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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0 次 更新时间: 2012-03-19 23:41:20 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 进入专题 : 精神懈怠 执政危险    ● 黄百炼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这四大危险中的任何危险都足以造成亡党亡国的危害。总结我们党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险相对于其他三大危险更为首要,更为容易导致党的机体功能衰竭。精神相对于个体来说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绪、意志、良心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精神状况就是党的“灵魂”,是党的理论和思想活动、党的意志力、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风貌、党的作风的总称。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兴衰成败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党的精神风貌的产生、形成、凝练和发扬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壮大过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坚强、在失败中奋起的一大宝贵财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1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理直气壮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付出艰辛的探索,还要受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嘲笑、干扰、打击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干预,使不少党内同志对自己的理论创造产生了怀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说成是“山沟里不出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取得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后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的理论,具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理论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底气。他们以坚毅的理论勇气,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排除了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气。我们党在处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时,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满了危险。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预言收拾不了的烂摊子。但是,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不被眼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所吓倒,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自己的才能有机会展示而无限向往。中国共产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和海纳百川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像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据地。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是有了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气,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三是奋发有为的锐气。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民族复兴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和社会革命,都因为找不到正确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败,而苦闷和彷徨。由于中国共产党真理在手,正义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对于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无所畏惧,运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3的积极进取精神,干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围追堵截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地脊民贫、四面受敌的陕甘宁边区能够在13年内成为我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革命圣地;埋葬蒋家王朝的军事指挥部署竟然能够在西柏坡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几十年新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要花数百年才走完的路,“东亚病夫”一跃成为“东方巨龙”。     四是大义凛然的正气。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品格。他们对于腐败深恶痛绝,19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发布了第一个反腐败公告,并且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坚决清除,绝不留情。共产党人具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评精神,乐于接受人民群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哪怕是十分尖锐和尖刻的批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4正因为这样,才能通过遵义会议,在革命的生死关头拨正航向;敢于彻底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辈们率先垂范,发挥正身率下的强大榜样力量,在危险时刻冲在前,困难面前干在前,艰难岁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气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坚克难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长期处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强大的敌人、巨大的困难、复杂的矛盾、全新的问题像大山一般压在共产党人头上。但是共产党人具有压倒一切敌人(困难)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就好像是天生为了战胜敌人和困难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5的大无畏精神,共产党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点燃星星之火;在封锁和包围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两弹一星”;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处于低谷的严峻形势下,“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阔步前进。     六是苦中求乐的豪气。虽然我们党长期处于艰苦、清贫、恶劣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先辈们志存高远,豪情万丈,身处险境,放眼未来。1936年2月,经过一年长征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8.6万人的队伍已经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却在陕北一个叫袁家沟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见方的小桌子边写下了“沁园春·雪”这样的宏伟诗篇,展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义之际依然憧憬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前途”。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时刻,党和人民表现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壮志豪情。邓小平同志怀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7的坚定信心,满怀激情地设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正因为有了这种苦中求乐的豪气,无数先烈把砍头当成风吹帽,无数前辈把苦难当成磨刀石。     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彪炳史册伟业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一再证明了一个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状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首要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丢掉了这个前提,什么危险都可能存在。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展示的精神风貌是党的一大思想文化优势。丢掉了这一优势,就丢掉了党之“魂”、国之“神”。          二          经过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执政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物质基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政权也十分巩固,然而,过去那种锐意进取、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却开始有所减弱,表现出精神懈怠的症状。所谓精神懈怠,作为个体来说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产生松弛,缺乏积极主动的心理状态,出现不思进取,情绪、意志、精力和活力开始下降,道德品质开始出现滑坡甚至蜕变的情况。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弱化和丧失的表现。作为一个政党来说,精神懈怠是党的思想理论活动的活力发生递减,产生保守、迟钝、停滞或禁锢的状况,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始弱化,体现党的性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出现退化甚至败坏的情况。     精神懈怠的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引起高度警觉。我们党内之所以会产生精神懈怠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主观因素开始发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全局性阶级斗争的消灭,没有了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没有了大难临头的致命威胁,没有了刀枪相向的凶恶敌手,没有了逆水行舟的艰难处境,警惕的神经开始松弛,斗争(竞争)的意识开始放松,顽强的毅力开始减弱,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面临和潜在面临的各种危险,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抵御、战胜各种风险的竞争(斗争)意识。第二,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动用物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于是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迷信于“用人民币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挚的感情、良好的作风、饱满的激情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甚至全然不顾群众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用物质的、简单的、粗暴的方法解决问题,用搪塞推诿的态度对待矛盾,带来一系列发展失衡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感情逐渐疏远。第三,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强大,党和国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制止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和制造动乱的能力大大加强。于是一些领导干部迷信用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群体性事件,缺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缺乏“人性执法”、“温情执法”的工作作风,而在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不认真调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诉求,不放下身段同群众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和沟通,遇到矛盾总是试图以势压人、以力服人、以权制人,甚至以拘禁、强拆、“被神经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剥夺“不听话”群众的权利,“滥用警力”、“暴力执法”现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区造成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的严重对立。第四,进入和平年代,个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资福利奖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规章有序进行,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拨乱反正年代那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变化,也没有了那种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挑灯夜战的群众运动式的激情。人们生活在有序、安康、稳定的环境中,在规则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们注重物质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质量提高、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了所谓的“天花板现象”、“59岁现象”和“愤青现象”。有的已经没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动力,上班无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快要退休的领导干部,“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为自己谋后路作准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权谋私;有的在官场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个人主观能动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社会和党组织,成天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满意,而自己又不愿意为改变社会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青”。第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尽管30多年来我们遇到了国内政治风波、国际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不测风险,但我们都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虽有风浪却波澜不惊。于是一些人对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盲目乐观,自我欣赏,陶醉于“中国震撼”、“中国速度”、“中国之谜”、“中国奇迹”的满足之中,对我国目前尚未转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问题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已经处于矛盾凸显期心理准备不足;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世界性难题缺乏应有的警醒,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前进道路上潜在的艰巨性、风险性、危险性缺乏忧患意识,对应对未来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和心理调整也做得不够。     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1. 思想糊涂,信念不坚,精神动力不足。对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界限划分不清楚,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缺乏为捍卫和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积极主动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机械地、被动地或者仅仅为了得到领导满意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而是仅仅把它作为谋生手段而工作。缺乏远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因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为自己谋求后路而走上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的道路。     2. 说得好、做不好,讲得多、做得少,实干精神不强。这些年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要求、执政目标应当说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细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贯彻落实很不够,没有真正把这些执政理念落实到各项事业的具体发展中,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工作是隔空喊话,隔靴搔痒,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相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衙门作风比较浓重,用会议指挥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用汇报来检查汇报,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     3. 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确实前所未有,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种快速发展是因为抓住了一些机遇,带有粗放型、扩张型的性质,而今后我国的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别人跟你打交道就会更加算计和提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会更加复杂,任务会更加艰巨,难度也会更加增大。然而,我们一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自我满足,对未来的前途盲目乐观。看不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严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个人和群众、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对取得的成绩评价得过高,对个人的作用估计得过高。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会丧失襟怀坦白、闻过则喜、敢于揭短、勇于纠错的锐气和勇气。     4. 固守陈规,求稳怕乱,创新和开拓意识不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闯敢干的精神。短短几十年我们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有效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开始习惯于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习惯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社会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会进步提出的新任务不愿勇敢地面对,看不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愿意不断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用开拓进取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对于基层和群众蕴藏的巨大首创精神不够尊重、不够支持,甚至用现行的条条框框去阻止、扼杀基层和群众的改革创意和萌芽。     5. 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衰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有的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开始讲究排场,追求享受,贪图安逸。“节省每一个铜板”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领导干部追求奢华,办公楼成为当地的一道豪华风景;讲究级别等级、座次礼仪、官阶待遇,“官本位”观念全面渗透;对迎来送往、公务接待、圈阅文件乐此不疲;指导检查工作习惯于踩点彩排,边界迎送,警车开道,禁行戒严,走马观花,摆姿作秀;不发生突发性事件很难在急难险重的工作场合看到领导的身影。艰苦奋斗精神的衰减,不仅会导致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且会大大提高执政成本,大大削弱执政党的竞争力和执政效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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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邓英淘 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邓英淘 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    ● 邓英淘   王小强       缘於再版邓英淘着《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2011年8-9月,我们在301医院和邓英淘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根据笔记和录音整理修改。所有标题、黑体加重和脚注,均为後来补充。            一、多数人的现代化            王小强:有个问题,在我脑海盘桓多年。1992年,我在剑桥时读了你这本书。当时Peter Nolan异常兴奋地向我推荐,还把你来访的细节,你的神态?作派,从头到尾,讲得神采飞扬,说你像个大孩子。—赤子之心“率性谓之道”也。我读完很受震动,和Peter讨论时,我俩都说,你提出了一个不仅关系中国而且关系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在这种时候,大多数学者没有几个能看懂。因为那时苏联刚解体,改革方案如火如荼,全神贯注“休克疗法”,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批驳科尔奈和萨克斯。根本没有人会从你这个角度,开宗明义提出,(1)经济体制改革,(2)发展方式选择和(3)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体问题”,必须统筹考虑,找到“综合解”。所以,我心中一直纳闷,众人都在热议改革、转轨。中国过去说“超英赶美”。你偏偏提出,既不是“超”也不是“赶”,不仅体质不能照搬西方,连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不可能照搬!改革浪潮鼎沸之时,堪称绝无仅有。而且,书中提到,你是从1984年底开始这样考虑问题。你怎么会别出心裁,想到这头上来了?     邓英淘: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偶然。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20世纪末实现小康?21世纪中实现现代化。当时关注了一下,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太对劲。那时间,中国刚刚吃饱肚子,经济处于较低水准,1980年人均消耗能源0.6吨标准煤,翻两番不难实现。但是要实现现代化,一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中国多,大概占世界人口一二成,消耗能源却占全世界的六七成。我当时就想,假如将来我们发展到和他们差不多的发达水平,中国人口这么多,算算账,不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必须翻一番还多!譬如当时美国的现代化,人均消耗能源11吨标煤,日本?德国?法国将近六吨,意大利也超过四吨。咱就按日本的水平算(因为日本的能源利用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所有能源都从海路运输,平原高度集中,没有长途陆路运输成本),照样不能想象。所以2010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对媒体公开宣布:     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     不仅如此,还有印度呢,巴西呢,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埃及等非洲国家……,如今地球已经70亿人口了,到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一百亿。大家都要现代化,如果人均按五吨标煤计算,就是五百亿吨,当量又不对了,相当于现在世界能源消耗的五倍!研究这类问题时,当量变换经常要在脑子里想半天。到那时候,我估计石油价格得上千美元了,你怎么用得起?小康,吃饱穿暖,对资源要求还不很高;小康以后,实现现代化,这样行不行?能不能支撑?为此,我提出来了“双重压力”问题。第一重压力容易理解,咱们比人家落后,也要现代化;第二重压力,世界资源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如果占世界人口70~80%的多数人都要现代化,能源消耗必须得翻两番?四番,这个地球明显承受不住。所以当时就在思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有没有一条道路,其资源基础和生产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而不光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了。我们肯定不能是这种模式。            二、市场、科层、互惠机制            邓英淘:我多年一直在琢磨,人类配置资源?运营资源,广义地说,只有三种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互惠机制。微观组织形态的变化,取决于这三种机制应用的不同组合。     人类最早配置和运营资源的组织形态,就是互惠制。随着部落增大,部群增多,科层制出现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科层机制贬义被称为官僚,中性的说法是科层或者层级,逐级的。早期是公推领导,酋长是公推的,不行就换了,实际上受到很多制约。     互惠机制原是内部的,扩展到部落之间的交往,互赠礼品,你没有的,我给你点,我没有的,你也给我点,慢慢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市场机制。实际上,严格地说,每个社会的各种组织,都是这三种机制的混合体,不过比例调配得不一样,各有侧重而已。早期配置资源,运营资源,互惠制的成分比较高。比如狩猎,不能说他光管跑龙套,回来只能啃骨头,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尽力,如果他不尽力,猎物跑了怎么办?这样演变下来,部落大到一定程度,要有秩序,有士气,有协调性,哪些人做什么,如果事事坐下来商量,效率太低,需要有人调度,像农村生产队长每天给大家派活。这个领导受到大家信任,也受到很强的制约,一个部落酋长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与这三个机制相联系的,有三个法则。     互惠机制对应的是黄金法则。“黄金”意味着难得,属于博弈理论中的特殊境界,企业和雇员亲密无间,等于一帮哥们儿弟兄不分你我,焕发“以厂为家”的主人翁精神。这显然需要人员团体的紧密关系,流动性不能高。互惠制要有记忆,今天我帮你了,下次你也要帮我。与时间轴平行,是纵向延续下来的。不像市场上找零工?小时工,不用记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没钱不干。今天活干完了,“对于企业来说,黄金法则意味着企业经营几乎完全是为了雇员的利益。黄金法则策略是一种合作策略。另一个极端是个人极大化,或成本极小化。在这一端,企业试图使提供给雇员的工作条件(包括工资)极小化,而同时他们又试图使能从雇员那里得到的东西达到极大。这个策略是完全敌对的策略。……对雇员来说,黄金法则策略就是他们像企业的主人一样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根据企业的最大利益工作,他们希望企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就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工作。雇员的黄金法则策略也是一种合作策略。另一个极端是,尽可能小地‘付出’努力,而工资照拿。这个策略是完全敌对的。”广义地说,“黄金法则看似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黄金法则在原始社会是被普遍认可的。”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了工资就完事了,两清“拜拜”了。     王小强:所以,互惠也等于互欠,从而伸引出具有道德含义的制约关系。     邓英淘:对。互惠机制为什么最初叫克兰呢?部落内部,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谁也跑不了,立功授奖,犯错挨罚,人人心里有本账,一记忆多少年,甚至好几代人,实质上包含了某种连坐,很严重哟。你小子想耍滑,不仅一块狩猎的男人不待见你,甚至你老婆串门没人搭理,孩子出来没人跟你玩。爸爸干过坏事,孩子都抬不起头来。反之亦然,后生奋勇立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脸上争光。1互惠制组织不仅既有激励,又有制衡,而且激励和制衡,在纵(时间)横(连坐)两个方向上最大化。所以黄金法则,从原理上说,可以达到团体效率的最大化。     有一本书《X效率》,调查研究了世界各国很多企业,用产权?用垄断?用工资奖金等等,产生效率的机理全都讲清楚了,结果还有一大块效率解释不了,只好命名“X效率”。2这就像现在人们可以看见的物质,无论是物质还是能源,只占地球总质量的20%,还有许多是暗物质?暗能源,现在科学在研究。中国也在雅砻江大坝底下,绝对没有天空中射线的干扰,搞这个试验。     中医的经络?穴道?气功等等,应当属于这块。像中医广泛应用?西医科学解释不了一样,企业经营的“X效率”随处可见,产品?规模?技术水平一样的企业,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有的侧重市场份额,有的突出品牌,有的强调福利,一个企业一个样,到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到“厂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全抽象成了一个概念。     结果,到处明摆着的“X效率”,经济学解释不了。市场逻辑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到资源运营的效率,到组织内部的行为差异,经济人假设不够用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只在计件工资?泰勒制这种容易核算和监督的领域行之有效。因为任何人类长期组织的内部激励和制约,都不可能像商店里从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的店员手里买东西那么简单。就那还得讲究笑脸相迎的服务态度哩。所以,“X效率”亦称“非配置效率”。其实就是日本企业强调的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在职培训?职工住房等等,通过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一系列长程性的互惠安排,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包括互相监督,实现企业不仅配置资源而且运营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如今,团队精神,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在股权?工资?奖金?升迁等等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的激励之后,尤其大企业,还得花费很多人力物力,文体活动,联络感情,培养?弘扬团队精神,在力所能及的层面实现互惠机制,包括激励和惩罚,以追求企业运营的效率最大化。     互惠机制明显的局限是规模不能过大,外部流动性不能过高。当部落组织或者团队,大到一定程度,外部流动性超过一定程度,人认识不过来了,记忆了半天,拍拍屁股走人了,搭便车的现象可能很难避免了。随着群体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少,互动频率越来越低,能认识和熟悉的人相对越来越少,搭便车就会把黄金法则逐步蜕变成白银法则?破铜烂铁法则了。所以,规模和外部流动性,是互惠机制的两大天然制约。     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大工厂的规模效益,以及市场机制无需记忆?甚至鼓励流动性,恰恰成为传统互惠机制组织形态的克星。     正是这样,一讲究规模经济,科层组织来了。科层机制的明显优点是,组织规模可以发展得极大。社会学有个“一八定律”:一个人可以有效管理八个人,再多就可能招呼?监督不过来了。当然,这不能说是所有的事,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简单这么想,一个人管理8~10人,底下的十个人再管理十个人,这样管下去五层,组织机构就能扩大到一万人,六层就十万人,七层就一百万人。所以,科层管理的组织规模可以非常大。当然,缺乏互惠机制那种谁都认识谁,横向(连坐)纵向(时间)的强大激励和监督,效率自然相应减弱。特别现在信息革命,“扁平化组织”出来以后,对科层机制的等级弊病也做了很多分析,包括阻碍层级间的信息传递,上下信息不对称等等,导致很多低效率,但它毕竟能够组织很大的规模,这是大机器生产,大工厂规模经济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实际上,宗教?政党?政府?军队?联合国等类似事业机关,所有大规模组织,全都是典型的科层机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层机制的长处是有利于扩张,一旦扩张受阻,延缓得升迁的激励不足够强烈,科层机制必然掉进“彼得原理”:在一个老化的科层机制里,每个人最后都会上升到他力所不能及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一旦通过扩张努力工作实现升迁的成本经常大于直接拍上级马屁,嫉贤妒能的武大郎开店就来了。企业里有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你武大郎开店,你就死了,不存在了。军队里只要有仗打,你武大郎开店,打败仗,就淘汰了。政党执政也有竞争可以淘汰。所以,“彼得原理”通常最典型地体现在就业和福利待遇最稳定的政府机构。政府职能部门循规蹈矩,等因奉此,简直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过去中国有讽刺,说作官最容易,“哼哈二将”而已。到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科层机构里面的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没有称职的。     当然,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科层组织,都是三种机制的组合,不同的配比。譬如军队必须科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军队的士气非常重要。像岳家军,那是不可以撼动的。《孙子兵法》名言“上下同欲者胜”。这其实就是互惠机制的核心。岳飞决不是单靠他武艺多么高强可以打胜仗的,靠的是我们大家是兄弟,一起来抗击侵略。那时人怎么不讲产权了呢?我加入你,拼命杀敌,你是不是得给我点什么东西呀?很多特别能征善战军队里,都有这种东西。左宗棠在新疆时加入了袍哥会,利用这个,横扫西北,把彪悍的回族人打得根本没有办法。互惠机制实际上无孔不入。墨家这派也是,漕帮?盐帮都有互惠的东西。     总而言之,互惠机制?市场机制?科层机制,这三种机制不仅是人类配置资源,而且是运营资源的基本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特性?条件?局限?适用范围,不同功能组织和组织形态变化中的此消彼长,我原来是打算每种机制单独写一篇的。我当时想先把这三个机制的机理写清楚,然后再和历史演化结合起来,所谓“经史合参”吧。这个说起来简单,你度量一下,封建社会三种机制各自是个什么比例,那可得从各处找史料,慢慢地抠吧,费劲着呢,谁也受不了,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三、共产主义遥不可及?            王小强:听下来,作为共产党员,你显然更倾向互惠机制占主导,因为它更接近,甚至可以等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对应“黄金法则”嘛。     邓英淘:虽然这样说也没错,但还是有点“上纲上线”得生硬了。我们不赞成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截然对立,公有制的毛病全靠私有化。我们反对吴敬琏的市场迷信,不等于根本否定市场机制。我刚才说了,91年的书里更展开了分析了,有图?有表?有数学推理哟,“可分又可专有”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最有效,理论上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同样道理,中国共产党员从少到多,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不能没有科层机制的规模优势。就像你说的,每一个家庭,千差万别,最后都能发现这三种机制同时存在?交叉互动地发挥作用。3换句话说,即便将来矿物质能源全部消耗殆尽,大垄断资本和今天相比,退出了主导历史的舞台,我相信,市场?科层?互惠,仍然是人类配置和运营资源不可或缺的机制,“可分又可专有”的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仍然有效;需要规模效益的社会组织,继续少不了科层组织。或许这也算是毛泽东说过的,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照样有矛盾,有斗争。     有意思的是,回到你的“上纲上线”反过来说,用这三个机制的各种组合,看过去,看现实,看未来,共产主义并非遥不可及。因为互惠机制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所有社会组织,而且日益明显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譬如美国研究公共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奥斯特罗姆,人家可是唯一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的女经济学家,主要讲的都是这一套,核心观念就是“多中心治理”。原来人们以为只有两类社会经济组织,一类官方政府机构,一类民间竞争企业。奥斯特罗姆认为现在混杂得很厉害,NGO—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机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各种各样不同关怀?目的和功能,对这些组织而言,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她亲自调查研究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了解他们资源的配置?资源的运营,很多书我都看过,互惠合作在许许多多地方,在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肯定会被搭便车摧毁的地方,制度安排之精巧,相互关系之和谐,激励与制衡匹配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些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搞了上千年,而且可持续发展,堪称人类组织的“有机体”。     王小强:有意思。过去按阶段论,共产主义是天堂,是伊甸园,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按需分配,一切都好,老也没实现,所以遥不可及。如果用你的三种机制当万花筒,看世界,就像看各个家庭一样,四处可见各种各样互惠机制为主的温馨案例了。     邓英淘:可不是吗?实际上我在看了南街以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没有什么遥不可及的,你到南街去看看,你再去华西看看,全都是均富呀!60多年来,我不断搜集了很多这类案例。譬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多少年了,就是一个典型,堪称现代工人合作制。蒙德拉贡的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账户,不仅拿工资,年终还根据资本份额分红。你走,可以,允许自由流动,但没有外部股东,每年分期分批把你的资本账户兑现。职工和子女参加工作的发展到近十万人,一个大企业集团,还有自己的银行。在现代的聚居条件下,这是我知道的最大的一个互惠群体。5中国今后互惠机制的发展,我感觉,应在很多企业推行现代工人合作制。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资本账户,这是节制资本的最好方式。     王小强:哈哈,这个概念好,有意思。“节制资本”不是不让资本发展,而是要让资本大大发展!     邓英淘:过去资本家说,我付出了管理呀,企业越来越大,资本增值,边际贡献都是我的。问题是,资源运营的效率里包括“X效率”,至少我们没有把“X效率”给你搞成负值吧?哈哈,由于我们很客气,所以利润不能全是你的,还有我们的贡献哪,所以资本收益我们也有份儿。     我们现在实际上混淆了很多东西,有很多错误观念,把公有制等同于无主,这是不对的。奥斯特罗姆专门批这种观点,搭便车与公有制无关。咱们以前老说人人有权=人人无关。其实,出现搭便车现象,那是你的公有制没安排好,公有制不是无主资源。包括如何解释有名的“哈丁悲剧”,被主张私有制的人拿来当作典型案例。实际上,人家西方学术界早就论证清楚了,整个中世纪,封建庄园的公有草场没有发生过度放牧。所以,不是公地的悲剧,是无主资源,没有界定清楚的资源,没有规矩,所以没有人管理,所以才乱放牧。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样,可以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界定形式。          四、为多数人的现代化而奋斗          王小强:过去讲阶段论,铁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早晚爆发世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于是乎,东欧易帜?苏联解体,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破产,社会主义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幻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摆着的实践结果,成了无需讨论?必须面对的现实。     邓英淘:苏联东欧的失败,看怎么说。没有斯大林那一套,战胜法西斯,攻克柏林,从一个落后的东方农奴国家到组成和西方列强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市场调节出来的?算失败还是胜利?苏联失败的根本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王小强:完全赞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抽掉这个灵魂,马上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了。而后者,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我要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系列中展开的。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包括南老师多次强调的意思,中国的救亡图存与世界向何处去,两件事是一件事。回到你“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个主题,你算的大账,不仅包括中国的多数人,而且说的是全世界的多数人。     邓英淘:那时候,账是算的全世界的,问题还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的。面对西方几个发达国家把持全球大部分能源的现实,如果不能另辟蹊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找谁去呀?     王小强:我对现在的形势很担忧。《投机赌博新经济》玩成脱缰野马,马失前蹄一跤摔得不轻,吓得人民币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不敢可兑换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没地方大把卷钱,美国经济趴窝,走不出来了。金融海啸到如今,已经“量化宽松”之三了。盖特纳心知肚明,他现在每天贴现的坏账,比当年雷曼兄弟的还差。即便如此,美联储没法直接给冰岛?希腊?西班牙的政府和银行发钱呀!而它们的坏账和美国金融企业的坏账全连着。美国制造业只剩17%,大部分是不让转移出去的高科技军工。只要不能大卖军火,股市暂时撑得再高,没法增加就业。她就是把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再拿回来,重新生产彩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逼迫人民币升值再多,也没法跟MadeinChina竞争。MadeinUSA的优势是高科技军工产品。譬如2010年卖沙特,必须淘汰的武器,一单六百亿美元。媒体爱说增进双方理解。中美双方产业结构的“比较利益”还用理解?明摆着的,谁都看得见:只要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分裂成七块?八块,像阿拉伯分裂成许多主权国家,各家都靠买西方武器维系少数人的超级现代化,到那时候,美国就能像卖台湾军火一样,来到中国这块地方,调解纠纷,主持公道,七?八条“小龙”一方面继续血汗工厂,出口廉价日用百货,改善美国人民生活;一方面落实“台湾经验”,维护“地区”和平,争先恐后购买美国升级换代的淘汰军火;东亚GDP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贸易逆差?失业率迎刃而解,美元债券评级得升到四A?五A?八A级了。6     可悲的是,如果说市场?互惠?科层三种机制的匹配都是各种力量较量的选择结果,现在无论国外国内,与国际惯例接轨,继续选择市场?科层为主导的力量,比你邓老汉躺在医院里,说话没人听,力量大得太多了!     邓英淘:选择成这样的可能是会有的。他们会想搞出这么一个,推翻共产党,分裂中国。可他那是一厢情愿,他做不到!就像互惠机制,咱们很难想象,奥斯特罗姆书里举了那么多案例,如果先拿块布把答案挡住,只把搭便车?产权不清晰等等难题摆出来,然后问:这些难题,老百姓会怎么解决呀?如果是咱们吴敬琏,一定毫不犹豫地抢答:按市场,按股份……可是,把布一拿开,一看,嗯?傻眼了,人家搞了成百上千年,还是互惠机制,激励奖惩的各种制度安排,设计精巧,效率奇高。所以我说奥斯特罗姆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发明了什么原理,人家是拿“活物”实证,深入鲜活的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毛泽东思想有五条公理,是站得住脚的。     一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7这是毛泽东的所有观。有了这个所有观,就有第二条: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毛泽东的效率观。第三条:人多了出圣人。注意了,这里说的圣人,不是消极企盼尧舜之君,而且包括治水的大禹—林一山,治沙的愚公—石光银?牛玉琴,撞掉美国飞机的王伟,上太空的杨立伟……有人说中国爱出汉奸,其实更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王杰……,几千万烈士抛头洒血前赴后继!“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第四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第五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说过,老虎会吃人,怎么是纸的?现在不是老说国民党抗日死了多少将军吗?当然不是被纸老虎吓死的,是死打硬拼壮烈牺牲的。可是,为什么一路败北溃不成军呢?两?三万关东军打几十万东北军,如虎驱羊,因为大日本皇军武器装备精良嘛,连后来轰炸华北的许多飞机,都是缴获张学良的。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有了前四条,再强大的敌人,小米加步枪就干掉了。所以我说,只要有了这五条公理,他们那些战略,如意算盘,都是痴心妄想。     王小强:我当然赞成你,可如今第一条就是私有化,广大工农,包括当代愚公—石光银?牛玉琴,理论上?概念上?现实中全成“弱势群体”了,所以纸老虎又成真老虎了。     邓英淘:你说的现实,必须面对,不能回避。但我还是爱说“形格势禁”,形势比人强。曾国藩说人生成事,一靠激,二靠逼,大多都是靠逼出来的,没退路了,搞不下去了。少数人作威作福的现代化,在中国“公天下”文化传统这块地方,不可能长治久安,万寿无疆。上次我和你说过有一本法国人的书,还得找,他说的是,在人人都能写会算的当代……     王小强:不用找他说的了。如今,非洲大饥荒,每天饿死多少人,看着彩色电视,看着猫狗罐头广告,减肥药?减肥手术广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您让我手里攥着手机饿死,个别心气儿高的,精神头大的,不认命的,容易铤而走险,所谓“民欲与之皆亡”也。肚子饿得头昏眼花,谁分得清你穿的是什么制服?最莫名其妙的是媒体总说伊斯兰的自杀炸弹,图的是升天堂有72个处女伺候。怎么不想想,一家企业连续十几位跳楼的民工,反正一死,万一风云际会,有机缘凑一块儿,开个碰头会,结果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消停了。     邓英淘:这就是最基本的“形格势禁”。不把多数人的现代化安排好,少数人现代化了,也不得安生。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说到底,是如何处理?摆平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互惠机制更是这样。譬如企业效率最大化,必须全体员工都包括进来。但是,有一条限制性的东西,就是当官的?当领导的以身作则。虽然分配时,你得到的比别人多。比如蒙德拉贡,原来实行的差别是三比一,最高领导拿得比较少,后来放宽到五比一,因为竞争很激烈,经常有“猎头公司”挖他们墙角。靠什么挖掘出黄金法则的最高效率呢?有一个无名氏定理,就是讲领导者,假设所有效率都算出来了,按边际你应该分十份,然后其它人再分。但是有可能,这样分配,均衡就打破了,团队激励就瓦解了。必须有这么一个人,我情愿分九份,不拿第十份,另外的是大家的,才能实现团队激励。          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          王小强:互惠机制的许多典型再好,南街村?华西村等等,类似当年的大寨,无名氏定理“唯士唯能”,必须一位高度自觉的强人领导。再下来,接班人就成了问题。放大了说,朝鲜的“金三代”,古巴的亲兄弟,形式上无论什么政体,有没有选举,总得一个强人大权独揽。我们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也屡犯重大错误。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动乱和国家分裂,最典型莫过于生活水平曾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南斯拉夫。但是,民主不简单是一个西方化的潮流问题,也是一个权力需要制衡和监督的极大现实问题。如今,贪官污吏割韭菜一样越贪越猛,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强烈呼唤民主。多数人的现代化,不能没有政制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因为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必须像当年推翻三座大山一样,发动?团结多数人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成功。     邓英淘:我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可以概括成20个字:“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     王小强:理解。毛泽东强调过《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即便有些地方有人挂羊头卖狗肉,名实不符,名分一动摇,违规胡来合法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城头变换大王旗了。     邓英淘:你说的是一般道理。我说的(一)“坚持名分”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红旗不倒。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了,取得伟大成就,也有过重大失误,犯过重大错误,人民群众付出过巨大代价。如果与国际惯例接轨,57年人家就提出过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凭什么你共产党没完没了?我们不答应,为什么?有人说共产党执政是靠日本侵略,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不合法。28年武装斗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等几千万烈士献出生命,人民群众推小车送军粮,抬担架,救伤员,不比一张选票份量更重,更能说明问题?     发扬民主的政治改革,首先应当以党内民主为主轴。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核心力量。核心力量不改革,除了被推翻,重新变成少数人作威作福,从哪里动起来?共产党的改革,“坚持名分”,为人民服务的纲领不变。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怎能不受影响,产生腐败并不奇怪。要害的问题是缺乏权力制衡,尤其是涉及发展方式?道路选择?执政方针这样的大是大非,如何保证为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坚持这个大方向不动摇,必须探索建立健全有监督?有制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安排。     既然多数人的现代化是大方向,政治改革的核心自然是发扬大多数党员的民主。非此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我把它称作(二)“员主固基”。我给你复印的这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如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种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趋势。8发展市场经济,整天和金钱?资本家打交道,势必出现贪污腐败。但是,应当看到,金钱美女可以腐蚀一小撮掌握权力的干部,腐蚀不了八千万党员。你没有那么多钱嘛!如果真的八千万党员统统都被金钱美女腐蚀了,均富的社会目标,也就实现得八九不离十了。反过来说,道理也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瓦解20年了,信仰危机确实严重,如果中国整个都是贪官污吏当家,共产党早完蛋了。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行行业业,都有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韧性的持续奋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每天都会介绍一个典型,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到处都碰到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这就是鲁迅说的,有埋头苦干的,有拼命硬干的,有为民请命的,有舍身求法的,他们是支撑中国的脊梁。9发扬党内民主,就是要发扬多数党员的民主,中国脊梁的民主,让他们有发言权?监督权?决策权。有人会说,凭什么先给党员这样的特权?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面对镰刀锤头宣过誓。你只要宣誓为多数人的现代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也可以有“员主”权利。根据这个誓言,五年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应当开成民主的大会;代表大会代表按地区,逐步扩大基层党员选举的比例,逐步减少上级指派;重大路线是非和方针政策,利用当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不用集中开会,完全可以率先试行实名制的全体党员公投!时代不同了。电视?手机?互联网,普及到这样,过去无法想象。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应当与时俱进。     既然多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探索?试验和反复实践的创新事业,历史进程中,路线?方针?政策上,必然产生不同意见。战争年代,党内斗争时常具有极端环境压迫下的特殊残酷性,伤害了不少一心为党的好党员。和平执政,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妖魔化共产党的今天,必须深刻汲取过去的沉痛教训,彻底改变动辄扣上“反党”帽子错误做法,真正允许?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正面承认人以群分,承认党内不同倾向和派系的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开展有纪律约束的正常的党内斗争。     总而言之,我的想法是,要想“坚持名分”,红旗不倒,必须积极进取,展开一个“名在实归”的“中兴”进程,奋进多数人的现代化,引领中国率先走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谷底。发扬党内民主,高举民主大旗的方向一以贯之,“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相互之间交叉互动,紧密联系,这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理解,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要想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要想坚持红旗不倒,核心力量必须充分自信?大刀阔斧地政治改革。当然,风险很大。但是,要有信心。核心是“坚持名分”和“员主固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还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能够大胆发动全体党员,巩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基础,政治改革就能像过去所有成功的经验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依靠八千万党员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3亿中国人民,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的制度保证。     王小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和份量了。没有免费的午餐。从80年代初你提出“三体问题”到今天,实现现代化,人均消耗能源,美国11吨标准煤?日本六吨?中国1980年0.6→2005年1.7吨,10这道简单的算数题,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费尽心机小30年时间,先知先觉走到了形格势禁!不是欣羡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吗?社会民主党也信恩格斯主义。按你的三种机制“钩兑”配比,互惠机制的比重?浓度比“以民为本”的香港政府多多了,真正值得认真学习—瑞典政府郑重宣布2020年建成无油国家!如今首都公交和政府车全用生物燃料或沼气了。2007年,欧洲可再生能源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将通过可再生能源来满足。100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党中央已经反复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斗胆冒叫一声:倘若中国从现在开始也认真算算大账,101调水+种草,用实际行动郑重承诺2050年油气资源基本自给,至少不继续增加进口,和平崛起,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有希望了!          注释:     1、“没有实施‘大棒’的情形很普遍,绝大多数时候,社会的惩罚机制,仅仅是撤回一点‘胡萝卜’,譬如,人们的态度会稍微冷淡些,或者对方问候的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变得有些生硬了,眼神也往四处游离了……”(肯?宾默尔:《自然正义》141页)“把家族作为契约关系的治理机制,优势在于这个制度在限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能力。……不忠行动所产生的负罪感限制了亲属间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群体成员之间的感情纽带也说明,家族用于惩罚行为为罪行不当的成员,既不依赖于公共官员,同时也更为有力。”(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76页)     2、详见罗杰`弗朗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     3、“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现实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31页)     4、“我所选择的‘有机体’是人类的一种情形。我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由于所涉及的个人的大部分经济收益来自公共池塘资源,他们都有强烈的愿望去解决公共问题以便能持续地提高他们自己的生产力。”(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48页)     5、70年代末,蒙德拉贡具有现代化技术教育合作体系和“以1.5万多名合作成员为劳动大军的70家合作工厂,以及有93家分行的信用合作银行和30万存款账户。”(托马斯?劳甘:《蒙德拉贡—对现代工人合作制的经济分析》1页)     6、参见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附录:〈哀莫大于分裂〉。根据美国商务部2011年2月11日的统计,2010年美对华贸易逆差2730.7亿美元(〈2010年中美贸易情况〉。“据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估计,1992~94年中东的武器进口量占世界武器总进口量的43%,八个海湾国家占整个中东武器进口额的70%。”(安维华?钱雪梅:《海湾石油新论》401页)     7、毛泽东早年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题写的楹联。     8、代金平?唐海军:〈国外政党是如何维护党员主体地位的〉,《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     9、“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94页)     10、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27页表~2和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7页。          杨莹录音、整理,王小强访谈、查书         进入专题: 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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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蔡元明:再论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蔡元明:再论为什么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 ——剖析多党制的竞争与选择 进入专题 : 多党制    ● 蔡元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常识。这就是一些人主张在我国也应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主要根据。然而现实是,在实行了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各种乱象,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现象⑴,导致执政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既然竞争能够促进进步,为什么实行了多党制的国家却都有那么多的弊病呢?我认为,仅仅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强,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等外部因素来解释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我们还应该从内因——多党制的制度本身——政党竞争来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     为此,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分析自由竞争以及竞争怎样导致优胜劣汰入手,对多党制的竞争及选择做比较深入、细致的剖析,由此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一. 竞争具有两重性          竞争有利于进步,在自然界有个很著名的“狼鹿效应”,大意是:人们为了保护鹿把狼都打光了,此后鹿的种群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好景不长,接下来鹿群开始流行疾病,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锐减。科学家们经过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有狼,使得病弱的鹿被淘汰,强壮的鹿才能得到繁衍,从而使鹿群进化。这种竞争促进了生物优胜劣汰的例子在自然界数不胜数,在我们人类中也大量存在着。我们是否可以说竞争就一定有利于进步呢?未必,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下面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在以自由竞争著称的美国,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可怕场面:“1905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潜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与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七周,随后,在小说《屠场》里,他描绘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竞争究竟是怎样促进优胜劣汰的?让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来探寻其中的原因。     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参与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根据取胜的手段和是否遵守规则可分为以下四类:①.提高自己并遵守规则;②.提高自己且不遵守规则;③.阻碍别人并遵守规则;④.阻碍别人且不遵守规则。     在鹿的例子里,由于狼的存在,体弱有病、跑不快的鹿被狼吃掉了,鹿只有使自己更强壮、跑得更快才能存活下来,由此形成了优胜劣汰,这样的竞争对鹿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如果竞争的各方不用提高自己,而用阻碍别人的方式来竞争,就不能导致进步;而采用违规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话,这种提高也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只有所有的竞争者都遵守规则并且通过提高自己的方式(无论他们是自觉地或者在强有力的监管下,被迫地这样做)来竞争,才能不断进步、促进优胜劣汰。          二.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执政            多党制最主要的特点是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两重性。它的优点是由选民当裁判,避免了执政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可以限制执政党滥用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政党体制把老百姓对政府(甚至是政治体制)的不满和怨气转移到了执政党身上,维护了政体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多党竞争增加了阻力,使得执政能力下降,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乱。     多党制为什么会产生阻力、出现恶性竞争呢?问题就在于各政党的目标与选民的目标并不一致:选民的目标是政府的执政表现好,效率高,而且谁能做得好,就选谁。而各个政党的目标则是竞争执政权,在选举中击败对手、赢得选票,让对手下台,自己执政。     如果说执政党为了能够连续执政,他们与选民的目标还比较接近的话,反对党的目标则与选民的目标截然相反。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的执政表现一直很好,选民对执政党自然很满意,执政党继续获胜的机会就很大,这对反对党有什么好处?只有政府执政差才对反对党有利,而且执政越差,选民越不满意,反对党就越有机会选胜。因此在对手执政时,他们总是设法给执政党制造麻烦,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掣肘。也许有人认为反对党可以通过帮助执政党工作来赢得选民的赞赏,而不必费尽心机扯后腿。这样做确实也会赢得少数人的赞赏,但更多的人会觉得执政党做得好,而把选票投给执政党。这和在篮球或足球比赛中,关注投篮或射门得分的人远多于关注助攻或传球的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反对党都是     采取阻碍对手的方式来竞争的。     反对党的掣肘方式有多种:     当政府提出一项好的措施,反对党的对策就是拖延,先在程序上找毛病,寻找执政党有否违反法律程序和滥用权力的嫌疑。如果政府的措施考虑不是很周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这时反对党就会在旁边等着看笑话,而且希望问题越大越好。一旦政府的执政出了差错,这时反对党一定会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把问题放大,尽可能地激起选民的不满,以便换来自己的选票。2008年底在台湾出现的“美国牛肉事件”就非常典型,而且确实也让反对党走出低谷,连续赢得了后面的几次选举。即使政府的执政比较平稳,反对党也会寻找机会制造一些障碍。台湾反对党对ECFA的反对就是这样,指望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为自己创造新的机会。有时为了全局的利益,政府的一项措施的施行需要付出某些地区或行业的局部利益(如两国的     贸易谈判),但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就比较难获得通过。反对党会利用那些利益受损的选民来给执政党制造麻烦,施加压力,经常会使这些措施流产。议会里的斗争是最常见的,对执政党提出的法案,反对党往往也是先反对了再说,这样至少可以降低执政党的效率。如果反对党在议会是多数,则可利用议会来制约政府。如果反对党在议会里是少数,他们也未必心甘情愿地服从多数,会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如拖延,在日本议会里就出现过“牛步”策略;还有更无赖的方式就是动武,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议会都屡屡出现动武的场面;有时甚至还会发动(或暗地支持)己方的群众上街示威,以此对执政党施压;就连美国也屡屡出现因两党争执而让政府关门的事件。总之,为了自己的利益,各政党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而这个代价只能由老百姓来支付了。     有些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可以防止失误和腐败,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反对党确实对执政党有监督作用,但它并不打算防止失误和腐败的发生。若是政府真的没有失误和腐败了,这算谁的功劳?执政党肯定会宣扬自己的高效与廉洁。因此,反对党比任何人都希望政府存在失误和腐败,而且特别希望这种失误和腐败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如选举前夕)被揭露出来,这样才能为他们赢得选票。     反对党这么做会有麻烦吗?通常不会。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批评总比干活要容易得多,而且政府的任何一种措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有人得益,也有人受损,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些都给了反对党批评它的机会。这样既给执政党制造了麻烦,还会让选民觉得反对党很用心,一举两得。当然,既要制造麻烦,又必须掌握好分寸,还要找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说反对党不希望政府表现好,那么,执政党的执政就那么完美吗?他们就一定会按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去执政吗?未必。     从西方的实际情况看,执政党如果表现不好,未必就一定下台,而执政党的工作做得很好,也未必能够连任。“法国的希拉克和美国的小布什虽然应对自然灾害堪比灾难本身,但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连选连任。……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堪称黄金时期,但同党的戈尔照样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治理国家十几年,表现极佳,无可挑剔,就因为执政时间长,照样败选。”⑶因此,执政党对真正做好自己工作的兴趣并不大,他们的兴趣点还是集中在选票上。          在竞选时,无论哪个党执政都要把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自己的成员“辅选”和“拜票”上,这势必会对政府的工作产生影响。在剩余的时间里,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努力为选民服务,以争取选票,但也经常会为了选票而放弃长期利益和全局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如不恰当的投资和减税等,自己做好人,把烂摊子留给下一任。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常出现,这也是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不连贯、影响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关系还风和日丽,可他回国不久就开始了中美摩擦。而这些摩擦都源于某些集团的利益,如会见达赖,只能满足某些强硬派的要求;卖军火给台湾也只能满足军工集团的利益需求。而这些做法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中美关系,影响美     国的信誉。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但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最近,欧洲的债务危机也与用执政“资源”为自己争选票有关,用张维为教授的话说就是:“多数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民主“短视化”结果。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耗尽了国库,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埋单。南欧国家相继出现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⑷此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执政党由于某种原因被反对党抢了先。这时,他们之间的地位就倒了过来,轮到执政党反对了。在台湾,就连人见人爱的大熊猫,都曾经被拒绝入境,其原因就是大熊猫的到来不利于执政党的选票。     这些年来美国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选票。美国的老百姓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的上涨速度。所以,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产品进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从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措施实施以来的实际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⑸,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比较麻烦,需要像我们在节能减排所做的那样,关闭一些效率差的工厂,失业的工人们要进行学习、提高劳动技能,然后再重新就业。但这样说起来就很复杂,老百姓不容易听得懂,另外执行起来,工人们要花精力去学他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收入上也会有损失,自然不会投他们的票。相比之下,对人民币施压、攻击中国,老百姓容易懂,选票也容易到手。正像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说的那样:“对于美国的公民来讲,他没有刚刚咱们说的五分钟时间去解释,有五分钟他也不会耐心地听,他宁愿看两分钟广告,看两分钟电视剧,他也不愿意听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多沉闷,谁愿意听这个话题。人家就愿意听30秒的话,人民币的汇率太低了,因此出口多了,抢了我们工作”⑹。至于这种方法是否有效,则没有人关心,因为到下一次选举已经事过境迁了。     各政党的目标是选票而不是政绩,这就是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甚至产生恶性竞争的主观因素。有了主观因素,只要条件合适,就必然会执政低效。而西方的政党竞争制度,恰恰又使得这种情况比较容易产生。原因是这个竞争不是直接进行比较的。     如果各政党的执政是像体育比赛那样同场竞技,大家就比较容易看出谁优谁劣。但在多党制竞争过程中,各政党是先后执政,他们的执政条件千差万别。就拿选民最关心的经济来说,当遇到了世界经济好的时候,发展经济就容易得多,而赶上了经济危机,能保住经济不下滑就不错了。单看某些指标,如GDP的增长率、就业率等,已经无法看出谁的执政本领更强。另外,政治家的执政行为和政策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民生等诸多方面,这时综合判别他们优劣的难度就更大。在这种难以看出执政优劣的情况下,执政的政治家做秀就会比脚踏实地的工作更容易赢得掌声,也更容易获得选票。     多党制导致执政低效及恶性竞争还在于缺乏监管。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都没有对反对党的反对行为进行监管的机构,而且因为这些事情多数都是合法的,即使有机构监管,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要做得不太过分、太露骨就不会有大的风险。     由于双方都把精力用到了选票的争夺上,选民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的长远利益就只能先放在一边,这种竞争当然不可能等同自然界那样的竞争,也不可能有选民希望的高效率了。事实上,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执政党在工作的同时,要关注着媒体,以便宣传自己的功劳,还要应付反对党恶毒的攻击和掣肘,甚至还要防范对手设下的陷阱,执政的效率怎么会高呢?          三. 多党竞争条件下的选举          对西方多党制的追捧者来说,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各政党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政党轮替,让选民这个裁判来判断和选择。然而这个政党轮替的实际效果实在令人无法恭维,由于选举信息的不对称,选民很难做出好的选择,况且由于金钱的因素,有些人根本就无法参选,许多政策则根本无法出台。     在多党制条件下,竞选非常热闹和好看,电视、报纸等媒体都充斥着各种选举信息,大家都努力吸引选民的眼球。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执政有功,反对党则攻击执政党执政不力。尽管如此热闹,但选民还是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首先是缺乏可比性。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各政党的执政内部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前一任领导人腐败无能,不等于后面的领导人也腐败无能,前面的领导人清廉有为,也不等于后任的领导人清廉有为。所以,选民很难知道各政党今后的表现。其次,如果要全面地解读各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主张,要求的知识面太广,多数选民都难以同时具备这么多的知识,更何况有的候选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故意模糊自己的竞选理念。第三,由于各政党在竞选时,不断的相互攻击、辩驳,而这些攻击和辩驳的真     实性也不容易查证。此外,他们自己的竞选政策、主张也往往不能兑现,甚至有些政策的提出就是为了骗选票,并不打算真正兑现或者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些对选民的判断都形成了巨大的干扰。     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让选民难以判断的一个因素。一项施政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上下级政府以及朝野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但成果算在谁的头上却并不容易,同样,施政出了差错,过失也不太容易完全归在于执政党的无能,或是反对党的掣肘。     选举舞弊更是各政党在选举中难以摆脱的恶习。由于上述原因,通过政绩赢得选票比较困难,正常的竞选方式大家也都用尽了。于是,各政党在竞选时都会有一些不正当的竞选方式,试图赢得更多的选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为迎合选民而乱开支票就是一种常用的方式,最近南欧各国债务危机就是各政党竞相讨好选民造成的,结果把国家拖到了要倒闭的边缘。其它方式如:恶意歪曲竞争对手的执政主张来误导选民,对竞争对手进行造谣污蔑,甚至还可能采用贿选等手段,更恶劣的是有些候选人还会动用黑社会。更让选民困扰的是,有些手段常常出现在选举的前夜,让选民来不及做出正确的判断,也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此外,监管的缺失也是选举舞弊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守规则往往会得到更多的选票,即使有些人比较善良,不愿意通过违规获胜,但他在这种竞争中总是要吃亏,甚至会被淘汰。     有些人根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认定可以自由选择的多党制好。但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如果在一个市场里,各种商品既缺乏可比性,又缺乏有效的管理,这样的市场一定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混乱不堪。它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也不会促进真正的优胜劣汰,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市场是没有人愿意面对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选举时,相当多的选民就只能“跟着感觉走”,而不是科学和理性的选择。“铁票仓”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铁票仓”的选民不管他们喜爱的政党或个人做得多么差,都会支持它。身陷“洗钱”和“召妓案”的陈致中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而且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创下高雄市议员历年选举最高得票纪录”⑺就非常典型。其它的非理性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如:同乡、同民族等,甚至身高、相貌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这类现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中都大量存在着。这样的选举还会促进优胜劣汰吗?这让许多选民失望,成为西方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低的重要原因。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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