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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康夫在北京会晤习近平 10月2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前握手。（共同社） 　　【共同社北京10月30日电】据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就有必要深化亚洲地区合作关系达成了共识。福田本次是以“博鳌亚洲论坛”这一中国政府支持的国际论坛理事长的身份拜访习近平的，但同时也意在为11月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峰会时实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间首脑会谈铺路。 　　据该人士称，福田在会谈中指出，“中国迟早将成为能与美国比肩的经济大国。这其中中国的作用将伴随极大的责任。”福田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没有谈及日中（关系）的话题。双方从更为总揽全局的观点出发进行了交流。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 　　两人上一次会面是7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秘密会谈。部分日本媒体获准在会谈初始阶段进行拍摄。中国向媒体公开最高领导人与日本政要的会谈情况实属近期罕见。 　　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亚洲国家合作之路宽广，发展前景看好。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必将为亚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高度评价了博鳌亚洲论坛的作用，表示将出席明年的年会。 　　围绕日中关系，中国最高领导层成员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也在本月22日与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但两国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立并未消除，能否实现首脑会谈尚是一个未知数。（完）

2014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于敏去世，享年100岁。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立即被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铁凝想起了“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姜昆称“绝不亚于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有种说法是，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所以此次座谈会的与会文艺工作者是72人。 在中共治下的文艺历史中，有三次标志性的文艺会议：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次是1966年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一次是1984年底、1985年初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 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文革”之先声。《纪要》认为文化战线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主张“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出《纪要》成为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纪要》。 《纪要》虽然题为“林彪同志委托”，当事人的回忆证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林彪也明确表示《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纪要》多次谈到《讲话》，认为《讲话》“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发表以后，“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要》正式发表，是在1967年《讲话》二十五周年之际。总政治部认为《纪要》篡改了《讲话》精神，但与其说《纪要》是对《讲话》的否定，不如说《纪要》把《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逻辑推到了极致。 如何坚持《讲话》，又避免重蹈《纪要》之覆辙？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正是《讲话》首倡，与之并行的说法是“文艺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鉴于《纪要》“灾难性的后果”，“作协四大”试图纠偏，首次提出“创作自由”。这次纠偏没有违背政治正确的戒律，也谈不上离经叛道，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的祝词，多次讲到“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讲到“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余毒”，但是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作协四大”仍然遭到批判，被指责没有明确出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字样，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参见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对“作协四大”的批评和淡化，并不意味着《讲话》重新被全盘肯定，即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也承认《讲话》有“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之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1987年）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北京市卫计委２８日表示，为防止埃博拉在中国蔓延，已经制定联防联控措施，从疫区来京人员，建议自行隔离21天。广州市也采取了类似的防疫措施。有专家建议，中国卫生部门应该接受之前非典等疫情蔓延的教训，增加埃博拉疫情通报的透明度。中国官方新华社１０月２９日报道，北京市卫计委决定采用三个步骤防止埃博拉在中国蔓延：第一步，外堵输入：对从疫区来的人，在机场要进行检测检疫。第二步，从疫区来京人员入关时可能并未发烧，回北京后发烧超过３７.３℃，就算是观察病例，立即送相关医院隔离观察。同时采集血样送国家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第三步，凡从疫区回京人员，都有人随访。对接触过埃博拉病人的人士，要每天测两次体温，连续监测２１天。从疫区回来但没有接触过埃博拉病人的，建议自己在家隔离２１天。如果发烧超过３７.３℃的，送医院隔离。广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曾军周三晚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赞同北京方面的这三步措施。广州因为有不少来自非洲的流动人口，当局不久前也采取了类似的疫情防控措施。曾军说：“这段时间正在广交会，有很多从西非来的人员。包括广州本身就居住着越四五十万非洲人，所以大家普遍担心会不会在广州发现首例埃博拉病患。”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在中国境内目前还没有发现感染埃博拉病毒患者。但广州、宁波、青岛等地的网络和微信朋友圈，流传过在当地发现首例感染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帖子，帖子的写法也大同小异，称“流入中国时间比专家预估时间早十天。此次埃博拉极可能发展为比非典SARS更可怕的瘟疫。”帖子还强调，“这是真实情况，消息来自医院”等。不过，稍后，中国大陆各地卫生部门都对此进行了辟谣。广州律师隋穆青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无风不起浪”。过去在中国大陆，很多网上流传的谣言最终都被证明是真实的，比如2002年在中国广东顺德最早发现的非典SARS病患，中国当局一开始也拼命辟谣，封闭消息，最终导致病毒蔓延至东南亚，乃至全球。隋律师说：“我觉得未必是谣言，中国政府历来爱压制这些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的消息。”广州的曾军大夫认为，虽然他不能保证中国当局会在第一时间通报发现的埃博拉疫情，但他希望，中国当局有了之前非典SARS爆发的教训，对此类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很高的传染性疾病，将不再隐瞒疫情。曾大夫说：“假如发现第一例埃博拉患者，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证实、确证，才有可能报道。我觉得报道他们肯定报道的，如果大家不知情，会不会导致疾病扩散？大家都会考虑到。我比较担心有些官员考虑到旅游、以及对经济影响等等因素，延迟通报疫情，我不敢说一定不会有。”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医药企业已经将中国医学科学院研制的具有抗埃博拉病毒活性的药物jk-05批量投入西非的疫情地区，帮助控制疫情。曾军大夫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埃博拉病毒的活体样本可以研究，而没有检测数据的药品用在人身上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曾大夫说：“从以往经验，包括禽流感、流感蔓延的时候，总是有厂家说这个疫苗、那个药物很快搞出来了，这个里面有噱头性。因为一个药物或疫苗在临床上要真正达到有效，需要很长时间来认证疗效、安全性，这大约要8年到10年的时间。你看每年有流行病出来，都有厂家说我很快就研制出疫苗、药物了，我觉得是不可信的，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截至10月29日，全世界累计出现埃博拉病例13,703人，死亡人数超过5千人。病患分布在几内亚、赛拉利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及马里等国家。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加紧研制抗埃博拉疫苗，预计2014年12月将得到进展最快的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结果。开发疫苗的制药公司承诺加大产能，以便在2015年生产出数百万剂。（记者：唐琪薇 责编：嘉华）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其后被逮捕的圣观法师（本名徐志强），本周二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首次与律师会面。据圣观法师的弟子果实法师周三对本台表示，她师父的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曾公开评论中国时局的圣观法师（俗名徐志强）于今年六四25周年前夕，在武汉市香格里拉酒店弘法时，被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其后被逮捕，羁押至今已超过五个月。圣观法师的代理律师本周二终于在看守所见到了当事人。圣观的弟子果实法师周三告诉本台，她师父的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程序。“律师去了，昨天见的他，案卷已经到检察院了。”记者：律师可以阅卷了。回答：他了解的情况多一些，但跟我讲的比较少。主要是从生活上打点怎么照顾我师父的一些情况，因为他在里面觉得很冷，我就要先保证他穿的衣服，今天到邮局就忙这个。记者：律师说身体状况如何？回答：律师讲还可以，但是我自己没有见到，律师是这样说。他跟我讲得很笼统。果实法师说，她的师父已签署律师委托书，并向律师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应该是我师父吩咐了一些情况，然而（律师）没有跟我讲得很全。现在还在研究对策，看一下步怎么走。”53岁的圣观法师于2006年在江西宜春市化成寺担任主持期间，曾因揭露寺庙体制的经济漏洞以及为六四亡魂举办法会，遭两百多名公安逐出寺院。他又公开批评中国政局。今年5月17日，在武汉香格里拉酒店弘扬佛法时，与在场的多位网友一起被抓。另有多位尚未进入酒店的网友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获释，而先行进场的网友蔡从富、万里、解丽（女）、黄静怡（女）、马强、陈剑雄等人都被拘留。圣观法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五个月后，案件移送检察院。果实法师说，从律师处获悉，看守所的伙食不好，需要另外自费改善。她周三正在汇钱给师父。“看守所的伙食不太好，要提供一些钱改善伙食档次，因为没有全素的食物，所以零花钱方面多一些。”记者：控罪有没有改变？回答：还是原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个。在此之前的数个月，当局禁止律师会见圣观法师，其弟子果实曾多方打听师父的情况，但仍无所获。7月下旬，果实赴台湾寻求宗教界和社运界人士声援及支持。一个月前，果实在温州机场计划再次出境前往台湾时，被边检人员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出境。对于圣观法师面临起诉，广东的妙绝法师表示，当局应该无罪释放。“圣观师父一直弘扬佛法，积极将佛法带到公共事件中去，这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治和佛法是相辅相成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首先应该尊重宪政，尊重法律，尊重宪法。他现在公然逮捕一个弘扬佛法的师父，是很造孽的。”与圣观同时被刑事拘留的黄芳梅居士已在6月被检察院批捕，8月18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律师至今无法介入。（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胡汉强/申铧）

在“双十讲话”中，马英九显示出对香港非法“占中”运动的政治支持，引来北京的强烈批评。最近几天，马英九在会晤外国友人时，又再度强调，两岸关系“只能进，不能退”。因为台湾没有倒退的本钱，他希望在任内能顺利完成两岸货贸等ECFA后续协议，也盼望两岸尽快签订互设机构的协议。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台北在两岸关系上想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与路线，但与北京打交道时，经济最后总是要谈到政治，很难一厢情愿。 从今年三月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到目前香港占中公民抗命行动，一连串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令两岸三地的局势更趋复杂，某种程度上而言更加难解，因此在本次中华世界的节目里，本台邀请到德国杜宾根大学欧洲当代台湾研究中心主任舒耕德教授（Gunter Schubert）来谈一谈上述的这些疑问。 记者首先问舒耕德教授是如何对台湾研究发生兴趣的？舒耕德教授表示，自己是学政治学专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赴台进修中文，并完成研究台湾民主化过程的博士论文，随后又将其博士论文出版成德文书，从那时起开始，他的学术研究就一直研究涉及台湾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这本有关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专著，主要论点是什麽？舒教授回答，作为一位学者的他当时比较了许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发现台湾这个案例很有意思，且认为台湾民主化基本上是成功了。当然台湾这个民主化过程，还是有一些问题，但那个时候到现在仍然算是很健康的一种。所以他觉得他那时的结论至今还有效。 舒教授还说，他虽然93年返回德国，但他每一年都会去台湾实地了解台湾民主制度的演绎与发展。因此他都能观察到台湾以前和现在的差异或者共同之处。他进一步指出，台湾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其政治制度不太适合一个很有道理的制度，在某些地方应该作出调整，但这些基本上不会弹出其民主的基本品质。 很多年前有很多人乃至今天，就像前不久马英九总统也提出可以从德国统一的历史借镜… 对此，舒耕德教授说，记得德国统一那时候台湾派了很多人到德国研究这个主题，或者一些学者就自发前来德国。那时候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还不可以比，因为中国大陆这么大而台湾这么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这么不一样，以及两岸人民的态度也不一样。因此，他觉得彼此差别比共同的地方还多，也就不能从德国统一的过程来学。舒耕德继续指出，如果他看，台湾与大陆的未来发展，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很个别的、不能跟其他的模式做比较。 谈到两岸关系，目前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让时间来做一种验证，舒耕德教授是不是持相同的观感呢？ 他回答记者说，应该是吧！作为学者一个个人意见，就是我比较想观察台湾和大陆双方怎么来对话，那与其观察台湾老百姓怎么观察两岸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必须等学者来判断台湾内部对此的看法，会往哪里去？但是，他觉得给其时间不给其压力，让其谈出来两岸关系的未来，当然这涉及到大陆、美国也包括台湾政府。 无论如何，对台湾还是香港问题，中国大陆坚持“一国两制”，最近也一再强调，但一国两制的本身设计其实就有一些问题，而且我们看到香港正在争取真普选，香港目前情势跟台湾之间或是说对两岸三地会起什麽作用？ 当记者问舒教授的看法时，他表示说，他也是觉得不可以太比较香港与台湾这两个案子，因为，香港不可否认地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从国际法律来讲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台湾算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国际法律来讲是模模糊糊的，不能说从法律基本原则来讲是已经定了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此从此一出发点来讲，台湾这个比较是满复杂的。 以他个人之见，香港目前出现这种讨论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对香港有个承诺，那这个承诺当然有其条件，现在是说香港市民是如何应对中国对此承诺的诠释，这也需要耐心来看，不给压力因为压力没有用。但他认为，香港根本上无法避免中国大陆，那台湾从经济角度也无法避免大陆，不过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与香港不可比。 最近有不少媒体指出台湾是否会是下一个香港的疑虑，而马英九总统在接受一些欧洲媒体例如法国的费加罗报访问中回答说“台湾不会变成香港”… 舒耕德教授认为，这是马英九的解释，而他们学者就进而观察他怎么来处理两岸关系的问题，现在在台湾对此的讨论是很激烈的。然后这个跑到哪里去，他将来会到何种程度影响到两岸关系，现在很难讲。 此外，2016年的总统选举可能对台湾的未来很重要的一个选举，就好像大家之前对2012年的想法一样，但后来两岸关系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形势，所以，舒耕德觉得还是不要谈这些太多敏感的问题，因为这没有用，主要是看说什麽对两岸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那这当然是一个讨论的过程，所以，两岸应该这样地谈起来。而他主要想强调地是，两岸不要争执，无论是透过经济关系或政治关系还是其他的关系，重要的是维持和平这项原则。 台湾民主化的这种过程能对中国大陆产生一些影响吗？ 舒耕德教授对记者说，应该有呀！我们看有那么多的大陆学者包括学生去台湾，实地了解台湾的情况回大陆去以后，他们当然有一些比较深刻的经验，但是这到那种程度会影响到中共中央政府态度或对台政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此，基本上，他认为两岸老百姓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及任何的一种交流，都是件好事，但何时能从民间拓展到官方层次，还很难讲。 感谢舒耕德教授的分析。此外，由舒耕德教授创办的德国杜宾根大学欧洲当代台湾研究中心成立於2008年，以资助年轻学者到当地从事台湾主题的研究工作作為宗旨，并从2009年起，每年举办台湾纪录片影展，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台湾，可说是台湾与欧洲之间一个良好的文化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