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出乎意料中的“黑马” 五年前的十月，十七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围绕李克强、习近平能否入常的问题，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我。由于李克强与胡锦涛早在团中央就结下的关系，当时受到胡的力挺，被普遍视为“王储”和“太子”。在预测李和习近平都会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会后，我认为习更可能会成为抢头标的“黑马”。两天后，常委会名单揭晓，习近平名列榜首，成为下一代中共接班人。今天，十八大已落幕十来天，习近平顺利地全面接班，成为中共党、军最高领导人。明年春季，拿下国家主席的位置也没有任何悬念。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转移过程将画上一个句号。 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来看，习近平的颖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领导人选拔体系里，中共中央委员会是选拔团。里面的权力板块形成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未来接班人的权力基础。当中国的强人政治逐渐向弱主政治过渡时，一人占据顶端、一言九鼎的等级金字塔决策模式演化到了权力核心为主导的网络化结构和磨合决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有许多小集团（或派系）组成的权力网络中，占位得当，不仅成为连接各个小集团的桥梁型人物（也是网络分析所说的“结构性桥梁”），而且，积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当然为选拔团所青睐。 具体说来，习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例如，他是“太子党”中的佼佼者；同样托父之福，他与胡耀邦、赵紫阳派系都维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作为清华的毕业生和博士，容易被作为工程师治国核心的“清华帮”所接纳。他也享有许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从广东、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亲早期建特区的关系，或他自己的工作经历，都会把他视为宠儿。 “上海帮”对习的接纳尤其重要。最后，作为政治局常委里唯一一位真正穿过军装的，而且还有军旅引以为豪的军级“唱红”歌唱家为妻（很长一段时间，习近平是被人们以“彭丽媛的老公”而记住的），军队自然把习近平看作自家人。 纵览中央委员会的重量级板块：“太子党”、“上海帮”、军队、“省级利益集团”，胡、赵期间培植的势力和“清华帮”，习近平独占鳌头，就再也自然不过了。 预估型民主 如果单纯把习近平的接班归于人脉关系也太简单化。事实上，中国政府尽管非民主选举的，对公共舆论经常置之不顾，甚至践踏，但它的运作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中国的未来进步和中国人的普遍期盼。因此，有人把它夸大为“中国民主”，也有人更进一步称之为“预估型民主”，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还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未来对它还有一定的约束力。 习近平的颖出反映出了“预估型民主”的一个实践。据说，在提出常委会名单前，中共在高层搞了一个摸底。在这项“官意”调查中，习近平名列前茅。作为弱主的胡锦涛没有企图、恐怕也没有实力轻易忽视这一现实，所以并未硬撑李克强。 在竞争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职务的所谓“四大天王”（李克强、习近平、李源潮和薄熙来）中，习近平的政策取向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他作为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官员，长期在沿海工作，熟悉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和接触到了最有成长可能的经济部门。在浙江任书记期间，他倡导把“浙江模式”提升到决策层次。我们知道，所谓的“浙江模式”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的“温州模式”。它体现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场，而不是扰乱、压抑和掠夺市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转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他还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浙江去学习“浙江模式”。 如果我们意识到，五年前薄熙来在重庆高调推出“重庆模式”，试图复兴毛主义和文革的许多做法，而且在重庆带来普遍的“国进民退”，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就是一个历史进步。薄熙来的最终倒台也说明中国历史还在艰苦努力地向前走。中国的普遍民意还是愿意选择继续改革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公有制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又是建立在他过去推动“浙江模式”的业绩之上的。 派系争斗和沉默的大多数 显然，中国政治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派系竞争和平衡，同时也有众意的影响。派系政治产生的最为常见的行为模式是“权力均衡”，例如人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团派”、“太子党”、“上海帮”和“新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然而，一旦核心明晰，权力均衡就会很快被“跟风”所替代。原来脚踏几只船的人，现在也会跳上胜家的彩车。 可以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国家副主席后，胜局已奠定。但引起权力均衡向“跟风”转变的拐点是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这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还是军委副主席相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尤其习近平是真正穿过军装、八十年代早期在军委工作过三年的，这可以堵住“扶上马、送一程”的陈规，为习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接班铺平了道路。胡锦涛的全面“裸退”一方面反映了胡锦涛在长期的党性教育下培养出的顾全大局观的一点残存，同时，也是中国急剧变化的时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 对薄熙来来说，在十七大上派系争斗败局已定，唯一能让他最后一搏的机会来自比“模式”孰优孰劣之争。薄熙来估计，他的“新左派”导向加上民粹主义的作风可以挟民意为自己博得上位。但在中国跟他跑的实际上是声音大、人数少的一拨。他的倒台应念了一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灵。当然，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尽管不能投票参与，但他们的民意还是能在网络和微博上流传，制造出公共舆论。习近平未来执政的合法性有赖于“沉默的大多数”的继续支持。现在他们还继续被排挤在权力精英垄断的牌局外。如何通过赋予选票、人大民选等方式把他们纳入制度内，恐怕是习近平执政的历史挑战。这也是中共党国可能找到有序民主化的唯一途径。 意志决定行动 习近平接手的摊子是好日子已经过完的政权。他的前任留下了难下的一盘残局。下面如何走出活棋，全有赖于来自新的领导层和民间的政治意志。在2012年11月15日与新当选常委共同会见媒体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在里面里出了一个“新三民主义”“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他所提到的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都是不错的施政目标。但是，如果中国人不仅仅只满足于温饱，而是向往有自由、有民主、有精神提升和道德升华的生活；那么，习近平就不应该忽略两年前他曾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允诺。对民主、自由、免于恐惧、法治、宪政和尊严的忽略，是否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政治还将继续沿着“温饱政治”、“维稳政治”的轨道上走老路。对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观察，同时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立志让人民多一点自由和尊严、少一点奴役和恐惧，让政府多一点效能和服务、少一点掠夺和贪腐，中国人才会真正有机会实现生命的意义，中国也才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减少邻国的猜疑和离异。对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个利益的选择，而是一个道德的选择。它不仅关乎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习近平自己的未来生命：生理和政治双重意义上而言的。

廖亦武的名字是一个敏感词，他的作品在中国是遭禁的。而且还因为在“六 ∙ 四”屠城后他写下了长诗《大屠杀》而被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之久。在中共的官方话语体系里， 诗人和作家 廖亦武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也因此而成为可以被政权随意侮辱和迫害的对象。 记得去年的金秋时节，我在纽约市的的罗斯福故居见到廖亦武，聆听了他朗诵自己的作品和欣赏了他的凄凉箫声。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说的这些话： 在狱中他因为唱歌受罚，狱警要他不间断地唱下去，不能停歇。在唱了三十多首歌曲后，这位有音乐天赋的艺术家没法继续了。惩罚由此升级：廖亦武被两位狱犯紧紧按住，狱警“用呼呼飞旋的电棍戳入我的肛门，我往前像青蛙一样使劲跳。”此时，他又唱起了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就是这么一位经受了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四川汉子从未屈服过，他也未自暴自弃而倒下，没有沦为一个施虐政权的牺牲品。相反，他把他所亲身遭受的屈辱和国家迫害升华为对底层草民的挚爱，用笔为他们代言和呐喊，让全世界听到自己无法发出声音的小民的呻吟和抗议。正是出于尊重他用“民间细语”对抗“官方宣传”、构建“民间小传统”来解构政权打造的宏大叙述和“官史大传统”，我带去了自己收藏的《地震疯人院》、《赶尸人》两书，并当场购买了《上帝是红色的》，请求他留言签名。 转眼到了今年金秋收获的季节，廖亦武获得了德国文化界最重要的奖项 — 德国书业和平奖。对此我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去年我曾对他说起过：诺贝尔文学奖很快会给中国作家，而我相信他是有机会获得此项荣耀的。一个被政权长期踩在铁蹄下、过着贱民不如的生活的华人作家再次获得世界的承认。当此项消息传出后，中共的宣传机器又开动了起来，像对待诺贝尔奖获得者达赖喇嘛、高行健和刘晓波一样，开始对廖亦武抹黑。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员单仁平的评论文章：《海外异见者需有走出仇恨的精神》。该文的出笼针对的是廖亦武在 10 月 14 日的颁奖仪式上的讲话，尤其是最后的几句诗句：“这个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这个地球灾难的源头，这个无限扩张的垃圾场，必须分裂。 / 为了孩子不再死于无辜，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母亲不再无辜地失去孩子，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中国各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沦为世界各地的累赘，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叶落归根，为了将来有人守护祖宗的墓园，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宁，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环球时报》的专评称廖亦武是“ 一个偏执古怪的”、 “精神出了问题”、“判断力和情绪自控力也一定与正常人有偏差”的“不知名的‘作家’”。当然，一个作家有幸成为世界上最大专制政权的“国家敌人”，本身就说明他的历史重要性。最有意思的是，该文对乘道德而漂游、流亡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作了如下总评：“ 西方选择支持的中国异见人士，有一些属道德和智慧的平平者，是无力应对中国社会内的正常竞争，而用政治上的出位‘另辟蹊径’的人。还有的人完全没有从个人遭遇跳出来的精神力量，他们把个人恩怨强行往社会意识形态中塞，试图把刻骨的个人仇恨变成全社会的咬牙切齿。” “他们把个人仇恨发展得更极端，思想变得越来越狭隘，把配合西方同祖国作对当成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看上去已经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匹夫有责’一刀两断。” “他们将自己绑在西方对付中国的箭头上，角色被固定化了，已无发挥和自我调整空间。中国不会因一两个海外异见人士就不同西方交往，而西方也不会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决裂，像德国同中国的关系阴晴不定，冷三天热两天。这决定了异见人士们注定会痛感世态炎凉。背离了祖国，那些文人只能是自生自灭的孤魂。”文章最后告诫：“出走国外的异见人士需要有化解仇恨的能力，这是他们飘零海外的生活能多一些精神阳光的关键所在。” 《环球时报》的文章可以说是通篇谬误。例如，中共“帝国”的分裂，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期盼或预言，而是正在发生演进的一个历史过程。 如果我们看看 北京自己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的数据，从 1978到2011年，中国共送出了224.51万留学生，回国人员总数81.84万人，回归率为36.5%。当超六成（142万）的中华民族精英滞留海外、放弃了党国掌控的“帝国”后，这个帝国已经从核心开始分裂了 。过去几十年（从逃港风潮算起）每年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偷渡海外，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西藏人的自焚事件达到近六十起，回归十五年的香港城邦自治的呼声高涨，重庆独立王国以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而坍塌，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逃进美国大使馆并登陆美国，中国富人群体大规模移民海外，无不是帝国坍塌症候群的一部分。 再比如，中国权力精英创造力的日益流失、萎缩和僵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官方的宣传机器和御用文人在实用主义的诡辩和挑战常识的谎言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时，可以替代他们的中华新文化正在世界华人圈崛起。反对派精英不仅有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诸如刘晓波、高行健、哈金、艾未未和廖亦武等人），也有学界的泰斗（诸如余英时、严家祺等），更有高考恢复后进入大学经历过八十年代洗礼的文化、新闻、财经、法律、艺术等专业人才。其创造力和影响力都在急剧提升。至少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公民力量”组织人杨建利都分别是哈佛货真价实的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博士。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和王有才都有原子核物理学的学术背景，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和伊利诺大学核物理的博士学位。“ 道德和智慧的平平者”、甚至是低劣者（薄王事件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到底是在红墙内外，也就不言自明了。 最后，《环球时报》把世界用家国天下的观念分割开来，把西方与中国对立起来并转换成道德评判的基础；把“祖国”与“党国”捆绑一起，把 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普世价值和普遍利益对立起来；把党国的政治迫害轻描淡写为“ 中国社会内的正常竞争 ”，把系统的人权灾难说成“ 个人际遇”，把逆历史潮流而动说成“时代潮流”， 也都不值一驳。 但最为可笑无耻的是，一个以暴力起家、制造恐惧、散布谎言、培育仇恨的专制政府却自认有资格宣讲“要有化解仇恨的能力”；一个具有浓重的幽暗心理、习惯于暗箱操纵的流氓政府还要侈谈“多一些精神阳光”。六十多年的中共执政史其实就是全方位、多层次培育仇恨的历史。且不提“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六 ∙ 四”等全局性的仇恨运动，恐怕我们每一位读者都曾看到过天真无邪的儿童在法场上嬉笑玩耍、全体人民把行刑当作节日来庆祝的画面。且不说中共掌权后即开始背叛自己的盟友（“反右”）、饿死自己的人民（“大饥荒”）、迫害自己的功臣（“文革”）、吞噬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最后它把自己领袖的未亡人也投进了监狱、让她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也把自己的“伟大领袖”变成了“反革命家属”。 正如廖亦武在《上帝是红色的》一书中所言：“云南弯弯曲曲的山路是红色的，因为多年来它们都被鲜血浸泡着。” 从对“法轮功”的迫害到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从镇压西藏到妖魔化新疆回教徒，我们都可以看到斑斑血泪。拿近期事件来说，即便远在北京，王立军也要听到刑场上的枪声来获得快感，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很快他就成被“精神失常”，成为他人感受快感的源泉。中共的国家机器已经完全背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先训，变成了一台没有朋友的“政治绞肉机”。中共政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注定要分裂，因为它的治理者和帮凶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廖亦武失去了祖国，但他的到了自由和关爱。刘晓波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并获得了灵魂的自由。五十多位自焚的藏人虽然失去了生命，但他们生命最后燃烧的火焰向全世界宣示：尽管仇恨试图征服我们，但我们永不放弃慈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培育仇恨的政权不可能维系下去。          　　  

中国官方媒体透露，从2008年到2011年的四年间，因为贪腐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官员有五十万人，部分人已经秘密取得外国国籍或有双重国籍。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自我调整的功能。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三发表的文章，除了透露过去四年处分了五十万官员之外，也报道了各级机构“小金库”的调查情况。报道说，2010年清理出小金库两万五千多个，涉及资金一百二十七亿元人民币，2011年又发现了八千二百个小金库，涉及金额二十八亿。 文章表示，目前中共党政官员腐败案件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以权谋私期权化，把钱权交易的时限拉开，事后多年才获取回报；二是获利敛财通过亲友间接化；三是通过合资、委托理财、代理炒股等方法逃避检查；四是腐败案件涉外化，有些人甚至已经取得外籍身份或拥有双重国籍。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分析说，四年处理五十万贪官，和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个月处理一万多名贪官的情况类似，显示中国党政官员贪污腐化的情况没有好转。 “从数字上来看没有大起大伏，但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腐败其实已经常态化了。现在来说腐败已经不是成为一个官员出事的一个直接的根源，往往导致出事的是其他的东西，比如政治上的权力斗争或直接卷入很大的刑事犯罪。”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土地、矿产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国有企业、金融部门、行政审批和司法领域等，都是贪污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现象高居不下，而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也屡禁不止。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权利高度集中和财富高度集中的领域腐败多发，说明整个体制缺乏监管和透明度。 “这些地方都是权力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句话讲得很对，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不是说这些地方的人的良心就是怎么更坏，实际上是权力比较集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市场化、公开化、透明化这些方面着手才能逐步地解决。”    他分析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党政官员腐败数量不是维持稳定而是愈演愈烈，这从被处罚人员涉及的贪腐金额越来越高可以看出来，二十年前官员贪腐的金额现在已经够不上立案调查。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预防官员贪腐提供了制度保证，因此，有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共有信心推动中国反贪倡廉的形势继续好转。 不过刘先生表示，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共反腐已经失去了信心。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共自己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已经彻底地失望了，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现在人们都在等待着一场彻底的变革、一场社会运动，对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夏教授则认为，中共应该面对现实，对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来看，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搞整风运动、反腐运动、廉政、讲政治、弘扬正气等等，最后的结局都是没有治理住腐败，其实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自身已经没有能力治理腐败了。现在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勇气、智慧接受其他的办法：一个是公民社会；第二个是要必须让媒体有能力进行舆论监督；第三个，最根本的就是在于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政治现实，必须容忍、接受新的反对党的出现。”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最近北京的两会上再次强调，贪污腐败是中共执政的最大威胁。夏教授认为，如果中共继续推行在体制内改良，而不是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党政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只能继续愈演愈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大赦国际2011年死刑执行情况年度报告表示，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仍居世界各国之首，但是迫于民众的压力，中国对死刑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大赦国际的年度报告表示，2011年中国数以千计的人被执行死刑。执行死刑人数仅次于中国的两个国家依次为： 伊朗：360名，沙特阿拉伯： 82名。 大赦国际亚太维权部主任库马星期二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大赦国际跟踪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好多年了。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其它所有国家执行死刑人数的总和。但是近来我们看到了变化：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压力。我们看到执行死刑的人数有所下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正在增长的压力将来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将拭目以待。” 库马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废除死刑： “大赦国际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废除死刑。我们也想指出，我们不是单单盯着中国，我们也在努力争取让美国的一些州废除死刑。中国让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所有死刑案，这是朝正确方向走出了一步，希望中国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 对中国黑社会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与实际犯罪状况有出入： “死刑的事情，在我研究黑社会的时候，主要是根据它的严打，而且严打的一波一潮的波动我曾经观察过死刑的情况，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直接说合对我的具体数字，根据我的记忆，中国死刑的总数加起来超过全球所有国家死刑的总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人占全球的20%不到。为什么中国的死刑会占到80%以上？难道说中国的人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民众都更邪恶，都更暴力？都更倾向于犯罪吗？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是个低暴力国家，那它犯罪率在全国又是比美国都要低得多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用死刑，显然跟中国的犯罪状况其实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夏教授表示，中国对死刑的滥用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 “我经常思考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死刑的高数字。我观察到死刑的高数字不是因为其它的自然的规律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看到解释死刑有许多自然规律。一个是和国家的人口的年龄有关的，越年轻它的犯罪率一般会越高，犯罪率越高那么死刑率就越高；另外死刑应该和犯罪的季节波动也应该有关。什么时候是犯罪高峰期，夏季、过年之前或者重大节日之前等等。但中国的死刑它更多的是和党和政府的号召相关。当党和政府要掀起运动的时候，你看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三反五反、文革、严打、反黑等等，我们都看到了，当每一个运动高潮出现了，中国就走向死刑高潮。中国的死刑显然是政治形势来决定的。” 这位学者表示，中国适用死刑的犯罪名目多于其它国家：  “中国的死刑总数之所以很多，这和它的死刑犯罪名目在全球最高是有关的。中国现在可以处以死刑的只有几十个，以前有六十来个可以处以死刑。现在中国政府逐渐有所调整，这样有所下降，但是现在因为有几个因素使得中国政府的死刑还没法下降。一个是毒品犯罪，因为现在中国毒品犯罪是可以用死刑的，在这种情况下，毒品犯罪不断出现，政府滥用死刑；还有就是黑社会犯罪，中国政府对黑社会犯罪是要用死刑的；还有就是贪污腐败，经济犯罪也有死刑。这三项决定中国死刑还没有办法降下来。” 夏教授表示，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执行死刑人数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形象： “从90年代底到本世纪初的几年，最高人民法院有个副院长，他在内部讲话讲到了一个情况，因为中国的死刑率每年不低于一万人。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讲到，中国的死刑率，最后中国政府会跟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直接或间接的都是敌人。所以当时他就呼吁中国一定要改变滥用死刑的做法。所以中国政府尽管没有把死刑率给降下来，它从原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死刑，它现在改成悄悄的。对死刑的公布它现在也不在张贴公布，也不在报章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它把死刑的执行方式逐渐引进了注射死刑的方法。显然中国政府至少有一点意识到了死刑对它的形象和治理从公共舆论层面上来说已经不是正面的东西了。” 大赦国际秘书长萨利尔-赛迪举被判死罪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嫌疑人吴英的案子为例说，中国有一些案子进入了公众辩论的范围，对此，大赦国际感到比较乐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