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发表于《英才》最新一期                            1 月 8 日 是周总理辞世纪念日，我提笔，想展望一下今年的资本市场。   然而，从凌晨起 , 微博上的纪念文字便不断出现 , 我的思绪也因此飞扬起来。缅怀贴中，央视著名气象主持人宋英杰先生的纪念帖最为感人，在一张总理手搭凉棚观望远方的图片边，他写道：整整 35 年了， 一个伟大的生命，在自己的哭声中到来，在别人的泪水中离去，在历史的追忆中不朽……   点一枝蜡烛，传一缕感念，我黯然转发！这时有人跟帖问：先生要“ 以高道德标准去约束政治？”我回答：“离开法治的道德是忽悠，离开道德的法治是扯淡。尤其是在中国。”   很显然，我想强调的是，在当今中国，重要的问题不仅是缺乏文化传统的法制建设远未确立，而道德约束力却早已大大下降了。作为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的道德楷模，人们深切怀念周总理的蕴涵远不止于他只是一个才干卓越的开国元勋。   物质似乎丰富了，精神却反而疲软了； GDP 似乎在高歌猛进，但 CPI 却也已走近了恶性通胀的漩涡，更何况还有极端的基尼系数在警示贫富落差的巨大风险。这就是 2011 年初的中国现状。折射到所谓“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上，就是 A 股的欲振乏力乃至节节走软。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问说为何股市晴雨表反映不了经济好形势，我的回答是， GDP 反映面子，而 A 股走势反映了 ” 里子 ” 。这恰恰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具备了晴雨表功能。   是夜，在悼念周总理的旋律之外，自有一些人是关心眼前问题的，比如联合证券投资顾问徐晓宇就突然在微博上提出一个令他“不解”的问题——他观察到，近期 A 股的走势和欧元的走势几乎如出一辙。对此，我的看法是，因为两者的主体总体上都在掩饰矛盾而实情却是司马昭之心。   撇开汇率形成机制等旁枝末节的影响，难道结论不是如此么？我们看到，冰岛、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欧盟区四处着火，国家银行、债券信用评级被屡屡调低，但欧盟却一直在努力通过借债甚至高利贷等方式挽救危机，结果，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更强烈的忧患感却令欧洲人变得更加焦虑； A 股呢，表面看有经济基本面支撑，银行利润、房地产企业业绩都光鲜亮丽，中小盘股、中小板、创业板更被炒翻了天，但遏制通胀仍将是2011年的主旋律，与此相伴，房地产调控的重拳还将不断打出，这已经使得楼市成交跌去四成并将继续萎缩，而经济转型要求摘去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帽子，钢铁行业整体利润的急速下降也使房地产行业拉动经济的效用大为降低……如此，预期就改变了。     而作为股市权重的大头，银行业虽然在去年有了 8000 亿的利润，但盈利模式却依旧严重依赖存贷差，在提率加息的预期下，其利润压缩成了必然。更让人警惕的是，在经历了 09 年信贷大跃进之后，银行业改制的成效大为缩水，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再度受到严重挑战，这才有了最近民生银行的“食言”之举。为何？参与了 65 亿股权投资的巨人集团史玉柱在微博上说得很明白：“核心资本告急”！而我预计，这样的银行在 2011 年将会有很多，他们都需要从股市、债市等公开渠道融资救急……   可以看出，占据股市权重近半的银行地产不仅前景堪忧，而且还需要从股市等渠道融资救驾。而其他类型的版块大都经历了几轮的透支炒作，剩下的，就多是调整主旋律了。不仅如此，在场外嗷嗷待哺准备 IPO 的企业堆积如山，甚至还包括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成群的网络概念企业。试想，去年的新股融资高居全球榜首， IPO 创富人数又成就了富豪无数，谁又会放过这样的暴富圈钱机会呢？     仅就此而言， 2011 年的股市会有上佳表现么？我怀疑。所以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今年的主旋律一定是：忐忑（参考龚琳娜走红歌曲）！”，而股市主调则如我之前所言，“ 3000 点之上是戾气天堂”，“楼市泡沫不破，股市难有真正的机会。”   记得去年《英才》的专栏约稿时，我说 2010 的股市走势很可能是一个“躺倒的大 S ”，言外之意，就是先要小心暴跌，然后会有反弹，然后可能会接着向下。结果市场走势被我不幸言中，正如我在当时写的那样：“ 2010 ，真正的完美便是承认不完美，真正的喜剧便是承认有悲剧。”如今，站在 2011 的门槛上，我们如何预期今年的走势呢？   我想，股市定位不改，“脱困”精神不去，楼泡不破，总体还该是先震荡盘跌吧，或有“千点巨震”，然后，今年可能会构筑一个“躺倒的孕妇”，让大家在绝望中迎来一点可贵的赚钱机会。当然，具体走势端看楼市泡沫走势如何、货币政策是否真正从严以及美元汇率及周边市场的总体表现。   但有一点是需要警惕的，即美元汇率可能会震荡走强，从而吸引全球热钱回流美国。如此，中国股市、楼市和欧元区都会陷入大动荡。而与此伴随着的，一定是贸易制裁大战硝烟四起。此时，中国若想在危机中迎来胜机，就不仅需要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的技巧了，更需要一种能痛定思痛、着眼未来和凝聚人心的精气神。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今天是周总理的忌日，这一天人们在观看“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录像时，一定会想到那种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楷模的精神力量，那种在“最危险的时候”能带领中华民族发出“最后的吼声”的精神。这，才是我们迫切需要拥有的财富。   2011 ，寅去卯来，寅吃卯粮多了，就该从精神上问个子丑寅卯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从美国的经验看，民主制度不仅阻挡不了、而且实际上促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再膨胀，恐怕只是政府肥胖的身体上多几块国会的印章而已。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 政府做得好不好 薛兆丰 2010年1月10日 今天参加一个论坛，讨论如何衡量政府的绩效。这是个困难的话题，我无法明确作答，而只能解释它为什么深湛。 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1950年发表名文“莫测、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PE）”，在为经济学科学确立了坚固的基础的同时，也顺便说明了经济成功之路的坎坷。 说来有趣，阿尔钦这篇文章，起源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前辈的争论，即“商人是否真的依据边际产量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来作决策？”其中Richard Lester说“不”，而Fritz Machlup则说“是”，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三十出头、刚退役回大学教书的阿尔钦在课堂上和学生聊起此事，认为两位前辈都有对有错，但如果经济学的争议仅仅停留在那个层面，那他就“不如继续留在部队里当兵算了。” 在同学们的鼓励下，阿尔钦发表了这篇可能是近半世纪来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论文。阿尔钦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人是否真的利用经济学原理来指导决策，不在于他们是否愿意这么做，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这么做，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做到了。成败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否能够在竞争中活下来，而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也不取决于他们是如何探索到活路的。 这引向一个关键的结论。很多人指责经济学的适用性，说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智的，而因为实际上人并非完全自私和理智，所以经济学往往不适用。对此诘问，阿尔钦回答：经济学研究的是存活的规律，而人们能否在竞争中存活，与他们是否自私和理智无关。因此，那些基于人性的复杂性而攻击经济学的适用性的批评，一概是无的放矢。 阿尔钦的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要知道谁活得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要模仿那些活得好的人，让自己也活得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健康活泼的孩子是怎样的——能吃能睡能玩；可做家长都知道，要成功地让孩子在该吃的时候肯吃、在该睡的时候肯睡、在该玩的时候肯按照适当的方式去玩，有时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解释了一个现象，即尽管复印机已经非常便宜，但要让经济不发达和法治不健全的国家“照抄”成功国家的经验，还罕见成功的。 衡量政府绩效，就是要鼓励政府“模仿”成功者的经验，而其中的困难，与模仿别人如何养育健康活泼的儿童相似。模仿大致可分两类，一是模仿结果，一是模仿成因；两类方法各有利弊，需要酌情均衡。 以GDP来衡量政绩、以金牌数量来衡量健康程度、以政府支出和居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国富与民强之间的关系、以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都是“模仿结果”的做法。一般地，专家学者们通过跨国的统计，确定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比照本国情况后，提出修正的模仿办法。 通常，因为求成心切，人们往往会诉诸行政手段，来强行“纠正”为他们所不悦的宏观经济指标。例如“收入再分配”的提法和做法。医生一小时能赚一万，护士可能得工作三个月才能挣到，合理吗？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吗？ 仅看结果，谁都不可能正确回答。只有市场，只有通过无数的交易，我们才知道，原来速度越来越快的计算机芯片价格竟然越来越低，原来奥运冠军的广告费和亚军的竟然差这么远。以行政手段来强行纠偏，纯属武断，而历史经验则表明越纠越偏。正确的求解办法是：如果能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公，那就去修正制度安排；否则，自由竞争下形成的收入分配就是合理的，哪怕表面看来是多么的戏剧化。 另一类模仿，是模仿成因。我们知道经济成功的原料，尽管配方需要根据各国国情调整。那些原料包括：（1）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即个人有充分的财产使用权、收益处置权和转让权，而其中以转让权为最关键；（2）健全的市场规则，即充分奖励善用资源者、并充分地惩罚滥用资源者的机制；（3）顺畅的国际贸易，包括服务、物资和票据的跨国流通；（4）坚挺的货币，包括稳定的总体物价水平、居民自由选用外币来替代本国货币的权利和市场化的金融市场；以及（5）越少越好的政府管制。 中国的绩效管理，如果能够从一味只顾“模仿结果”的方向，转为兼顾“模仿成因”，甚至变成以“模仿成因”为重，那将是重大的进步，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促进经济体制的微观结构调整，并来更持久的经济增长。问题是，若舍弃GDP这类硬指标，而以“模仿成因”为本，那么政府绩效就更难精确度量了。这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根本困难之一。 再让我转谈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微妙关系。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假如他出售自己的服务，以赚钱来养妻活儿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剥夺，那么他所享有的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就必然大打折扣。这是较容易理解的。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历史绝无二致地表明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是缺乏经济自由的。历史只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显然不是充分条件。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不是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但都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因此，一个实质是资本主义、但政治并不自由的社会显然是可能的。” 较难理解、为许多人所不知的是，政治自由一旦建立，反过来会威胁——而不是促进——经济自由。这是“公共选择学派（School of Public Choice）”得以名闻天下的研究成果：政治家往往必须通过“财富再分配”等办法来赢取部分人的支持，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的经济自由的侵害。 今天中国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呼吁政府降低税收、缩小规模、减少干预的同时，也呼吁政府提供廉价的住房、道路、能源、医疗、教育和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呼吁是互相矛盾的。要政府在增加任务的同时减少规模，古往今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抱有幻想，以为民主制度可以阻挡政府膨胀。非也。从美国的经验看，民主制度不仅阻挡不了、而且实际上促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再膨胀。唯一不同，恐怕只是政府肥胖的身体上多几块国会的印章而已。 这是说，除非我们能够巧妙地设计宪政，以致恰当而明确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否则就无法阻止政府因为追求绩效而不断扩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远未解决，它仍有待法律、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协同攻关。这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根本困难之二。 相关阅读 ： 我的担心 民主不是自由 思考宪政须忘记经济学吗 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 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