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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私人空间与天下公言——方韩之争随感之八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 戴建业       方韩的笔墨之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不仅韩粉与方粉隔空叫骂，连不少法律人士也就代笔质疑的合法与非法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方舟子质疑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这是他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派认为方舟子的代笔质疑，侵犯了韩寒的个人名誉，超出了学术争鸣和言论自由的界限。我曾说过这一文化事件，不仅具有社会学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的学术价值，现在看来这场争论可能还具有法学意义，有利于今后在保障言论自由和保护私人空间之间划定言论自由的边界。     法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我一看到像砖头一样的法律文本就发晕，对于法学家们的争论，像我这样的外行“休得多言”。由于方舟子质疑的韩寒作品，都是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体裁，我试图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厘清私人空间和天下公言的分际，划定文学研究者学术研究与私域侵权的分野——哪些地方可以畅谈，哪些地方必须闭嘴。     文学研究中言论自由的边界，分际就在于其论域是私人空间还是天下公言——如果是私人空间，学者就不得随便闯入，如果是天下公言，则可深入研讨并展开争鸣。而判断私人空间与天下公言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是否发表。不管是文学还是非文学作品，一经公之于世就属公言而非私语。不妨以这次方韩之争中韩寒两封家书为例。韩寒上学期间写给父亲的书信，绝对是他们父子之间的个人隐私，文学研究者不可像侦探那样，偷偷摸摸地闯入韩家拆开信件，也不可将它们的内容公之于众，更无权随意谈论是非和品评高下。但是，当韩寒父子将他们之间的通信上网发布以后，它们就由个人私语变成了天下公言，而天下公言就可任人评说，这就像将私宅捐作公用一样，即使所有权仍属私人，但公众都可随意进进出出。     你要想保护个人隐私就不要发表，一经发表就不再是个人隐私，敞开了私人空间而进入了公众视野，因而人们不仅可以谈论它的雅俗优劣，还可以审视它的是非真假。我们再模拟一封夫妻之间的书信为例。一个千里之外的中年男子给家中太太写信说：     “亲，想死你了，下月回家，一定要让你全身颤抖。”     这样的蜜语在夫妻之间呢喃十分缠绵，将它公之于众可能就稍嫌轻佻，夫妻之间那些事儿在卧室之内谁敢过问，晒在大庭广众之中就会招人唾骂，可能有人骂他俗气，有人骂他“神经”，还可能有人质疑信为赝品，或者怀疑它是年轻人代笔——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中年男人对太太不大可能还有那种激情。     言归正传。     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是否侵入了韩寒的私人空间呢？从目前方舟子的质疑文章来看，他都是就韩寒已经发表的作品展开文本分析，他的论域全是已经发表的天下公言，他的质疑文章全都指向同一个中心论旨：韩寒早期获奖作品和代表作品，其生活情趣、审美特征、语言技巧、知识广度、个人生活乃至疾病症状，都非一个青少年所能具备，而是出自一个中年男人，而且这些“都符合他爸的特征”，质疑这些作品可能由他人——特别是他爸爸代笔。方舟子的分析全是从署名韩寒的作品中寻找内证，再在这些内证的基础上展开分析推理，并进而得出他的判断结论。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角度看，方舟子没有超出学术探讨的范围，而且他基本上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阶段。     可韩寒受不了这样的质疑，因为它事关一个作家的声誉，如果人们相信他的作品为代笔，他作为作家的才华和作为人的人格，在读者心中立马全部破产。为此韩寒向法院起诉方舟子，韩寒的律师代表成员@陶鑫良提交起诉书后发微博说：“今上午代理韩寒向普陀区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后，已经接到多多电话询问。但本人确凿授权有限，实在无可奉告，敬请各位朋友尤其是新闻界朋友的见谅。但可以报告的是：1、起诉的是侵害名誉权与著作署名权。2、我仅是韩寒律师团队的一位代表。3、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寻常态积极配合法院受理或审理本案。谢谢。”起诉方舟子“侵害其名誉权”，还勉强能找出一些理由；告他“侵害著作署名权”就莫名其妙，方舟子既没有占有韩寒的著作权，又没有不要韩寒在作品上署名。上海法院尚未正式开庭，法院之外的法学工作者分成针尖对麦芒的两派，中国政法大学的两位同事还为此争得不亦乐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在微博中声称：“方韩之争，我将坚决、明确地站在方舟子一边。不是因为方舟子正确，因为言论自由！”并认为“言论自由保护的不是正当质疑。只要质疑有一定合理性即可。将质疑标准定为正当，在压缩言论自由空间”。“言论自由永远不仅是提问的自由，当然地包括判断的自由。”青年法学者“@萧瀚??居士”回复@何兵说：“您就这样对待私权吗？法律保护每个人的财产，但不禁止我随便质疑他们的财产是偷的抢的还是骗的？”萧瀚先生将文化产品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产品，物质商品的私权归宿容易判定，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不得说人家的东西是偷的或抢的。文化产品情况就非常复杂，署名作者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的原创，可能来自抄袭或模拟，也可能是由他人代笔，在古代伪托他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绘画作品被指模仿或代笔的案件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语言作品抄袭或代笔的事件也同样层出不穷。仅就从代笔而言，如班固父子的《汉书》、曹雪芹等人的《红楼梦》、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等，有的是无解悬案，有的已经定案，有的仍是疑案。《汉书》面世后便众说纷纭，一直现在还是死无对证；《红楼梦》后四十回通过学者考证，已经认定为他人续作；张之洞名著《书目答问》是否由缪荃孙操刀代笔，至今还是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既然班固、曹雪芹、张之洞这些大家可以被质疑代笔，韩寒为什么不能被人质疑代笔呢？还有挂名李白的两首名词《菩萨蛮》、《忆秦娥》，同样也被认定为宋人伪托，李白可以被质疑代笔，韩寒被质疑代笔就侵犯了私权？来听听@萧瀚??居士的高论：“对于在世作家和故世作家不可用同一个标准。”可能是我不太懂法学的逻辑，死人代笔就可以欺负，活人代笔就只能纵容？     学者们质疑《红楼梦》后四十回是他人代笔，同样没有直接证据，同样是根据作品本身的语言、思想、风格等，与前八十回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由他人代笔这种事情，不能由法官一个人“一锤定音”，最好交给专家和大众来“七嘴八舌”。代笔之争不是一纸判决就能让众人闭嘴，大家只有“心服”才能“口服”，所以我在前一篇文章中说，韩寒现在必须以自己的才华进行“自证”，才能改变社会大众由此形成的“心证”。     美国法中界定了“事实”与“评论”的内涵外延，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所谓“事实”就是对业已发生事件的陈述，“评论”则是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意见；前者要求必须尽可能客观，捏造或歪曲事实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者则属于个人主观，对同一件“事实”可能有不同认识，不同认识更可能有对有错，法律通常给予它更多保护，保护“评论”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如果稍有错误就受到法律惩罚，以后谁“还敢”谁“还愿”评论是非呢？我国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一条规定了三种情况下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1、侵犯他人隐私；2、捏造事实；3、侮辱诽谤。这三种情形没有一条与方舟子沾得上边：他讨论的是韩寒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下公言而不是个人私语；他完全是基于作品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从来没有捕风捉影捏造虚构；他只是在分析推理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没有侮辱和诽谤过被质疑者。     可见，方舟子对韩寒质疑只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问题。如果基于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分析，肉麻地吹捧作者和作品便能投桃报李，对作者和作品真伪展开质疑就要吃上官司；或者像萧瀚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质疑古人和死人，但绝不能质疑今人和活人，那么，中国当代学者不是古人死人的“鞭尸专家”就是活人名人的“吹鼓手”。     香港学者郑戈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的《法律如何规制名利场》，是一篇值得推荐的好文章。郑先生没有像大陆许多“公知”那样牵扯进各自的利害和人情，他是站在专业角度和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发言。他引用澳大利亚Windeyer法官的这句名言发人深省：“法律不保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名誉，它只保护这个人值得拥有的名誉。”如果法律保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名誉”，那些抄袭作伪的懒汉无赖，那些代笔剽窃的名利之徒，不仅可以在人间胡作非为，还可以在天堂招摇撞骗。     只要没有侵入私人空间，只要没有捏造事实，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对于那些基于天下公言展开分析的学者，对于那些基于事实进行质疑的勇士，既需要法律的保护，也需要社会的宽容，我们这个时代质疑者太少，而吹鼓手和马屁精又太多！           2012、2、13于台湾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84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曹思源：“六个不搞”毫无道理 ——吴邦国同志不妨作点自我批评 进入专题 ： 六个不搞 吴邦国    ● 曹思源 （ 进入专栏 ）       吴邦国同志2011年3月10日在人大会上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六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反复阅读，觉得问题严重，事关党和国家的安危，涉及普世价值，不能不进行一番商榷。          我的商榷文章《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首先寄给了吴邦国，尔后公开发表于报刊和网络，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数月之内有八十多个网站转载，阅读点击量达到32724，评论有250条。许多人都批评了“五个不搞”、“六个不搞”，唯独吴邦国同志本人按兵不动，既不作自我批评，也不作反批评。无声无息无反馈，委员长同志似乎无动于衷，于是我等公民不得不再三撰文言事。          一、靠什么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吴邦国同志声言“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那么他要搞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党执政了。如何实现一党执政？他在同一个报告中说了，要从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这里就暴露出问题来了。众所周知，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中共的执政地位或曰领导地位应当靠的是民心，即选民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拥护来实现。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候选人，选民有权投赞成票，也有权投反对票，即使投反对票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使大多数候选人有了法定的多数票，光荣当选，从而使得共产党享有了执政权或曰领导权。每一张反对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无疑都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只有当反对票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选举制度才是民主的，获胜者的执政地位才是合法的。这就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啊！如果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就要对每一位敢对共产党投反对票的人予以法律制裁，那就等于剥夺选民的自由投票权，那就意味着把共产党推到反民主、反历史的地位上去了。          想当年国民党就是以强权暴力维持其政权，最后却没能确保其执政地位，而是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殷鉴不远啊！          应该说，共产党并不害怕批评者，因为共产党向称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可怕的倒是以维护党的名义，制造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看如今，2012年2月14日，在我国宝岛台湾，国民党与民进党举行了竞选，国民党不再依靠强制力，而是依靠选民投票取得了连选连任的权力。面对这种历史的变迁，不知道吴邦国同志有何反省？          二、思想岂能垄断          吴邦国同志宣布“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意是说，指导思想只能是唯一的。其实这个意思并非今天的新发明，远的不说，至少林彪就有这个意思。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早已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都是唯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别人的“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如果需要作出决定的话，那就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三、谁能对抗世界宪政潮流？          在被舆论称作所谓“五个不搞”的指示中，吴邦国宣布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这里已经包括了两个不搞，此前此后分别还有两个不搞，算起来一共有六个不搞了。          当今世界94%以上的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这就是民主宪政的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谁也不例外。          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人类反封建、反独裁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国家都应当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不能允许有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制约的权力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经过痛定思痛，也早已认识到：“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此外，为什么不能搞两院制？令人不解。          据统计，当今全球各国议会中，实行一院制的占55%，两院制的占45%。显然，这与姓“资”姓“社”无关。仔细考察，世界上中小国家大都采用一院制，大国大都实行两院制，而中国则宣称坚持一院制。          不过，中国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请问，每年两会是不是可以改为只开一会呢？我想那恐怕做不到。两会都要开，一个不能少。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搞两院制呢？这两会与两院制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倒是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不妨出份材料，讲讲一院制、两院制的来龙去脉，分析它们各有何优劣，让天下人独立思考，进行权衡比较。          这样做比委员长一个人简单地宣布“不搞两院制”，是不是要有道理一些？          四、联邦制问题不妨研究之          吴邦国同志在不讲明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搞联邦制”，确实让天下人大吃一惊，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味道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至今在国家结构上一直是个单一制的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来也没有提出讨论要不要搞联邦制的问题。就我所知，倒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本党任务和奋斗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七个国家中，有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等5国实行联邦制，所占比例为71%；而在国土面积最大的七个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6国全部实行联邦制。因此，如果说联邦制比较适合大国的发展，应当是有根据的。中国既是人口众多，又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对联邦制的经验，很有认真了解和借鉴的必要。          1960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对到访的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先生说过：我们从中国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从结论上讲，就在于“合众国”。美国这个秘密，对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12月9日第九版）          吴邦国同志，看看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您有何感想？看来无论搞不搞联邦制，都大可不必把联邦制一棍子打死，不能拒绝加以研究。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对联邦制问题不妨多多研究、集思广益，最后按程序民主办事，慎重决策。          五、不搞私有化是什么概念？          吴邦国同志要求不搞私有化的这句话很含糊。简单地说，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您所说的私有化是什么概念？用什么统计口径计算？譬如说，如果在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中，国有经济降为零，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上升到100%，就是私有化，那请您放心，这种单一所有制经济谁也办不到，欧美各国都不可能，中国也永远不可能出现。          如果说，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总产值降到50%以下，非国有经济总产值上升到50%以上算是私有化的话，那么，中国工业经济早已私有化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系列数据，中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8年便已达到50.4%，尔后各年的此项比重依次是：1999年为51.1%，2000年为52.7%，2001年为55.6%，2002年为59.2%，2003年为62.5%，2004年为65.2%，2005年66.7%······          第二，如果按私有制占50%以上的标准判定经济私有化，中国经济早已私有化了。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现在再要求“不搞私有化”，恐怕为时已晚。如果现在吴邦国同志还要力挽狂澜，恐怕得发出以下号召：“必须降低私有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私有经济的比重”、“坚决打退私有化浪潮”……          真要照此逻辑搞下去，那岂不是极左路线大回潮？那还不把经济搞乱、把整个中国搞乱？我想委员长的本意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六、国家大事要让天下人共议          委员长的报告除了以上问题外，还有一个工作方式、工作态度问题：          吴邦国同志给读者的印象是不讲道理，或不屑于讲道理， 甚至概念不清、不知所云。这“六个不搞”的文风，倒有点像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过这种文风现在已经吃不开了。21世纪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敢于向领导干部问问“为什么？”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常务委员和委员长）的工作职责和权限由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等法律予以规定。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全国人大的基本工作方式不是一言堂而是共同议事、表决，即逐项审议和表决通过具体的议案和法律案，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任何名义对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做什么报告，要求全国公民和全国各单位遵循。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制度问题的决策，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职权范围。          吴邦国同志，您去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只用一句话（总共50个汉字加5个逗号和一个句号）就做了“六个不搞”这样的“指示”，您不觉得太匆忙了么？您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您不觉得这样讲“六个不搞”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吗？          事情已经过去360天了，吴邦国同志至今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我希望今后委员长能谦虚一点，能以商量的口吻对全国公民讲话。我想，如果换一种现代政治家的演说方式，把“六个不搞” 改成“六个搞不搞”，把相关概念交代清楚，把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人意见讲出来，征求各位人民代表和全国公民的意见，鼓励天下人各抒己见、热议国事，或许效果会好一些吧？          以上意见仅供读者朋友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曹思源          2012.3.2重订      进入 曹思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六个不搞 吴邦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8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一直想写一篇有关美国与中国的大学有何异同的博文，但总是不敢下手，原因不仅是美中两国大学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从大学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课程安排到学生入学以及入学后的学习生活有很大的区别，而且美国的大学本身也互不相同，没有千篇一律的管理教学体制，所以要在短短的博文中谈这样的话题，实在是很难的。不过，我们从读者那里得到不少反馈，希望多多了解有关美国大学的情况，前不久还有读者问道：“美国大学不考核就业率吗？” “你们不学华盛顿理论吗？或者杜鲁门思想?”等问题。因此，今天的这篇博文就以闲聊的方式，谈谈美国大学的教与学。 要了解美国大学教育的本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的大学本科十分注重“通识”教育、而研究生才是以专业教育为主的。在经济、社会和技术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大学生需要得到基础广泛的教育，通识教育可以满足他们应对个人、社会和专业的各种挑战；通识教育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终身学习的坚实基础，使学生成为“受过教育的人。” 斯坦福大学学生乐队在表演 (照片：Bobak Ha'Eri) 我们常常听到中国的家长们问准备考大学的孩子“你准备考文科还是理科？”因为在中国，高考是分文理两科的，而文科、理科又是“水火不相容”的，报考了理科就不能报文科，反之亦然。在美国，考大学是不分什么文科理科的，学生们也没有这样的概念，许多学生进入大学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上哪个专业哪个系，先入了学再说，等到二、三年级时才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这个做法与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同，中国的大学生，在被大学录取时，就已经确定是进入数学系还是中文系了。 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感到疑惑，美国的大学新生，如果入学时不知道自己进入哪个系，那么他们如何在大学学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引出了美、中大学体制的核心不同之一，而这个不同，很多中国的大学生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包括许多年前刚到美国的我自己。 在中国上大学时，不但入学时已经定好了进入哪个系，如果系里招收的新生比较多的话，还要分班，比如中文系一班、两班、三班等。此后的四年大学生活，就以班为基础，每个班有班长，还有各科代表等，模式与中小学一样，系里则会派出年轻教师担任年级辅导员。所谓同窗，主要就是指同班同学，除了选修课外，大家在四年中上同样的基础课与专业课，四年下来，结下深厚感情。所以，班级不但是学生的核心组织，也是大学的基础：没有大学是没有班级的，同样，没有学生是不属于班级的。 中国的大学这种以系为单位的“班级”，在大多数美国大学中是不存在的，美国大学的所谓“班级”，是以学校为单位的，所有同一年进入大学的学生，就是一个“班”，与中文的年级意思相近。所以讲到班级，美国大学生的概念只有“某某年班”（相当于某某届），比如1990年班(class of 1990)、2012年班(class of 2012)等等，也就是说1990年、2012年毕业的学生，都是同班生，前面再冠以不同的学校校名(注意，不是某某系或学院)，比如耶鲁大学1990年班、马里兰大学2012年班等。 此外，在教学中则有教学班，比如同一门课的学生，就是一个班，一个学生需要上不同的课，所以他就有不同的“班”，但这样的班是十分松散的，大家上课时在一起，下了课就各奔东西，同学间没有紧密的联系，也没有什么班长、课代表，更没有对学生有管辖大权的教师辅导员。许多时候，一个学期下来，同班同学只知其人而不知其名的屡见不鲜。美国的大学生就是在这种松散而又自由的环境中学习成长的。有时我想，我现在最好的朋友不少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如果像美国的大学生一样，几千个人一个“班”，这些好朋友岂不都不见了？ 美国的大学没有“班级”，学生每天与不同的同学打交道，他们又是如何建立感情的呢？说起来，美国大学生之间建立感情的主要基地之一是学生宿舍，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往往以后就是好朋友。由于没有班级，所以住在同一宿舍中的人，选择专业往往各不相同，可以是学化学的，也可以是学音乐的。由于大多数大学的学生宿舍只给一、二年级学生使用，所以住在同一宿舍中的人，基本上在第三年就分手了，有些可以继续结伴在校园外面找房子住，有些就回家住。也有不少学校的住宿规定是每年重新组合，因为一到暑假，学生必须全部搬出宿舍，到暑假过后再回到学生宿舍时，就不一定是原来的宿友了。除了宿舍之外，参加各种学生社团也是加强同学间相互联系的重要途径。校园内的兄弟会、姐妹会及各种兴趣团体五花八门，参加这些学生团体不但能够满足课外活动的需求，也是联谊的重要方式。 美国的大学没有“班级”，学校如何对学生进行管理呢？简单说来，学校主要从学生的学业以及学费方面管理学生。美国的大学绝大多数实行学分制，学生修完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校会根据学生每年取得的学分情况，监督学生是否在规定的期间内选择专业并按时毕业。一般来说，学生最迟必须在第三年时将专业定下来，也就是将自己归属到某一个系或学院，如果到第三年学生还没有将专业定下来的话，就很难在最后一年里完成规定的学分，也就是说不能按时毕业。不过话说回来，是否按时毕业对许多学生来说不是要紧的事，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不少学生往往有意多读一、两年，这个现象在前几年经济不好、就业市场不理想的情况下更为普遍。对此，学校是不会干涉的，只要学生按时付学费就可以了。这在中国可能会被视为留级，但在美国没有人会这样看，这也是两种教育体制与观念的不同。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在学生入学时不急于让学生选择自己的专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学信奉“通识”教育，希望学生学习各门学科，广开知识面，为将来的进一步深造打下知识基础，另外一个就是学生刚从高中毕业，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将来究竟要学什么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有一个适应、学习、了解的过程，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这样更能发挥学生的潜能以及特长。 美国的大学，每所都有各自不同的课程让学生选择，这就是大学的多样化。但在不同的课程中，还是有共通之处的，也就是有公共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之分。在公共课程方面，数学、英语、写作等是所有学生都必须修的，其它的就各取所需了。至于读者关心的华盛顿理论或者杜鲁门思想这一类课，基本上属于政治学门类，绝大多数学生根本不会感兴趣，学校也不可能强迫学生学这一类课，只有少数对政治思想、历史人物感兴趣的学生，才会选读这一类的专业课。 至于“美国大学不考核就业率吗？”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学生的就业率根本不是大学教学的考核指标，也没有任何教师或学系、学院会因此受到压力。但美国有不少大学评级机构，这些机构在对大学评分时，是会考虑每所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的，就业率越高，对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从学校的角度看，虽然就业率不是考核教学的指标，但就业率毕竟关系到学校的声誉，所以学校会在课程设置、教学以及辅导学生就业方面下工夫，为学生毕业后能够找到好工作提供便利。

北斗网（ibeidou.net），致力于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间弘扬人文精神、普及社科常识，推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自我启蒙。这个口号很好。但我觉得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致力，到底形式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提供服务。以前有人批评说北斗想给当代中国大学生启蒙，这个有点姿态太高了。我们不是启蒙，我们是服务于启蒙。我们是为启蒙必需的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服务的。北斗一直以来就是为了提供一种服务，把好的文章介绍给大家，这半年来尝试的自主办栏目，也是为了知识和观点的传播。     未尽的发言： 北斗是什么？北斗为什么？   文/刘一舟（北斗人）     （按：本文是我为九聚读者开放日准备的致辞。聚会因故取消了，我这简单的发言也没有完成。但整个北斗就是在铁屋子里一场长期的发言，我们要把这个坚持下去。） 各位北斗同仁，各位读者： 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杭州参加北斗九聚，我是北斗新任理事长刘一舟。在此是我代表北斗向大家说一声欢迎，但是有点冒领功劳的感觉。为了这次聚会而不辞奔波的热情地主和不辞琐碎筹划组织的工作人员，更有资格说欢迎。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北斗能走到今天，第九次聚会了，靠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人愿意不为利益而是为了信念、理想、友谊等的确确实实的付出。正是这个世界缺少的东西。 其实呢，我和大家一样，对致辞这个东西感到有点不适应。因为致辞在印象里好像是前面说我代表XX表示热烈的祝贺，后面说祝这次大会圆满成功就完了。中间不论多长的内容，概括成一个词：就是“虚伪”就可以了。而这正是这个世界多余的东西。 我们在座的各位，肯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自由和纯粹，讨厌当政者公开鼓吹意识形态私下玩弄权术的那一套。我一直觉得，北斗立命之处，不是心有多大，而是赤诚相待。坦诚！是我作为新任理事长向大家做的一个承诺。那么今天我也不讲什么冠冕堂皇的东西了，我是想作为一个北斗的老人，跟大家谈谈对北斗的一些思考。主要谈这么几个问题，言简意赅的，就是北斗是什么？北斗为什么？ 至今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对北斗是什么进行过理论性的思考。我们在说北斗这个词时，语义是非常复杂的，它可以指我们的事业，也就是我们致力于打造的人文思想平台，也用以指我们组成自己的这个群体。在这里，北斗的所指就有模糊的地方。北斗既指北斗网背后的运作团队组织，也可以指由这些人推延形成的圈子。这说明我们这个群体，既有规范化的组织性，也有私人化的圈子性。这就有点纠结，因为当我们想按照理性与科层化的形式来进行组织运作以更高效地工作时，圈子的特性牵入进来。而这个圈子边界又是不确定的，徘徊于网络的虚拟互动和现实人情之间。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自身的现实？在中国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已经在网络中复制和重构的环境里，北斗无疑是个新现象。 那么该用一个什么名字来概括这个整体性的北斗群体呢？我倾向于北斗共同体。北斗共同体是一个由现实事业聚合起来的自发性的群体。这个事业也把我们和一般的网络社区或者朋友圈子区别开来。北斗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持这个事业。因为这个事业，我们要有组织性，而在组织中，就有人际性。作为北斗共同体的一员，或多或少，都要参与到这个事业中，这即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被迫。这个共同体比较接近community原意。滕尼斯在提出community的这个词时，他的意思是要和社会相对应。Community指的是前现代那种内部团结的社群，社会指现代这种，社会都是密不透风的隔间的这样的形式。齐格蒙特鲍曼就说：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然而，“共同体”不是一个已经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我觉得在北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这种世界。什么能比一个事业而非利益的共同体更温暖的了呢？ 这个事业，也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北斗为什么？在我们网站上原来写有这么一句话：北斗网（ibeidou.net），致力于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间弘扬人文精神、普及社科常识，推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自我启蒙。这个口号很好。但我觉得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致力，到底形式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提供服务。以前有人批评说北斗想给当代中国大学生启蒙，这个有点姿态太高了。我们不是启蒙，我们是服务于启蒙。我们是为启蒙必需的思想的交流与传播服务的。北斗一直以来就是为了提供一种服务，把好的文章介绍给大家，这半年来尝试的自主办栏目，也是为了知识和观点的传播。 网络改变了中国。网络让中国的公共性有了空间。在现实社会里，中国没什么公共性，突破口不大。社会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不仅仅是政策控制，还有文化控制，每个中国人，都要按照当权者制定的那套规矩来，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网络，让人们有了自由言说的机会，虽然还是受控制，但比现实行动受到的限制要少了许多。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网络环境是很混乱的。中国人本来没有公共生活的实践，现在一开始进入一个比较自由的网络中，不混乱才怪。北斗处于网络环境中，不能不应对这个情况，我们不仅仅是要应付，还要去主动改变。就是在混乱的网络环境中，哪些是有意义的东西，哪些是理性的讨论，北斗都要把它梳理出来，提供给大家，这就是我们承诺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北斗本着公平的立场，以普世价值为准则。北斗不敢言大志，但网络中的良性角色秩序，也会影响到现实的，这是肯定的。 北斗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自然有其结构性也有其随机性的因素。结构无法克服，随机无法估计，我们并不能掌握它的发展路径。这就和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同时2012来了。我以前就说过，2012这种荒谬的预言，为什么会流行开来。这个玩笑里的严肃成分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宏大叙事破产，意识形态虚伪性被充分认识到，人类迷茫情绪的体现。这也给我们启示就是，与其觊觎一个理想的未来，不如珍视我们的遗产和当下。守株待兔等不来船票。我认为，有坚持才有未来。哪怕2012真的来了，我们也已经够本了。坦诚、务实、行动，是我认为北斗团队的新气象。 希望大家也能利用难得的相聚机会畅所欲言。谢谢大家！ （采编：徐海星，责编：黄理罡）   您可能也喜欢： ＜特稿＞让自由成为青春的旗帜——在“北斗”八聚上的发言 寒冬夜行人 ——贺《北斗》一周年 2010南非世界杯《北斗》预测摘录 北斗关于清华百年校庆特稿征稿启事 北斗：摘星星的孩子 无觅