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阅读更多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
阅读更多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一个政治集团可以将“唱红”当作统治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
阅读更多台湾原住民血统的日本警察花冈一郎，是统治者培养的“以番治番”的种子。雾社屠杀发生时，他用铅笔写下十足日本味的句子: “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花冈和族人一道承担共同的命运，带着妻子以及一个月大的儿子自杀。这是被殖民者同化后最深沉的无奈，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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