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

自由亚洲 | 讨论:温家宝记者会答问透露无奈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最后一天举行记者会,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从温家宝的讲话中,能看出他担任中国总理九年之后的无奈心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了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温家宝的讲话和中国未来政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讲了很多话。各界人士评论认为讲话可圈可点。先问孙教授,您看了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孙教授:“我的感受好像温家宝是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不能够由他自己来单独行动。讲了不少,但真正采取什么行动还是太清楚。” 记者:“夏教授,您看了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这些话以后,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夏教授:“第一,温家宝显然没有时间能够做他的想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民主方面的推进;包括民生问题、社会不公平等等。他说的话基本上在他的任期内已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了。所以我想他的主要意思恐怕是想给全国制造舆论,希望下一届领导人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第二,他已经走过了两届,也非常不容易,到了明年三月份就换届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像天鹅的挽歌一样的,有孤鸿哀鸣的感觉,有种无可奈何的心态;第三,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听温家宝的讲话,让我感觉就像是在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讲到,最后这个体制让皇帝郁闷、让忠臣郁闷、让贪官不得好下场、让将军也不得善终、让哲学家最后也不得善终。这个大的体制从上到下,使得所有参与卷入和运作体制的人最后都成为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我有一种感觉,这些掌握关键职位的人基本上没有能力超越这个体制的限制,最终会成为它们的牺牲品。” 记者:“温家宝一直强调一点,他说政府一些权力都是人们赋予的。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他还讲了网上拍砖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也提到说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的征求意见。孙教授,您觉得您有可能被请到中南海当面提意见吗?” 孙教授:“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有一派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比如这一次两会期间,我们就是24天的时间嘛,全是昼夜监控,有警车,有警察监控,怎么可能到中南海去跟他提意见呢?当然他真要让我去的话,我会去的。” 记者:“出门都不让出,怎么能提意见呢?” 记者:“夏教授,您觉得温家宝说的话是真心的呢?还是只是做点表面文章?” 夏教授:“恐怕温家宝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显然有很多的焦虑。他认为目前的做法是难以为继的,应该有所松动的。显然温家宝也看得到选举政治和协商政治必须结合起来,但是中国没有任何的进步,反而在打压独立的参选代表和人士。温家宝有理由感到焦虑,因为很明显在政治领域,中国在过去几年,尤其是零八年以来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记者:“我们想换一个问题,有记者问最近在藏区连续发生僧人自焚的事情,温家宝说他对这种行为感到十分的沉痛。他说我们不赞成用这种极端的行动来干扰和破坏社会的和谐。孙教授,你觉得温家宝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基本还是坚持中国政府的态度?” 孙教授:“他的讲话里原则上提到宗教信仰自由等,实际上这个是很空洞的。按道理说这应该是去查具体的事儿。我现在觉得中国要做的话,应该从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开始,比如西藏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比如选举,不要把独立参选人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是暴力拆迁;第三是劳教,它明显地是违宪;再一个六四的问题,大家呼吁多年了。像这样具体的问题它可以拿出一个两个来处理一下,这就可以带动全面改革了。” 记者:“孙教授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这些领导人讲话都非常漂亮,但是一旦具体到事件的时候往往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夏教授,这个是不是说明中国失效的感觉?” 夏教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二元制的体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两张皮的问题,他们在扯皮,他们之间会造成体制的矛盾和冲突,中央把好处全部捞完了,财税的大头全部捞过去了;中央把好话全说尽了,所有的难题问题要地方政府承包,要包干,要个人问责制,就全部把它实行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没有财权,基本上可以说中央在逼地方政府逼良为娼,而且目前地方政府用黑的手段,违法的手段,黑社会化显然是中共上层默许的。如果中共上层根本就不去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像刚才孙教授讲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迫害和酷刑,而是一味地只在上面唱高调,同时又默许甚至其实在暗中鼓励了地方政府去做恶人,这种只能唱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样一个双簧剧,这样,我认为中共的整个体制就潜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爆炸性危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讲话和中国未来政局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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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任仲平:写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之际

  (一)也许你曾在列车上见过他,老式绿皮车厢里,一个年轻士兵像乘务员一样跑上跑下,扫地擦桌子扶老人上下车,让你在感受温暖的同时,也渴望把温暖传递给别人;   也许你是在报刊上走进他,他留下的日记里,一滴水的认知,螺丝钉的体会,向钉子学习的感悟,这些质朴的思考,也曾触动你探寻人生的意义;   也许你是在银幕上认识他,不断变幻的光影中,他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与践行,他对生活对人民的深情与挚爱,让你收获感动,也收获精神的成长;   也许你是在网络上找到他,数字化的海量资料中,一个形象渐渐生动,一种精神慢慢浮现,被还原了的他虽已不那么“高大完美”,却让你在变动的时代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雷锋,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自1963年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已经过了近50个年头。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仅仅走过22年的生命,能够穿越50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形塑着亿万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年轻士兵的传奇,历经一个国家波澜壮阔的岁月转换,写下新中国半个世纪的精神年轮?又是什么理由,会让我们今天的时代,依然需要他精神的光耀与弘扬,再次呼唤他平凡而伟大的名字?   (二)“我写下这两个字:雷锋,我是在写呵,我们阶级的,整个新一代的,姓名。”正如诗人贺敬之所言,“雷锋”二字,并不仅指向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精神的姓名。   在雷锋的年代,面对翻天覆地的变革,全社会都需要重新找到精神坐标,确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的现实定位。成立仅10余年的新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三年饥荒、中苏论战、外界封锁……尤需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信念,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此,承载着新社会价值观的雷锋,才能激起最广泛的共鸣,为年轻共和国提供心灵的动力。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雷锋日记》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词句,代表了一个崭新时代的道德向往,呈现出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作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精神建设的成果,雷锋这个普通战士身上,熔铸了一个新型社会制度对思想道德的热切期望:集体主义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理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宏大抱负,却不能不敬重“激情燃烧岁月”的真挚追求。更何况,不管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年代,如果把雷锋精神诞生以来的这半个世纪看做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具体的时代环境变了,但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目标矢志不渝,我们肩负的崇高使命和责任一以贯之,我们面对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未有改变,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这始终是一个艰辛的探索时代、伟大的变革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艰苦创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奉献精神,依然需要顾全大局、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的主人翁态度,依然需要相互尊重、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谐融洽的良好社会风尚。而这一切,何尝不是雷锋精神所蕴藏的丰富内涵?   (三)翻开共和国的日历,细细体味那些影响过时代和社会的一个个姓名,我们会发现:雷锋精神与其说是系于雷锋一人,不如说是共和国一代代建设者薪火相传的精神谱系。   如果说夏明翰、方志敏、刘胡兰这些战争烽火中挺立的英雄,为新中国绘就信仰的底色,如果说时传祥、向秀丽、王进喜这些建设年代里涌现的典型,为新中国构筑起精神的高地,那么,雷锋正是这一底色上闪耀的夺目亮色、这片高地上飘扬的鲜艳旗帜。而在雷锋之后,不同时代的“雷锋”,不断丰富着这幅精神画卷——   有人落水,他跳进湖中;隧道塌方,他舍己救人。义务赡养孤寡老人,拒绝亲人给的走私手表,即便被称作“临时工”也兢兢业业,这是“八十年代新雷锋”朱伯儒;   “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面对6000多户居民水电维修、房屋养护需求,一干20多年,笑着婉拒酬谢、耐心接受挑剔,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里弄中的“新时代雷锋”徐虎;   16年里捐出12万元,相当于全部收入的1/3;20年间献血6万毫升,是他身体血液的10多倍;开微博宣传雷锋精神,“粉丝”达到620多万,这是我们身边可感可触的“当代雷锋”郭明义……   有人曾断言“雷锋精神过时了”。从雷锋的时代至今,新中国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时代场景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道德取向和精神建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那些与雷锋具有同样精神内核的人们,依然把社会的价值呼唤、时代的道德理想,以全新的形式赋予“雷锋”,让雷锋精神从来就不是一种凝固僵化的道德教条,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精神标杆。   从雷锋精神时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50年来,雷锋从未离开,他一直就在时代前进的行列之中;50年来,雷锋精神从未停顿,它就在社会变革的意识深处。每当社会出现不良风气时,人们就用“雷锋叔叔不在了”表达强烈的忧患;每当社会风气健康文明时,人们会用“雷锋叔叔又回来了”表示由衷的赞叹。如同一个磁场,雷锋精神把那些体现民族特质、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纳入其中,在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甚至吐故纳新中发扬光大。正是在一代又一代“雷锋”传棒接力的道路上,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抵达了一个又一个时代高点。   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共产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如此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个普通的战士所表现的高贵品质,能够激励几代人的健康成长;一个群众性的活动,能够在几十年历史进程中延续不断,影响我们时代的社会风尚,本身就证明,雷锋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象征。   (四)这是一种怎样的象征?   50年来,他曾被塑造成完美的无产阶级战士,也曾被还原为骑摩托车、戴瑞士表、穿皮夹克的时尚青年。这样一个年轻战士,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伟业,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不曾堵过枪眼,不曾拦过惊马……但他真诚、善良、友爱,以帮助别人为快乐,以奉献社会为幸福。他用短暂的一生,回答了植根于人生本质的永恒追问:“怎样做人、为谁活着”。   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产物,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雷锋所提出的人生命题,是他所处时代的“特殊剧情”,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须面对的“普遍剧情”。雷锋精神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给出了“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当好螺丝钉”等人生答案,更在于他以“一辈子做好事”的行动与思考,提出的人生课题:   人生在世,如何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短暂生命旅程,如何创造出无限的价值?个体的生命意义,如何在时代发展的伟大历程中彰显?这是雷锋精神背后永恒的“雷锋命题”,也是今天我们重新走向雷锋时必须面对的“人生哲学”。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为我们计算出“自我与他人”的公约数。抢着驾驶车体高大、操作困难的推土机,忘了病痛在路过的工地上推起运砖小车……雷锋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如果能让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就会有最宝贵的归属感,也才能释放最强大的力量。   作为一个年轻的生命,他为我们澄清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这是雷锋最深入人心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生命有限,但生命的宽度、广度与深度,却可突破一己,雷锋用短暂的生命完成了从有限到永恒的旅程。   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他为我们标定了“平凡与伟大”的坐标系。可能只是帮助一个带孩子的乘客找到座位,可能只是给战友的父亲寄去20元钱,平凡之中蕴藏伟大,细微之处方显精神。雷锋的一生揭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路径:伟大出于平凡,人皆可为圣贤。   自我与他人,有限与无限,平凡与伟大。无论时空如何变化,这些决定人类向前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变,这些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人生命题没有变,对这些命题给出完美答案的追求没有变。这就是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总有人一次次被雷锋打动,他的精神因此能超越时空、穿越时代;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的我们面对这个小个子战士的灿烂笑容,依然要经历精神的洗礼与心灵的拷问。   (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困惑。工业革命的滚滚车轮碾碎欧洲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让狄更斯感叹“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进入“镀金时代”,也面临贪污腐败盛行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崩坏、精神危机。   而我们同样身处一个大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有徐本禹清澈的眼神,也有郭美美空虚的手袋;既有“最美妈妈”用双臂托举的精神之花,也有彭宇诉讼引发的道德迷思。   当交换成为很多人的存在哲学,一切似乎都可以打上价签、上架销售,一切似乎都应该掂量轻重、计较短长,“理性经济人”几乎成为唯一的物种。有人断言,雷锋早从社会上消失,换算成明码标价的各种服务。   当冷漠成为很多人的人生面具,意义和价值在怀疑中消解,行动与实践在质问中延宕。扶起跌倒老人会不会反被诬陷撞人?爱心捐助会不会反被贪污挪用?在钢筋水泥的现代社会中,有人感叹雷锋若在也寸步难行。   值得深思的是,即便在这种普遍的道德焦虑中,对雷锋的呼唤也从未停止。   2003年“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雷锋位列第八;2010年“新中国100位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雷锋高票当选;《学雷锋》网络游戏风行一时,时尚明星荧幕再现雷锋音容事迹……   一边是对雷锋的疏离、怀疑甚至解构,另一边却是对雷锋的认同、呼唤乃至回归。这样的矛盾,正凸显我们时代的道德困惑:在汹涌的商品浪潮中,社会如何找到一种核心的价值?在多元的社会思潮里,个人如何构造一种心灵的支撑?在物欲的诱惑侵蚀下,时代如何唤回一种实践的德行?   (六)“人类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正是通过为他人的服务,才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社会越向现代化发展,对人的这种要求就越强烈。”   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理念单一到价值多元,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在变动的时代,如何坚决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如何重新定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创造人生价值、体现生命意义,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更为严峻的时代课题。   从改革开放之初,“人生之路为何越走越窄”的“潘晓之问”引发全国范围的集体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传递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再到今天的“小悦悦事件”唤起全体国民的痛切思考,在建构物质世界的激昂乐章中,我们也一直在寻找精神之歌的主旋律。   正是在这样的探寻中,雷锋精神再次显示它的意义和价值。道德从本质上来说是主体人格提升的内在要求。雷锋精神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实践中,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雷锋精神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一致,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特殊品格;雷锋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人们需要以这种“精神原型”为内核,为全速前进的中国,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为深刻转型的社会,寻找一种心灵动力。正因此,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也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这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方法,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一环,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有效支撑。   (七)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雷锋”代表了什么?“雷锋精神”意味着什么?“雷锋命题”需要怎样的答案?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这正是今天“雷锋精神”的价值内核,也是在传承与发展中凝聚的时代共识。在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一个公民需要以精神信仰作为人生灯塔,需要助人为乐、勤俭节约的社会公德,需要敬业创新的职业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锋精神”就是公民精神,雷锋为全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公民道德样本。   我们需要秉持公民精神,正如雷锋一样,他不会袖手旁观社会的发展,而是积极参与这一进程;他会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不是权衡再三退避三舍;他会把奉献视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会对他人保持诚信、友爱甚至谦卑,而不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   一个社会需要以共同价值来凝聚,雷锋精神所蕴含的公民意识,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种精神,包含着一个国家公民所具有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人文关爱和家国情怀。正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雷锋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和时代意义。”   (八)1962年8月10日,雷锋写下人生最后一篇日记:“今后,我要更加热爱人民和尊敬人民,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勤务员。”   5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行动,续写这本厚重的“雷锋日记”,汇聚成荡气回肠的“中国精神”,那个在部队营房前不幸倒下的身影从未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视线——   他就在六盘山下武警某部一连官兵们几十年如一日“学雷锋”的奉献中,他就在北京东四七条小学孩子们19年不避寒暑义务服务的坚持里,他就在长江边大学生们接力救人搭成的人链中,他就在白方礼老人艰难蹬行的“支教三轮”上,他就在陈贤妹面对无助孩子“救人最重要”的一闪念,他就在“最帅警察”挺身接住坠桥青年的一瞬间。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的道德勇气,感谢我们时代的行动者,他们为雷锋阐释的“自我与他人”增添了时代的温度。这个时代,有放弃“体面工作”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大学生司占杰,有离开大城市自筹资金开办乡村图书馆的年轻白领李英强,汶川地震后10多万志愿者驰援灾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上百万青年人热情服务……价值、奉献,这些标志着人类精神高度的词汇,依然吸引着高贵的心灵向着这一方向前行。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感谢我们时代的行动者,他们把雷锋描绘的“有限与无限”光大出生命的力量。当上不起学的孩子在希望工程的救助中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曙光,当西部偏远山村的小学教室内响起支教者的爱心合唱,当青岛募捐册上成千上万的“微尘”奏响道德乐章……公民精神在实践中凸现了价值,雷锋精神在践行中丰富和升华。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的道德坐标,感谢我们时代的行动者,他们将雷锋注解的“平凡与伟大”演绎出崭新的内涵。草原医生王万青40多年风雪行医写下敬业的诗篇,退休干部杨善洲22年染绿荒丘印证信念的厚度,大山深处邮递员王顺友用孤独的长征丈量责任的距离……这些普通人身上敬业奉献的精神,既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精神追求的至高境界。   让抱怨者努力去改变,让迷茫者尽力去探寻,让批判者勉力去建设。正是我们时代的行动者,赓续了雷锋的精神,塑造了社会价值的内核,赋予了时代前行的信心。以雷锋之名,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做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做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者,这是每个人应有的理想和追求。   让信仰天空更辽阔,让精神画卷更绚烂,让心灵追求更高远。作为道德建设的重要责任人,党员领导干部更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更加自觉地追随雷锋的脚步,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时代,争当价值标杆、发挥示范作用。以雷锋之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展现先进分子道德觉悟,张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这是党员干部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九)也许,你挤在上下班地铁的人潮中,不愿与他人视线相接;也许,你算计着住房的贷款、孩子的学费,无暇顾及更多的感受;也许,你关上窗锁上门驻守高楼,难以看到左邻右舍的笑脸……   即便这样,雷锋的召唤也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回响。他鼓励我们追求更饱满的意义,引领我们走进更丰盈的人生,并把砝码添加在我们价值天平上属于精神的那一端,提示我们回答好生命的考题。   不需要多么宏大的意旨,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所抵达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家园。这是你可以做的——   走进打工子弟学校教孩子们唱一首简单的歌,敲开公益组织的大门填一张志愿者表格,或者只是给满身泥水挤上公共汽车的农民工一个温暖笑脸,甚至只是微博寻人、网上捐物的一次顺手转发。举手之间,你靠近了那个伟大的灵魂。   “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   向我们时代的行动者致敬——而他可能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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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暗指薄熙来

中共党报日前发表评论,批评一些地方官员热衷搞形象工程。有评论认为,这显然在暗批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十六号在头版刊登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题为“实与虚考验人品党性”。文章强调,有的地方只热衷大手笔的形象工程,为求任上见效,哪怕竭泽而渔。这些只重虚功的领导人事业上不下功夫,搞小团体利益不遗余力,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这种干部喜欢制造虚假的泡沫,目的就是为自己捞取升迁资本,如获升迁,将推助社会上投机钻营者得利的风气。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这篇文章和去年习近平有关干部换届的一个讲话基本一致,显示习近平已经主导中共组织部。 “习近平在2011年5月份在全国组织部部长会议上,他当时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叫‘三优干部’,第一个就是在基层实践锻炼和重大考验的优秀干部;第二个就是要选拔那些埋头苦干,又不示张扬的那些老实人;第三是要把那些思想解放的、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要日益进取的一些干部提拔起来。这些评论都是有关系的。”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认为,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通常有很大来头,可以看作是中共最高层的表态。 “毛泽东自己也写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中央的一些大秘书有的时候写好稿子,需要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形式来发表也是有很多先例。包括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写关于改革开放方面的文章也当时也是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所以这个是共产党它们的一个惯例。” 张伟国说,人民日报这篇批判形式主义和讲排场的文章,很可能是针对薄熙来的舆论准备。 “从现在这种特殊的时间和背景上看,这种指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薄熙来好大喜功这一套东西有目共睹。用这种形式来消消毒。也是一种舆论准备吧。” 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年来推动唱红运动,动辄数千上万人齐唱革命歌曲,无论在他主政的辽宁大连和重庆都热衷修建代表城市形象的大型标志性工程。夏明教授认为,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私入美国领事馆事件导致的政治冲击只有几天,中共最高层可能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这篇文章未必代表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意图,但其文有所指却相当明显。 “目前重庆的事件显然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各派的人都认识到已经摊牌了,现在马上大家要把位置找对,脚跟要站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这套系统会表达自己的一个态度。所以,《人民日报》这篇评论恐怕是要为下面的对重庆事件要进行组织和政治上面的处理进行舆论上的一些准备和吹风。” 不过张伟国认为,追求形象工程,只做表面文章是中共官场风气造成的,这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张先生表示,中共历届领导人都要求下级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但仍造成中国各地形象工程泛滥,政治和经济泡沫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显示文章所批评的问题并非源自个别官员的所谓人品党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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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王立军案引爆中共权力斗争

从北京到四川、再到重庆,正在上演一场充满刀光剑影的政治大戏。无论对身临其境的中国民众来说,还是对隔岸观火的海外评论人而言,由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引爆的权力争斗显得非常戏剧化,扑朔迷离、雌雄难辨。 问题的复杂化由下面几个因素纠结而成: 相关内容 新闻人物:王立军 中国:王立军赴美领馆属“孤立事件” 中国:王立军在美领事馆滞留一天 更多相关的故事 时间:该事件发生在新年后、18大权力交接班之前,尤其是在习近平2月14号访美前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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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举行记者会 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发表声明(图)

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四川藏区发生的一系列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    图片:1月29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和纽约学者举行记者会,就近期中共军警射杀抗议藏人的事件发表声明。(紫荆摄)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罗桑念扎介绍,中国新年四川藏区甘孜自治州炉霍县发生藏人抗议,遭中共军队镇压,3人被打死;第二天在色达县又有一人在抗议中被射杀。 26号又传出四川阿坝州壤塘县的藏人学生因为贴传单被打死。另外,自去年3月以来,已经有16位西藏人选择自焚,12人死亡。 他指出,中共一直谴责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其实,中国政府如果有诚意,应该详细调查真相,了解藏人的要求。 罗桑念扎:“中国政府在其60年对西藏的统治中,使用了各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这些抗议事件足以表明,藏人对这样压迫的统治相当不满。” 罗桑念扎说,自焚和不断的抗议表明,藏人现在根本不怕。他引用作家和藏学家王力雄的话:藏人连自焚都不怕,还怕什么呢?目前藏人处于绝望状态,完全是中国政府无视藏人愿望的结果。 罗桑念扎希望美国政府对即将来访的习近平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 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罗伯特•巴奈特(Robert J. Barnett)教授分析,最近的抗议出现在四川藏区,中共发现,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从西藏西部地区扩展到东部。而这一整块地区占中国的四分之一。 他通过图表说明,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当上公安部长以后,四川当地干部如果多报“分裂分子”,能够得到更多拨款。这样也鼓励了当地官员对异见人士采取更严厉的打压。在2008年出现冲突之前​​的两年军队和警察的开支就明显增加。 中国政府对西藏寺庙的管制越来越紧。 1996年,中国佛教协会决议,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要求西藏的喇嘛和尼姑公开谴责达赖喇嘛。而从50年代到80年代,达拉喇嘛没有受到个人攻击。后来不仅达赖喇嘛遭到批判,而且在寺庙里进驻工作组,进行政治教育。 98年以后,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从西藏扩展到东部的四川藏区,十年间覆盖了所有寺庙。因此在一些寺庙陆续出现喇嘛的自焚抗议。 西藏历史学者李江琳分析,中共从1951年进驻西藏,至1962年,都是军政府统治。而至今出现的五次大的抗议冲突,中共全部都是使用的武力。 李江琳:“色达、炉霍、壤塘、昌都,这些都是1956年我们说的‘康巴暴动’最终发生的地方。第一枪就是从色达开始的。现在,这一波的抗议又是从康区开始的,让中国政府非常紧张。这里面也说明一点,就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一代一代的藏人都在抗议。” 李江琳说,中共尤其恐惧藏人宗教的力量。 李江琳:“与阿坝任何一个寺院有关的条例有三百多条。这些三百多条控制了你所有的行为。有些地方,比如说在果洛,寺院要挂一条经幡,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 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对待藏人的态度是殖民者的姿态。 陈破空:“ 比如对待汉人,我们知道‘六•四’是有大屠杀,在2005年汕尾东洲村有屠杀。总的说来,中共试图用一种妥协的、或者调和的方式,不管硬和软,只要把汉人收拾下来就行了。但是对西藏,对藏人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地区,中共所采取的政策却是屠杀,从49年一直屠杀到现在。” 他认为,中共试图把西藏世俗化、汉化、甚至赤化,只会激起西藏人日益剧烈的反抗。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中国政府封锁这方面的消息,就说明其所作所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见不得阳光。而汉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比过去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胡平:“官方也扔出他们所谓‘送四个领袖的像给藏人’这么一个新闻。从网上,twitter上看的很清楚,大部分网民一下子就看出,你这是一种文化侵略。” 研讨会由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主持。中国大陆学者张博树、诗人黄翔、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等也纷纷发言,提出在中国建立真正合理的政治架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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