将与其他牢固的利益集体相抗衡。研究最后总结道：“在过去的15年里，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得到教育团体支持的）核心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 　　正视普遍的贫困问题 　　当高质量的教育成为提高拉丁美洲全球竞争力的一把关键钥匙并在解决社会不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时，其他针对不平等问题的社会方案就更加直接了。有条件汇款（CCT）方案首先于1990年代中期引进墨西哥，这些方案向贫困家庭提供须经条件审查的汇款，条件是他们要么是需要产前护理（适用于孕妇），要么是想让孩子入学（适用于幼儿家庭）。墨西哥的这些由内部控制的设计方案是用来测试他们的有效性的。一份尚在完善的实践性文献指出，他们已经很好地达到了增加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入学率的既定目标。CCT方案所取得的突出成果被整个地区广泛效仿。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巴西都制定了相应的社会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例如，从1996年到200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已下降了20%左右。 　　当然，CCT方案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全部办法，也不是没有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即使这些方案实施得好，它们也只是“投机取巧”的社会政策而已。虽然他们改善了学校入学率，但事实上，他们是否增加了教育成就或者知识技能的获取能力就不太清楚了。换言之，把穷学生放进差学校并不会对他们有帮助。一些批评者要求摒弃CCT计划的条件限制，理由就是贫困家庭应该知道如何最好地使用他们微薄的收入。 　　CCT方案被政治化的可能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CCT方案要想获得长期的成功，就需要政治家们抵制住以资助为目的而使用该方案的诱惑，即仅救助那些有可能支持他们的人群。不幸的是，一些证据已经表明，这种情况自从丹尼尔·奥特加赢得2007年总统大选之后便开始出现在尼加拉瓜。只有在参与选举的标准是客观的情况下，CCT方案才会像宣传的那样奏效。也就是说，他们事先应达成统一的贫困标准，并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随后，CCT方案就会被推广为全体公民权利，而这种权利又会因对政府资助补贴的期望过高而引起另一种危险。如果CCT方案发展为负所得税，每个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都能领取现金补贴，那么资金水平要定到多高才能抵御住下一次经济危机呢？ 　　许多其他社会因素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中包括医疗、退休金制度以及失业保险。的确，每一个国家、地区，及其城市都有可能不得不以各种首创精神进行实验尝试。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整个拉丁美洲存在着大量互相取经和仿效可行方案的现象，这也促进了成功的分权化实验结果的产生。但也有很多地区仍然没有进行过创新，或是仍然被束缚在旧有的机能不良的社会支持体系之下。 　　如果拉丁美洲要获得稳定的民主政体和长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它就必须制定明智的社会政策，必须通过设计一种能够扩大穷人自助的体系来实现。1980年代末期以及1990年代早期，所谓的第一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将重心放在诸如私有化和降低关税的经济政策的变化上。第二代改革者则进行了政府体制的改革（包括公共管理、法院系统，等等）。再次关心到社会政策上来是第三代改革者的议题了，而现在这个问题正在展开，仿佛前两波浪潮还没有退去。 　　第一代改革者对新的社会方案的强调有些担心，原因我们不难理解：因为过去的方案曾引发了臃肿的国家机关，而那正是改革者要控制的局势。一些人认为，通过为穷人创造新的激励和条件，经济的快速增长会自动地缓解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出于两个原因，我们要认真地对待社会计划，一个是结构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结构上的原因与以下分析有关：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尽管是在一个低于美国的水平），正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已经为拉丁美洲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但是今天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社会等级体制仍然存在，并以多种因素破坏着发展进程，包括缺乏良好的教育、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平民政治思想，而这些因素都威胁到了政治的稳定以及好政策的实施。如果不正视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就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未来不断地复制这种差距了。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层面上的。诸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墨西哥的安德雷等平民主义政治家之所以能够赢得广泛的欢迎和支持，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关心穷人，并致力于推行帮助穷人的政策。然而，他们所实施的这些扶贫政策并不是能够产生自助动力的聪明政策，而是增加了穷人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多亏21世纪早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委内瑞拉才能一时负担得起这个计划。而没有如此福气的国家则发现他们就只能面对财政紧张的困难，因而回到旧有的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平民主义的弱点并不是它取悦了人民，它的失败其实是源于它只提供短期的解决办法，而那恰恰使穷人的前景更加堪忧了。 　　因此，对于拉丁美洲的民主强烈感兴趣的每个人不仅有责任认真制定一个有关社会政策的计划，把大量的资源用在医疗、教育和福利这些关键领域上，而且要采用能够真正带来成果的方式。要弄清楚在这一地区什么方案可行，一名社会政策的制定者，要愿意以新方法进行实验，愿意向他人学习，更重要的是，愿意舍弃那些先前不能奏效的方案。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